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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一、豫商文化研究成绩
豫商作为中国商业文化的真正源头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在纵向的历史链条上，对于源头的梳理工作成为豫商研究成果最为卓著的领域之一，成果有张民服《豫商发展史》等论著。有关先秦、宋元明清豫商的研究为豫商的历史传承勾勒出相对清晰的轮廓，如孙学敏《康百万庄园兴盛四百年的奥秘》。此外明清时期的怀商在当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对于怀商的研究也成为豫商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支，如程峰《怀商的历史与文化》。
上述“豫商”对应于学术研究中常用的“旧豫商”概念，即历史上的豫商。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对“新豫商”即当代豫商的研究成为热点领域，研究视角也令人耳目一新，如孙学敏的《河南优秀企业家群体研究》、《当代固始商人的崛起》，呈现出与区域经济结合的“接地气”的研究特征。
就横向的研究角度而言，大致已完成三个层次的建构，即豫商思想著述研究，如白圭、范蠡、桑弘羊等商业理念及经营思想；豫商民俗研究，如河南的商业庙会习俗；以及文献、文物等商业文化遗存研究，包括省内外的商务会馆、商业名镇的历史文化等。
在研究主体层面，汇集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实现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体系搭建。第一层次，以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及其官方网站“豫商网”为依托，搭建豫商研究网上服务平台。第二层次，由政协牵头举办豫商大会等联谊交流、经贸合作活动，提供切磋交流平台。第三层次，由高校充分发挥其科研优势，如郑州大学于2008年成立豫商研究中心，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也于2011年成立豫商文化研究所。开发利用豫商文化以带动课程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已成为省内高校的共识，也推动了豫商文化研究的持续升温。
二、豫商文化研究问题
但整体来看，豫商文化研究陷入一种模式化的思维之中，“文化”的界定主要指向伦理、思想层面，如曾潍嘉《明清时期豫商商业伦理的内涵及特点探析》、李发亮《先秦豫商经济思想特征及内涵探析》等；“豫商”二字则被等同为“商人”而非“商业”，研究资源过度集中于豫商精神的概括、豫商伦理的提炼层面，因此一方面在某些领域出现了重复研究、过度研究的情况，在另外的领域又出现研究不充分的局面，整体呈现重理论轻应用、重共性轻个性、重商人轻商业的不均衡发展态势。
（一）重理论轻应用
泰勒《原始文化》认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即使狭义的文化概念，其边界也是很大的，既有形而上的理论、观念，也有形而下的应用、实操，而豫商文化研究领域普遍关注的是整体的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而不注重实例、个例的深度研究；之于企业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层面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反观吴晓波《浙商全球化：网络与创新》、徐印州《粤商成长与区域经济》等，研究视野相当多元，实操性和可读性使之可以惠及企业读者和个人读者，为商帮文化的研究、传承拓展了空间。豫商文化研究领域亦复如是，本身是与服从和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软科学范畴，应用性应是其核心价值所在。回归到本体价值，重视案例的个案研究、类比研究，将不仅丰富豫商文化的研究层次，也会是其核心生命力所在。
（二）重共性轻个性
在豫商研究中，明清豫商精神被简化为代表人物康百万家族的商业精神；康家商业精神更被进一步浓缩为留余匾的“留余”意涵。而这种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懒人研究在豫商文化研究中并非个案，如“广大豫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艰苦创业、勇闯市场、诚信为本、造福社会’的豫商精神”，此处口号式的精神应用于浙商、粤商皆无不可，并没有体现出豫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个性，这种提炼可说是毫无价值。
在人情社会里，商帮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会馆办事机构构建的松散的商业群体。商人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在经商谋略、宗旨上有近似之处，提炼商帮精神有其现实可能性。而在现代社会里，地缘关系逐渐弱化，商人的个性日益凸显，企业的经营宗旨、经营理念千姿百态，很难有辐射所有豫企的商业理念的存在。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不如调整研究思路，研究企业个案的成败得失，为后来者提供镜鉴。
（三）重商人轻企业
学界通常所认定和研究的豫商乃是豫籍商人，而非豫籍企业，以致出现关注人（企业家）而非关注事（企业）、关注理论（企业家）而非关注行为（企业）的一边倒现象。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同样是未能认识到新旧豫商的本质差别。
传统豫商的商号多为人治，带有较深的商人的个人烙印、个人气质，商号和商人一而二、二而一，因此合并研究并无不可。而新豫商多采用现代管理制度管理企业，引用职业经理人的梯级管理，企业文化不断融合、吸纳外来元素，因此企业家之于企业的影响，已由传统社会里牵一发而动全身调整为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的角色。此时，以企业家来代表企业、把企业家混同于企业显然并非恰当之举。
三、结论
回顾豫商文化研究的成绩和问题，发现与豫企品牌建设时有交集：豫商文化的价值在于借助“豫商”品牌与口碑为豫企搭建平台，共谋河南发展。豫企品牌作为制度性的文化，是豫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不断丰富和阐发着豫商文化的内涵。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因之十分有意义：彼此搭台，互相借力，最终实现双赢、共荣的格局。
（一）立足传统文化，推动豫商文化发展
相比几无争议的粤商、浙商等商帮，新豫商面目模糊，缺乏个性，其影响力和在公众中的认识都是值得商榷的。个中原因，可以说即是未能成功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并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能量。
河南之于全国乃至全球华人的根文化的意义，是其他省份不可取代的独特资源。河南近年着力打造“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原根亲文化节，对传统中原文化的发掘、传承已成为地方政府着意经营的产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传统文化的讲话，也预示着发展和改革将更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和能量。这样的宏观环境之下，豫商文化研究如能与政府的这一策略合流，既可以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更能乘政策之东风，取得爆发性的进展。
（二）以豫商文化研究为载体，为豫企品牌发声
豫商文化研究主要得自两支力量的推动，以政协、商会和研究机构为代表的官方、半官方组织旨在为区域树立影响力，打造区域发展中一张兼具经济和文化意义的名片；以豫商为主体的民间行为，意在依靠团体力量争取话语权，并在实现社会效益之后获取经济效益。
区域经济要想有长久的发展，必须具有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突出表现在于有影响力的区域品牌。因此，政府和企业家，或曰官方和民间最终的立场是合流的。为此，豫商文化研究可以多做个案的深度研究，以产业为经，纵向贯穿产业链关联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或横向考察同类企业，打通营销、管理、企业文化的学科边界， 赋予豫商文化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三）不废主业，企业文化仍应是豫商文化研究重心
国内风行多年的商业文化寻根热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源于一种集体焦虑感，即一方面根植于对西方商业理论的整体移植所带来的水土不服的问题，迫切要求建立起一套立足本土、符合国情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在商言商所导致的过于功利的企业行为，漠视甚至践踏传统习俗、道德的商业实践，为公众也为企业家带来了困惑。这一困惑的解谜之路，既是企业文化的调适、整装之路，也是豫商文化研究的至关重要的课题。
豫商文化研究目的的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兼而有之，研究立场的庙堂与江湖的两面性质，以及研究主体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情怀，注定了豫商文化富有弹性的研究边界。而把豫企品牌与豫商文化二者进行关联研究，正是政府部门、学界、企业界所能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并将成为突破现有研究瓶颈、赶超其他商帮研究的有效途径。
一、豫商文化研究成绩
豫商作为中国商业文化的真正源头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在纵向的历史链条上，对于源头的梳理工作成为豫商研究成果最为卓著的领域之一，成果有张民服《豫商发展史》等论著。有关先秦、宋元明清豫商的研究为豫商的历史传承勾勒出相对清晰的轮廓，如孙学敏《康百万庄园兴盛四百年的奥秘》。此外明清时期的怀商在当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对于怀商的研究也成为豫商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支，如程峰《怀商的历史与文化》。
上述“豫商”对应于学术研究中常用的“旧豫商”概念，即历史上的豫商。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对“新豫商”即当代豫商的研究成为热点领域，研究视角也令人耳目一新，如孙学敏的《河南优秀企业家群体研究》、《当代固始商人的崛起》，呈现出与区域经济结合的“接地气”的研究特征。
就横向的研究角度而言，大致已完成三个层次的建构，即豫商思想著述研究，如白圭、范蠡、桑弘羊等商业理念及经营思想；豫商民俗研究，如河南的商业庙会习俗；以及文献、文物等商业文化遗存研究，包括省内外的商务会馆、商业名镇的历史文化等。
在研究主体层面，汇集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实现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体系搭建。第一层次，以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及其官方网站“豫商网”为依托，搭建豫商研究网上服务平台。第二层次，由政协牵头举办豫商大会等联谊交流、经贸合作活动，提供切磋交流平台。第三层次，由高校充分发挥其科研优势，如郑州大学于2008年成立豫商研究中心，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也于2011年成立豫商文化研究所。开发利用豫商文化以带动课程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已成为省内高校的共识，也推动了豫商文化研究的持续升温。
二、豫商文化研究问题
但整体来看，豫商文化研究陷入一种模式化的思维之中，“文化”的界定主要指向伦理、思想层面，如曾潍嘉《明清时期豫商商业伦理的内涵及特点探析》、李发亮《先秦豫商经济思想特征及内涵探析》等；“豫商”二字则被等同为“商人”而非“商业”，研究资源过度集中于豫商精神的概括、豫商伦理的提炼层面，因此一方面在某些领域出现了重复研究、过度研究的情况，在另外的领域又出现研究不充分的局面，整体呈现重理论轻应用、重共性轻个性、重商人轻商业的不均衡发展态势。
（一）重理论轻应用
泰勒《原始文化》认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即使狭义的文化概念，其边界也是很大的，既有形而上的理论、观念，也有形而下的应用、实操，而豫商文化研究领域普遍关注的是整体的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而不注重实例、个例的深度研究；之于企业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层面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反观吴晓波《浙商全球化：网络与创新》、徐印州《粤商成长与区域经济》等，研究视野相当多元，实操性和可读性使之可以惠及企业读者和个人读者，为商帮文化的研究、传承拓展了空间。豫商文化研究领域亦复如是，本身是与服从和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软科学范畴，应用性应是其核心价值所在。回归到本体价值，重视案例的个案研究、类比研究，将不仅丰富豫商文化的研究层次，也会是其核心生命力所在。
（二）重共性轻个性
在豫商研究中，明清豫商精神被简化为代表人物康百万家族的商业精神；康家商业精神更被进一步浓缩为留余匾的“留余”意涵。而这种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懒人研究在豫商文化研究中并非个案，如“广大豫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艰苦创业、勇闯市场、诚信为本、造福社会’的豫商精神”，此处口号式的精神应用于浙商、粤商皆无不可，并没有体现出豫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个性，这种提炼可说是毫无价值。
在人情社会里，商帮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会馆办事机构构建的松散的商业群体。商人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在经商谋略、宗旨上有近似之处，提炼商帮精神有其现实可能性。而在现代社会里，地缘关系逐渐弱化，商人的个性日益凸显，企业的经营宗旨、经营理念千姿百态，很难有辐射所有豫企的商业理念的存在。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不如调整研究思路，研究企业个案的成败得失，为后来者提供镜鉴。
（三）重商人轻企业
学界通常所认定和研究的豫商乃是豫籍商人，而非豫籍企业，以致出现关注人（企业家）而非关注事（企业）、关注理论（企业家）而非关注行为（企业）的一边倒现象。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同样是未能认识到新旧豫商的本质差别。
传统豫商的商号多为人治，带有较深的商人的个人烙印、个人气质，商号和商人一而二、二而一，因此合并研究并无不可。而新豫商多采用现代管理制度管理企业，引用职业经理人的梯级管理，企业文化不断融合、吸纳外来元素，因此企业家之于企业的影响，已由传统社会里牵一发而动全身调整为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的角色。此时，以企业家来代表企业、把企业家混同于企业显然并非恰当之举。
三、结论
回顾豫商文化研究的成绩和问题，发现与豫企品牌建设时有交集：豫商文化的价值在于借助“豫商”品牌与口碑为豫企搭建平台，共谋河南发展。豫企品牌作为制度性的文化，是豫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不断丰富和阐发着豫商文化的内涵。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因之十分有意义：彼此搭台，互相借力，最终实现双赢、共荣的格局。
（一）立足传统文化，推动豫商文化发展
相比几无争议的粤商、浙商等商帮，新豫商面目模糊，缺乏个性，其影响力和在公众中的认识都是值得商榷的。个中原因，可以说即是未能成功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并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能量。
河南之于全国乃至全球华人的根文化的意义，是其他省份不可取代的独特资源。河南近年着力打造“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原根亲文化节，对传统中原文化的发掘、传承已成为地方政府着意经营的产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传统文化的讲话，也预示着发展和改革将更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和能量。这样的宏观环境之下，豫商文化研究如能与政府的这一策略合流，既可以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更能乘政策之东风，取得爆发性的进展。
（二）以豫商文化研究为载体，为豫企品牌发声
豫商文化研究主要得自两支力量的推动，以政协、商会和研究机构为代表的官方、半官方组织旨在为区域树立影响力，打造区域发展中一张兼具经济和文化意义的名片；以豫商为主体的民间行为，意在依靠团体力量争取话语权，并在实现社会效益之后获取经济效益。
区域经济要想有长久的发展，必须具有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突出表现在于有影响力的区域品牌。因此，政府和企业家，或曰官方和民间最终的立场是合流的。为此，豫商文化研究可以多做个案的深度研究，以产业为经，纵向贯穿产业链关联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或横向考察同类企业，打通营销、管理、企业文化的学科边界， 赋予豫商文化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三）不废主业，企业文化仍应是豫商文化研究重心
国内风行多年的商业文化寻根热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源于一种集体焦虑感，即一方面根植于对西方商业理论的整体移植所带来的水土不服的问题，迫切要求建立起一套立足本土、符合国情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在商言商所导致的过于功利的企业行为，漠视甚至践踏传统习俗、道德的商业实践，为公众也为企业家带来了困惑。这一困惑的解谜之路，既是企业文化的调适、整装之路，也是豫商文化研究的至关重要的课题。
豫商文化研究目的的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兼而有之，研究立场的庙堂与江湖的两面性质，以及研究主体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情怀，注定了豫商文化富有弹性的研究边界。而把豫企品牌与豫商文化二者进行关联研究，正是政府部门、学界、企业界所能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并将成为突破现有研究瓶颈、赶超其他商帮研究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