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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江苏省军管会主任
1967年3月12日,父亲处理好浙江问题从杭州刚返回南京,就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中任命父亲为军管会主任。此时的南京春寒料峭,万木萧疏,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则火上加油,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夺权”的呐喊声,到处是剑拔弩张的冲突事件,没有一丁点儿的暖春气息。父亲到家的第二天,顾不上休息,就赶到江苏省军管会走马上任,又一个新的课题摆到了父亲面前。
为什么要实行“军事管制”?因为自上海一月夺权(即1967年1月王洪文带领上海工人造反派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之后,全国各省市普遍刮起夺权的狂风,各地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国家政府机关瘫痪了,党组织活动停止了,公安、检察、法院基本上失去作用,成千上万的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了。为了支撑国家的大局,毛泽东主席动用了人民解放军,军队是当时唯一保持基本稳定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了。1967年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支左”的同时,全国几乎所有的工矿、交通、铁路、航空以及报社、广播等机关都先后实行了军事管制。后来,在造反派夺权后发生两派冲突的省市,也实行了“军管”,军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各地区的领导权,全面介入了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江苏省的情况也是如此。1966年10月,江苏省造反派就开始冲击省委机关,试图打倒以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的领导。1967年1月26日,江苏南京地区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红总)发表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夺了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的权,即“一•二六夺权”。但是在对待“夺权”是非问题上造反派出现了分歧,红总说:“夺权好得很”,反对和没有参与夺权的南京大学“八二七”等组织(简称八二七)回答:“夺权好个屁。”“好派”和“屁派”的对立,很快波及全省各地,造成全省范围的群众分裂、社会动乱的局面,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了制止这种局面继续发展,经周恩来总理报毛泽东主席同意,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1967年3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第一个通知:任命杜平同志为军管会主任,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自即日起开始办公。
军管会的主要任务是“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即促进各造反派大联合,尽早实现三结合(军队代表、地方干部代表、造反派代表相结合),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省级地方权力机构),促生产即搞好工农业生产,不误春耕,恢复社会秩序等。
父亲一上任就站在了江苏省两派群众组织直接冲突的急流旋涡中。早在一年前的7月、8月,应江苏省委的要求,南京军区调派了少数干部进驻南京大学,协助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父亲召集了调派干部梁辑卿(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杜方平(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同志开会。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讲了话,最后父亲说:“调去的干部一定要听省委安排。”还强调说:“省委是马列主义的省委。”父亲这句旗帜鲜明的话,惹怒了造反派,以后的岁月里,他屡遭造反派围攻。当江苏造反派冲击江苏省委时,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单位造反派要求父亲接见并回答问题,先后有二十多批,后来不分白天黑夜围攻父亲,父亲太劳累了以致生病被送到上海治疗。现在父亲又要主管军管会的工作,江苏省的造反派当然是不会放过他的。
父亲深感责任重大,尽管他对江苏的情况了解不多,甚至连两个造反派的头头都不认识,尽管他对组织工农业生产没有经验,对搞好军管会工作心中无底,尽管他还存在着诸多疑问,对造反派的做法仍然不能认同,但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对党的绝对忠诚,对毛主席的无限敬重,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使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父亲走马上任后,主持召开军管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是确定其组织架构:下辖两个委员会,一个是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吴大胜;一个是生产委员会,主任是傅绍甫。可见当时抓生产是军管会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父亲一面抓军管会的组织落实和人员分工,做到人就其位,事有人管,一面大张旗鼓地宣传周总理接见江苏两个代表团的“三•五”指示(指1967年3月5日讲话),促进群众组织联合,发出停止串联和制止打、砸、抢的通知;另一方面召开全省生产会议,吸收地方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协助抓全省的生产建设和群众生活,这对稳定当时局势和促进工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父亲当时的理解是“抓革命就是要稳定社会局势,其目的还是要把生产促上去”。当军管会的工作有所起色并准备稳步推进的时候,新的矛盾又被制造出来了。
军队“支左”,后来发展为“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支农、支工还容易执行,要支持“左”派就遇到难题了,哪一派是“左”派呢?驻山东的解放军,在王效禹夺权时,并没有支持以他为首的那派组织。王效禹原是青岛市副市长,与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勾结在一起,在康生的授意下,夺了青岛市和山东省委的权,当上了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央给予承认,成为颇有名气的山东造反派头头。又经康生提议,王效禹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我曾到过济南,听到过这样喊口号: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还要加上“敬祝王效禹同志心情舒畅”,可见王效禹当时的威风和权势。山东军队不支持王效禹的“错误”态度,被中央点名批评是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被迫公开检讨。4月6日,在林彪授意下,颁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即“十条命令”),规定了对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要正确对待群众”,“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还规定“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等等。《十条命令》一出台,不仅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而且因军委已发的《八条命令》有所收敛的一些军队内造反派又死灰复燃。
5月7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从济南到南京,以贯彻《十条命令》为由,要南京军区检讨,他们又让王效禹前来“传经”,传授他们是如何使“济南军区向革命群众公开检查”的。而且将“公开检查比不公开检查好,高姿态检查比低姿态检查好,早检查比晚检查好”三条体会作为范例,妄图推广全军仿行。在他们的煽动和纵容下,南京军队的造反派和地方造反派公开串通在一起,矛头直指南京军区。南京的大街上瞬间贴满了“打倒许世友、炮轰杜平”的大字报。因父亲曾说过“江苏省委是马列主义的”,造反派以此认定军管会是保省委的,执行的是“带枪的刘邓路线”。于是,造反派不断挑起事端,给军管会出难题。“红总”先拿死人做文章,说军管会做工作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继而又制造纵火案,还不许消防队救火,父亲派部队强行翻墙进入,救出“八二七”组织的100多名学生,又被“红总”揪住不放。“红总”不断挑起事端,最后调集无锡、常州、扬州的造反派手拿大刀长矛列队进驻军管会,向南京军区施压,逼迫军管会让步。
南京的局势已经很紧张,武汉发生的“7•20事件”又火上浇油。事情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引发,王力以中央代表身份到武汉解决两派武斗问题。下车伊始,便发表讲话,支一派、压一派,这样就激怒了号称“百万雄师”的人数众多的被压造反派组织。7月20日,数千造反派手执长矛、头戴安全帽冲上街头示威,并涌进军区驻地揪走王力。于是林彪、江青一伙借机大做文章。他们在北京天安门上大张旗鼓宣扬王力,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认定其后台操纵者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在8月1日这一天,他们在党刊《红旗》上发表社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从此一场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浩劫开始了。
南京的形势更加紧张起来。8月3日、4日,军内外几个造反派组织先后冲进了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两天后,“红总”举行了号称千辆汽车的示威游行,矛头直指南京军区,直指许世友司令员。与此同时,一批造反派冲进了我们家和许世友司令员家,抄打砸抢,无所不用其极。我记得那天有两大卡车的造反派闯进我们家,凡是父母的衣服、裤子、鞋子全部用钢钎扎穿,无论新旧无一幸免,所有镜子玻璃制品全部捣碎,所有家具全部砸烂,就连我们姐弟的心爱读物、玩物、压岁钱也被抢掠一空,家里一片狼藉。造反派临走时还把“打倒杜平”的标语从楼上一直刷到楼下,并扬言要抓我们做人质,让父亲就范。
南京的情况惊动了中央,周总理焦急地打电话询问父亲在哪里,当得知父亲在军区战时指挥所时他才放心,总理对父亲说:“要对这些组织说明,南京指挥系统不能乱。”又关心地问道:“目前生活有什么困难?”父亲回答:“谢谢总理的关心,家里人都会正确对待的。”许司令对待抄家的态度更是幽默:“抄了轻松些,只是把酒打掉了太可惜。”这就是革命前辈们博大的胸怀。
两大造反派的武斗愈演愈烈,不断升级。父亲那些天真是忧心忡忡,为了稳定局势,制止武斗,避免群众无谓地牺牲,父亲决定集中两派头头办学习班。父亲亲自组织他们学习有关促进联合、制止武斗的文件,并规定他们学习期间集中住宿,不准请假。可是有些头头根本不听,初则白天争吵,晚上出去搞派性活动,继则在学习班住地电话遥控指挥武斗,最后发展到学习班内外配合,在学习班住地打了起来,父亲等亲自拉架,并动用了警卫部队才制止下来。因此学习班只好停办。尔后,“红总”自恃人多势大,决定武力消灭“八二七”。“八二七”头头曾邦元也不甘示弱,扬言要“决一死战”。战火一触即发,父亲当即决定,用部队的船只晚上将曾邦元等十多人送到江北去,这样“八二七”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到挹江门外的下关地区,与“红总”隔离开来。由于决策正确,军管会秘书长指挥妥当,黄锦才等同志实施有力,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为了制止南京的武斗、制止冲击军区和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等问题,中央派出了以刘锦平(民航政委)为组长、宋皋(国务院联络员)为副组长的38人调查组。周总理明确指示调查组:南京地位很重要,主席很关心,要维护南京的局势特别是南京军区作战系统的安全,你们去后要做好工作,说服造反派不要冲击军区,不能拿武汉军区的事情去套,大多数军区是好的。周总理还请调查组转告父亲,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的话,要高姿态进行检查,要争取主动,站出来做工作。对中央调查组的到来,父亲非常高兴,期望他们能解决南京的问题。却不料刘锦平一屁股坐到了“红总”一边,与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后来成了林彪死党的江腾蛟混在一起。几天后,父亲才知道他们向中央发电报提出要改组军管会,因周总理不同意才不了了之。
由于上层有两个声音,南京局势更加混乱了。8月27日,“八二七”组织进城庆祝成立一周年游行时,“红总”人员用长矛刺伤游行学生,并用自制燃烧弹投掷游行队伍,眼看一场流血事件就要发生,军管会人员及时赶到,一方面说服“红总”头头文凤来,一方面派部队将“八二七”人员团团围住护送出挹江门,才制止了这场武斗。但“红总”并不甘心,于第二天成立了“揪许世友火线指挥部”,并给父亲下勒令书:要父亲派人到大别山抓许世友司令员,并限期交人。面对造反派的无理,一贯和蔼的父亲板起面孔,义正词严答道:“让一个政委带人去抓司令,在我军历史上从没有过”,“打死我也不会干”,“你们有事冲着我来,我完全可以回答你们。”父亲的强硬更加惹怒了造反派,他们死死揪住父亲不放,父亲提出要刘锦平出来解围,可他就是不管,为此父亲被围斗了多时。接着,“红总”又提出要召开十万人大会,打倒许世友、炮轰杜平,逼南京军区党委交出指挥权。父亲一面继续耐心地做工作,一面将情况向周总理报告。总理直接给文凤来打电话,严正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赶快解散“揪许指挥部”,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召开万人大会,如果硬要开,我即刻来宁。总理的强硬态度震慑了造反派,十万人大会夭折了。抓住这一时机,父亲及时召集造反派各组织的头头开会,会议开得十分艰难,曾三易会址,但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央调查组特别是宋皋同志的具体指导下,经各方共同努力,终于签订了南京地区造反派《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9月10日获中央批准。这份协议书,对及时制止两派武斗,稳定南京局势促进江苏造反派大联合起到了关键作用。
为了扩大战果,尽快实现全省各地造反派的大联合,以维护社会安全,父亲决定率队进京办学习班。父亲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周总理的批准。9月16日,父亲带领省军管会及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通等地军管会人员,以及各地两派头头150多人到京。在京期间,父亲不仅耗费大量精力,以极大耐心做造反派联合的工作,还要针对军管会中个别领导支一派压一派、矛头指向军区的错误行为搞好内部整风。由于依靠了军管会袁刚等多数干部,共同努力,最终统一了思想。此外,由于父亲任军管会主任期间,还管着军区工作,因此,还要组织写好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所以在北京办学习班时,父亲还同时带着一个写作班子修改检讨报告。当时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对检讨报告百般刁难,三番五次,不让通过。他要上升到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高度,可许司令不同意上纲太高,父亲请周总理裁决。1968年1月,中央要审批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事前周总理要父亲把“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中的“方向路线性”字句去掉。26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检讨报告上批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在‘三支两军’中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也犯了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毛主席还决定:杜平不必向群众做检讨,有个书面材料分送就行了。国庆前夕,周总理通过父亲告诉许世友司令员,说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到北京来过国庆节,并住在中南海。许伯伯住中南海时,父亲还带着我们去看望他,他精神很好,见到我们非常高兴。
在周总理的亲切指导和多方关照下,进京学习班经过四个半月艰苦努力,终于在1968年1月26日签订了大联合协议,为江苏省革委会成立奠定了基础。大联合的实现,使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搞乱江苏、打倒许世友、杜平的阴谋破灭。周总理又派父亲去上海兴国路72号征求在那里休养的许世友同志的意见,要许世友同志当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司令员欣然接受了中央的安排。
父亲在任江苏省军管会主任期间,为了维护江苏稳定、促进造反派大联合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张春桥、江青等还总是嫌乱得不够。张春桥从山东来宁,住了两天并分别到“红总”、“八二七”两派大会上讲了话,说父亲对江苏造反派,该支持的不支持,该解决的不解决。在他看来,你不支一派压一派就是走资派,就该打倒。父亲看出张春桥的用心,就采用拖的办法,不管你怎样故意刁难,我军管会就不让你牵着鼻子走,你讲你的,我做我的,从而稳定了江苏的大局。
1968年1月30日父亲带着军管会工作人员及造反派组织头头乘飞机,全部离开北京。父亲回到南京后,积极筹备建立省革命委员会,亲自协商安排委员名单。一切安排好后,父亲又飞到北京向中央报告,经中央审查名单,批准确定了江苏省委领导彭冲、张仲良等同志赴京学习,为筹备江苏省革委会领导班子作准备。3月20日,中央批准以许世友同志为主任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的名单。3月21日父亲回到南京,3月23日正式开大会,成立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题目为《天翻地覆慨而慷》。省革委会成立后,父亲完成了军管会的使命又回到了南京军区。
后来父亲又参与了近四年的江苏省委工作。1970年12月27日,召开了江苏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许世友同志代表省革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苏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委9人),选举了许世友为第一书记,杜平、吴大胜为书记,彭冲、杨广立为副书记。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
建设南京长江大桥
南京长江大桥是1960年1月18日正式动工,1968年9月铁路桥通车,同年12月公路桥通车。铁路桥长6772米,公路桥长4588米,桥下可通万吨轮,是当时我国继武汉长江大桥、重庆白沙陀长江大桥之后第三座跨越长江的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把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线和沪宁线连接起来,把大江南北的公路交通连接起来,在政治、经济、战略上有着重要意义。
南京长江大桥现在已经成为南京的城标之一,也是南京的著名旅游景点。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当我们回南京探亲休假,或亲朋好友到南京,父亲都要带我们到南京长江大桥游览观光。父亲会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桥头堡上的高十余米的五人雕塑,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五大组成部分,即工、农、兵、学、商;那公路正桥两边的栏杆上镶着的浮雕是铁铸的,并讲解着一幅幅浮雕的内容。每当谈起南京长江大桥,父亲总是那么兴奋和自豪,因为他和许世友司令员都直接参与和指挥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为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他们经历了多少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啊!
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是父亲在担任军管会主任期间遵照周总理要抓好生产的首要任务。南京长江大桥虽然是1958年勘定,1960年动工,但是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又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工程设计和材料供应都很困难,曾几建几停。甚至在工程上马初期,就有人提出缩小规模,建成一座便桥,只要能通汽车就可以了。当时江苏省及南京市的主要领导曾就缩小大桥规模征求南京军区主要领导的意见,许司令和父亲从长远发展考虑,建议克服暂时困难,按原计划建造。
1967年3月,由于钢材紧缺,铺设大桥的铆钉缺口相当大,直接导致大桥钢筋桥梁无法架设,有人再次提出缩小大桥建设规模,并将缩小方案传到南京建桥工程处。工程处便派人专程向在京开会的父亲汇报,父亲感到此方案不妥,说:“为了造好‘争气桥’,我去找总理。”当日,他请求周总理解难。周总理立即找来当时分管工业的谷牧副总理,指示他负责协调,一是与国内大型钢铁企业联系,二是通过外交部门和东欧有关国家联系寻求帮助。父亲认为鞍山钢铁厂解决会快些,向谷牧副总理汇报,并商量具体解决办法。半个月后,鞍山钢铁厂以最快速度生产出的优质铆钉运到了南京,确保了大桥的顺利建设。
同年8月,当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程正处于架设大桥过江钢梁的关键时刻,建桥工人中的“好派”和“屁派”也日趋对立,许多年轻工人不上班,老工人干着急,严重干扰架梁进程。父亲召集建桥工人的两派组织代表开会,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工人阶级最听党的话,你们两派虽然观点不同,但建设长江大桥是国家的大事,是你们共同的光荣任务,绝不能因观点不同而影响建桥工程的进度。”最后在守桥部队的保护和支持下,在全国劳动模范王超柱等老师傅的带动下,在撤到下关的一批“八二七”工人的积极参与下,顶着酷暑坚持施工,终于在8月16日赶在台风季节之前,大桥钢梁胜利合龙对接,大桥工地举行了钢梁合龙庆祝会。
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不管是当军管会主任还是任南京军区政委及兼任江苏省省委书记,他始终心系大桥建设,多次到工地视察,过问建设情况,参加劳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1968年3月21日,南京军区派出临汾旅一个营及所属装备加入建桥大军,干部战士边学习边施工,与大桥建设者们一起奋战了180多个日日夜夜,抢在雨季来临之前,胜利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南京军区党委的态度是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钱给钱。9月9日,眼看工期吃紧,军区又派工兵团紧急赶赴大桥工地,他们风雨无阻,日夜施工,仅用7天时间就完成土方作业47200立方米。在修建桥头堡的过程中,仅用18天就突击完成了原计划2个月的工作量。大桥工地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9月30日,许世友和父亲以及江苏省领导坐上第一列通过长江大桥的火车,标志大桥建成正式通车,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献了礼。12月19日,公路桥面全面建成通车。江苏人民“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父亲在担任江苏省军管会主任期间,还为江苏省的农业生产不遗余力地奔波操劳。我看到他的工作笔记上工工整整地写着1967年2月24日周总理给他的电话指示:“南京军区要抓生产。”父亲始终铭记周总理的焦虑而担忧的声音:“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就没有饭吃了。”
军管会成立不久,“江苏省农垦造反总司令部”就在南京挂牌,军管会立即找其头头(一茶场工人)谈话,告诫他们中央规定不许成立跨地区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必须牢记三年自然灾害不抓粮食生产的教训,要抓革命促生产。这一组织很快解散。父亲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春耕大忙时,军管会除积极宣传外,还派出大量指战员支援农业生产。所以江苏的农村形势一直较好,农业生产还是丰收。后来,周总理在1968年1月28日接见讲话时还说:“军队支农,广大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对农业熟悉,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显著,江苏也不例外,我手头一张生产表也就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学生虽然搞了一些宣传活动,但不同于其他地区搞农民进城,干扰生产比较少,所以整个江苏粮食、棉花生产都比较好,这要归功于解放军。”
1969年9月19日,毛主席的专列到南京,停在栖霞山脚下,许世友和父亲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作。原本安排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因故取消。许司令和父亲又请主席视察南京长江大桥,主席同意了。9月21日凌晨2时,在许世友、杜平、张才千、吴大胜和汪东兴同志陪同下,毛主席视察了南京长江大桥。毛主席乘坐的汽车,从桥南缓慢驶向桥北,视察了全桥。当毛主席乘坐的汽车回到南堡附近时,等候在那里的军区机关和部队负责同志两百多人,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走下汽车,身着灰色中山装,微笑着同欢迎的同志们亲切握手。然后乘车回车站,离开了南京。
(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父亲杜平》)
1967年3月12日,父亲处理好浙江问题从杭州刚返回南京,就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中任命父亲为军管会主任。此时的南京春寒料峭,万木萧疏,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则火上加油,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夺权”的呐喊声,到处是剑拔弩张的冲突事件,没有一丁点儿的暖春气息。父亲到家的第二天,顾不上休息,就赶到江苏省军管会走马上任,又一个新的课题摆到了父亲面前。
为什么要实行“军事管制”?因为自上海一月夺权(即1967年1月王洪文带领上海工人造反派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之后,全国各省市普遍刮起夺权的狂风,各地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国家政府机关瘫痪了,党组织活动停止了,公安、检察、法院基本上失去作用,成千上万的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了。为了支撑国家的大局,毛泽东主席动用了人民解放军,军队是当时唯一保持基本稳定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了。1967年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支左”的同时,全国几乎所有的工矿、交通、铁路、航空以及报社、广播等机关都先后实行了军事管制。后来,在造反派夺权后发生两派冲突的省市,也实行了“军管”,军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各地区的领导权,全面介入了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江苏省的情况也是如此。1966年10月,江苏省造反派就开始冲击省委机关,试图打倒以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的领导。1967年1月26日,江苏南京地区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红总)发表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夺了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的权,即“一•二六夺权”。但是在对待“夺权”是非问题上造反派出现了分歧,红总说:“夺权好得很”,反对和没有参与夺权的南京大学“八二七”等组织(简称八二七)回答:“夺权好个屁。”“好派”和“屁派”的对立,很快波及全省各地,造成全省范围的群众分裂、社会动乱的局面,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了制止这种局面继续发展,经周恩来总理报毛泽东主席同意,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1967年3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第一个通知:任命杜平同志为军管会主任,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自即日起开始办公。
军管会的主要任务是“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即促进各造反派大联合,尽早实现三结合(军队代表、地方干部代表、造反派代表相结合),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省级地方权力机构),促生产即搞好工农业生产,不误春耕,恢复社会秩序等。
父亲一上任就站在了江苏省两派群众组织直接冲突的急流旋涡中。早在一年前的7月、8月,应江苏省委的要求,南京军区调派了少数干部进驻南京大学,协助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父亲召集了调派干部梁辑卿(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杜方平(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同志开会。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讲了话,最后父亲说:“调去的干部一定要听省委安排。”还强调说:“省委是马列主义的省委。”父亲这句旗帜鲜明的话,惹怒了造反派,以后的岁月里,他屡遭造反派围攻。当江苏造反派冲击江苏省委时,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单位造反派要求父亲接见并回答问题,先后有二十多批,后来不分白天黑夜围攻父亲,父亲太劳累了以致生病被送到上海治疗。现在父亲又要主管军管会的工作,江苏省的造反派当然是不会放过他的。
父亲深感责任重大,尽管他对江苏的情况了解不多,甚至连两个造反派的头头都不认识,尽管他对组织工农业生产没有经验,对搞好军管会工作心中无底,尽管他还存在着诸多疑问,对造反派的做法仍然不能认同,但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对党的绝对忠诚,对毛主席的无限敬重,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使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父亲走马上任后,主持召开军管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是确定其组织架构:下辖两个委员会,一个是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吴大胜;一个是生产委员会,主任是傅绍甫。可见当时抓生产是军管会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父亲一面抓军管会的组织落实和人员分工,做到人就其位,事有人管,一面大张旗鼓地宣传周总理接见江苏两个代表团的“三•五”指示(指1967年3月5日讲话),促进群众组织联合,发出停止串联和制止打、砸、抢的通知;另一方面召开全省生产会议,吸收地方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协助抓全省的生产建设和群众生活,这对稳定当时局势和促进工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父亲当时的理解是“抓革命就是要稳定社会局势,其目的还是要把生产促上去”。当军管会的工作有所起色并准备稳步推进的时候,新的矛盾又被制造出来了。
军队“支左”,后来发展为“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支农、支工还容易执行,要支持“左”派就遇到难题了,哪一派是“左”派呢?驻山东的解放军,在王效禹夺权时,并没有支持以他为首的那派组织。王效禹原是青岛市副市长,与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勾结在一起,在康生的授意下,夺了青岛市和山东省委的权,当上了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央给予承认,成为颇有名气的山东造反派头头。又经康生提议,王效禹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我曾到过济南,听到过这样喊口号: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还要加上“敬祝王效禹同志心情舒畅”,可见王效禹当时的威风和权势。山东军队不支持王效禹的“错误”态度,被中央点名批评是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被迫公开检讨。4月6日,在林彪授意下,颁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即“十条命令”),规定了对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要正确对待群众”,“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还规定“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等等。《十条命令》一出台,不仅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而且因军委已发的《八条命令》有所收敛的一些军队内造反派又死灰复燃。
5月7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从济南到南京,以贯彻《十条命令》为由,要南京军区检讨,他们又让王效禹前来“传经”,传授他们是如何使“济南军区向革命群众公开检查”的。而且将“公开检查比不公开检查好,高姿态检查比低姿态检查好,早检查比晚检查好”三条体会作为范例,妄图推广全军仿行。在他们的煽动和纵容下,南京军队的造反派和地方造反派公开串通在一起,矛头直指南京军区。南京的大街上瞬间贴满了“打倒许世友、炮轰杜平”的大字报。因父亲曾说过“江苏省委是马列主义的”,造反派以此认定军管会是保省委的,执行的是“带枪的刘邓路线”。于是,造反派不断挑起事端,给军管会出难题。“红总”先拿死人做文章,说军管会做工作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继而又制造纵火案,还不许消防队救火,父亲派部队强行翻墙进入,救出“八二七”组织的100多名学生,又被“红总”揪住不放。“红总”不断挑起事端,最后调集无锡、常州、扬州的造反派手拿大刀长矛列队进驻军管会,向南京军区施压,逼迫军管会让步。
南京的局势已经很紧张,武汉发生的“7•20事件”又火上浇油。事情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引发,王力以中央代表身份到武汉解决两派武斗问题。下车伊始,便发表讲话,支一派、压一派,这样就激怒了号称“百万雄师”的人数众多的被压造反派组织。7月20日,数千造反派手执长矛、头戴安全帽冲上街头示威,并涌进军区驻地揪走王力。于是林彪、江青一伙借机大做文章。他们在北京天安门上大张旗鼓宣扬王力,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认定其后台操纵者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在8月1日这一天,他们在党刊《红旗》上发表社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从此一场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浩劫开始了。
南京的形势更加紧张起来。8月3日、4日,军内外几个造反派组织先后冲进了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两天后,“红总”举行了号称千辆汽车的示威游行,矛头直指南京军区,直指许世友司令员。与此同时,一批造反派冲进了我们家和许世友司令员家,抄打砸抢,无所不用其极。我记得那天有两大卡车的造反派闯进我们家,凡是父母的衣服、裤子、鞋子全部用钢钎扎穿,无论新旧无一幸免,所有镜子玻璃制品全部捣碎,所有家具全部砸烂,就连我们姐弟的心爱读物、玩物、压岁钱也被抢掠一空,家里一片狼藉。造反派临走时还把“打倒杜平”的标语从楼上一直刷到楼下,并扬言要抓我们做人质,让父亲就范。
南京的情况惊动了中央,周总理焦急地打电话询问父亲在哪里,当得知父亲在军区战时指挥所时他才放心,总理对父亲说:“要对这些组织说明,南京指挥系统不能乱。”又关心地问道:“目前生活有什么困难?”父亲回答:“谢谢总理的关心,家里人都会正确对待的。”许司令对待抄家的态度更是幽默:“抄了轻松些,只是把酒打掉了太可惜。”这就是革命前辈们博大的胸怀。
两大造反派的武斗愈演愈烈,不断升级。父亲那些天真是忧心忡忡,为了稳定局势,制止武斗,避免群众无谓地牺牲,父亲决定集中两派头头办学习班。父亲亲自组织他们学习有关促进联合、制止武斗的文件,并规定他们学习期间集中住宿,不准请假。可是有些头头根本不听,初则白天争吵,晚上出去搞派性活动,继则在学习班住地电话遥控指挥武斗,最后发展到学习班内外配合,在学习班住地打了起来,父亲等亲自拉架,并动用了警卫部队才制止下来。因此学习班只好停办。尔后,“红总”自恃人多势大,决定武力消灭“八二七”。“八二七”头头曾邦元也不甘示弱,扬言要“决一死战”。战火一触即发,父亲当即决定,用部队的船只晚上将曾邦元等十多人送到江北去,这样“八二七”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到挹江门外的下关地区,与“红总”隔离开来。由于决策正确,军管会秘书长指挥妥当,黄锦才等同志实施有力,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为了制止南京的武斗、制止冲击军区和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等问题,中央派出了以刘锦平(民航政委)为组长、宋皋(国务院联络员)为副组长的38人调查组。周总理明确指示调查组:南京地位很重要,主席很关心,要维护南京的局势特别是南京军区作战系统的安全,你们去后要做好工作,说服造反派不要冲击军区,不能拿武汉军区的事情去套,大多数军区是好的。周总理还请调查组转告父亲,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的话,要高姿态进行检查,要争取主动,站出来做工作。对中央调查组的到来,父亲非常高兴,期望他们能解决南京的问题。却不料刘锦平一屁股坐到了“红总”一边,与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后来成了林彪死党的江腾蛟混在一起。几天后,父亲才知道他们向中央发电报提出要改组军管会,因周总理不同意才不了了之。
由于上层有两个声音,南京局势更加混乱了。8月27日,“八二七”组织进城庆祝成立一周年游行时,“红总”人员用长矛刺伤游行学生,并用自制燃烧弹投掷游行队伍,眼看一场流血事件就要发生,军管会人员及时赶到,一方面说服“红总”头头文凤来,一方面派部队将“八二七”人员团团围住护送出挹江门,才制止了这场武斗。但“红总”并不甘心,于第二天成立了“揪许世友火线指挥部”,并给父亲下勒令书:要父亲派人到大别山抓许世友司令员,并限期交人。面对造反派的无理,一贯和蔼的父亲板起面孔,义正词严答道:“让一个政委带人去抓司令,在我军历史上从没有过”,“打死我也不会干”,“你们有事冲着我来,我完全可以回答你们。”父亲的强硬更加惹怒了造反派,他们死死揪住父亲不放,父亲提出要刘锦平出来解围,可他就是不管,为此父亲被围斗了多时。接着,“红总”又提出要召开十万人大会,打倒许世友、炮轰杜平,逼南京军区党委交出指挥权。父亲一面继续耐心地做工作,一面将情况向周总理报告。总理直接给文凤来打电话,严正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赶快解散“揪许指挥部”,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召开万人大会,如果硬要开,我即刻来宁。总理的强硬态度震慑了造反派,十万人大会夭折了。抓住这一时机,父亲及时召集造反派各组织的头头开会,会议开得十分艰难,曾三易会址,但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央调查组特别是宋皋同志的具体指导下,经各方共同努力,终于签订了南京地区造反派《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9月10日获中央批准。这份协议书,对及时制止两派武斗,稳定南京局势促进江苏造反派大联合起到了关键作用。
为了扩大战果,尽快实现全省各地造反派的大联合,以维护社会安全,父亲决定率队进京办学习班。父亲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周总理的批准。9月16日,父亲带领省军管会及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通等地军管会人员,以及各地两派头头150多人到京。在京期间,父亲不仅耗费大量精力,以极大耐心做造反派联合的工作,还要针对军管会中个别领导支一派压一派、矛头指向军区的错误行为搞好内部整风。由于依靠了军管会袁刚等多数干部,共同努力,最终统一了思想。此外,由于父亲任军管会主任期间,还管着军区工作,因此,还要组织写好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所以在北京办学习班时,父亲还同时带着一个写作班子修改检讨报告。当时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对检讨报告百般刁难,三番五次,不让通过。他要上升到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高度,可许司令不同意上纲太高,父亲请周总理裁决。1968年1月,中央要审批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事前周总理要父亲把“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中的“方向路线性”字句去掉。26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检讨报告上批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在‘三支两军’中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也犯了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毛主席还决定:杜平不必向群众做检讨,有个书面材料分送就行了。国庆前夕,周总理通过父亲告诉许世友司令员,说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到北京来过国庆节,并住在中南海。许伯伯住中南海时,父亲还带着我们去看望他,他精神很好,见到我们非常高兴。
在周总理的亲切指导和多方关照下,进京学习班经过四个半月艰苦努力,终于在1968年1月26日签订了大联合协议,为江苏省革委会成立奠定了基础。大联合的实现,使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搞乱江苏、打倒许世友、杜平的阴谋破灭。周总理又派父亲去上海兴国路72号征求在那里休养的许世友同志的意见,要许世友同志当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司令员欣然接受了中央的安排。
父亲在任江苏省军管会主任期间,为了维护江苏稳定、促进造反派大联合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张春桥、江青等还总是嫌乱得不够。张春桥从山东来宁,住了两天并分别到“红总”、“八二七”两派大会上讲了话,说父亲对江苏造反派,该支持的不支持,该解决的不解决。在他看来,你不支一派压一派就是走资派,就该打倒。父亲看出张春桥的用心,就采用拖的办法,不管你怎样故意刁难,我军管会就不让你牵着鼻子走,你讲你的,我做我的,从而稳定了江苏的大局。
1968年1月30日父亲带着军管会工作人员及造反派组织头头乘飞机,全部离开北京。父亲回到南京后,积极筹备建立省革命委员会,亲自协商安排委员名单。一切安排好后,父亲又飞到北京向中央报告,经中央审查名单,批准确定了江苏省委领导彭冲、张仲良等同志赴京学习,为筹备江苏省革委会领导班子作准备。3月20日,中央批准以许世友同志为主任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的名单。3月21日父亲回到南京,3月23日正式开大会,成立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题目为《天翻地覆慨而慷》。省革委会成立后,父亲完成了军管会的使命又回到了南京军区。
后来父亲又参与了近四年的江苏省委工作。1970年12月27日,召开了江苏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许世友同志代表省革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苏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委9人),选举了许世友为第一书记,杜平、吴大胜为书记,彭冲、杨广立为副书记。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
建设南京长江大桥
南京长江大桥是1960年1月18日正式动工,1968年9月铁路桥通车,同年12月公路桥通车。铁路桥长6772米,公路桥长4588米,桥下可通万吨轮,是当时我国继武汉长江大桥、重庆白沙陀长江大桥之后第三座跨越长江的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把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线和沪宁线连接起来,把大江南北的公路交通连接起来,在政治、经济、战略上有着重要意义。
南京长江大桥现在已经成为南京的城标之一,也是南京的著名旅游景点。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当我们回南京探亲休假,或亲朋好友到南京,父亲都要带我们到南京长江大桥游览观光。父亲会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桥头堡上的高十余米的五人雕塑,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五大组成部分,即工、农、兵、学、商;那公路正桥两边的栏杆上镶着的浮雕是铁铸的,并讲解着一幅幅浮雕的内容。每当谈起南京长江大桥,父亲总是那么兴奋和自豪,因为他和许世友司令员都直接参与和指挥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为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他们经历了多少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啊!
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是父亲在担任军管会主任期间遵照周总理要抓好生产的首要任务。南京长江大桥虽然是1958年勘定,1960年动工,但是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又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工程设计和材料供应都很困难,曾几建几停。甚至在工程上马初期,就有人提出缩小规模,建成一座便桥,只要能通汽车就可以了。当时江苏省及南京市的主要领导曾就缩小大桥规模征求南京军区主要领导的意见,许司令和父亲从长远发展考虑,建议克服暂时困难,按原计划建造。
1967年3月,由于钢材紧缺,铺设大桥的铆钉缺口相当大,直接导致大桥钢筋桥梁无法架设,有人再次提出缩小大桥建设规模,并将缩小方案传到南京建桥工程处。工程处便派人专程向在京开会的父亲汇报,父亲感到此方案不妥,说:“为了造好‘争气桥’,我去找总理。”当日,他请求周总理解难。周总理立即找来当时分管工业的谷牧副总理,指示他负责协调,一是与国内大型钢铁企业联系,二是通过外交部门和东欧有关国家联系寻求帮助。父亲认为鞍山钢铁厂解决会快些,向谷牧副总理汇报,并商量具体解决办法。半个月后,鞍山钢铁厂以最快速度生产出的优质铆钉运到了南京,确保了大桥的顺利建设。
同年8月,当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程正处于架设大桥过江钢梁的关键时刻,建桥工人中的“好派”和“屁派”也日趋对立,许多年轻工人不上班,老工人干着急,严重干扰架梁进程。父亲召集建桥工人的两派组织代表开会,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工人阶级最听党的话,你们两派虽然观点不同,但建设长江大桥是国家的大事,是你们共同的光荣任务,绝不能因观点不同而影响建桥工程的进度。”最后在守桥部队的保护和支持下,在全国劳动模范王超柱等老师傅的带动下,在撤到下关的一批“八二七”工人的积极参与下,顶着酷暑坚持施工,终于在8月16日赶在台风季节之前,大桥钢梁胜利合龙对接,大桥工地举行了钢梁合龙庆祝会。
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不管是当军管会主任还是任南京军区政委及兼任江苏省省委书记,他始终心系大桥建设,多次到工地视察,过问建设情况,参加劳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1968年3月21日,南京军区派出临汾旅一个营及所属装备加入建桥大军,干部战士边学习边施工,与大桥建设者们一起奋战了180多个日日夜夜,抢在雨季来临之前,胜利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南京军区党委的态度是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钱给钱。9月9日,眼看工期吃紧,军区又派工兵团紧急赶赴大桥工地,他们风雨无阻,日夜施工,仅用7天时间就完成土方作业47200立方米。在修建桥头堡的过程中,仅用18天就突击完成了原计划2个月的工作量。大桥工地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9月30日,许世友和父亲以及江苏省领导坐上第一列通过长江大桥的火车,标志大桥建成正式通车,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献了礼。12月19日,公路桥面全面建成通车。江苏人民“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父亲在担任江苏省军管会主任期间,还为江苏省的农业生产不遗余力地奔波操劳。我看到他的工作笔记上工工整整地写着1967年2月24日周总理给他的电话指示:“南京军区要抓生产。”父亲始终铭记周总理的焦虑而担忧的声音:“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就没有饭吃了。”
军管会成立不久,“江苏省农垦造反总司令部”就在南京挂牌,军管会立即找其头头(一茶场工人)谈话,告诫他们中央规定不许成立跨地区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必须牢记三年自然灾害不抓粮食生产的教训,要抓革命促生产。这一组织很快解散。父亲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春耕大忙时,军管会除积极宣传外,还派出大量指战员支援农业生产。所以江苏的农村形势一直较好,农业生产还是丰收。后来,周总理在1968年1月28日接见讲话时还说:“军队支农,广大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对农业熟悉,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显著,江苏也不例外,我手头一张生产表也就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学生虽然搞了一些宣传活动,但不同于其他地区搞农民进城,干扰生产比较少,所以整个江苏粮食、棉花生产都比较好,这要归功于解放军。”
1969年9月19日,毛主席的专列到南京,停在栖霞山脚下,许世友和父亲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作。原本安排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因故取消。许司令和父亲又请主席视察南京长江大桥,主席同意了。9月21日凌晨2时,在许世友、杜平、张才千、吴大胜和汪东兴同志陪同下,毛主席视察了南京长江大桥。毛主席乘坐的汽车,从桥南缓慢驶向桥北,视察了全桥。当毛主席乘坐的汽车回到南堡附近时,等候在那里的军区机关和部队负责同志两百多人,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走下汽车,身着灰色中山装,微笑着同欢迎的同志们亲切握手。然后乘车回车站,离开了南京。
(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父亲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