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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儿小雨就读江苏省海门市能仁小学前，范春花心中满是担忧。“因为她实在太特殊了。”范春花说。小雨早产，语言发展非常慢。孩子不愿与人交流，集体唱歌从不开口。幼儿园的晨间活动，所有孩子都蹦蹦跳跳，唯独她站在操场上一动不动。范春花一度以为孩子得了自闭症，更无法想象她进入小学后将面临什么。
入学第一堂课，却针对家长。老师召集全体家长共读一本书《我们拥有孩子多少年》。“就是告诉我们，对孩子要舍得放手，让孩子有好的适应过程。”
待孩子正式走进课堂，第一周的主题也是让孩子们一起读绘本。这本《小阿力的大学校》，讲述了一个叫小阿力的男孩，如何克服对学校的恐惧，找到校园生活的美妙。范春花发现，小雨开始对去学校这件事充满了期待。
范春花介绍，小雨每天在学校要进行晨诵、午读，老师鼓励小伙伴们一起读书讨论；课后的作业竟是布置给家长和孩子一起做，孩子回家讲述学校里都发生了什么，妈妈将它写下来，孩子还会为文字配上图画。“和女儿的交流比以前多很多，关系也更加亲密。”老师号召家长们给孩子开博客，小雨的积极性更是被调动了起来，每天不间断地写，有时写故事，有时记日记，有时观察植物，记录每天的变化。
去年10月，小雨参加了学校的朗诵比赛，被选为领诵；接着在校园故事大赛上，她又获一等奖。此后的活动中，原来连话都不敢大声讲的小雨，居然当上了主持人。
范春花相信，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强化阅读，培养自信，鼓励孩子们探究、实践，倡导亲子交流……这些已逐渐为人们接受与向往的教育理念，并不仅存于小雨所就读的这所学校。
从2000年起，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开始推广不同于应试教育的新教育模式，倡导人本价值和通识教育，构建多元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让学生成为主体，充分参与到教学生活之中。14年间，全国已有2 000余所公立学校响应朱永新的倡导，投入新教育实践。海门市更因其教育局长本人加入到新教育实验的推广之中，成为新教育实践的重镇。海门市能仁小学，是海门市试验区中的一所。
随着人们对应试教育的反思逐步深入，中国民间涌现出大量“非主流”的教育尝试。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一些家长让孩子“在家上学”，或成立另类私塾，有的家庭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这些孩子在家长认同的教育理念下，用不同于传统课堂“填鸭式”的方法学习更为多元的教材和课程。其中多数孩子放弃学籍，且不再进入中国公立教育体系。
与这些民间行动不同的是，朱永新所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则主要在公立学校中推开。如今，新教育实验已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民间教育改革项目。
今年4月，新教育实验入围了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教育项目奖。这个从2009年起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级峰会，每年都从全球申请者中挑选最优秀的六个教育创新个案予以嘉奖，被誉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今年包括新教育实验在内的15个入围项目，通过了由多名国际知名教育专家组成的初审委员会的严苛评选，认为其项目体现出创新思维，对所在社区和社会产生卓著影响，且其运营模式可被复制到其他环境和地区。
生长于中国应试教育土壤的新教育实验，究竟有多大魔力？
“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
无论是和同学一起诵读，还是和妈妈一起写绘，小雨从步入学校第一天开始，便迈上了新教育所倡导的“儿童阅读阶梯”。这是新教育研究院根据孩子们的认知能力、年龄层次开出的阶段性阅读书单，从低年级的各种绘本读物，到高年级的《狄金森诗选》《苏菲的世界》或《圣经故事》《万物简史》，所涉甚广，颇受孩子们喜欢。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朱永新将推广儿童阅读看作是新教育最核心的项目。“营造书香校园”，就是期望参与新教育实验的学校，能为阅读留出时间和空间。
小雨每天的校园生活，都是从读书开始的。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学校让孩子们“晨诵、午读、暮省”。大多数新教育实验学校每周会给孩子们开一节阅读课。全天候开放的阅览室、教室一角的图书架，更是标准配置。学校还会通过举办读书节、组织读书沙龙、评选阅读小明星等各种形式，鼓励孩子海量阅读。
“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海门市教育局局长许新海也是新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称“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而中国传统应试教育，并不支持自由广泛的阅读。
2007年，许新海在海门市主持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关于中小学生生活与学习和教师教育生活状况”专题调研，他发现随着年级升高，孩子们读书时间越来越少。初三还能“经常看”“天天看”课外书的学生不过三分之一，教辅书竟成为课外获取知识最主要的途径。
这项调研更让他感慨的还有孩子们对学校的态度。到了初中，有三分之一的中学生每天在步入校门时感到“郁闷”“紧张”“疲惫”“厌烦”“焦虑”甚至“恐惧”，初三对学习还有兴趣的学生比例不足10%。
从一线教师成长起来的许新海，深知应试教育之弊：提倡服从的教育观，无所不在的工具意识和实用主义思想，被考试挟持的呆板无趣的课堂……在他看来，中国教育面临全面危机。“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归教育本质。”许新海说，“让孩子们上学不是为了排名次和分数，而是让他们觉得上学有意思，喜欢上学，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
“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是新教育实验的最终理想。2000年，朱永新写就《我的教育理想》一书，被视作新教育实验的起点。在朱永新的主持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实践研究，成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国教育学会的重点课题。
朱永新强调，新教育并非颠覆性改革，而是改良性、叠加性的教育变革，目标与国家教育方针一致，建立在国家基本课程基础之上。它针对应试教育体系最突出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案，并以项目的形式在各个学校中推广。 在他眼中，中国学生首要问题是不读书。越是教育水平低的地区，问题越突出。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就能看到孩子们的精神面貌非常大的变化。
其余的项目，有针对中国学生表达、思辨能力缺失问题，以故事、演讲、辩论为形式的“培养卓越口才”；有针对课堂教学“满堂灌”、枯燥乏味的问题，推广的“构筑理想课堂”项目，要求老师给孩子更多自主学习和深度参与的机会，鼓励讨论、表达、实践和小组合作。此外，还有补充德育教育，促进师生、亲子关系以及班级文化发展，强化学生社会意识与实践能力的一系列项目。
朱永新强调，这些项目无论是形式或理论都已相对成熟，“只要去做就会有效果”。
海门市东洲国际学校初二的学生王晓涛，就是读了《沙漠里不是只有沙》后才有了要去非洲的想法。这本描述马里阿雷格族人游牧生活的书，让晓涛对非洲这片土地充满好奇。今年9月，他将前往博茨瓦纳，进行半个月的交换学习。
和他同行的，还有同年级的陆一凡。这个男生酷爱历史，最喜欢三国。在他看来，三国时代的诸多故事对今日中国极有借鉴意义。“如果你有时间，我可以给你讲一整天的曹操。”
“他们从小读的书，整天思考的东西，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孩子不可能有的。”他们的老师俞玉萍对孩子们赞不绝口，在她看来，是阅读启迪了他们对世界的好奇。从这些学生身上，她看到了教育家们期望为孩子培养的品质：广阔的视野、乐于探究与尝试的开放心态。
海门市学生的应试能力也令人满意。连续四年的高考成绩，海门市综合排名都位列江苏省第一；两年一次的义务教育质量抽测，海门市也全是全省第一。在抽测的分指标中，写作、阅读两项上，海门市远远高于第二名。
江苏省在高中阶段举行的现场作文大赛，连续两年的第一名也出自海门市。海门市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教研室副主任钱珏尤其记得，有一年的考试命题是“看见看不见”，海门市学生写的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看见的是大学生就业难，看不见的是整个社会对人才要求、标准的变化。“孩子们思维的广度、深度，完全超越了所谓高考作文的套路。”
走进体制
如何推广这样一套逐渐成熟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新教育面临两条不同的路径。
其一，便是和大量另类教育的实验者一样，成立相对独立的民办学校乃至小规模私塾，按新教育的理念开展教学；其二，则是“渗透”到公立教育中，让一线的老师、校长们接纳并按新教育的要求行事。
在新教育的推广者中，有一支“小分队”选择了前一路径，在内蒙古罕台、北京丰台等地与地方教育局合作，成立专门的新教育实验学校；而“大部队”选择了后者。相较而言，独立的实验学校显然可以更彻底地践行新教育理念，而现实中却有诸多制约。朱永新介绍，这既包括能否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像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还要有能力拿到教育用地、疏通政府关系；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公立教育体系里推广才能惠及更多的平民子弟。
事实上，新教育所提出的教育理想，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也并不陌生。与它内涵最为接近的概念，就是素质教育。从2000年开始，因应试教育备受诟病的中国教育部由上而下推动新课程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其举措，包括减少课时，以“一纲多本”的方式实现教材多元化，改变课程结构、增加活动时间课时等。
但事实上，新课改搞了十多年，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高考和中考都没有改，基础教育被全面卷入考试之中，让学校不得不把所有的校内时间都给了国家课程、应付考试。”在许新海看来，新课改仍有功绩，通过大规模由上而下的培训宣传，向老师们都灌输了“学生是学习主体”的观念，“但评价机制不变，老师们的教学行为依然无法改变”。
而新教育的推广，选择的则是和从上而下的课改截然不同的路径。朱永新本人在中国教育界极有影响力，他利用在全国各地演讲、开会等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新教育。凡是接触、了解新教育的老师、校长，均可在“教育在线”的网络社区上找到大量的资料，与同仁进行交流，只要自愿坚持实践一年后，就可以免费加盟到新教育实验中。
在海门市新教育培训中心主任吴勇看来，老师和校长们自愿践行新教育的动力，就是摆脱教师的职业倦怠感。
“每天都是讲课、批作业，不断重复，始终处于一种庸碌的生活状态。”海门市东洲小学的刘宇禹老师回忆，自己师范学校毕业后不久，便对教师职业产生了怀疑。当时她接触到新教育所提倡的晨诵，开始每天选择最美的诗歌分享给孩子们。新教育所提出的“完美教室”“理想课堂”等理念给她带来新的灵感，每天的教学和校外的活动都需要老师不断创新，又不断获得成就感，“新教育让我找到了职业的意义”。
一线教师、校长之外，也有很多教育行政官员对新教育产生了兴趣。许新海是其中最为特殊者。2003年，还是学校校长的许新海在一次学术活动中认识了朱永新，了解到他的新教育理念。而后许新海前往澳大利亚访学，也持续不断与朱永新交流访学见闻。待他回国后，便被朱永新收入门下，成为朱永新的博士生。老师给他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推广新教育。而同一时期，许新海也被任命为海门市教育局副局长。“有这样的便利，新教育当然要在海门推广。”
而现在，在海门市新教育实验区，前来取经最多的，恰恰是以应试教育著称的山东省。“教育部提出了一系列的‘不许做什么’，不许补课，不许择校，‘小升初’不许考试。但可以做什么，却没有答案。”吴勇认为，新教育事实上为一线教育实践者指出了一条路。
这些完全自愿加入到新教育实验中的老师、校长乃至教育局局长，组成了新教育实验的共同体，其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最顶端的新教育理事会，由朱永新任理事长，通过一年一次的理事会议决定整个新教育实验的发展方向。以新教育研究院为首的一系列执行机构，则负责新教育的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培训会议等一系列工作。
2009年，新教育成立了专事募款的基金会，以解决整个新教育研究、推广中的资金问题。2013年，海门市更调用了15个事业单位编制，设立新教育培训中心，为全国各地的新教育实践者提供培训。每年，新教育研究院都会组织年会、国际论坛、开放周等活动，给研究者、实践者们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不断发展理论实践。 到2014年，全国已有25个省市自治区、42个实验区、2 000余所实验学校、12万多名实验教师和近200万名学生参与了新教育实验。
两套评价体系
新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扩张，也引起一些争议。一位观察者以华德福教育为例，这个发端于1919年的非宗教性的独立教育运动，至今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过2 000多所学校。每一所学校的启动，都要经过国际华德福组织协会的认证、接受严格的师资培训，保证华德福教育体系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而新教育在推广中，真正的评价体系还未形成，师资培训和学术支持指导也显得不足，甚至据说开完一场讲座，就成立一个实验区。在海门市这样的教育发达地区，即便不推广新教育，一线教师和教育管理者也有相对开放、先进的教育理念；而在落后地区，挂牌的新教育到底做得怎么样，没有明确的答案。
朱永新坦言，新教育前期的发展，确实比较粗放。由于加入实验完全自愿，新教育研究院对各个学校、地区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对其实验的效果、程度也没有严格的考核。许新海介绍，有一些地方教育局的官员感兴趣，在自己的辖区范围内推广，但也可能随着这个官员退居二线，实验区不了了之；有的是某任校长在自己的学校里实践，调走后实验便逐渐停滞；还有的只是一个深受感染的老师，自己在课堂里坚持改革。
随着新教育名气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加盟学校的评估提上日程。朱永新介绍，新教育研究院已成立新评价研究所，正开发新教育评价体系，考虑对不合格的学校“摘牌”；新教育研究院也不断强化对老师的培训和指导，一套21册的实验手册即将编写，给加入新教育中的每个老师行动上的详细指导。
不同于行政体系，可以以考核指标、职称、工资等方式对老师校长们进行激励和管理，新教育即便建立起评估体系，根据评估结果能给予老师们的，只有荣誉和职业成就感。新教育在基层能否真正落地，完全取决于一线老师和校长是否认可。如何调动老师的积极性，是校长或教育行政官员们最大的困惑。
一位从新疆伊宁地区来海门学习的校长介绍，西部农村老师一个月不过2 000多元工资，很多地方依然缺编，年轻特岗教师难以留下。相较东部地区的福利保障，西部农村教师还要为温饱担忧。老师们每周要学习8小时的群众路线，有的老师回家还要操持农活。而新教育正是要求调动老师们的积极性，以各种创新探索教育的可能性。“我们的老师没有那个精力，也没有那个能力。”
在一些观察者看来，新教育在海门的成功难以被复制。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海门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资源相对充分且均衡。近年来，海门也基本实现“零择校”，“小升初”就近免试入学，“初升高”则有大比例的重点高中名额下放。至少在小学阶段，孩子们不需要为升学担忧，各个学校与新教育相关的活动也有时间充分开展。
这样的教育环境为其他地区的教育者所艳羡。上述从新疆伊宁前来海门学习的校长表达了他的忧虑。“一抓民族团结，二抓学业成绩。”他介绍，当地即便“小升初”不考试，教育局依然要根据统测成绩对校长进行考评、通报，老师的考核也与学业成绩挂钩。“尽管理论上新教育和应试不矛盾，综合素质的提高肯定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但老师和校长们都不敢贸然拿孩子来实验。”
相较而言，由教育局局长亲自推广新教育的海门市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许新海自2012年升任教育局局长后，开始调整教育系统内部的考核指标，不断弱化与学业成绩直接相关的考评，强化校园活动、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如学校在全市各种艺术比赛中的排名就是对校长的重要考核，这让校长在文体活动上丝毫不敢放松。评优等资源，也大规模地向积极践行新教育的老师、校长倾斜。
不过，即便教育局内部的考核不以学业成绩为重，中考、高考仍是以学生分数为核心的评价机制，也是社会的最终评价。尽管教育局局长坚信新教育的开展只会对应试成绩有所促进，但高年级和毕业班的老师们仍不敢贸然放松应试的训练。许新海坦言，到了初三、高中，新教育的推广就越来越困难。
自主办学之路
在多年探索后，通过实验区由上至下推广新教育正成为新教育实验的主流。朱永新解释，行政推广能给新教育匹配更多的资源，推广速度快且易于管理，但行政推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朱永新表示，尽管实验区是由地方教育行政官员自愿申请，但在该区域内实施时，也会有官僚主义，可能搞得千篇一律，强制老师每天读书、写日记，事实上也可能给老师带来很大的负担，以造假等形式去应对。
朱永新认为，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增强新教育自身的吸引力，以更成熟的课程理论体系、更明显的教育实验效果，提高老师和社会对新教育的接纳度。
在朱永新心中，新教育将在未来十年深入教育改革核心区：建立自己独立的课程体系。他介绍，新教育的特色课程将包括四部分内容。其一是新生命教育，针对个人发展的问题，涵盖健康、安全、生命伦理等方面内容；其二是新公民教育，针对社会人的问题，向孩子们传播法治、民主精神等概念，涵盖思想品德、哲学伦理等方面内容；其三是新艺术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的音乐美术课，也整合进新教育已广泛推广的童话课、电影课；其四是新智识教育，主要是现在的文理教育。
朱永新举例，现在的历史课程一般就是三段论，发生什么，原因是什么，意义是什么。而新教育试图研发的课程标准，旨在培养孩子的历史情怀，而不仅仅限于文本之中，让孩子从自己的家庭历史，逐渐走向世界历史。
这一系列课程的研发，目的就是替代当前国家课程中一些枯燥且政治化的课程。朱永新设想，新教育的课程可以以校本教材的形式，先在一些地区实验；从远期来看，则要申请通过教育部门审批。“尽管很困难，但不是没可能。”朱永新介绍，新教育团队曾开发高中语文读本教材，仅差一票即通过教育部的审核。
对比国外的一些另类教育实验，朱永新认为这也是要在中国推动民间教育改革最困难的地方：课程上的自由度太小。一般情况下，只有通过教育部审核的教材，才会被允许在基础教育的课堂上使用。
朱永新坦言，尽管公立教育体系能够更快、更广地推进新教育，但来自行政体系的束缚仍然非常多。每一个校长、局长的价值取向，对新教育的理解都不一样，很难保证新教育得到彻底的实施。
也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新教育研究院旗下的新教育研究中心，2009年在内蒙古的罕台创办了一所以新教育理念为指导的实验学校。新教育研究中心成员魏智渊介绍，出于对新教育理念的欣赏，地方教育部门的领导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包括允许他们使用自己选择的教材和课程，学生在五年级前不参加区域统测，管理层不必参与行政会议等。2011年，北京丰台二中新成立的附属小学也向这个团队伸出橄榄枝，希望他们用新教育的理念来管理这所学校。同样给予他们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以及硬件、编制等各方面的支持。
然而在丰台二中附属新教育实验小学，此种完全依赖于个人信任的办学空间，也因丰台二中校长在区教委的失势而岌岌可危。2014年4月，丰台二中校长本人陷入人事争斗中，被指有经济和管理问题而停职。担心新教育受此牵连的家长们自发发起护校行动。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被证清白的校长复职，家长们强烈要求以合约的形式保障新教育实验小学的办学空间，但遭到教委方面的拒绝。学校未来走向仍不清晰。
这一场风波，也让朱永新和魏智渊等人意识到独立自主办学的重要性。“新教育以后一定要做自己的私立学校。”朱永新说，“否则一个校长的变化，都会给学校办学带来冲击和影响。”
但不管怎样，在朱永新看来，无论何种路径，由下自上的民间的教育实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带来更多元的可能，“只要行动就会有改变”。
（来源：财新《新世纪》 蓝 方 赵 晗/文）
入学第一堂课，却针对家长。老师召集全体家长共读一本书《我们拥有孩子多少年》。“就是告诉我们，对孩子要舍得放手，让孩子有好的适应过程。”
待孩子正式走进课堂，第一周的主题也是让孩子们一起读绘本。这本《小阿力的大学校》，讲述了一个叫小阿力的男孩，如何克服对学校的恐惧，找到校园生活的美妙。范春花发现，小雨开始对去学校这件事充满了期待。
范春花介绍，小雨每天在学校要进行晨诵、午读，老师鼓励小伙伴们一起读书讨论；课后的作业竟是布置给家长和孩子一起做，孩子回家讲述学校里都发生了什么，妈妈将它写下来，孩子还会为文字配上图画。“和女儿的交流比以前多很多，关系也更加亲密。”老师号召家长们给孩子开博客，小雨的积极性更是被调动了起来，每天不间断地写，有时写故事，有时记日记，有时观察植物，记录每天的变化。
去年10月，小雨参加了学校的朗诵比赛，被选为领诵；接着在校园故事大赛上，她又获一等奖。此后的活动中，原来连话都不敢大声讲的小雨，居然当上了主持人。
范春花相信，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强化阅读，培养自信，鼓励孩子们探究、实践，倡导亲子交流……这些已逐渐为人们接受与向往的教育理念，并不仅存于小雨所就读的这所学校。
从2000年起，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开始推广不同于应试教育的新教育模式，倡导人本价值和通识教育，构建多元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让学生成为主体，充分参与到教学生活之中。14年间，全国已有2 000余所公立学校响应朱永新的倡导，投入新教育实践。海门市更因其教育局长本人加入到新教育实验的推广之中，成为新教育实践的重镇。海门市能仁小学，是海门市试验区中的一所。
随着人们对应试教育的反思逐步深入，中国民间涌现出大量“非主流”的教育尝试。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一些家长让孩子“在家上学”，或成立另类私塾，有的家庭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这些孩子在家长认同的教育理念下，用不同于传统课堂“填鸭式”的方法学习更为多元的教材和课程。其中多数孩子放弃学籍，且不再进入中国公立教育体系。
与这些民间行动不同的是，朱永新所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则主要在公立学校中推开。如今，新教育实验已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民间教育改革项目。
今年4月，新教育实验入围了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教育项目奖。这个从2009年起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级峰会，每年都从全球申请者中挑选最优秀的六个教育创新个案予以嘉奖，被誉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今年包括新教育实验在内的15个入围项目，通过了由多名国际知名教育专家组成的初审委员会的严苛评选，认为其项目体现出创新思维，对所在社区和社会产生卓著影响，且其运营模式可被复制到其他环境和地区。
生长于中国应试教育土壤的新教育实验，究竟有多大魔力？
“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
无论是和同学一起诵读，还是和妈妈一起写绘，小雨从步入学校第一天开始，便迈上了新教育所倡导的“儿童阅读阶梯”。这是新教育研究院根据孩子们的认知能力、年龄层次开出的阶段性阅读书单，从低年级的各种绘本读物，到高年级的《狄金森诗选》《苏菲的世界》或《圣经故事》《万物简史》，所涉甚广，颇受孩子们喜欢。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朱永新将推广儿童阅读看作是新教育最核心的项目。“营造书香校园”，就是期望参与新教育实验的学校，能为阅读留出时间和空间。
小雨每天的校园生活，都是从读书开始的。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学校让孩子们“晨诵、午读、暮省”。大多数新教育实验学校每周会给孩子们开一节阅读课。全天候开放的阅览室、教室一角的图书架，更是标准配置。学校还会通过举办读书节、组织读书沙龙、评选阅读小明星等各种形式，鼓励孩子海量阅读。
“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海门市教育局局长许新海也是新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称“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而中国传统应试教育，并不支持自由广泛的阅读。
2007年，许新海在海门市主持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关于中小学生生活与学习和教师教育生活状况”专题调研，他发现随着年级升高，孩子们读书时间越来越少。初三还能“经常看”“天天看”课外书的学生不过三分之一，教辅书竟成为课外获取知识最主要的途径。
这项调研更让他感慨的还有孩子们对学校的态度。到了初中，有三分之一的中学生每天在步入校门时感到“郁闷”“紧张”“疲惫”“厌烦”“焦虑”甚至“恐惧”，初三对学习还有兴趣的学生比例不足10%。
从一线教师成长起来的许新海，深知应试教育之弊：提倡服从的教育观，无所不在的工具意识和实用主义思想，被考试挟持的呆板无趣的课堂……在他看来，中国教育面临全面危机。“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归教育本质。”许新海说，“让孩子们上学不是为了排名次和分数，而是让他们觉得上学有意思，喜欢上学，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
“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是新教育实验的最终理想。2000年，朱永新写就《我的教育理想》一书，被视作新教育实验的起点。在朱永新的主持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实践研究，成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国教育学会的重点课题。
朱永新强调，新教育并非颠覆性改革，而是改良性、叠加性的教育变革，目标与国家教育方针一致，建立在国家基本课程基础之上。它针对应试教育体系最突出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案，并以项目的形式在各个学校中推广。 在他眼中，中国学生首要问题是不读书。越是教育水平低的地区，问题越突出。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就能看到孩子们的精神面貌非常大的变化。
其余的项目，有针对中国学生表达、思辨能力缺失问题，以故事、演讲、辩论为形式的“培养卓越口才”；有针对课堂教学“满堂灌”、枯燥乏味的问题，推广的“构筑理想课堂”项目，要求老师给孩子更多自主学习和深度参与的机会，鼓励讨论、表达、实践和小组合作。此外，还有补充德育教育，促进师生、亲子关系以及班级文化发展，强化学生社会意识与实践能力的一系列项目。
朱永新强调，这些项目无论是形式或理论都已相对成熟，“只要去做就会有效果”。
海门市东洲国际学校初二的学生王晓涛，就是读了《沙漠里不是只有沙》后才有了要去非洲的想法。这本描述马里阿雷格族人游牧生活的书，让晓涛对非洲这片土地充满好奇。今年9月，他将前往博茨瓦纳，进行半个月的交换学习。
和他同行的，还有同年级的陆一凡。这个男生酷爱历史，最喜欢三国。在他看来，三国时代的诸多故事对今日中国极有借鉴意义。“如果你有时间，我可以给你讲一整天的曹操。”
“他们从小读的书，整天思考的东西，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孩子不可能有的。”他们的老师俞玉萍对孩子们赞不绝口，在她看来，是阅读启迪了他们对世界的好奇。从这些学生身上，她看到了教育家们期望为孩子培养的品质：广阔的视野、乐于探究与尝试的开放心态。
海门市学生的应试能力也令人满意。连续四年的高考成绩，海门市综合排名都位列江苏省第一；两年一次的义务教育质量抽测，海门市也全是全省第一。在抽测的分指标中，写作、阅读两项上，海门市远远高于第二名。
江苏省在高中阶段举行的现场作文大赛，连续两年的第一名也出自海门市。海门市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教研室副主任钱珏尤其记得，有一年的考试命题是“看见看不见”，海门市学生写的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看见的是大学生就业难，看不见的是整个社会对人才要求、标准的变化。“孩子们思维的广度、深度，完全超越了所谓高考作文的套路。”
走进体制
如何推广这样一套逐渐成熟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新教育面临两条不同的路径。
其一，便是和大量另类教育的实验者一样，成立相对独立的民办学校乃至小规模私塾，按新教育的理念开展教学；其二，则是“渗透”到公立教育中，让一线的老师、校长们接纳并按新教育的要求行事。
在新教育的推广者中，有一支“小分队”选择了前一路径，在内蒙古罕台、北京丰台等地与地方教育局合作，成立专门的新教育实验学校；而“大部队”选择了后者。相较而言，独立的实验学校显然可以更彻底地践行新教育理念，而现实中却有诸多制约。朱永新介绍，这既包括能否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像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还要有能力拿到教育用地、疏通政府关系；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公立教育体系里推广才能惠及更多的平民子弟。
事实上，新教育所提出的教育理想，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也并不陌生。与它内涵最为接近的概念，就是素质教育。从2000年开始，因应试教育备受诟病的中国教育部由上而下推动新课程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其举措，包括减少课时，以“一纲多本”的方式实现教材多元化，改变课程结构、增加活动时间课时等。
但事实上，新课改搞了十多年，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高考和中考都没有改，基础教育被全面卷入考试之中，让学校不得不把所有的校内时间都给了国家课程、应付考试。”在许新海看来，新课改仍有功绩，通过大规模由上而下的培训宣传，向老师们都灌输了“学生是学习主体”的观念，“但评价机制不变，老师们的教学行为依然无法改变”。
而新教育的推广，选择的则是和从上而下的课改截然不同的路径。朱永新本人在中国教育界极有影响力，他利用在全国各地演讲、开会等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新教育。凡是接触、了解新教育的老师、校长，均可在“教育在线”的网络社区上找到大量的资料，与同仁进行交流，只要自愿坚持实践一年后，就可以免费加盟到新教育实验中。
在海门市新教育培训中心主任吴勇看来，老师和校长们自愿践行新教育的动力，就是摆脱教师的职业倦怠感。
“每天都是讲课、批作业，不断重复，始终处于一种庸碌的生活状态。”海门市东洲小学的刘宇禹老师回忆，自己师范学校毕业后不久，便对教师职业产生了怀疑。当时她接触到新教育所提倡的晨诵，开始每天选择最美的诗歌分享给孩子们。新教育所提出的“完美教室”“理想课堂”等理念给她带来新的灵感，每天的教学和校外的活动都需要老师不断创新，又不断获得成就感，“新教育让我找到了职业的意义”。
一线教师、校长之外，也有很多教育行政官员对新教育产生了兴趣。许新海是其中最为特殊者。2003年，还是学校校长的许新海在一次学术活动中认识了朱永新，了解到他的新教育理念。而后许新海前往澳大利亚访学，也持续不断与朱永新交流访学见闻。待他回国后，便被朱永新收入门下，成为朱永新的博士生。老师给他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推广新教育。而同一时期，许新海也被任命为海门市教育局副局长。“有这样的便利，新教育当然要在海门推广。”
而现在，在海门市新教育实验区，前来取经最多的，恰恰是以应试教育著称的山东省。“教育部提出了一系列的‘不许做什么’，不许补课，不许择校，‘小升初’不许考试。但可以做什么，却没有答案。”吴勇认为，新教育事实上为一线教育实践者指出了一条路。
这些完全自愿加入到新教育实验中的老师、校长乃至教育局局长，组成了新教育实验的共同体，其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最顶端的新教育理事会，由朱永新任理事长，通过一年一次的理事会议决定整个新教育实验的发展方向。以新教育研究院为首的一系列执行机构，则负责新教育的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培训会议等一系列工作。
2009年，新教育成立了专事募款的基金会，以解决整个新教育研究、推广中的资金问题。2013年，海门市更调用了15个事业单位编制，设立新教育培训中心，为全国各地的新教育实践者提供培训。每年，新教育研究院都会组织年会、国际论坛、开放周等活动，给研究者、实践者们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不断发展理论实践。 到2014年，全国已有25个省市自治区、42个实验区、2 000余所实验学校、12万多名实验教师和近200万名学生参与了新教育实验。
两套评价体系
新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扩张，也引起一些争议。一位观察者以华德福教育为例，这个发端于1919年的非宗教性的独立教育运动，至今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过2 000多所学校。每一所学校的启动，都要经过国际华德福组织协会的认证、接受严格的师资培训，保证华德福教育体系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而新教育在推广中，真正的评价体系还未形成，师资培训和学术支持指导也显得不足，甚至据说开完一场讲座，就成立一个实验区。在海门市这样的教育发达地区，即便不推广新教育，一线教师和教育管理者也有相对开放、先进的教育理念；而在落后地区，挂牌的新教育到底做得怎么样，没有明确的答案。
朱永新坦言，新教育前期的发展，确实比较粗放。由于加入实验完全自愿，新教育研究院对各个学校、地区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对其实验的效果、程度也没有严格的考核。许新海介绍，有一些地方教育局的官员感兴趣，在自己的辖区范围内推广，但也可能随着这个官员退居二线，实验区不了了之；有的是某任校长在自己的学校里实践，调走后实验便逐渐停滞；还有的只是一个深受感染的老师，自己在课堂里坚持改革。
随着新教育名气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加盟学校的评估提上日程。朱永新介绍，新教育研究院已成立新评价研究所，正开发新教育评价体系，考虑对不合格的学校“摘牌”；新教育研究院也不断强化对老师的培训和指导，一套21册的实验手册即将编写，给加入新教育中的每个老师行动上的详细指导。
不同于行政体系，可以以考核指标、职称、工资等方式对老师校长们进行激励和管理，新教育即便建立起评估体系，根据评估结果能给予老师们的，只有荣誉和职业成就感。新教育在基层能否真正落地，完全取决于一线老师和校长是否认可。如何调动老师的积极性，是校长或教育行政官员们最大的困惑。
一位从新疆伊宁地区来海门学习的校长介绍，西部农村老师一个月不过2 000多元工资，很多地方依然缺编，年轻特岗教师难以留下。相较东部地区的福利保障，西部农村教师还要为温饱担忧。老师们每周要学习8小时的群众路线，有的老师回家还要操持农活。而新教育正是要求调动老师们的积极性，以各种创新探索教育的可能性。“我们的老师没有那个精力，也没有那个能力。”
在一些观察者看来，新教育在海门的成功难以被复制。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海门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资源相对充分且均衡。近年来，海门也基本实现“零择校”，“小升初”就近免试入学，“初升高”则有大比例的重点高中名额下放。至少在小学阶段，孩子们不需要为升学担忧，各个学校与新教育相关的活动也有时间充分开展。
这样的教育环境为其他地区的教育者所艳羡。上述从新疆伊宁前来海门学习的校长表达了他的忧虑。“一抓民族团结，二抓学业成绩。”他介绍，当地即便“小升初”不考试，教育局依然要根据统测成绩对校长进行考评、通报，老师的考核也与学业成绩挂钩。“尽管理论上新教育和应试不矛盾，综合素质的提高肯定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但老师和校长们都不敢贸然拿孩子来实验。”
相较而言，由教育局局长亲自推广新教育的海门市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许新海自2012年升任教育局局长后，开始调整教育系统内部的考核指标，不断弱化与学业成绩直接相关的考评，强化校园活动、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如学校在全市各种艺术比赛中的排名就是对校长的重要考核，这让校长在文体活动上丝毫不敢放松。评优等资源，也大规模地向积极践行新教育的老师、校长倾斜。
不过，即便教育局内部的考核不以学业成绩为重，中考、高考仍是以学生分数为核心的评价机制，也是社会的最终评价。尽管教育局局长坚信新教育的开展只会对应试成绩有所促进，但高年级和毕业班的老师们仍不敢贸然放松应试的训练。许新海坦言，到了初三、高中，新教育的推广就越来越困难。
自主办学之路
在多年探索后，通过实验区由上至下推广新教育正成为新教育实验的主流。朱永新解释，行政推广能给新教育匹配更多的资源，推广速度快且易于管理，但行政推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朱永新表示，尽管实验区是由地方教育行政官员自愿申请，但在该区域内实施时，也会有官僚主义，可能搞得千篇一律，强制老师每天读书、写日记，事实上也可能给老师带来很大的负担，以造假等形式去应对。
朱永新认为，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增强新教育自身的吸引力，以更成熟的课程理论体系、更明显的教育实验效果，提高老师和社会对新教育的接纳度。
在朱永新心中，新教育将在未来十年深入教育改革核心区：建立自己独立的课程体系。他介绍，新教育的特色课程将包括四部分内容。其一是新生命教育，针对个人发展的问题，涵盖健康、安全、生命伦理等方面内容；其二是新公民教育，针对社会人的问题，向孩子们传播法治、民主精神等概念，涵盖思想品德、哲学伦理等方面内容；其三是新艺术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的音乐美术课，也整合进新教育已广泛推广的童话课、电影课；其四是新智识教育，主要是现在的文理教育。
朱永新举例，现在的历史课程一般就是三段论，发生什么，原因是什么，意义是什么。而新教育试图研发的课程标准，旨在培养孩子的历史情怀，而不仅仅限于文本之中，让孩子从自己的家庭历史，逐渐走向世界历史。
这一系列课程的研发，目的就是替代当前国家课程中一些枯燥且政治化的课程。朱永新设想，新教育的课程可以以校本教材的形式，先在一些地区实验；从远期来看，则要申请通过教育部门审批。“尽管很困难，但不是没可能。”朱永新介绍，新教育团队曾开发高中语文读本教材，仅差一票即通过教育部的审核。
对比国外的一些另类教育实验，朱永新认为这也是要在中国推动民间教育改革最困难的地方：课程上的自由度太小。一般情况下，只有通过教育部审核的教材，才会被允许在基础教育的课堂上使用。
朱永新坦言，尽管公立教育体系能够更快、更广地推进新教育，但来自行政体系的束缚仍然非常多。每一个校长、局长的价值取向，对新教育的理解都不一样，很难保证新教育得到彻底的实施。
也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新教育研究院旗下的新教育研究中心，2009年在内蒙古的罕台创办了一所以新教育理念为指导的实验学校。新教育研究中心成员魏智渊介绍，出于对新教育理念的欣赏，地方教育部门的领导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包括允许他们使用自己选择的教材和课程，学生在五年级前不参加区域统测，管理层不必参与行政会议等。2011年，北京丰台二中新成立的附属小学也向这个团队伸出橄榄枝，希望他们用新教育的理念来管理这所学校。同样给予他们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以及硬件、编制等各方面的支持。
然而在丰台二中附属新教育实验小学，此种完全依赖于个人信任的办学空间，也因丰台二中校长在区教委的失势而岌岌可危。2014年4月，丰台二中校长本人陷入人事争斗中，被指有经济和管理问题而停职。担心新教育受此牵连的家长们自发发起护校行动。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被证清白的校长复职，家长们强烈要求以合约的形式保障新教育实验小学的办学空间，但遭到教委方面的拒绝。学校未来走向仍不清晰。
这一场风波，也让朱永新和魏智渊等人意识到独立自主办学的重要性。“新教育以后一定要做自己的私立学校。”朱永新说，“否则一个校长的变化，都会给学校办学带来冲击和影响。”
但不管怎样，在朱永新看来，无论何种路径，由下自上的民间的教育实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带来更多元的可能，“只要行动就会有改变”。
（来源：财新《新世纪》 蓝 方 赵 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