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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24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次会议和这个《决定》,后来被称为在中共历史上(或在中国发展史上)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亲历了它产生的全过程。今年是《决定》诞生25周年,面对我国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回忆过去,深感《决定》的来之不易及其意义重大。
二是中央领导对原有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积极探索改革的方向和原则,酝酿改革的总蓝图。
曾经实行30年之久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是否定商品经济,政企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有人把这种僵化体制概括为“八统一”体制,即生产计划统一下达,原材料统一调拨,生产产品统一销售,产品价格统一规定,职工统一调配,工资统一标准,财务统收统支。在这种体制下,无论人财物、供产销,或者经营管理方式的选择,企业都没有自主权。因而企业和职工没有积极性,国民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
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就呼吁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77年12月26日,他在会见澳共(马列)主席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些尖锐的诘问,就是强烈的改革呼号。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鲜明地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1978年12月13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严肃地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制度上、组织上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搞商品经济、应不应该发展市场?当时理论界议论最多、中央领导人也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决定着改革大方向的原则问题。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于光远谈话时就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说“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1979年3月8日,陈云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后来陈云把这一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在写提纲前,曾与李先念交换过意见。李先念在2月22日同银行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同陈云同志谈过,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提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1979年5月,时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指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要进行研究,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改。”同时他要求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过急,应该先有一个规划,而且要有探索的时间,并非无的放矢。据此,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一些人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后因感到尚不成熟没有提交审议。邓小平听说有这么一个素材性的稿子就说,可以“披头散发”和大家见面征求意见嘛。于是这个稿子就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议论,大家认为其基本思路对头,但方案还不成熟,因此当时未定下来。1980年12月16日,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1982年11月 4日,陈云在听取计划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是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他还引用黄克诚把计划和市场关系比做笼子和鸟的关系,说“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是总要有个笼子,这就是计划经济。”
对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重大命题,邓小平的观点更超前一些、彻底一些。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对当时社会上有人散布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亲历了它产生的全过程。今年是《决定》诞生25周年,面对我国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回忆过去,深感《决定》的来之不易及其意义重大。
二是中央领导对原有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积极探索改革的方向和原则,酝酿改革的总蓝图。
曾经实行30年之久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是否定商品经济,政企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有人把这种僵化体制概括为“八统一”体制,即生产计划统一下达,原材料统一调拨,生产产品统一销售,产品价格统一规定,职工统一调配,工资统一标准,财务统收统支。在这种体制下,无论人财物、供产销,或者经营管理方式的选择,企业都没有自主权。因而企业和职工没有积极性,国民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
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就呼吁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77年12月26日,他在会见澳共(马列)主席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些尖锐的诘问,就是强烈的改革呼号。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鲜明地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1978年12月13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严肃地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制度上、组织上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搞商品经济、应不应该发展市场?当时理论界议论最多、中央领导人也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决定着改革大方向的原则问题。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于光远谈话时就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说“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1979年3月8日,陈云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后来陈云把这一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在写提纲前,曾与李先念交换过意见。李先念在2月22日同银行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同陈云同志谈过,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提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1979年5月,时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指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要进行研究,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改。”同时他要求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过急,应该先有一个规划,而且要有探索的时间,并非无的放矢。据此,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一些人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后因感到尚不成熟没有提交审议。邓小平听说有这么一个素材性的稿子就说,可以“披头散发”和大家见面征求意见嘛。于是这个稿子就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议论,大家认为其基本思路对头,但方案还不成熟,因此当时未定下来。1980年12月16日,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1982年11月 4日,陈云在听取计划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是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他还引用黄克诚把计划和市场关系比做笼子和鸟的关系,说“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是总要有个笼子,这就是计划经济。”
对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重大命题,邓小平的观点更超前一些、彻底一些。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对当时社会上有人散布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