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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莲庄：刘氏家庙
距上海只有一小时车程的湖州南浔镇，方圆不过几十里，却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就是刘家的小莲庄，另一处是民国元老张静江的堂哥张石铭的故居懿德堂。
小莲庄是江南著名丝商、南浔首富刘镛家族的家庙和园林，始建于1885年，历经刘家三代人不断整修、扩建，历时40年才告竣，其中不仅有“荷叶田田”的池沼、错落有致的假山、古藤蜿蜒的幽径，还有镶嵌了数十方名人书法的碑刻长廊。刘家发家后，一百多年前就已移居上海，家乡的小莲庄是刘家夏季赏荷、宴请宾客和春秋两次祭祖活动的场所。
小莲庄的荷花池以西，有一处三进大院，墙高两丈，门宽数尺，院内青砖铺地，高堂深邃，正厅上方悬着末代皇帝溥仪赐给的“承先睦族”九龙金匾。刘氏家庙大门的左右，还并立着一对五层四柱的“御赐牌坊”，一为“乐善好施”坊，一为“钦旌节孝”坊，是光绪、宣统两代皇帝嘉勉刘家赈灾善举及女德节孝的见证。
如此看来，晚清的皇帝还是了解不少下情的，因为远在太湖边上的刘家，发家后实在是做了太多善事，而且连续三代人都是如此。南浔的孤独院、老人院、平粜会、爱米会（即施舍穷人大米）等慈善事业，都是刘家捐巨资、号召富绅同好创办的。1877年河南、江西发大水，河南巡抚涂宗瀛派人送信来，请刘家出钱赈灾。老太爷刘镛闻之二话没说，携了巨款亲自前往河南，又派人到南昌广润门外放赈，并捐资筑堤，抵御风波。当地人感念他的恩情，在江边“建舍（纪念馆）”，把他的长生柱立在正中。1886年江苏海门水灾，刘家又是捐资巨万。1889年浙江大水，湖州本身也受灾严重，米价飞涨，灾民都涌进城市讨饭，刘镛见之忧心如焚，立即筹集数万银两，雇船派人到芜湖去买米万石，运往湖州赈济平粜。万石大米运到，米价顿时回落。1873年，直隶（河北省）大荒，时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刘镛及时地为灾民赈助棉衣，李鸿章奖励他一块“义推任恤”匾额。
刘家财大气粗又乐善好施，已成家风。刘家第二代人刘锦藻亦照此办理，动辄慷慨解囊，创办了南浔最早的私立小学孺嫠小学，捐资并筹集9000银元创办孺嫠会。还捐资创办义仓，当地称为“积谷仓”，平时买米储之，年岁凶荒时出以放赈，“到开仓日，大口每日可领米五合，小口三合”。又每年冬天施粥，贫苦不能为生之家，全赖以度过寒冬。南浔地势低洼，极易受涝灾，刘锦藻就与堂兄刘安涛等人在义仓内立圩工局，捐资用于修圩坝护田。1910年成立圩工局的当年，就捐支了2.6万元。
到了第三代刘承干一代人，更是捐钱无算。有一年他回乡祭祖，下船上岸时见有贫儿向他乞讨，他就每人给了一元钱。当时一元钱已是了不起的数字，能买十几斤大米了。风传出去，乡民轰动，以后他每次回乡，身后总跟了一大群贫儿向他要钱。刘承干菩萨心肠，见之可怜，照例每人一元，几成传统，至今被南浔人传为美谈。
刘镛发家史
刘家发家的第一代人刘镛名介康，字冠军，生于1826年，他的祖父、父亲、伯父、叔父都是镇上丝行里的雇工，家境十分贫寒。刘墉15岁的时候，也沿着祖辈走过的老路，到一家绵绸店当学徒。
后来其叔父介绍他到镇上一家叫谈德昌的丝行打工，一年下来也只能赚10块银元，这样全家已高兴得不得了了。在谈德昌丝行四年，刘镛悟出了经营的门道，关键是要与上海来的洋人打交道，只要有资金低价从农民那里收上来丝，转手到洋行里即可卖大价钱。
19世纪中期，真是个老天爷“挑”南浔人发财的时代，欧洲人尤其是法国妇女特别喜欢中国的丝织品，而南浔的“辑里丝”又是中国丝之最，极为抢手。南浔家家户户植桑养蚕，有的是货源，而且又有运河运输上的便利，只要从南浔到上海一路上不出问题，“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番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温丰《南浔丝市行》）”说的正是这种黄金行当。
四年后，刘镛决心亲自闯一闯。他辞了谈德昌丝行的差事，东借西借凑了200块银元，与同乡邢赓星（后来成为南浔“八牛”之首）、张聿屏一起，合伙办起了一家小丝号，那年他才20岁，7年后开始闯荡上海，生意越做越大。当他认识了洋行买办、安徽人唐漾荷后，直接与洋行挂上了钩，摆脱了中间人的盘剥，生意才渐渐做稳。
但是通向“大象”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有一年他与同乡结伴去上海，中途得知太平军已打到浙江，上海城已被起义军占领，伙伴们闻之纷纷往回跑，而刘镛放心不下城里的生意，因为货早已交了而钱还未结账，于是一个人单独前往，结果被起义军扣押，“兵刃环列，审问极严”，最后只得把他认识的一个广东商人“咬”出来，声称是为太平军办货的，才得以解脱。
刘镛36岁那年3月，合伙人邢赓星不幸去世，他心里非常难过。4月间，他带了伙计携巨款到乡下收丝，“夜行阴风凄凄，磷火纷流，舟如鷁退，乃停桡。”他刚刚合上眼，准备在船上睡一会儿，“邢公入梦，愁颜相对，彷徨不去，惊而窹。”第二天早晨船出浦口，过蒋湾时，果真遇到了大劫——一群强盗冲进舱来，把刘镛按倒在地，“以戈击背，几殆”，所带钱款被抢劫一空。
当时南浔镇上做“辑里私”生意的商号有几百家，为什么刘镛能成首富呢？据刘镛的孙子刘承桐先生说，这源于刘镛的忠厚——有一年一家洋行从上海来镇上办货，临走不慎把钱包落在刘家的丝号里了。刘镛见钱包里有巨款，赶紧设法找到了失主。洋大人非常感动，认为此人可靠，从此专门和他做生意，并向他提供贷款，把生意做大，并鼓励他走出南浔，把丝号开到上海去……果真诚信有好报，几十年后他一跃而为千万富翁。
发家“秘诀”
关于南浔刘家的飞速崛起，笔者曾请教刘镛的曾孙、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刘訢万先生。老人家说：“依我看来，我曾祖父刘镛的办法大概有三条：第一是官府里要有人；第二是要与洋人打交道；第三是后代要读点书。这读书一条很重要，后代不读书事业就没有后劲，而要做到官府里有人和能与洋人打交道，都必须读点书……”
“官府里要有人”自是头等重要，因为晚清时代许多事情都需要“钦定”的，比如最早的民办纱厂、民办机磨面粉厂、民办盐场，都必须得到官府的“恩准”，官府里没有人就拿不到执照。1862年清廷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由曾国藩出面招商运盐时，刘镛得以以“附股”的形式加入盐业这一大利行当，此后成为淮盐大甲，这不能说与其捐官没有关系。
同时，刘镛又积极鼓励儿子们走读书做官之路。老二刘锦藻是甲午（1894年）进士，与南通状元张謇是同年（同年考中进士），结为至交。后来张謇大办实业时，刘锦藻积极跟进，往上疏通由张謇负责，要出钱时，就主要由刘锦藻担当了，所以办大达轮埠公司、大达房地产公司、在海边围海造田办垦牧公司，他们都是“黏”在一起的。用刘锦藻的孙子刘訢万先生的话说，刘家在苏北一带的企业，无不与张謇有关系。刘镛去世时，其墓志铭也是张謇写的。可知“官府里要有人”一条，是始终不敢怠慢的。
第二条讲“与洋人打交道”，刘家是靠与洋商打交道发家的，这是现成的经验。至于第三条“后代要读点书”，后来，刘家后人把这一条大大地发扬光大了，读书、教书、藏书、印书、捐书，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主线。
亦商亦儒四兄弟
刘镛有四个儿子：刘安澜、刘锦藻、刘梯青、刘湖涵。和中国所有的封建大家族一样，在老太爷1899年去世之后，刘家也“分了家”，除南浔小莲庄仍作为义庄为四房共有外，四兄弟各自又有了自己的堂号，大房叫尊德堂；二房为贻德堂；三房是崇德堂；四房是景德堂。四个堂号不仅在南浔有自己的大宅门（如大房叫求恕里，三房叫红房子），同时在上海、杭州、南京、武汉、扬州、徽州，遍布着目前已无法确切统计的房地产、典当铺、盐场、商行和花园洋房。
老大刘安澜是个读书能手，16岁中秀才，然后继续用功。可惜他命运不佳，1885年去杭州温课迎考时，天大热，不幸中暑丢了性命，年仅29岁。
老二刘锦藻，读书、实业两不误，是民国年间江南著名的实业家。
老三刘梯青除了在上海经营房地产外，20年代又回师浙江，是著名的实业家和收藏家。他的“小方壶斋”占据了西湖边上最好的一段“风水”，就是现在西湖边君悦大饭店所在地。
老四刘湖涵也是经营房地产的好手，在上海北京东路拥有大片房产，解放后公私合营时，他一年就可以拿到16万定息，在房地产业评估登记中名列榜首，很能说明他的实力。前面所述的创建“刘湖涵教育基金会”的刘承桓，就是他的独养儿子。
刘家四兄弟中无论是读书还是办实业，最有成就的要推老二刘锦藻。
刘锦藻少而聪颖，蓄志励学，1888年乡试中举，又于1894年，与南通张謇同榜登甲午科进士，此后几年中还被清廷留任京官，担任过工部主事、行走、郎中类的小官，曾受命去直隶（河北）劝募赈灾款项，后来还曾担任过光绪皇帝寝陵崇陵的工程处监修，工程完成后，御赐“令裕衍蔓”匾额一块。1899年其父刘镛去世，他回南浔奔丧，从此不再北返，挑起了家族事业的重担。
刘锦藻继承家业已在甲午战争之后。时代潮流的影响，使他的眼光较之其父更为远阔，不仅继续家传的生丝、盐业、典当生意，而且积极投资近代工业，在武汉、长沙、杭州、南京、南通、湖州等地投资船运、电力、金融、铁路、茶业等实业。
辛亥革命前后，刘锦藻把不少精力投入了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1910年时，他已完成了320卷的《皇朝续文献通考》的编辑工作，把它进呈朝廷。朝廷极为赞赏他的治学精神，赏其内阁侍读学士衔。民国时期，他又继续努力，把320卷陆续增订为400卷，上接《清文献通考》下至清亡，记述了晚清100多年间典章制度的演变，成为传世的《十通》之一。
嘉业堂故事
南浔刘家第三代中最负盛名者，是刘家大房的刘承干先生。他的盛名不在于经商，而在于藏书、刻书。他在南浔众多丝商丝栈中，建造了近代中国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嘉业堂，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承干是刘锦藻的大儿子，因其伯父刘安澜早逝无后，就在4岁时过继给了大房刘安澜，继承了刘家大房的全部资产。他1891年携家定居上海，把一个以经商闻名的大家族，转变成了一个文化型的大家族。
他28岁那年去南京参加“南洋劝业会”，结果被“状元楼”一带的书铺所迷，“实业”未见有何“劝进”，旧版书倒买进不少。他买书的豪举立即引起书商们的注意，等他回家后，专程送书上门的书贾就络绎不绝了。1920年，他在上海的居所再也无法容纳藏书了，于是在家乡造了藏书楼，结果费时4年，于1924年落成，即嘉业堂。除了造楼，加上买书花去30余万，刻书印书20万，请人帮助编书、校书、抄书、鉴定等花去10万，总共累计起来，据嘉业堂第一任馆长、活到103岁的周子美先生说，刘承干花在嘉业堂上的钱，起码超过80万元。而80万元，在当时可买十余座花园洋房。
刘家藏书无疑是一座中华古代珍籍的宝库，其藏书有四大特点——
其一为宋元版珍籍丰富，计有宋版65部，元版74部，宋元明递修本（所谓三朝本）21部，这些珍籍又分别来自于缪荃孙的艺风堂、莫友芝的影山草堂、丁日昌的持静斋、杭州朱氏结一庐、宁波卢氏抱经楼，以及袁克文、孙廷翰等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四部宋版史书，即蜀大字本《史记》、大字监本《三国志》、白鹭书院本《汉书》、一经堂本《后汉书》。刘承干对此4部宋版史书极为珍爱，特在嘉业堂中辟“宋四史斋”以珍藏。
其二为名家手稿本、抄校本众多，达2000余种。从《目录》中可知，内中有明代各朝皇家实录近3000卷、500册，还有明抄《永乐大典》42册。《永乐大典》在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时惨遭焚毁，剩余者尚不及原书的4％。1960年中华书局将历年来征集到的原本影印出版时，仅得730卷，而其中为刘承干所收藏者即达88卷。抄本中还有翁方纲原稿150册。刘承干曾花费巨资，雇人去北京抄来全部清朝各帝的《实录》，还有清代国史馆未采用的大臣列传2000多篇，皆为常人不易获见者。
其三是大宗明刊本，约有2000部，较重要的是史部和集部。这批明刊本目前有十分之六收藏在台湾地区的“中央图书馆”，是被郑振铎先生在抗战中买去的。该馆收藏明人集部约1000部，其中半数来自嘉业堂，是该馆藏书的特色之一。
其四是大宗的地方志资料。嘉业堂原收藏地方志书达1192种，计4000余部，其中29种为海内孤本，如万历年间的《郧阳县志》、嘉靖年间的《滑县志》、康熙年间的《处州府志》等，均弥足珍贵。
刘承干身为南浔首富刘镛的长房长孙，一生无声色犬马之好，唯书是嗜。他自称：“生平嗜书，与世俗之珠玉货财同。”有一年缪荃孙要嫁女儿缺少奁资，有意出让14种宋刊本，4种抄本，索价2万元，刘承干照单全收。还有一次，南京书商朱甸卿带来一批余晋珊（联沅）的旧藏。余氏曾任上海道，书生气十足。刘承干一见其中有武英殿珍本，甚是喜欢，为鼓励书商继续送好书来，亦是照单全收。如此山吞海纳地收书20余年，至抗战前，嘉业堂内已琳琅满目，共得60万卷、20万册，俨然民国一大家也。
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大潮中，刘承干提笔向政府写信，捐献了嘉业堂。
刘承桓弘扬传统
刘承桓是刘家四房刘湖涵的独养儿子，1948年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大学毕业后长期在美国从事多肽类药品的开发和研制工作，是生化学界的知名专家。大陆改革开放后，他在离开家乡32年后第一次返回故土。
1980年回沪后他常想，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刘家祖上历来以积德行善名扬海内，自己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个传统？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最后他决定资助上海的教育事业。他的理念是，“现代化首先要教育现代化，教育搞不上去，其他事情都会碰到问题。”他先捐款20万元，资助上海卢湾区少年宫、托儿所、英语夜校及保育员的培训工作；继而又拿出100万元，以他父亲的名义，设立了“刘湖涵教育基金”，用来资助教育单位的学术活动，包括邀请外国知名专家来华讲学、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开展教育、科研方面的合作等。他又在故乡南浔设立了“刘湖涵教育奖励基金”，每年奖励一次优秀小学老师和优秀学生……
改革开放以后的南浔更诱人了。刘家海外亲友每次回国，总要去一趟小莲庄，因那里的儒商气息，始终是他们的根。
距上海只有一小时车程的湖州南浔镇，方圆不过几十里，却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就是刘家的小莲庄，另一处是民国元老张静江的堂哥张石铭的故居懿德堂。
小莲庄是江南著名丝商、南浔首富刘镛家族的家庙和园林，始建于1885年，历经刘家三代人不断整修、扩建，历时40年才告竣，其中不仅有“荷叶田田”的池沼、错落有致的假山、古藤蜿蜒的幽径，还有镶嵌了数十方名人书法的碑刻长廊。刘家发家后，一百多年前就已移居上海，家乡的小莲庄是刘家夏季赏荷、宴请宾客和春秋两次祭祖活动的场所。
小莲庄的荷花池以西，有一处三进大院，墙高两丈，门宽数尺，院内青砖铺地，高堂深邃，正厅上方悬着末代皇帝溥仪赐给的“承先睦族”九龙金匾。刘氏家庙大门的左右，还并立着一对五层四柱的“御赐牌坊”，一为“乐善好施”坊，一为“钦旌节孝”坊，是光绪、宣统两代皇帝嘉勉刘家赈灾善举及女德节孝的见证。
如此看来，晚清的皇帝还是了解不少下情的，因为远在太湖边上的刘家，发家后实在是做了太多善事，而且连续三代人都是如此。南浔的孤独院、老人院、平粜会、爱米会（即施舍穷人大米）等慈善事业，都是刘家捐巨资、号召富绅同好创办的。1877年河南、江西发大水，河南巡抚涂宗瀛派人送信来，请刘家出钱赈灾。老太爷刘镛闻之二话没说，携了巨款亲自前往河南，又派人到南昌广润门外放赈，并捐资筑堤，抵御风波。当地人感念他的恩情，在江边“建舍（纪念馆）”，把他的长生柱立在正中。1886年江苏海门水灾，刘家又是捐资巨万。1889年浙江大水，湖州本身也受灾严重，米价飞涨，灾民都涌进城市讨饭，刘镛见之忧心如焚，立即筹集数万银两，雇船派人到芜湖去买米万石，运往湖州赈济平粜。万石大米运到，米价顿时回落。1873年，直隶（河北省）大荒，时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刘镛及时地为灾民赈助棉衣，李鸿章奖励他一块“义推任恤”匾额。
刘家财大气粗又乐善好施，已成家风。刘家第二代人刘锦藻亦照此办理，动辄慷慨解囊，创办了南浔最早的私立小学孺嫠小学，捐资并筹集9000银元创办孺嫠会。还捐资创办义仓，当地称为“积谷仓”，平时买米储之，年岁凶荒时出以放赈，“到开仓日，大口每日可领米五合，小口三合”。又每年冬天施粥，贫苦不能为生之家，全赖以度过寒冬。南浔地势低洼，极易受涝灾，刘锦藻就与堂兄刘安涛等人在义仓内立圩工局，捐资用于修圩坝护田。1910年成立圩工局的当年，就捐支了2.6万元。
到了第三代刘承干一代人，更是捐钱无算。有一年他回乡祭祖，下船上岸时见有贫儿向他乞讨，他就每人给了一元钱。当时一元钱已是了不起的数字，能买十几斤大米了。风传出去，乡民轰动，以后他每次回乡，身后总跟了一大群贫儿向他要钱。刘承干菩萨心肠，见之可怜，照例每人一元，几成传统，至今被南浔人传为美谈。
刘镛发家史
刘家发家的第一代人刘镛名介康，字冠军，生于1826年，他的祖父、父亲、伯父、叔父都是镇上丝行里的雇工，家境十分贫寒。刘墉15岁的时候，也沿着祖辈走过的老路，到一家绵绸店当学徒。
后来其叔父介绍他到镇上一家叫谈德昌的丝行打工，一年下来也只能赚10块银元，这样全家已高兴得不得了了。在谈德昌丝行四年，刘镛悟出了经营的门道，关键是要与上海来的洋人打交道，只要有资金低价从农民那里收上来丝，转手到洋行里即可卖大价钱。
19世纪中期，真是个老天爷“挑”南浔人发财的时代，欧洲人尤其是法国妇女特别喜欢中国的丝织品，而南浔的“辑里丝”又是中国丝之最，极为抢手。南浔家家户户植桑养蚕，有的是货源，而且又有运河运输上的便利，只要从南浔到上海一路上不出问题，“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番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温丰《南浔丝市行》）”说的正是这种黄金行当。
四年后，刘镛决心亲自闯一闯。他辞了谈德昌丝行的差事，东借西借凑了200块银元，与同乡邢赓星（后来成为南浔“八牛”之首）、张聿屏一起，合伙办起了一家小丝号，那年他才20岁，7年后开始闯荡上海，生意越做越大。当他认识了洋行买办、安徽人唐漾荷后，直接与洋行挂上了钩，摆脱了中间人的盘剥，生意才渐渐做稳。
但是通向“大象”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有一年他与同乡结伴去上海，中途得知太平军已打到浙江，上海城已被起义军占领，伙伴们闻之纷纷往回跑，而刘镛放心不下城里的生意，因为货早已交了而钱还未结账，于是一个人单独前往，结果被起义军扣押，“兵刃环列，审问极严”，最后只得把他认识的一个广东商人“咬”出来，声称是为太平军办货的，才得以解脱。
刘镛36岁那年3月，合伙人邢赓星不幸去世，他心里非常难过。4月间，他带了伙计携巨款到乡下收丝，“夜行阴风凄凄，磷火纷流，舟如鷁退，乃停桡。”他刚刚合上眼，准备在船上睡一会儿，“邢公入梦，愁颜相对，彷徨不去，惊而窹。”第二天早晨船出浦口，过蒋湾时，果真遇到了大劫——一群强盗冲进舱来，把刘镛按倒在地，“以戈击背，几殆”，所带钱款被抢劫一空。
当时南浔镇上做“辑里私”生意的商号有几百家，为什么刘镛能成首富呢？据刘镛的孙子刘承桐先生说，这源于刘镛的忠厚——有一年一家洋行从上海来镇上办货，临走不慎把钱包落在刘家的丝号里了。刘镛见钱包里有巨款，赶紧设法找到了失主。洋大人非常感动，认为此人可靠，从此专门和他做生意，并向他提供贷款，把生意做大，并鼓励他走出南浔，把丝号开到上海去……果真诚信有好报，几十年后他一跃而为千万富翁。
发家“秘诀”
关于南浔刘家的飞速崛起，笔者曾请教刘镛的曾孙、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刘訢万先生。老人家说：“依我看来，我曾祖父刘镛的办法大概有三条：第一是官府里要有人；第二是要与洋人打交道；第三是后代要读点书。这读书一条很重要，后代不读书事业就没有后劲，而要做到官府里有人和能与洋人打交道，都必须读点书……”
“官府里要有人”自是头等重要，因为晚清时代许多事情都需要“钦定”的，比如最早的民办纱厂、民办机磨面粉厂、民办盐场，都必须得到官府的“恩准”，官府里没有人就拿不到执照。1862年清廷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由曾国藩出面招商运盐时，刘镛得以以“附股”的形式加入盐业这一大利行当，此后成为淮盐大甲，这不能说与其捐官没有关系。
同时，刘镛又积极鼓励儿子们走读书做官之路。老二刘锦藻是甲午（1894年）进士，与南通状元张謇是同年（同年考中进士），结为至交。后来张謇大办实业时，刘锦藻积极跟进，往上疏通由张謇负责，要出钱时，就主要由刘锦藻担当了，所以办大达轮埠公司、大达房地产公司、在海边围海造田办垦牧公司，他们都是“黏”在一起的。用刘锦藻的孙子刘訢万先生的话说，刘家在苏北一带的企业，无不与张謇有关系。刘镛去世时，其墓志铭也是张謇写的。可知“官府里要有人”一条，是始终不敢怠慢的。
第二条讲“与洋人打交道”，刘家是靠与洋商打交道发家的，这是现成的经验。至于第三条“后代要读点书”，后来，刘家后人把这一条大大地发扬光大了，读书、教书、藏书、印书、捐书，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主线。
亦商亦儒四兄弟
刘镛有四个儿子：刘安澜、刘锦藻、刘梯青、刘湖涵。和中国所有的封建大家族一样，在老太爷1899年去世之后，刘家也“分了家”，除南浔小莲庄仍作为义庄为四房共有外，四兄弟各自又有了自己的堂号，大房叫尊德堂；二房为贻德堂；三房是崇德堂；四房是景德堂。四个堂号不仅在南浔有自己的大宅门（如大房叫求恕里，三房叫红房子），同时在上海、杭州、南京、武汉、扬州、徽州，遍布着目前已无法确切统计的房地产、典当铺、盐场、商行和花园洋房。
老大刘安澜是个读书能手，16岁中秀才，然后继续用功。可惜他命运不佳，1885年去杭州温课迎考时，天大热，不幸中暑丢了性命，年仅29岁。
老二刘锦藻，读书、实业两不误，是民国年间江南著名的实业家。
老三刘梯青除了在上海经营房地产外，20年代又回师浙江，是著名的实业家和收藏家。他的“小方壶斋”占据了西湖边上最好的一段“风水”，就是现在西湖边君悦大饭店所在地。
老四刘湖涵也是经营房地产的好手，在上海北京东路拥有大片房产，解放后公私合营时，他一年就可以拿到16万定息，在房地产业评估登记中名列榜首，很能说明他的实力。前面所述的创建“刘湖涵教育基金会”的刘承桓，就是他的独养儿子。
刘家四兄弟中无论是读书还是办实业，最有成就的要推老二刘锦藻。
刘锦藻少而聪颖，蓄志励学，1888年乡试中举，又于1894年，与南通张謇同榜登甲午科进士，此后几年中还被清廷留任京官，担任过工部主事、行走、郎中类的小官，曾受命去直隶（河北）劝募赈灾款项，后来还曾担任过光绪皇帝寝陵崇陵的工程处监修，工程完成后，御赐“令裕衍蔓”匾额一块。1899年其父刘镛去世，他回南浔奔丧，从此不再北返，挑起了家族事业的重担。
刘锦藻继承家业已在甲午战争之后。时代潮流的影响，使他的眼光较之其父更为远阔，不仅继续家传的生丝、盐业、典当生意，而且积极投资近代工业，在武汉、长沙、杭州、南京、南通、湖州等地投资船运、电力、金融、铁路、茶业等实业。
辛亥革命前后，刘锦藻把不少精力投入了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1910年时，他已完成了320卷的《皇朝续文献通考》的编辑工作，把它进呈朝廷。朝廷极为赞赏他的治学精神，赏其内阁侍读学士衔。民国时期，他又继续努力，把320卷陆续增订为400卷，上接《清文献通考》下至清亡，记述了晚清100多年间典章制度的演变，成为传世的《十通》之一。
嘉业堂故事
南浔刘家第三代中最负盛名者，是刘家大房的刘承干先生。他的盛名不在于经商，而在于藏书、刻书。他在南浔众多丝商丝栈中，建造了近代中国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嘉业堂，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承干是刘锦藻的大儿子，因其伯父刘安澜早逝无后，就在4岁时过继给了大房刘安澜，继承了刘家大房的全部资产。他1891年携家定居上海，把一个以经商闻名的大家族，转变成了一个文化型的大家族。
他28岁那年去南京参加“南洋劝业会”，结果被“状元楼”一带的书铺所迷，“实业”未见有何“劝进”，旧版书倒买进不少。他买书的豪举立即引起书商们的注意，等他回家后，专程送书上门的书贾就络绎不绝了。1920年，他在上海的居所再也无法容纳藏书了，于是在家乡造了藏书楼，结果费时4年，于1924年落成，即嘉业堂。除了造楼，加上买书花去30余万，刻书印书20万，请人帮助编书、校书、抄书、鉴定等花去10万，总共累计起来，据嘉业堂第一任馆长、活到103岁的周子美先生说，刘承干花在嘉业堂上的钱，起码超过80万元。而80万元，在当时可买十余座花园洋房。
刘家藏书无疑是一座中华古代珍籍的宝库，其藏书有四大特点——
其一为宋元版珍籍丰富，计有宋版65部，元版74部，宋元明递修本（所谓三朝本）21部，这些珍籍又分别来自于缪荃孙的艺风堂、莫友芝的影山草堂、丁日昌的持静斋、杭州朱氏结一庐、宁波卢氏抱经楼，以及袁克文、孙廷翰等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四部宋版史书，即蜀大字本《史记》、大字监本《三国志》、白鹭书院本《汉书》、一经堂本《后汉书》。刘承干对此4部宋版史书极为珍爱，特在嘉业堂中辟“宋四史斋”以珍藏。
其二为名家手稿本、抄校本众多，达2000余种。从《目录》中可知，内中有明代各朝皇家实录近3000卷、500册，还有明抄《永乐大典》42册。《永乐大典》在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时惨遭焚毁，剩余者尚不及原书的4％。1960年中华书局将历年来征集到的原本影印出版时，仅得730卷，而其中为刘承干所收藏者即达88卷。抄本中还有翁方纲原稿150册。刘承干曾花费巨资，雇人去北京抄来全部清朝各帝的《实录》，还有清代国史馆未采用的大臣列传2000多篇，皆为常人不易获见者。
其三是大宗明刊本，约有2000部，较重要的是史部和集部。这批明刊本目前有十分之六收藏在台湾地区的“中央图书馆”，是被郑振铎先生在抗战中买去的。该馆收藏明人集部约1000部，其中半数来自嘉业堂，是该馆藏书的特色之一。
其四是大宗的地方志资料。嘉业堂原收藏地方志书达1192种，计4000余部，其中29种为海内孤本，如万历年间的《郧阳县志》、嘉靖年间的《滑县志》、康熙年间的《处州府志》等，均弥足珍贵。
刘承干身为南浔首富刘镛的长房长孙，一生无声色犬马之好，唯书是嗜。他自称：“生平嗜书，与世俗之珠玉货财同。”有一年缪荃孙要嫁女儿缺少奁资，有意出让14种宋刊本，4种抄本，索价2万元，刘承干照单全收。还有一次，南京书商朱甸卿带来一批余晋珊（联沅）的旧藏。余氏曾任上海道，书生气十足。刘承干一见其中有武英殿珍本，甚是喜欢，为鼓励书商继续送好书来，亦是照单全收。如此山吞海纳地收书20余年，至抗战前，嘉业堂内已琳琅满目，共得60万卷、20万册，俨然民国一大家也。
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大潮中，刘承干提笔向政府写信，捐献了嘉业堂。
刘承桓弘扬传统
刘承桓是刘家四房刘湖涵的独养儿子，1948年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大学毕业后长期在美国从事多肽类药品的开发和研制工作，是生化学界的知名专家。大陆改革开放后，他在离开家乡32年后第一次返回故土。
1980年回沪后他常想，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刘家祖上历来以积德行善名扬海内，自己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个传统？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最后他决定资助上海的教育事业。他的理念是，“现代化首先要教育现代化，教育搞不上去，其他事情都会碰到问题。”他先捐款20万元，资助上海卢湾区少年宫、托儿所、英语夜校及保育员的培训工作；继而又拿出100万元，以他父亲的名义，设立了“刘湖涵教育基金”，用来资助教育单位的学术活动，包括邀请外国知名专家来华讲学、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开展教育、科研方面的合作等。他又在故乡南浔设立了“刘湖涵教育奖励基金”，每年奖励一次优秀小学老师和优秀学生……
改革开放以后的南浔更诱人了。刘家海外亲友每次回国，总要去一趟小莲庄，因那里的儒商气息，始终是他们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