有人说社工对于中国太过超前，但也有人坚信中国更需要社工。在内地社工事业最早发展的上海，一些人已经走上职业社工之路，成为社工事业最初的开拓者。
　　
　　“建议政府用16亿元购买社会公共服务。”6月15日，上海市政协通过提案，建议政府从1600亿拉动内需资金中，拨出1％用于购买公共服务领域的社工岗位。“社工”一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重要的“角落”
　　
　　“老板，他们找你！”看到唐凯和王安琪来，牛肉拉面店的伙计，赶忙用带着西北口音的普通话高声叫马老板。马老板只有20多岁，拉面店开在上海浦东新区一条马路的拐角。马老板笑眯眯地迎出來，不停地问：“吃饭没有？进来吃碗面，真的，快进来，吃面。”
　　“我们是来发这一期的杂志的，上面有我们搞活动的照片呢。”王安琪递上杂志。马老板打开杂志，找上面是不是有自己的照片。
　　“最近怎么样？”唐凯问。
　　“还可以。”
　　“解决了吗？”
　　“快了吧，可能就这一个月。”
　　如果不了解实情，外人实在很难看出，唐凯和王安琪两个上海年轻人，怎么会跟回族拉面老板如此熟络，对话像暗号一般。但如果知道唐凯和王安琪是社工，情况就要容易理解一些，拉面店老板是社工的服务对象，他们之间的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家老板跟房东之间有纠纷，1年多以前，我们社工开始介入，帮助两方沟通。”唐凯说。对于从青海来的回族老板来说，跟上海当地人打交道并不是容易的事，光是听懂他们连珠带炮的上海普通话，就是个问题。何况遇到纠纷，不同民族、不同利益、不同行为习惯，让双方的沟通更加困难，唐凯们要做的，就是协调两方的关系，找到最好的解决纠纷的办法。
　　“在这个纠纷中，从法律上讲，马老板不占理，但他们有他们的苦衷。他们一家人所有的积蓄，加上银行贷款，统统投资在这个拉面店上。如果不能继续开下去，他们一家人的损失非常大，我们也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想。”唐凯和王安琪，找房东谈了很多次，找马老板也谈了很多次。就是在来来回回的沟通中，马老板相信，社工是真要帮助他解决问题。
　　“除了他们的同乡，在上海他们没有什么熟人，更谈不上朋友。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找同乡帮忙。但我们去了很多次以后，他们也开始信任我们。”唐凯说，尽管最终的结果还要由法律来裁判，但社工的作用是，不让一些可能激化的矛盾发生，替服务对象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马老板只是“少数民族社工服务”项目的服务对象之一，2007年，上海浦东新区民族宗教办提出服务少数民族的项目，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竞标承接了这个项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大多数内地人，还比较陌生。简单地说，政府部门希望对少数民族居民进行服务，他们出资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让专业的社工去承担服务少数民族的工作。
　　乐群是上海最早成立的专业社工民间机构，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业社工服务机构。事实上，在大多数人还对社工这个职业一无所知的时候，上海的民间社工机构已经开始逐步壮大，并开始成熟。除了乐群，上海已有10多家注册社工机构，此外，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的民间社工机构也非常活跃。
　　
　　不是居委会
　　
　　医务社工莫小姐，是很多中国内地观众对社工最初的印象。莫小姐是香港电视剧《妙手仁心》中的一个人物，中年，一脸和善，还有些幽默。电视剧里，莫小姐很是忙碌。一位患绝症的老先生不愿意吃药，莫小姐去跟老先生聊天，知道他的情绪来自对行动不便的老伴的担心，莫小姐去把老太太接到医院，让老先生放心，在老伴的鼓励下，老先生重新接受治疗。
　　社工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英美西方国家，最初的目的跟慈善紧密相关。一般认为，现代社会工作起源于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颁布实施的《济贫法》，《济贫法》要求，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以确定帮助对象，这需要专人和专门的工作方法进行，由此，现代社会工作的雏形形成。
　　现在，在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工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跟律师、医师一样，每千人拥有多少社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是否现代化的标志。中国香港的社工事业，也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到2008年，香港的注册社工已经有1.4万多名，大约1000名香港居民拥有2名社工。
　　中国内地近代也曾出现过社工。1920年代，一批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把西方的社工概念引进到中国。朱眉华教授介绍，当时，北京协和医院里就有了社工的岗位。但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社工慢慢淡出中国内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重新恢复社工专业的教学，开设社工专业的第一所高校是北京大学。但在专业教育的前十年，社工只有专业教育，没有就业岗位。直到1996年，上海浦东新区才开始出现国内最早的职业社工。
　　任何事业的开拓总是充满艰辛，而对于内地社工来说，最大的难处在于，很少有人知道社工是干什么的。
　　唐凯和王安琪在“少数民族社工服务”项目中负责唐桥街道，这个街道一共有9家拉面店，还有700人散居在居民区的少数民族居民。唐凯还记得，2007年第一次走访拉面店，他进一家拉面店，对一位正在拉面条的师傅说他是社工，想找老板。这位师傅回答：“老板不在。”唐凯去了好几次，最后终于知道，回答他“老板不在”的就是老板。在中国内地，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听说过“社工”这个职业名称，也不了解，有这样一种职业，完全独立于政府机构，以帮助别人为目的。
　　
　　“社工跟居委会大妈有什么区别？”内地社工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内地城市居民，绝大多数是“单位人”。在单位，关心职工疾苦、解决职工困难的工作，一般由党政干部、工会干部、妇联干部完成，单位不管的，有居委会大妈来管。在今天的社工看来，党政干部、居委会大妈，都是业余的社会工作者，而职业的社工，必须经过专门的教育和培养，获得社工资格。
　　随着单位负责生老病死的体制被慢慢打破，更多的人成为社会人，过去的“业余社工”将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内地城市，也越来越需要专业的社工。
　　
　　中国更需要社工
　　
　　黄以琪是香港人，她来到上海的医疗机构工作后，曾经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内地的医院里还没有社工？”黄以琪告诉记者，医务社工在香港医院里是非常常见的。最近，华东政法大学社工专业的几名学生，到她工作的上海瑞安肿瘤诊所实习，黄以琪发现，这些学生对工作非常热情，但遗憾的是，目前医院还没有社工岗位可以提供给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
　　内地拥有专职社工岗位的医院，的确凤毛麟角。在上海，目前只有儿童医学中心和东方医院两家医院有专职社工。东方医院专职社工岗位已经设立9年，这9年来，社工张一奇经历了医院和患者对社工认识的变化。“刚开始的时候，医生也不理解社工有什么用。现在，我们经常接到医生、护士转给我们的个案。医护人员也发现，有的问题，只有我们社工能解决。”
　　几年前，一位90岁的心内科患者突然割腕自杀，被抢救过来。护士慌慌张张来找社工，医护人员担心患者自杀的原因是对医护人员服务不满意，希望社工能够了解实情。
　　张一奇说，经过了解，这位老人想自杀，并不是对医护人员不满。老人每年有半年住在医院，子女对他很好。但因为老人常年住院，子女来探望的时候，常常没什么话跟老人聊，老人一方面觉得自己拖累家人，一方面因为子女的冷淡而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愿望，所以想到了结此生。
　　情况清楚后，社工立即与老人的子女沟通，让他们理解老人的顾虑，建议子女以后在探望的时候，多找些话题跟老人聊天，让他不要觉得自己是个拖累。
　　医院是社会问题集中的地方，张一奇介绍说，患者最常见的问题有：经济条件差、对疾病认识的偏差、对医务人员服务不满意、家庭矛盾等等。这些问题，往往会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
　　乐群社工服务社的王瑾璟，曾经到养老院工作，有一个案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养老院里3位老人住一个房间，新来的老人住了不久，就向养老院反映有人偷她的东西。王瑾璟找到老人，听她抱怨了一个小时。“其实，她主要的问题是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一切都不习惯，养老院的护理人员态度也比较冷淡，所以老人有很多不满的情绪。”王瑾璟告诉养老院领导老人的情况，一方面要求护理人员改变态度，一方面安慰老人，帮助老人适应环境。“刚开始，养老院不愿意接受我们社工，以为是上级派去检查他们工作的。后来看到我们的工作，养老院领导竟然主动要求我们去服务。”
　　“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有一部分人成为了弱势群体：老人、病人、流浪人群、少数民族……社会应该去关注这些人。社工，就是为这些人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眉华说，她是推动上海社工事业发展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