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季的衰落中开始她伟大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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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露易丝·格丽克的创作,也就是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诗人的故事。
  感谢露易丝·格丽克的中文译者和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发现了这个诗人和她的世界。
  露易丝·格丽克的世界首先要从她的名字开始:“Louise Glück”,现在大都译为“露易丝·格丽克”,但我觉得最好还是译为“格吕克”,因为这保留了她的家族来自于奥匈帝国的某种标记。(这就如同保罗·策兰一样!)
  还有,德文的“Glück”,意思就是“幸运”。难道她不幸运吗?不仅幸运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前还幸运地成为了一个诗人!
  露易丝·格丽克首先要感谢她移民到纽约的爷爷,不然他们这个犹太裔家族后来可能会成为奥斯维辛的灰烬。
  在《传奇》(柳向阳译)一诗中,我们读到她的爷爷“在寒冷的地下室里卷雪茄”,读到“港口的浪花”是怎样“变成了他脸上的泪水”。但这不单是个艰辛、伤感的移民故事,她也从她爷爷那里继承了某种“钻石般坚硬”的东西。这构成了她生命和诗的内核:坚硬,泛着冷光,多棱角,带着不加雕饰的美。
  20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理由是:“for her unmistakable poetic voice thatwith austere beauty makes individualexistence universal.”这个颁奖辞有多种不同的中译。我的翻译是:“因为她的确切无误的诗的声音,带着不加雕饰的美,使个体存在具有了普遍性。”
  但是“不加雕饰”仍不能涵盖“austere”的丰富含义,也容易使人们的认识停留在文体风格学的层面上。“austere”这个英文词除了朴素、简朴、不加雕饰的含义外,还带有严肃、严厉、苦行、禁欲这类含义。正是这后一类含义,指向了格丽克作为一个人和诗人的内在基质。
  这使我想起布罗茨基关于茨维塔耶娃的看法。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常常称茨维塔耶娃的诗为“加尔文主义式的”,他这样回答:“首先,需要记住的,是她的句法多么罕见。这使得她能够或者更确切地说,迫使她在诗中将一切都强烈地表现出来。原则上说来,加尔文主义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一种人们以他的良心来自觉严格要求自己的状态……简而言之,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是一个总是把最终审判压在自己头上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我看格丽克也正是这样的诗人。
  像茨维塔耶娃一样,这一切也从她的童年开始(“我们只看过世界一次,在童年之时,/剩下的只是回忆。”《故乡》)。对这位瘦弱寡言的女诗人来说,童年是“黑暗的”—“山岗遥远。它们耸立/比童年时更黑暗”(《池塘》,柳向阳译),但也正是根基和谜底所在。我们都已了解,格丽克年轻时患有厌食症,并因此辍学,接受过多年的精神治疗。她为什么拒绝进食?她的父母可能也不明白。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她要拒绝什么?她究竟想要什么?她自己也在寻求答案。这就是她在漫长一生中写下的那些诗。
  露易丝·格丽克曾被称为“后自白派”。的确,她早期的诗就带着西尔维亚·普拉斯和罗伯特·洛厄尔的影响,她就是在这个传统和诗歌氛围下开始诗歌起步的。比如她早期的《头生子》一诗,其中有些诗句挺精彩,如“碗豆在锅里变酸。我看着一截孤零的葱/像奥菲莉亚一样漂浮”,但整首诗仍让我们不时联想到西尔维亚·普拉斯。即使她后来的一些诗,也让我想起了罗伯特·洛厄尔的“生命研究”。如《时间》(柳向阳译)一开始的“总是太多, 然后又太少” ,就让我想起了洛厄尔在《海豚》一诗中对一生的回顾:“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Saying too little,then too much.”)
  当然,这也可以视作格丽克对洛厄尔的一种致敬和回报。《时间》是格丽克最好的诗之一,写这首诗的诗人真正有了她个人的视角、声音和表现方式。柳向阳对它的翻译也很精湛、到位。
  这里还要多说几句,对于“自白派诗歌”(“Confessional poetry”),一些中国读者望文生义,把它簡单视同一种自我表白,而未能注意到它背后的文化背景。“Confession”源自于教堂内忏悔室、告解室的忏悔、坦白、供罪。这就是说,它和西方宗教背景下的“罪感文化”有关。而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恰恰是比较陌生的。
  没有这种背景,阿赫玛托娃在给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点儿地理》的最后就不会这样来写:“这座城市,被第一流诗人赞美,/被我们这些罪人,被你。”
  不管怎么说,格丽克的创作就扎根在这里。这赋予了她的创作以内省和自我追问、审视的性质。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中她这样说:“我喜欢这种协定,我喜欢这种感觉:一首诗说出的东西不仅必要,而且私密。”如果说她曾是一位“后自白派”诗人,这就是她很早就认定的方式。
  当然,格丽克不仅是从美国这一派诗人中走出来的一位杰出代表,她的诗也需要在一个更大、更深远的文学背景下来解读,比如她在1999年出版的诗集《Vita Nova》(新生),就来自于但丁的《新生》(“La VitaNuova”)。她并非什么学院派,但她自觉地将个人经验置于古希腊传统、犹太传统等精神文化的参照系下来透视。这使她对个体存在和世界的书写更超然,也更富有历史感和穿透力。
  后期的格丽克已很不同于普拉斯了。普拉斯当然更强烈,更富有女权色彩,更带有“原创性”。但是格丽克更为克制,更富有耐力和智性(“我生来小心翼翼,在金牛座的标志下”,《自传》柳向阳译)。重要的是,她坚持从她自身最真切的生命经验和渴求中来寻找她写诗的“必要性”。即使在她的早期,她也显露出她独异的个性,她也在准备着她的生长和蜕变。如《头生子》(1968)中的《水蝮蛇的国度》一诗:
  鱼骨头在哈特拉斯角溅起的波浪里行走。
  那里还有其他迹象,
  死亡吸引我们,从水里,寻求我们
  从陆地:松林中
  一条直行的水蝮蛇盘绕在青苔上,   饲养在污染的空气里。
  出生,而不是死亡,是更艰难的丧失。
  我知道。我也在那里蜕下了皮。
  诗一开始的“鱼骨头”(而非活着的鱼)就颇为惊人。哈特拉斯角,位于美国东海岸中部,这一带海流复杂、风暴频起,历史上曾有数千艘船舰在此沉没。这一意象性地点的选择就暗示了生存之险峻。全诗描述了一个充满威胁性和吸引性的死亡世界。结尾两句为名句,尤其是“出生,而不是死亡,是更艰难的丧失”这种生死悖论经常被人引用,并唤起共鸣;至于“我也在那里蜕下了皮”,与上面的“丧失”和“蛇”的核心意象相关联,也恰切地呈现了一个诗人在精神上生死蜕变的历程。
  格丽克早年经历过这样一段艰难的自我认识、自我治愈和生命蜕变的时期,而她内在的坚定也渐渐呈现出来。在《沼泽地上的房子》(1975)中有这样一首《致秋天——给基思·阿尔索斯》:
  晨曦在荆棘丛中颤抖;发芽的雪花莲上
  沾满的露珠像小处女一样,杜鹃花灌木丛
  绽出最初的叶子,又是春天。
  柳树等待着复苏,海岸线
  覆上一层淡淡的绿色绒毛,期盼着
  成型。只有我
  不去合作,不去早早地
  盛开。我不再年轻。这又
  怎么了?夏天已临近,而在漫长的
  秋季的衰落日子里我将开始
  我中期的伟大诗歌。
  “ 只有我/ 不去合作, 不去早早地/ 盛开。”(Only I / d o n o t c o l l a b o r a t e ,having /flowered earlier.)这是全诗中最关键的两句。我的读解和其他译者不同(如柳向阳的译文“只有我/没有参与,因为早已盛开过。”)。这两句颇出人意外(如对照诗的前半部分)。这是帶有“逆转”性质的一笔,显示出格丽克非同寻常的个性和精神定力。早早盛开的花也许是“谎花”,但诗人要求自己的是真正的成熟,是从万物衰败中开始。她已有了这种内在力量“不去合作”,有了这种可信的自信:在秋季的衰落中开始她伟大的诗歌。
  格丽克受过叶芝的影响,我也曾译过她一首回应叶芝的诗。她这首诗,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叶芝的名诗《随时间而来的智慧》:“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作为一个人和“晩熟”的诗人,格丽克显然也经历过叶芝这样的生命历程。在穿越内在的艰难,治愈创伤的过程中,她已如同她自己所说,“我的心修复了它自己,完美/如一只小虫。/我的梦也修复了它们自己。”(《来自一份杂志》,柳向阳译)她似乎同自己和世界达成了某种更高意义上的和解,在写作上也更为自由和从容。她也可以带着某种微笑审视自己的一生了:“我爱了一次,我爱了两次,/轻易地,我爱了三次。”(《来自一份杂志》)
  自1992年出版《野鸢尾》并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后,格丽克不仅进入了美国一流诗人的行列,她的创作也在一个更开阔的向度上持续推进和发展。1996年出版的《草场》中的那首《国王的寓言》(柳向阳译)向人们展现出一派大家气象:“那位伟大的国王眼望前方/看到的不是命运/而只是黎明闪耀”“所谓命运,只是忽略历史/及其伦理困境的/一个策略。”不仅展现出智慧、气度、眼力,还有更重要的,“死灭”的生命之火重又燃烧。诗人似乎在迎来一次新生。她于1999年出版的《新生》,诗集前有这样三句耐人寻味的题辞(柳向阳译):
  主说你必须写你看到的。
  但是我看到的并没有让我感动。
  主回答说改变你看到的。
  用什么改变?用一双在黑暗和泪水中重新睁开的眼睛,用某种更超然的视力,用一种刷新和强化了的感受力,当然,还得有更为有效的语言技艺。格丽克是“幸运”的,她重新获得了这一切。
  同时,她又是很“执拗”的。她似乎一直把早年那个“绝食”的孩子带在自己身上。如《新生》中的那首名诗《卡斯提尔》。在一次分享会上,我曾同柳向阳商讨过这首诗,他依照其英语诗题“Castile”译为“卡斯提尔”,但我觉得最好还是按照其西班牙语原地名“Castilla”译为“卡斯蒂利亚”。卡斯蒂利亚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为西班牙历史上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所在地,它不仅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也给人一种更古老、浪漫和乡愁的感觉。《卡斯蒂利亚》:
  橙子花随风吹过卡斯蒂利亚
  孩子们在乞讨硬币
  我遇见了我爱的人,在一棵橙树下
  或者是一棵金合欢树
  难道他不是我爱的人?
  我读到这个,然后我梦到这个:
  醒来可以带回发生在我梦里的事吗?
  圣米格尔的钟声
  在远处回荡
  他的头发在金黄泛白的阴影中
  我梦到了这个,
  这是否意味着它就没有发生?
  它必须在这世界上发生才真实吗?
  我梦想着一切,这个故事
  便成为了我的故事:
  他躺在我的身边,
  我的手轻擦过他肩膀的皮肤
  中午,然后是傍晚:
  远处,一列火车的声音
  但并非是在此世:
  在这个世界上,一件事情最终、绝对地发生,
  心灵也无法扭转它。
  卡斯蒂利亚: 修女们成双地穿过黑暗花园。
  在圣天使的城墙外
  孩子们在乞讨硬币
  当我醒来时我在哭
  那就没有现实吗?
  我在一棵橙树下遇见了我爱的人:
  我已经忘了
  这只是事实,而非推断——
  在某个地方,孩子们在叫喊,乞讨硬币
  我梦想着一切,我给出我自己   完全地,不断地
  而那列火车把我们载回
  先去马德里
  然后到巴斯克地区
  诗的灵感来自于一次西班牙的旅行。当橙子花随风吹过古老的卡斯蒂利亚,我们都想写诗了!但格丽克写得很动人,很耐人寻味,她把她的一生也都放进这首诗里了。“橙子花随风吹过卡斯蒂利亚/孩子们在乞讨硬币”,诗一开始不仅带来了一种动人的唤起性的美,而且和孩子们乞讨硬币相并列,形成了一種对照。为什么这样写?是为了表达“同情”吗?这需要我们去读全诗并细心体会。
  我遇见了我爱的人,在一棵橙树下
  或者是一棵金合欢树
  难道他不是我爱的人?
  由“橙子花”这样一种美好纯洁,并且在婚礼上常见的花,诗人想到了爱。不同寻常的,是这一节最后一句的反问。在旅游地上空随风飘过的橙子花中,诗人展开了对爱的回忆、想象和辨认。她打开了一个世界,一个不确定的故事,让我们读者也参与其中。
  诗人的手法已非常娴熟了。诗中的种种对比和反衬,各种元素的组织,我与他,梦与真实,身在此世与内心想象,一切若即若离,而又历历在目。读到最后我们也意识到:那些乞讨硬币的孩子,其实也是诗人从她自己的童年带来的,他们和诗人一起在乞讨那不可能的爱,不可能实现的梦。
  诗写得真是很微妙。“他躺在我的身边,/ 我的手轻擦过他肩膀的皮肤” ( “ h e l a ybeside me,/my hand grazed the skin of hisshoulder”)。我查看了该诗的一些中译,大都译为“轻抚他肩膀的肌肤”“抚摸他肩膀的肌肤”或“我的手划过他的肩膀”,但我觉得还是“轻擦过”为好——它带有语言的质感,但又如梦幻般若有若无。
  重要的是,诗人通过这首诗唤醒了长久以来盘绕在她心中的那种音乐,那种伤痛、梦想,一生中都难以释怀的某种情结。诗中的种种意象和细节,反复出现、变奏(如同《时间》一诗中的铃铛、灰雨、小狗)。最后,那列火车又出现了:“先去马德里/然后到巴斯克地区”。这是梦醒,是对现实的回归,但又是人生另一次旅程的开始。
  这就是格丽克所创造的诗意世界。就这首诗而言,它写得也太动人和完美了。不过,以娴熟的技艺来写这种消费时代人人都喜欢的诗,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否也包含着某种危险?
  这里如实说,我当然也欣赏这样的诗,但我更看重她诗歌中“austere”的一面,如那首不事雕饰但又充满了突然转折的《山茶花》:“但是死亡/也有它自己的花”“你站在那里,/你的双手满是花朵。/我怎能不接受/既然它们是礼物?”
  这样的诗更令人惊异,也更让我感到一个诗人的“厉害”!再比如《乐园》,在描述了诗人长大的村子,孤独的留守母亲,常从城里回来打理得“感性”的妹妹之后,是这样一个结尾:
  在她看来,这就像是乡村了——
  修剪过的草坪,彩色花带。
  她不知道它曾经是什么。
  但我知道。像亚当一样,
  我是长子。
  相信我,你永远不会治愈,
  你永远不会忘记你一边的痛苦,
  这被带走一些东西的地方
  让你成为另一个人。
  这看上去很率直,但却是真正从诗人自己生活里来的东西。它不仅令人震动,也显露出让一个诗人成为她自己的来由。它绝非人人可以道出。
  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诗人中对她的诗有着不同评价(其实一些评价并未建立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说实话,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大诗人”,但她的诗足以吸引我去读,读时不仅有认同感、亲近感,还不时受到刺激、震动和启示。我想这就够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阅读和发现的诗人。我也衷心希望柳向阳等人译的格丽克诗全集能够尽早面世。
  (文中所引格丽克诗句或诗作,除注明译者外,均由本文作者自己所译。)
  (选自《雨花》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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