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的这类文字，可说是几十年以来的另类了。所谓另类，乃因众人少有接触，读者习惯了长期以来的那种阅读：要小说，有个情节、有个中心；要散文，要么抒情，要么叙事，即便随笔，也要说点有意义的事儿；至于诗歌呢，更是要有诗歌的样子——在当下的中国诗歌，这么写又算哪一路呢？肯定不可能是读者认知里的诗歌了。至于读者，读柏桦的文字会看到了什么？当然，是怪癖、巨细、没有意义、几乎在任何一则文字里都找不到本质性的东西；当然，也看不到爱，看不到习惯于想从一个文本中要寻的人道主义；读者所能看到的，不过满眼是断裂和碎片。
　　据我所知，这种写法是柏桦的原创。我这么说，你可能不相信，但这就对了，因为这话不完全准确。不妨翻一翻清人顾仲的《养小录》，这是一本极有意思的书，书里写的多是与吃有关，从饮料到食物，从采摘到烹制，从野生到种植，简直不厌其烦，简直乐在其中。大约顾仲也乐得如此，所以他又有个号，谓之“浙西饕士”。其实，顾仲的“养小”也是有出处的。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浩然之气为“大”，与“义与道”有关，但顾仲这“养小”，与孟子反着来，此“小”不关乎道义；它关乎身体，在他那里，身体第一。而柏桦这种写作，与顾仲相通处，正是要去所谓“道义”，关注人的身体。它至少有这样的意思：写作，从来就不应该是道德优先，也不是所谓的什么正确放在第一位。布罗茨基就曾在他的一次重要演说中强调，诗歌、美学优先于伦理学。那么，与之相伴而生的问题也便接踵而来：如果承认布罗茨基的话，那么，就得承认，在诗歌里，人道主义并非第一标准，更非唯一标准。
　　依我对柏桦的写作的了解，他的这类文字，出发点并非某种主义，而是身体；反过来，它的这种写作，也非某种我们所熟悉的范式可以评价。这里的逻辑，更像是阐释学或接受美学的逻辑。但是他的文本太具有颠覆意味，仿佛要重估一切当代中国的诗歌价值，难以让人接受。尼采说，一切都是从身体出发；晚年的罗兰·巴特也曾像顾仲一样，不厌其烦地在书中写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相信，他的身体和你的身体是不同的。而柏桦的这种写作，其实也是从身体出发的，正如读者阅读的无解，恰恰像一个身体和另一个身体不同。他的写作基于这样的起点，一切都是肉感的，都是无中心的透视，都是没有所谓的本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快乐。不是吗？随处都可以见到的怪癖，正是对这个说法的回应。事实上，柏桦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写作，正是要写快乐；我们为展示自己的苦难感到害羞，所以我们要快乐地写快乐。小童做游戏，出于打发时光，为了获得快乐；诗人写诗，如果是为了改造社会，改造现实，断然与快乐无缘的。因为，至少现代语言学也告诉我们，艺术乃是符号的自指，在词语与现实的事物之间，并非透明，不可能透明；因之，词语与现实之间也不可能同一。不过我更喜欢拉康的解释：能指乃是欲望的能指，语言之下并非我们认为的固定不变的、单纯的理性，而是黑暗的无意识之海；词语不过是一串漂浮的欲望的能指链。人的主体因之也并非我们一贯认为的理性，而是欲望。
　　那么，在文本中，必须要写爱吗？没有理由。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底线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本身乃是与写作无关的问题，更不是所谓的理由，我以为他可以去问社会学家。我说，柏桦的这类写作具有原创性，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至少在几十年以来，还没有人这么写，这么快乐地写。他的断裂，不就是为了打断读者对于中心、本质的期待吗？是的，身体厌恶逻各斯。清少纳言《枕草子》之美，和柏桦的这种美有一拼，我很愿意说，这是中国当代的《枕草子》，——不止从文体的层面看，也就是不仅是去中心化的片断写作来看如此——他的这个文本，包括他的诗歌，看似激进的实验，其实是一种真正纯粹的艺术，是李欧梵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文中所谓的“唯美主义的绝境”。拿来一个《枕草子》的断片看：“一直过去的东西是，使帆的船。一个人的年岁。春，夏，秋，冬。”没有了爱，也没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