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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堂妹阎慧卿的前夫梁延武，是山西省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的生平经历颇为曲折、复杂，甚至带有某些传奇色彩。本文仅介绍他在旅居日本时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一些事迹。
梁延武，别名梦回，出生于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山西崞县人（其故乡北社村今划归定襄县）。他所出身的家庭，在当地是颇有名气的大户。祖父梁善济，字伯强，清末翰林，曾任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是清末民初山西省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父亲梁上楹，字莱芝，是当地的地主士绅，但手头并不十分宽裕;二叔梁上拣，字次楣，曾留学英国，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三叔梁上椿，字西樵，留学日本，娶日本女子为妻，回国后依附阎锡山，在大同经销煤炭，生意兴隆，大发其财。梁上椿为了梁家的前程，大力主张梁家与阎锡山家族联姻，于是从中周旋撮合，让侄子梁延武与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又称五姑娘）结为夫妻。梁延武对这桩没有感情基础的“政治婚姻”当然不太乐意，但由于他留学日本的费用全靠三叔供给，所以只好勉强从命。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注定了梁延武的一生，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变幻莫测的政治漩涡。
梁延武首次赴日本居住5年，是为了求学深造。193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同一帮热血青年，东渡日本，就读于著名的东京商科大学。戏剧是他最主要的业余爱好。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掀起了一股“戏剧热”。旅居日本的文艺大师郭沫若先生，对于青年同胞的戏剧爱好甚为赞赏，经常给予谆谆教导和热情扶持。在这种环境中，梁延武如鱼得水，很快成为留日学生戏剧团体的一名积极分子。
当时，留日学生成立了一系列戏剧团体，主要有“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中华戏剧座谈会”、“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等。1936年春，上述3个团体合并为“中华留日戏剧协会”，统一部署，统一行动。为了使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得以弘扬，并声援祖国人民的爱国斗争，他们公演了一系列进步戏剧，如曹禺的《雷雨》、 《日出》，田汉的《洪水》，洪深的《五奎桥》，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袁牧之的《一个女人和一条狗》，马彦祥的《打渔杀家》，久未正雄的《牧场兄弟》，山本有三的《婴儿杀戮》，高尔基的《孩子们》，易卜生的《娜拉》，果戈里的《视察专员》（即《钦差大臣》），托尔斯泰的《复活》（由田汉改编）等。尤其是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当时在国内尚未公演，留日学生就率先将其搬上舞台了。梁延武和林林、任白戈、陈北鸥、叶文津、颜一烟等，都是从事进步戏剧活动的骨干分子。《日出》就是梁延武亲自翻译的。他不仅参加演出活动，还从事戏剧创作。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创作了一个叫《岛》的剧本，描写的是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穷困百姓遭受官吏欺压的故事。大陆解放后，这出戏曾在我国舞台上演。
留日学生的戏剧团体，是以“团结就是力量”为旗帜的进步文化组织。其成员中，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少数民族，有台湾学生，也有“满州国”的学生。大家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了，为中华文化的进步与繁荣，为祖国的命运，在舞台上呐喊呼号。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而劳动，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所有的劳动都是义务的，一切演出费用都由会员们自己负担。不少穷学生虽然连饭都吃不饱，但也要挤出一些钱来支援演出活动。有的同学为了演戏，甚至把心爱的手表、小提琴、衣物也送进了当铺。
1936年，中国戏剧家袁牧之访问日本。梁延武随同其他会友，与袁牧之座谈，并在“东瀛阁”设宴招待。日本戏剧家田雨雀、山川幸世也应邀参加。大家还摄影留念。
1938年，梁延武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离开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返回祖国。
梁延武第二次赴日，是在1950年，这次是定居，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是年10月24日，他偕第二任妻子张馥卿自香港乘飞机抵达东京羽田空港，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他的前妻阎慧卿已在太原解放时和梁化之等人自杀身亡。
梁延武定居日本后，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开始在近畿大学任教;1959年至1965年在NHK国际广播部担任中国语播音工作;随后在东京亚非语言学院担任中文讲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日本知名人士清水安三在东京创办樱美林大学，特聘请梁延武去教授中文。在日本各界人士心目中，梁延武既是“中国通”，又是“日本通”，请他来为日本人讲授中文，最合适不过了。到上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出于同中国交往日益频繁的形势需要，日本外务省加强对外交官的中文培训，专门成立了中文研修所，首先聘请的中文教师就是梁延武。梁延武欣然应允，在教学中尽心尽力，颇受学员的敬仰。有不少当年研修所的学员，日后成为日本国的高层人物。
至70年代，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已有数百人之多。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有成立统一社团的必要，于是做了一些酝酿工作。1973年4月，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会见了华侨代表并亲切座谈，我驻日大使馆的官员也参加。在座谈中，提到了华侨文化工作者如何加强联系、发挥作用的问题，认为成立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联谊会势在必行。于是当场推举9位筹备委员进行筹备。至11月下旬，筹备工作宣告完成。
1973年11月25日，在日本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八丁目的东京华侨会馆里，来自日本各地的华侨文化工作者代表欢聚一堂，抱着“通过文化媒介，推动中日友好”的宗旨，推心置腹，共商大计。大会选出15名理事，并推举山西籍的梁延武先生为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联谊会会长。从此，梁延武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名望，广泛团结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为弘扬中华文化和推进中日友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梁延武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便在这方面大显身手。他翻译了多部中国戏剧并加以指导，一一将它们搬上日本舞台。这些中国戏剧是：《雷雨》、《日出》、《屈原》、《原野》、《关汉卿》、《刘三姐》、《年轻的一代》等等。这些中国名剧在日本舞台演出，每次都引起很大反响。其中，由日本演员山田五十铃主演的《关汉卿》、叶珊主演的《刘三姐》等均引起不小的轰动，在日本大众中传为美谈。 梁延武还致力于文化著述，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中国戏剧的源流、风格、流派，评介名家名作，使日本人民从戏剧方面了解中华文化的璀璨风采，进而了解创造了伟大文化的中国人民。据其第二任夫人张馥卿说：梁的作品很多，去世以后，亚非语言学院的校长曾搜集梁的遗作，打算出版梁延武的个人文库，遗憾的是校长不久辞世，出版文库的事也就搁浅了，其作品也不知所终，真是可惜之至！据《日本人名大事典》介绍，梁延武曾编撰一部《戏剧表演百科大事典》。而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梁延武的一些戏剧评介文章，另外还有一部《中国现代戏剧》。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延武对戏剧的透彻了解和深入研究。其研究虽然属于“业余性质”，但与专家的潜心研究相比，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永恒的价值。
梁延武同日本的进步文化团体交往甚密，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早在1957年，梁延武就把日本著名的戏剧《马五郎一座颠末记》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民。此剧由戏剧家欧阳予倩领衔，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上演。1962年，中国《剧本》月刊发表了这个剧本。
日本著名的松山芭蕾舞团对中国态度友好，想访问中国，首先找到梁延武，由梁从中牵线搭桥，使访问得以成功。到中国后上演什么剧目呢？梁延武向他们建议：上演中国名剧《白毛女》。松山芭蕾舞剧团采纳了梁的建议，经过积极筹备，到中国访问演出了《白毛女》，结果一炮打响。这出叙述中国故事而又带着日本格调的舞剧，倾倒了中国观众，一时间赞誉交口，佳评如潮。在北京演出时，邓颖超、王震等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会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返回日本前夕，松山芭蕾舞团还加班加点，学习排练，带回中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日本公演也大受欢迎。郭沫若先生特吟诗一首颂扬，梁延武撰文专门介绍。松山芭蕾舞团非常感谢梁延武的帮助和指点，称他为“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位难得的架桥人”。
1972年8月上旬，中国上海舞剧团到日本访问演出，梁延武配合这次访问活动，多次在日本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评介上演剧目《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他甚至还介绍戏剧舞蹈中的“跑步”、“探海”、“亮相”等具体程式动作，使日本人民了解现代的中国艺术家们是如何继承传统而又古为今用的。
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联谊会成员，有音乐家、戏剧艺术家、画家、翻译家、针灸师等，人才济济，阵容强大。梁延武团结大家，调动各自的积极性，在各方面施展才华。祖籍山西五台县的杨铭时先生，曾任东京中华学校校长，现任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兼任杨氏太极拳友好会会长。他是山西省杨氏太极拳的传人，同女儿杨慧一起，在日本传授杨氏太极拳，深受日本大众和旅日华侨的欢迎。一些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习练了太极拳后，病体得以康复，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他们感谢那些孜孜不倦将中国太极拳传播到日本的热心人。张馥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性，尤其精通中国烹调艺术。梁便支持她举办各种类型的料理教室，向日本妇女传授北京名菜和山西面食的制作技艺，日本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台经常组织专辑予以报道。张馥卿推出的“家庭菜谱”在日本妇女中影响极大，可说是妇孺皆爱，深入人心。1973年，世界料理比赛在东京希尔顿大饭店举行。张馥卿现场表演，着重向各国美食家和烹调师介绍山西面食，梁延武亲自为妻子担任翻译。二人配合默契，珠联璧合，使表演锦上添花，大获成功。
梁延武作为专家学者的社会地位，在日本早已得到确认。日本平凡社出版的《日本人名大事典》（现代）收录了梁延武的条目，称他是“中国文学、戏剧表演艺术研究家”。
1977年3月5日，梁延武在东京都目黑区的友爱病院与世长辞，享年67岁。
消息传来，华侨界和日本友好人士均感到震惊和痛惜！旅日华侨界失去的是一位杰出的社团领导人，一位坚持不懈在异国他乡传播中华文化的耕耘者;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失去的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师长，一位可以推心置腹长久交往的高朋挚友。
梁延武第二次赴日，定居了27年。但他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从未减少，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在1975年11月回国观光一次。病重时，他对妻子说：“我活着是中国的人，死了是中国的鬼。一定要将骨灰送回北京安放，以遂我落叶归根之愿。”
1984年5月底，梁延武的遗孀张馥卿女士偕女儿张富元，遵嘱将梁延武的骨灰送回北京。6月1日，在万安公墓举行了安放仪式。
1984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梁延武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电讯说：“梁延武先生曾担任过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联谊会会长，积极从事爱国活动”。同年7月15日，日本东京《华侨报》也报道此事，并对梁延武的事迹作了详细介绍。
梁延武，别名梦回，出生于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山西崞县人（其故乡北社村今划归定襄县）。他所出身的家庭，在当地是颇有名气的大户。祖父梁善济，字伯强，清末翰林，曾任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是清末民初山西省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父亲梁上楹，字莱芝，是当地的地主士绅，但手头并不十分宽裕;二叔梁上拣，字次楣，曾留学英国，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三叔梁上椿，字西樵，留学日本，娶日本女子为妻，回国后依附阎锡山，在大同经销煤炭，生意兴隆，大发其财。梁上椿为了梁家的前程，大力主张梁家与阎锡山家族联姻，于是从中周旋撮合，让侄子梁延武与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又称五姑娘）结为夫妻。梁延武对这桩没有感情基础的“政治婚姻”当然不太乐意，但由于他留学日本的费用全靠三叔供给，所以只好勉强从命。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注定了梁延武的一生，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变幻莫测的政治漩涡。
梁延武首次赴日本居住5年，是为了求学深造。193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同一帮热血青年，东渡日本，就读于著名的东京商科大学。戏剧是他最主要的业余爱好。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掀起了一股“戏剧热”。旅居日本的文艺大师郭沫若先生，对于青年同胞的戏剧爱好甚为赞赏，经常给予谆谆教导和热情扶持。在这种环境中，梁延武如鱼得水，很快成为留日学生戏剧团体的一名积极分子。
当时，留日学生成立了一系列戏剧团体，主要有“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中华戏剧座谈会”、“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等。1936年春，上述3个团体合并为“中华留日戏剧协会”，统一部署，统一行动。为了使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得以弘扬，并声援祖国人民的爱国斗争，他们公演了一系列进步戏剧，如曹禺的《雷雨》、 《日出》，田汉的《洪水》，洪深的《五奎桥》，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袁牧之的《一个女人和一条狗》，马彦祥的《打渔杀家》，久未正雄的《牧场兄弟》，山本有三的《婴儿杀戮》，高尔基的《孩子们》，易卜生的《娜拉》，果戈里的《视察专员》（即《钦差大臣》），托尔斯泰的《复活》（由田汉改编）等。尤其是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当时在国内尚未公演，留日学生就率先将其搬上舞台了。梁延武和林林、任白戈、陈北鸥、叶文津、颜一烟等，都是从事进步戏剧活动的骨干分子。《日出》就是梁延武亲自翻译的。他不仅参加演出活动，还从事戏剧创作。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创作了一个叫《岛》的剧本，描写的是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穷困百姓遭受官吏欺压的故事。大陆解放后，这出戏曾在我国舞台上演。
留日学生的戏剧团体，是以“团结就是力量”为旗帜的进步文化组织。其成员中，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少数民族，有台湾学生，也有“满州国”的学生。大家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了，为中华文化的进步与繁荣，为祖国的命运，在舞台上呐喊呼号。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而劳动，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所有的劳动都是义务的，一切演出费用都由会员们自己负担。不少穷学生虽然连饭都吃不饱，但也要挤出一些钱来支援演出活动。有的同学为了演戏，甚至把心爱的手表、小提琴、衣物也送进了当铺。
1936年，中国戏剧家袁牧之访问日本。梁延武随同其他会友，与袁牧之座谈，并在“东瀛阁”设宴招待。日本戏剧家田雨雀、山川幸世也应邀参加。大家还摄影留念。
1938年，梁延武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离开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返回祖国。
梁延武第二次赴日，是在1950年，这次是定居，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是年10月24日，他偕第二任妻子张馥卿自香港乘飞机抵达东京羽田空港，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他的前妻阎慧卿已在太原解放时和梁化之等人自杀身亡。
梁延武定居日本后，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开始在近畿大学任教;1959年至1965年在NHK国际广播部担任中国语播音工作;随后在东京亚非语言学院担任中文讲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日本知名人士清水安三在东京创办樱美林大学，特聘请梁延武去教授中文。在日本各界人士心目中，梁延武既是“中国通”，又是“日本通”，请他来为日本人讲授中文，最合适不过了。到上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出于同中国交往日益频繁的形势需要，日本外务省加强对外交官的中文培训，专门成立了中文研修所，首先聘请的中文教师就是梁延武。梁延武欣然应允，在教学中尽心尽力，颇受学员的敬仰。有不少当年研修所的学员，日后成为日本国的高层人物。
至70年代，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已有数百人之多。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有成立统一社团的必要，于是做了一些酝酿工作。1973年4月，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会见了华侨代表并亲切座谈，我驻日大使馆的官员也参加。在座谈中，提到了华侨文化工作者如何加强联系、发挥作用的问题，认为成立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联谊会势在必行。于是当场推举9位筹备委员进行筹备。至11月下旬，筹备工作宣告完成。
1973年11月25日，在日本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八丁目的东京华侨会馆里，来自日本各地的华侨文化工作者代表欢聚一堂，抱着“通过文化媒介，推动中日友好”的宗旨，推心置腹，共商大计。大会选出15名理事，并推举山西籍的梁延武先生为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联谊会会长。从此，梁延武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名望，广泛团结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为弘扬中华文化和推进中日友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梁延武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便在这方面大显身手。他翻译了多部中国戏剧并加以指导，一一将它们搬上日本舞台。这些中国戏剧是：《雷雨》、《日出》、《屈原》、《原野》、《关汉卿》、《刘三姐》、《年轻的一代》等等。这些中国名剧在日本舞台演出，每次都引起很大反响。其中，由日本演员山田五十铃主演的《关汉卿》、叶珊主演的《刘三姐》等均引起不小的轰动，在日本大众中传为美谈。 梁延武还致力于文化著述，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中国戏剧的源流、风格、流派，评介名家名作，使日本人民从戏剧方面了解中华文化的璀璨风采，进而了解创造了伟大文化的中国人民。据其第二任夫人张馥卿说：梁的作品很多，去世以后，亚非语言学院的校长曾搜集梁的遗作，打算出版梁延武的个人文库，遗憾的是校长不久辞世，出版文库的事也就搁浅了，其作品也不知所终，真是可惜之至！据《日本人名大事典》介绍，梁延武曾编撰一部《戏剧表演百科大事典》。而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梁延武的一些戏剧评介文章，另外还有一部《中国现代戏剧》。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延武对戏剧的透彻了解和深入研究。其研究虽然属于“业余性质”，但与专家的潜心研究相比，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永恒的价值。
梁延武同日本的进步文化团体交往甚密，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早在1957年，梁延武就把日本著名的戏剧《马五郎一座颠末记》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民。此剧由戏剧家欧阳予倩领衔，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上演。1962年，中国《剧本》月刊发表了这个剧本。
日本著名的松山芭蕾舞团对中国态度友好，想访问中国，首先找到梁延武，由梁从中牵线搭桥，使访问得以成功。到中国后上演什么剧目呢？梁延武向他们建议：上演中国名剧《白毛女》。松山芭蕾舞剧团采纳了梁的建议，经过积极筹备，到中国访问演出了《白毛女》，结果一炮打响。这出叙述中国故事而又带着日本格调的舞剧，倾倒了中国观众，一时间赞誉交口，佳评如潮。在北京演出时，邓颖超、王震等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会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返回日本前夕，松山芭蕾舞团还加班加点，学习排练，带回中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日本公演也大受欢迎。郭沫若先生特吟诗一首颂扬，梁延武撰文专门介绍。松山芭蕾舞团非常感谢梁延武的帮助和指点，称他为“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位难得的架桥人”。
1972年8月上旬，中国上海舞剧团到日本访问演出，梁延武配合这次访问活动，多次在日本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评介上演剧目《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他甚至还介绍戏剧舞蹈中的“跑步”、“探海”、“亮相”等具体程式动作，使日本人民了解现代的中国艺术家们是如何继承传统而又古为今用的。
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联谊会成员，有音乐家、戏剧艺术家、画家、翻译家、针灸师等，人才济济，阵容强大。梁延武团结大家，调动各自的积极性，在各方面施展才华。祖籍山西五台县的杨铭时先生，曾任东京中华学校校长，现任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兼任杨氏太极拳友好会会长。他是山西省杨氏太极拳的传人，同女儿杨慧一起，在日本传授杨氏太极拳，深受日本大众和旅日华侨的欢迎。一些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习练了太极拳后，病体得以康复，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他们感谢那些孜孜不倦将中国太极拳传播到日本的热心人。张馥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性，尤其精通中国烹调艺术。梁便支持她举办各种类型的料理教室，向日本妇女传授北京名菜和山西面食的制作技艺，日本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台经常组织专辑予以报道。张馥卿推出的“家庭菜谱”在日本妇女中影响极大，可说是妇孺皆爱，深入人心。1973年，世界料理比赛在东京希尔顿大饭店举行。张馥卿现场表演，着重向各国美食家和烹调师介绍山西面食，梁延武亲自为妻子担任翻译。二人配合默契，珠联璧合，使表演锦上添花，大获成功。
梁延武作为专家学者的社会地位，在日本早已得到确认。日本平凡社出版的《日本人名大事典》（现代）收录了梁延武的条目，称他是“中国文学、戏剧表演艺术研究家”。
1977年3月5日，梁延武在东京都目黑区的友爱病院与世长辞，享年67岁。
消息传来，华侨界和日本友好人士均感到震惊和痛惜！旅日华侨界失去的是一位杰出的社团领导人，一位坚持不懈在异国他乡传播中华文化的耕耘者;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失去的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师长，一位可以推心置腹长久交往的高朋挚友。
梁延武第二次赴日，定居了27年。但他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从未减少，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在1975年11月回国观光一次。病重时，他对妻子说：“我活着是中国的人，死了是中国的鬼。一定要将骨灰送回北京安放，以遂我落叶归根之愿。”
1984年5月底，梁延武的遗孀张馥卿女士偕女儿张富元，遵嘱将梁延武的骨灰送回北京。6月1日，在万安公墓举行了安放仪式。
1984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梁延武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电讯说：“梁延武先生曾担任过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者联谊会会长，积极从事爱国活动”。同年7月15日，日本东京《华侨报》也报道此事，并对梁延武的事迹作了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