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葬常见陶制双峰骆驼，连同犬、马、房舍和谷仓等各种陶质明器。这些骆驼通常施有黄、绿、棕三彩，造像生动写实、动作逼真；驼峰背着货物袋与烹饪器具，马鞍悬吊着香客瓶和腰腿肉——供逝者踏上最终旅程的装备。有些骆驼峰间，甚至难以置信地乘坐八人乐队，演奏着弦乐与木管乐器；也有侏儒、杂耍艺人在其他骆驼背上腾跃。它们是几百年间中国北方相当熟悉的动物，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出现于丧葬雕塑。骆驼带翼，在中亚地区象征好运；进入汉代，中国人也视骆驼为瑞兽，因为它们从远方载来丰富货品。总之，无论这些唐代陶制骆驼原本的明器功能为何，都无可避免地唤起当年商队行走丝路、驼铃叮当的贸易意象。
　　骆驼行路一小时不超过四公里，丝路之旅因之意味着漫长艰苦的跋涉，穿越亚洲的干燥地带。由骆驼和篷车组成的商旅，从长安出发，穿过长长的甘肃走廊，一路迤逦向西，贴戈壁沙漠南缘而行，沿线有中国小镇招待过往行旅。丝路在敦煌岔为南北两道，分绕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北有天山，南是西藏高原的昆仑山脉，夹着这一片砂石恶地；荒凉、无情，不知曾取去多少生命，旅人将动物白骨堆积起来，作为地标记号。多数车队走北线，沿途沙丘与盐壳较少，盐壳是太古内陆海的干涸遗迹。南线高岭陡峭，山径通过西藏与尼泊尔，进入印度东北的恒河河谷。
　　丝路沿途会出现绿意与牧草地，是冰川路径与黄土遗下的礼物，稍解岩地、砂石的荒芜景象。一连串通晓多种语言的绿洲聚落，包括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和田与且末，便是靠来往商旅谋生。不过他们并非只是中立、被动的休息站，这里的居民担任文化经纪，转手改造四方各大农业文明中心流滤至此的物质事物、宗教观念、装饰图纹和象征符号。唐代佛教大僧玄奘前往印度取经，来回十六年岁月，便曾在丝路沿线聚落接受维吾尔人可汗（突厥部族）以及军阀藩镇的款待。当然，他的佛门同行也接待过他。单单库车一地，就有百间佛教寺院和五千名和尚，为旅人提供投宿服务，并兼有银行、栈房功能，并提供商队骆驼和车驾驻放的空间。
　　南北两路又在喀什格尔交会，朝圣人士如玄奘，转身向南，翻过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的峻岭，向印度的佛教圣龛与佛塔而去。但主要路径则是继续往西，通过中亚河间地区，来到繁华的大都会撒马尔罕，再从那里转西南往波斯，或西行前往美索不达米亚。跨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后，是一段相对较短的路程，将疲惫的骆驼客带到地中海东岸和埃及。全线始于中国最西端，终于地中海东岸港口，漫漫长途共七千公里，一天最多却只走三十二公里。马可·波罗能在一年内走完全程抵达中国，实在该感到相当幸运；在此之前，因为沿途政治纷乱不安，他的父亲和叔父必须走上三年才终于返抵家门。
　　丝路之旅历史悠久，或许可以回溯到铜器时代初期。但在唐代以前的中国人心中，仍将西亚那块地面视为传说与仙乡、异兽神禽之境，是道家西王母的地界，是一座玉石仙山的所在处；而玉则是天下最神奇、神圣的物质。西藏高原似乎是世界的边缘：道家相信杳无边际的荒沙崇岭背后，就是仙家天堂；中国民间故事则将遥远的西方想象成一片流沙，寒霜逼人、长夜不尽；又有红蚁、黄蜂为患，前者大如象，后者巨似葫芦。
　　这层迷雾面纱，在唐初开始揭起，因为自汉代以来，中国首度将眼光投向熟悉的北方国界之外。7世纪中期，唐朝军队甚至取得塔里木盆地四周绿洲社会的控制权，将中国影响力向西延伸几达波斯。为维系军队也为结盟，唐政权每年送百万匹绢给中亚河中地区大宛国的粟特人，换取十万匹战马，以维持军中马匹所需。据说有一回疫疾流行，一下子死了十八万匹马，唐代史官写道：“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购买大宛国天马，是国库财力最大的耗损之一，因为百万匹绢足等于八千四百万平方米的面積，如此高额的出口，造成整个中亚地区把丝绢视同通货。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商贾支付中国两倍的价钱，再运到地中海东岸以高价出售。根据旅人报道，中国丝泛滥于亚洲西南部。
　　唐初政权之下，佛教进香客、叙利亚商贾、波斯教士（包括摩尼教、拜火教、景教派基督徒）、粟特工匠、犹太医生、阿拉伯珠宝商、西藏佣兵、维吾尔马商等，络绎行走丝路。唐代经济富庶，长安大都会市面尤其繁荣，犹如一块大磁铁，吸引各地杂耍人、画师、舞者、魔术师和乐师纷纷沿着驼路前来。波斯萨珊王朝一些精英显贵，包括皇室成员，逃离穆斯林征服者的铁骑也远来中国避难。然后一个世代之内，方新改信伊斯兰教的波斯商人又已挤满长安街头。外交使节、传教士和商贾，沿中亚走廊来往，他们的活动集体拉近了相距遥远的各地区域，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接触都更为密切。7世纪中期，唐室四度派遣使节团前往印度，北印度诸邦也派人至长安求取军事援助对抗吐蕃（西藏）。
　　唐初的目光向西面聚焦，意味着7世纪是佛教在东亚大传播的年代。中国人自印度进口佛教仪式所需的器物，包括珊瑚、珍珠、熏香、青金石、棉布和玻璃器在内。中国和尚有时会担任外交使节，以大批珍贵丝绸交换印度佛骨，例如据传是佛陀的颅顶骨。玄奘自印度归国，带着二十多匹马驮了六百五十余部佛教经典、各式佛祖像以及佛祖舍利。遗憾的是，他唯一的大象在帕米尔高原遇匪陷落河谷。
　　应唐太宗之请，玄奘为他的西行写了一篇记事；接下来几代中国人将他的冒险经历纳入中国通俗文化，以口传、民间故事、诗歌和短篇故事的方式流传下来。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吴承恩根据这些材料所作的《西游记》，一部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喜感奇幻巨著，由一只调皮的猴子而非那位虔诚的取经大师领衔担纲。这部小说知名度之高，一猴一人（三藏）搭档的超自然冒险故事，遂在17世纪成为瓷器常见的纹饰。
　　玄奘取经之旅带他参拜了多处佛教菩萨。在印度北部恒河附近，他曾在一尊观世音菩萨的檀香木像前祈祷。菩萨是已证性空之理的觉悟众生，却愿意舍己救度一切有情。佛陀本身既已达涅槃，超越人世事务，因此信徒视诸菩萨为可以接近又泛爱众生的祈求对象，菩萨助凡人解决日常烦恼，帮他们修成佛境。公元初始几百年间，观世音已成为最能代表佛陀慈悲的化身，是神圣之境最完美的象征。于是随着时间过去，亚洲各地的佛教地区都开始膜拜祂（tā）；祂也成为丝路旅人崇敬的对象，因为祂闻声救苦。据唐宋时最流行的佛经《法华经》所载，“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
　　玄奘回国之后，致力宣扬崇奉这位圣者，其后武后也续此圣教大业。接下来观世音的事业生涯却发生奇妙转换：及至10世纪，祂已在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下摇身变为观音，专责慈悲与子嗣，再后来观音女相又化为基督母亲的形貌。而观世音菩萨一路行来，在这趟文化进香之旅的所有阶段，不论是斜倚莲花的观音法相，或怀抱男婴的送子观音，或化身童女玛利亚手持玫瑰念珠，全都透过瓷塑具现其实体形象，令信徒得以亲近膜拜。
　　（选自《青花瓷的故事》，海南出版社。作者为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