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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有一位名震大江南北的“擦鞋匠”，他以“擦鞋”为掩护，组织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鞋童军”，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此人名叫江民声，山东汉上人，早年家境贫寒，曾在日本开设的工厂当矿工，亲眼目睹日本人胡作非为，愤而加入秘密抗日团体“国民救国会”，参与组织了“哈尔滨民众救国自卫军”。后由于叛徒告密，他被日军北满宪兵司令部通缉，逃亡上海。此后，他辗转武汉、重庆等地，组织“鞋童军”继续抗日救国，上海、武汉的媒体曾广泛宣传其英雄事迹。
擦鞋少将名扬沪港
江民声逃亡上海后，举目无亲，身无分文，难以维持生计。无奈中，他只好向设在上海的“东北难民救济协会”求助，指望能解决就业问题。
“救协”是上海各界组织筹建的，负责登记的书记员不了解江民声的经历，就问他：“江先生是什么文化？”江民声不好意思地答道：“读过两年私塾，只学到《论语》的‘大中’和《孟子》的上册。”
“那么江先生过去从事过何种职业？”
“当过矿工，也做过报社的广告员。”江民声如实回答。
书记员面露难色：“唉呀，现在上海本地的失业者比比皆是，像江先生这种情形，恐怕也不好安排。你自己要设法投亲靠友。”
江民声岂是寄人篱下之辈，他思索片刻便说道：“我是刚从东北逃出来的，衣食无着，也无亲友可投靠。但我身强力壮，也不打算要求救济，只求你们借我15块钱作本钱，我会自食其力，不再麻烦你们。”
“救协”一听江民声要求不高，便如数付钱给他，就此成全了江民声的大事业。
他拿到这笔小钱，转身走进杂货铺，购置了各色鞋油、鞋刷，外加一把藤椅，在热闹街区摆了一个擦皮鞋的地摊。他在哈尔滨时见过这行当，投资少，见效快，又无需多大的技术。为难之际，他就想到以此自强自立。那天，他硬是饿着肚子开张，接了几双皮鞋来擦，晚饭才有了着落。
面对大时代，纠缠小饭碗，江民声心潮难平，遂一面擦皮鞋，一面对主顾们宣传抗日道理。他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因而谁也猜不到，这位热心抗战的擦鞋匠，竟有着传奇般的复杂身世。
他擦皮鞋舍得上油，做宣传不厌其烦，因而一炮打响，当月就净赚30元。此时，他读报听说有个难童病重无钱治疗，马上寄去10元作为捐赠，另外15元还贷款，自己只留5元将就糊口。从那以后，他每月都将收入的一半捐给“难民救济协会”，用以帮助别人。
在号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不少人唯利是图，一个擦鞋匠却做出如此义举，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有好几家报馆的记者，慕名前往“救协”采访，打听江民声的根底。
“救协”负责人说：“这位江先生是难民中的佼佼者，他不仅自立谋生，而且仗义疏财，令我们格外感动。”
“救协”负责人的话音未落，应邀到会的东北军将领朱庆澜粗声粗气插话道：“各位，江民声不是一般难民，他是东北义勇军的无名英雄。”
记者们听了大吃一惊，又追问道：“江先生在义勇军担任什么职务，有军阶吗？”
朱庆澜答道：“据我所知他任过参议，军阶至少该是少将。”
朱庆澜曾任过哈尔滨行政长官及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江民声组织自卫军时曾与之接过头。他的证词一出口，众人都深信不疑。
第二天，上海各报均以《擦皮鞋少将捐款救济难民》为题，竞相报道江民声的事迹，他的大名不胫而走。此后，他更为积极主动地协助“救协”工作，足迹遍及华东、华南，募集了大量捐款，接济流亡的东北难民。
1937年春，江民声到达香港募捐，蔡廷锴将军在当地《大众报》上撰文，盛赞江民声的义举，使之名扬港澳。香港的诸多名人，亦以一晤江民声为幸。
中央军校特训班的新任教官
江西星子县离庐山不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此办有特别训练班，便于蒋介石亲临训话。
有一天，特训班主任康泽到校，召集学员开会，特意介绍与之同来的江民声说：“从今天起，江先生就是你们的政治教官，大家都要以他的言行为楷模。”
原来，复兴社头头康泽得知江民声在社会上颇有号召力，想拉他来为自己增光，并装点门面，于是再三聘请，江民声推辞不过，勉为其难。
江民声虽然只读过两年私塾，但他注重自学，尤其喜欢读报，平日字典不离手，遇上生字就翻一翻。他又广泛接触过各阶层人士，留心众人的言论和消息，咀嚼一番后加以发挥，因而口才甚好。
初小文化的江民声，要给中央军校的大学生开课了，他却从容自如，不慌不忙。站到讲台上，江民声也不用讲稿，讲起了他在东北的见闻，标题为《浴血奋战的义勇军》，绘声绘色。受训的学员们平日养尊处优，大多未上过前线，下课铃响还意犹未尽。
第二堂课，江民声以《募捐见闻》为题，着重渲染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捐物的情况。当他讲到有些穷人摸出皱巴巴的小钞，递过来还带有体温时，尤为动情。学员们见此也跟着放声大哭，以致惊动了军校的教导组长。
第三堂课，江民声定的标题是《抗日必须团结》，立论是一支筷子易断，一把筷子难折，比喻生动，令学员们耳目一新。
上过几周课后，学员们对江民声肃然起敬，老远看见便立正行礼。其他教官对江民声也刮目相看，跟他称兄道弟。但久而久之，江民声感到特训班的教学与抗日救亡相去甚远，军校不是久留之地，便主动提出辞职。此时，康泽也接到训导组有关“政治教官江民声在讲坛上所称团结抗日，情多激昂，闪烁其辞，颇有蛊惑人心之处”的报告，遂批准了辞呈。
到中央军校特训班任教将近半年，江民声得到薪酬480元，又积累了一点小资本。
组织难童自救救国
抗战全面爆发后，江民声撤退到武汉，此时国共合作，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救亡歌声响彻三镇。他激动万分，全国抗战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华北沦陷，华东沦陷，涌入武汉的难民越来越多，啼饥叫寒。其中，有不少的流浪青少年，无以为家，食不裹腹，江民声很想帮助他们。 某日，国民党中执委员黄季陆来看江民声，问他愿不愿到政府里去做事。江民声说：“本人无意入仕途，只想办一件实事，惟望黄委员大力支持。”
“江先生系社会贤达，要办什么事只管说。”
江民声说：“我看各地逃来的难童日益增多，政府也管不了，我想把他们组织起来生产自救。”
黄季陆沉吟着答道：“这倒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只是政府无力扶持。”
“我不需要公家出一文钱。”
“当真？”
“我江某说话算数。我唯一的要求，是请黄委员到有关部门美言几句，到时不要找我的麻烦。”
黄季陆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江民声随即去到几个难民收容站，专挑半大不大的难童，发起成立了“擦皮鞋大队”，自任大队长。他用自己的积蓄购置了工具，无偿发给难童，亲手教他们擦鞋手艺。
不久，“擦皮鞋大队”亮出旗号，在汉口摆摊设点，成员多达数十人。每个摊点都插着一些彩纸小旗，上书“自救救国”、“团结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献支援前线”等口号，十分醒目。
武汉民众本来就同情这些难童，现在听说他们还附带为前线募捐，纷纷慷慨解囊，不管皮鞋脏不脏，都愿去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意。
少将擦皮鞋的新闻，不断在武汉各报登载，其中《大汉晚报》、《新快报》的记述尤详，江民声名声大噪。又有100多名难童加入“擦皮鞋大队”，江汉大道上的小旗越来越多，标语口号也越喊越响亮，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1938年5月，中国空军出动两架重轰炸机远征日本，散发了10万份传单以示警告，然后安全返航。消息传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江民声不失时机，亲自带队上街，发起“擦皮鞋劳军周”活动。看见空军将士就往藤椅上拉，不由分说，免费擦皮鞋，随军眷属打五折。
“擦皮鞋大队”的业务有了发展，江民声就将“自救救国”的口号付诸行动，每月定期将一笔捐款送交报馆代转前方。他还组织起“中国战时青年自救救国团”，设置“义卖募捐柜”，上书：“向浴血苦战的抗日将士们致敬！”
平时擦皮鞋，每位一毛钱，义卖募捐时，三毛五毛一元不等。
有一次，一位阔气的年轻人坐上了江民声的藤椅，擦完鞋后就问：“多少钱？”
江民声答道：“我们今天是义卖活动，为前方将士募捐，你自己看着给吧。”
年轻的顾客又问道：“莫非，您就是报上介绍的江先生？”
“我就是江民声。”
那位青年赶紧向江民声鞠了一躬，取出皮夹，把一叠钞票投进了“义卖柜”。
武汉各报又报道了“擦皮鞋大队”举行的这一系列活动，更多的难童要求加入，使其成员最高达2000余人。在擦皮鞋的行业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规模了。
在夹缝中求生存
1938年6月下旬，日军攻占安庆，继而又连陷潜山、太湖，武汉外围吃紧。不少公教机关忙着迁往四川，“擦皮鞋大队”却寸步不移。
一天，复兴社的桂永清登门拜访江民声，见面便送上300块钱。
江民声颇感意外，问道：“无功不受禄，桂先生一下送来这样大一笔钱，不知是募捐，还是对江某另有差遣？”
桂永清打着哈哈说：“江先生就惦着募捐的事，真是可钦可佩。这点钱是我个人送江先生的，不成敬意，请笑纳。”
送走桂永清，江民声直纳闷，他知道桂永清和康泽都是复兴社的头面人物。此人平白无故送钱来，必有所图，莫非他们又要拉自己去军校特训班当教官？
这一疑虑，直到桂永清二度上门才解开。
原来，桂永清此时正受命组织“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到处招兵买马。而汇集武汉的不少有为青年，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争先恐后去跟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联系，要求去延安。桂永清苦于完不成使命，想起康泽曾称赞江民声极有口才，便绕着圈子上门来，想请他为“战干团”招生作宣传。
桂永清送的钱，江民声收下了，但桂永清所提的聘请，江民声婉言谢绝了。他每天都看报，对时局、政治心中有数，“战干团”是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的，这种事他不愿干。
桂永清失望而归，江民声的麻烦也接踵而来。
过了几天，有全副武装的军官口称康泽有请，将江民声带到军委会第二厅去坐冷板凳。升任厅长的康泽不出来见客，却让手下一名科长来刁难江民声。
科长说：“关于江先生组织的自救救国团这个名称，康厅长认为不切实际。擦皮鞋嘛，称作生产自救还可以，冠以救国，这个题目就有点夸大吧？”
江民声听了有气，便讥讽道：“名称不过是某个团体的代号，二厅何必看得如此严重，‘救国’不好听，你们说改成什么名称才好？”
科长亦早知江民声非等闲之辈，陪着小心解释道：“团体但凡取名，总要讲个信、达、雅。康厅长的意思，只要你们改个名称，我们就可予办理登记手续，使之成为合法社团。”
江民声听说可以成为合法团体，忍住气说：“好吧，我同意改名，叫什么都行。”
根据科长的建议，“战时青年自救救国团”更名为“战时青年生活互助社”。江民声借助合法社团的招牌，不仅组织难童继续擦皮鞋，还出售一些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杂志，如《全民抗战》、《群众》、《七月》、《救亡日报》、《烽火》等等。互助社赚来的款项，一半捐献给前方，一半用于订制大批棉背心，分发给收容所的难童。
10月中旬，日军前锋逼近武汉，枪炮声隐隐可闻。撤退的军民众多，交通工具供不应求，全靠招商局轮船公司的关心，江民声带领的“擦皮鞋大队”才得以搭上轮船，平安入川。
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那是一段艰难的年月，武汉、宜昌先后失守，日军轰炸机成天轰炸下川东和重庆。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四川，寻找安身之处。
“擦皮鞋大队”好不容易到了万县，盘缠即已告罄，又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江民声心内如焚，硬着头皮去叩响当地《万州日报》的大门。 报馆社长刘孟航古道热肠，立即派记者前往采访“擦皮鞋大队”，次日见报，算是免费为江民声打广告。
但万县比不得武汉，擦皮鞋的顾客相当有限，难童们仍然摆脱不了困境。江民声灵机一动，将他们编为小分队，分别到附近的忠县、云阳、开县、奉节等地活动。
在江民声的率领下，“擦皮鞋大队”深入川东各地，除擦皮鞋、卖书报外，还演出救亡题材的街头剧、活报剧。他们以“反对投降、坚持抗日”、“严惩汉奸卖国贼”、“还我东北、打回老家”、“安内必先攘外”等等作为宣传口号，把抗日宣传搞得轰轰烈烈。
国民党万县党部起了疑心：这些口号相当“左倾”，江民声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们秘密调查“擦皮鞋大队”的活动，并上报省党部，省党部复函明令禁止。于是，万县当局以“帐目不清”、“扰乱治安”为借口，下令取缔“擦皮鞋大队”，并监视江民声。
1939年夏，江民声被迫离开万县，来到陪都重庆，谋求新的出路。他找到几位原“救协”的熟人，沟通了一下情况，才知道重庆对社会团体管制得更严，动辄就给扣上一顶“红帽子”，强迫解散。在上海可以公开活动的“救协”，迁到重庆后已名存实亡。
江民声气愤地说：“当初请我当教官的是他们，允许‘合法’是他们，如今要取缔我的也是他们。”
回到旅馆住了几天，同来的小助手向江民声报告，他们上街外出时，行李被人动过了。他开始还不相信，直到发现旅馆内真有可疑的面孔出现，才明白是有人盯梢。
重庆的情况如此险恶，他深感祸至无日，又想到上百难童还在川东各地等他安排，不禁愁肠百结。他个人的得失荣辱不要紧，但千万不能连累了信赖他的孩子们。
那一夜，江民声在卧榻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来想去，决定以退为进，个人宣布“下野”，以避免居心不良者对难童的迫害。
7月20日，重庆《大公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江民声紧要启事》：
本人在武汉为救济流亡青年，呈报政府组织“战时青年生活互助社”，以擦皮鞋及贩卖抗战图书维持生活，并将有余之款贡献政府。武汉吃紧时乃奉第九战区总委会之命，沿江西上至渝，并在各地进行抗战宣传。民声日前来渝，目睹敌机轰炸之惨状，为求社员之安全计，乃在长寿资遣新旧社员。本社暂时停止宣传工作，以前所发社员证章及一切有关文件，自登报之日起，一概失效。除呈报政府备案外，特此登报周知。
发布这一启事后，江民声避往邻近重庆的长寿县，分散各地的社员见报后也来此集中。他讲明解散团体是迫不得已，但大家今后可以分散搞，保持联系互相帮助。他还告诫社员们不要忘记自救救国的主张，不要做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他向社员们分发了遣散费，与难童们互道珍重，挥泪而别。
江民声虽已离去，“擦皮鞋大队”却并未垮掉。
秋冬之交雾季来临，日军轰炸机找不到目标，故不来重庆骚扰。窒息了一个夏天的陪都，顿时又焕发了生机，大小店铺一齐开张，洋鼓洋号奏得震天响。
在繁华的都邮街、大梁子、华华公司、国泰电影院旁，这些日子出现了不寻常的景象，那就是擦皮鞋的难童猛然增多，随处可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每个人的工具箱上都插着彩色小旗，书写着抗战标语，远远望去犹如一条五彩斑斓的长龙，使得不少路人欣然驻足擦鞋。有关部门也很快收到难童们的零星捐款。
闻名遐迩的“擦皮鞋大队”席卷陪都，重庆的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其中一家晚报的特写写道：“当一些大腹便便发国难财的阔佬们，对捐献义卖一毛不拔的时候，这一群为‘足下增光’的难童们，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慷慨捐献。他们才是高贵的人。”
黑名单上的人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给江民声罗织了两大罪名：“鼓吹攘外为先，与共党遥相呼应”、“操纵幼稚难童滋事，有碍陪都观瞻”。其时，最高当局正在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治安部门不敢掉以轻心，乃通知各地军警打听江民声的行踪，不久就有了下落。江民声并未走远，他带着两名年幼的难童，跑到重庆上游的江津县，住在一家简陋的旅馆里。难童擦皮鞋为生，江民声经营报刊发行。
从前江民声有过璀璨的辉煌，如今他却甘愿隐姓埋名，过着清苦的生活。在他看来，卖书报是传播知识，是培育自身，也是造福社会。他一向热衷读书，身处陋室而恬然自得，飘泊小城而自得其乐。
每隔一段时间，江民声到重庆开明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处进货，弄回一批禁销和滞销的书刊。设在江津的国立九中是从沦陷区迁来的，内有以皖籍为主的学生数千人，大多当过难童，听说过江民声其人。江民声送书上门，又是减价供应，因此大受欢迎。卖书之余，他又进行抗日宣传，口若悬河，吸引了莘莘学子。
得知江民声下落，重庆中统“实验区”奉命调查，并派人跟踪，发现江民声每次来渝均未与红岩村、周公馆有何联系，只是到几家书店提货。分析来分析去，中统方面认定他在哈尔滨时即与共产国际有联系，来头不小，几次去香港显然是领取苏俄津贴，乃电令江津县特委会严加防范。
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碍于江民声的名气大，不敢贸然为难他，只派去一名稽查监视他。殊不知江民声天天与稽查打照面，朝夕相处，久而久之还混熟了。那个稽查也是山东人，出于老乡之情，悄悄给江民声打招呼说：“江先生，小心点，上面说你是‘国际共产党’，只要你一活动，就可以抓你。”
江民声听了哭笑不得，爱国有何罪？也要被扣上“红帽子”，这个社会实在可怕。他气忿不过，本想赴渝申诉，但转念一想，跟那些混蛋也说不清楚，不如敬而远之。恰好江津县长换人，他急中生智，上门拜访新任的罗县长说：“据传贵县的保长训练班即将开学，鄙人打算运一批《总理遗教》、《三民主义》等书来发行，求罗县长开具介绍信，便于与该班接洽。”
他拿到了县长的介绍信，又去弄了几本滞销的《三民主义》来当“门神”，从此门前清净，特务也不来找岔子了。
难童们没有忘记“大队长”，他们虽分散各地，却时常来信来人，嘘寒问暖，使江民声十分欣慰。
好人一生平安
八年抗战胜利，民主浪潮迭起，江民声又来到重庆，到沙坪坝南开中学、南温泉清华中学等处出售书报，被邀演讲。
他又站在讲台前了。他的生涯冷暖酸甜，际遇万千，许多同学都想听一听，他却闭口不谈。他谈的是东北义勇军中的英雄人物，有的毁家纾难，投身救亡；有的揭竿而起，转战在白山黑水之间；有的孤身行刺日寇，与其同归于尽；有的舍身锄奸，气冲霄汉。那已逝去的历史画面，经他慷慨道来，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令同学们无比激昂。
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说：“江先生虽长期从事擦皮鞋、卖书报之业，但他不失忧民之心，振国之志，真是难能可贵，警世骇俗。”
言抗战，必然要涉及东三省的丢失，检讨起来，回避不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事实，自然会触动当局的伤疤。于是，军统方面又给江民声挂了号。
不久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寒凝大地，囚车四处捕人。
江民声在重庆立脚不住，乃潜回江津，重操售书旧业。当地开明士绅夏仲实系民革成员，知道江民声是好人，多方加以关照，使之安然度过了黑暗的岁月。
1949年冬重庆解放，江民声不再躲躲藏藏，公开来到山城，呼吸自由的空气。人民政府了解他的过去，对他做了妥善安排，让他在文史馆做研究工作。他宝刀未老，时刻不忘教育青少年，得到众口一致的好评。
擦鞋少将名扬沪港
江民声逃亡上海后，举目无亲，身无分文，难以维持生计。无奈中，他只好向设在上海的“东北难民救济协会”求助，指望能解决就业问题。
“救协”是上海各界组织筹建的，负责登记的书记员不了解江民声的经历，就问他：“江先生是什么文化？”江民声不好意思地答道：“读过两年私塾，只学到《论语》的‘大中’和《孟子》的上册。”
“那么江先生过去从事过何种职业？”
“当过矿工，也做过报社的广告员。”江民声如实回答。
书记员面露难色：“唉呀，现在上海本地的失业者比比皆是，像江先生这种情形，恐怕也不好安排。你自己要设法投亲靠友。”
江民声岂是寄人篱下之辈，他思索片刻便说道：“我是刚从东北逃出来的，衣食无着，也无亲友可投靠。但我身强力壮，也不打算要求救济，只求你们借我15块钱作本钱，我会自食其力，不再麻烦你们。”
“救协”一听江民声要求不高，便如数付钱给他，就此成全了江民声的大事业。
他拿到这笔小钱，转身走进杂货铺，购置了各色鞋油、鞋刷，外加一把藤椅，在热闹街区摆了一个擦皮鞋的地摊。他在哈尔滨时见过这行当，投资少，见效快，又无需多大的技术。为难之际，他就想到以此自强自立。那天，他硬是饿着肚子开张，接了几双皮鞋来擦，晚饭才有了着落。
面对大时代，纠缠小饭碗，江民声心潮难平，遂一面擦皮鞋，一面对主顾们宣传抗日道理。他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因而谁也猜不到，这位热心抗战的擦鞋匠，竟有着传奇般的复杂身世。
他擦皮鞋舍得上油，做宣传不厌其烦，因而一炮打响，当月就净赚30元。此时，他读报听说有个难童病重无钱治疗，马上寄去10元作为捐赠，另外15元还贷款，自己只留5元将就糊口。从那以后，他每月都将收入的一半捐给“难民救济协会”，用以帮助别人。
在号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不少人唯利是图，一个擦鞋匠却做出如此义举，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有好几家报馆的记者，慕名前往“救协”采访，打听江民声的根底。
“救协”负责人说：“这位江先生是难民中的佼佼者，他不仅自立谋生，而且仗义疏财，令我们格外感动。”
“救协”负责人的话音未落，应邀到会的东北军将领朱庆澜粗声粗气插话道：“各位，江民声不是一般难民，他是东北义勇军的无名英雄。”
记者们听了大吃一惊，又追问道：“江先生在义勇军担任什么职务，有军阶吗？”
朱庆澜答道：“据我所知他任过参议，军阶至少该是少将。”
朱庆澜曾任过哈尔滨行政长官及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江民声组织自卫军时曾与之接过头。他的证词一出口，众人都深信不疑。
第二天，上海各报均以《擦皮鞋少将捐款救济难民》为题，竞相报道江民声的事迹，他的大名不胫而走。此后，他更为积极主动地协助“救协”工作，足迹遍及华东、华南，募集了大量捐款，接济流亡的东北难民。
1937年春，江民声到达香港募捐，蔡廷锴将军在当地《大众报》上撰文，盛赞江民声的义举，使之名扬港澳。香港的诸多名人，亦以一晤江民声为幸。
中央军校特训班的新任教官
江西星子县离庐山不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此办有特别训练班，便于蒋介石亲临训话。
有一天，特训班主任康泽到校，召集学员开会，特意介绍与之同来的江民声说：“从今天起，江先生就是你们的政治教官，大家都要以他的言行为楷模。”
原来，复兴社头头康泽得知江民声在社会上颇有号召力，想拉他来为自己增光，并装点门面，于是再三聘请，江民声推辞不过，勉为其难。
江民声虽然只读过两年私塾，但他注重自学，尤其喜欢读报，平日字典不离手，遇上生字就翻一翻。他又广泛接触过各阶层人士，留心众人的言论和消息，咀嚼一番后加以发挥，因而口才甚好。
初小文化的江民声，要给中央军校的大学生开课了，他却从容自如，不慌不忙。站到讲台上，江民声也不用讲稿，讲起了他在东北的见闻，标题为《浴血奋战的义勇军》，绘声绘色。受训的学员们平日养尊处优，大多未上过前线，下课铃响还意犹未尽。
第二堂课，江民声以《募捐见闻》为题，着重渲染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捐物的情况。当他讲到有些穷人摸出皱巴巴的小钞，递过来还带有体温时，尤为动情。学员们见此也跟着放声大哭，以致惊动了军校的教导组长。
第三堂课，江民声定的标题是《抗日必须团结》，立论是一支筷子易断，一把筷子难折，比喻生动，令学员们耳目一新。
上过几周课后，学员们对江民声肃然起敬，老远看见便立正行礼。其他教官对江民声也刮目相看，跟他称兄道弟。但久而久之，江民声感到特训班的教学与抗日救亡相去甚远，军校不是久留之地，便主动提出辞职。此时，康泽也接到训导组有关“政治教官江民声在讲坛上所称团结抗日，情多激昂，闪烁其辞，颇有蛊惑人心之处”的报告，遂批准了辞呈。
到中央军校特训班任教将近半年，江民声得到薪酬480元，又积累了一点小资本。
组织难童自救救国
抗战全面爆发后，江民声撤退到武汉，此时国共合作，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救亡歌声响彻三镇。他激动万分，全国抗战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华北沦陷，华东沦陷，涌入武汉的难民越来越多，啼饥叫寒。其中，有不少的流浪青少年，无以为家，食不裹腹，江民声很想帮助他们。 某日，国民党中执委员黄季陆来看江民声，问他愿不愿到政府里去做事。江民声说：“本人无意入仕途，只想办一件实事，惟望黄委员大力支持。”
“江先生系社会贤达，要办什么事只管说。”
江民声说：“我看各地逃来的难童日益增多，政府也管不了，我想把他们组织起来生产自救。”
黄季陆沉吟着答道：“这倒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只是政府无力扶持。”
“我不需要公家出一文钱。”
“当真？”
“我江某说话算数。我唯一的要求，是请黄委员到有关部门美言几句，到时不要找我的麻烦。”
黄季陆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江民声随即去到几个难民收容站，专挑半大不大的难童，发起成立了“擦皮鞋大队”，自任大队长。他用自己的积蓄购置了工具，无偿发给难童，亲手教他们擦鞋手艺。
不久，“擦皮鞋大队”亮出旗号，在汉口摆摊设点，成员多达数十人。每个摊点都插着一些彩纸小旗，上书“自救救国”、“团结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献支援前线”等口号，十分醒目。
武汉民众本来就同情这些难童，现在听说他们还附带为前线募捐，纷纷慷慨解囊，不管皮鞋脏不脏，都愿去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意。
少将擦皮鞋的新闻，不断在武汉各报登载，其中《大汉晚报》、《新快报》的记述尤详，江民声名声大噪。又有100多名难童加入“擦皮鞋大队”，江汉大道上的小旗越来越多，标语口号也越喊越响亮，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1938年5月，中国空军出动两架重轰炸机远征日本，散发了10万份传单以示警告，然后安全返航。消息传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江民声不失时机，亲自带队上街，发起“擦皮鞋劳军周”活动。看见空军将士就往藤椅上拉，不由分说，免费擦皮鞋，随军眷属打五折。
“擦皮鞋大队”的业务有了发展，江民声就将“自救救国”的口号付诸行动，每月定期将一笔捐款送交报馆代转前方。他还组织起“中国战时青年自救救国团”，设置“义卖募捐柜”，上书：“向浴血苦战的抗日将士们致敬！”
平时擦皮鞋，每位一毛钱，义卖募捐时，三毛五毛一元不等。
有一次，一位阔气的年轻人坐上了江民声的藤椅，擦完鞋后就问：“多少钱？”
江民声答道：“我们今天是义卖活动，为前方将士募捐，你自己看着给吧。”
年轻的顾客又问道：“莫非，您就是报上介绍的江先生？”
“我就是江民声。”
那位青年赶紧向江民声鞠了一躬，取出皮夹，把一叠钞票投进了“义卖柜”。
武汉各报又报道了“擦皮鞋大队”举行的这一系列活动，更多的难童要求加入，使其成员最高达2000余人。在擦皮鞋的行业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规模了。
在夹缝中求生存
1938年6月下旬，日军攻占安庆，继而又连陷潜山、太湖，武汉外围吃紧。不少公教机关忙着迁往四川，“擦皮鞋大队”却寸步不移。
一天，复兴社的桂永清登门拜访江民声，见面便送上300块钱。
江民声颇感意外，问道：“无功不受禄，桂先生一下送来这样大一笔钱，不知是募捐，还是对江某另有差遣？”
桂永清打着哈哈说：“江先生就惦着募捐的事，真是可钦可佩。这点钱是我个人送江先生的，不成敬意，请笑纳。”
送走桂永清，江民声直纳闷，他知道桂永清和康泽都是复兴社的头面人物。此人平白无故送钱来，必有所图，莫非他们又要拉自己去军校特训班当教官？
这一疑虑，直到桂永清二度上门才解开。
原来，桂永清此时正受命组织“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到处招兵买马。而汇集武汉的不少有为青年，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争先恐后去跟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联系，要求去延安。桂永清苦于完不成使命，想起康泽曾称赞江民声极有口才，便绕着圈子上门来，想请他为“战干团”招生作宣传。
桂永清送的钱，江民声收下了，但桂永清所提的聘请，江民声婉言谢绝了。他每天都看报，对时局、政治心中有数，“战干团”是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的，这种事他不愿干。
桂永清失望而归，江民声的麻烦也接踵而来。
过了几天，有全副武装的军官口称康泽有请，将江民声带到军委会第二厅去坐冷板凳。升任厅长的康泽不出来见客，却让手下一名科长来刁难江民声。
科长说：“关于江先生组织的自救救国团这个名称，康厅长认为不切实际。擦皮鞋嘛，称作生产自救还可以，冠以救国，这个题目就有点夸大吧？”
江民声听了有气，便讥讽道：“名称不过是某个团体的代号，二厅何必看得如此严重，‘救国’不好听，你们说改成什么名称才好？”
科长亦早知江民声非等闲之辈，陪着小心解释道：“团体但凡取名，总要讲个信、达、雅。康厅长的意思，只要你们改个名称，我们就可予办理登记手续，使之成为合法社团。”
江民声听说可以成为合法团体，忍住气说：“好吧，我同意改名，叫什么都行。”
根据科长的建议，“战时青年自救救国团”更名为“战时青年生活互助社”。江民声借助合法社团的招牌，不仅组织难童继续擦皮鞋，还出售一些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杂志，如《全民抗战》、《群众》、《七月》、《救亡日报》、《烽火》等等。互助社赚来的款项，一半捐献给前方，一半用于订制大批棉背心，分发给收容所的难童。
10月中旬，日军前锋逼近武汉，枪炮声隐隐可闻。撤退的军民众多，交通工具供不应求，全靠招商局轮船公司的关心，江民声带领的“擦皮鞋大队”才得以搭上轮船，平安入川。
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那是一段艰难的年月，武汉、宜昌先后失守，日军轰炸机成天轰炸下川东和重庆。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四川，寻找安身之处。
“擦皮鞋大队”好不容易到了万县，盘缠即已告罄，又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江民声心内如焚，硬着头皮去叩响当地《万州日报》的大门。 报馆社长刘孟航古道热肠，立即派记者前往采访“擦皮鞋大队”，次日见报，算是免费为江民声打广告。
但万县比不得武汉，擦皮鞋的顾客相当有限，难童们仍然摆脱不了困境。江民声灵机一动，将他们编为小分队，分别到附近的忠县、云阳、开县、奉节等地活动。
在江民声的率领下，“擦皮鞋大队”深入川东各地，除擦皮鞋、卖书报外，还演出救亡题材的街头剧、活报剧。他们以“反对投降、坚持抗日”、“严惩汉奸卖国贼”、“还我东北、打回老家”、“安内必先攘外”等等作为宣传口号，把抗日宣传搞得轰轰烈烈。
国民党万县党部起了疑心：这些口号相当“左倾”，江民声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们秘密调查“擦皮鞋大队”的活动，并上报省党部，省党部复函明令禁止。于是，万县当局以“帐目不清”、“扰乱治安”为借口，下令取缔“擦皮鞋大队”，并监视江民声。
1939年夏，江民声被迫离开万县，来到陪都重庆，谋求新的出路。他找到几位原“救协”的熟人，沟通了一下情况，才知道重庆对社会团体管制得更严，动辄就给扣上一顶“红帽子”，强迫解散。在上海可以公开活动的“救协”，迁到重庆后已名存实亡。
江民声气愤地说：“当初请我当教官的是他们，允许‘合法’是他们，如今要取缔我的也是他们。”
回到旅馆住了几天，同来的小助手向江民声报告，他们上街外出时，行李被人动过了。他开始还不相信，直到发现旅馆内真有可疑的面孔出现，才明白是有人盯梢。
重庆的情况如此险恶，他深感祸至无日，又想到上百难童还在川东各地等他安排，不禁愁肠百结。他个人的得失荣辱不要紧，但千万不能连累了信赖他的孩子们。
那一夜，江民声在卧榻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来想去，决定以退为进，个人宣布“下野”，以避免居心不良者对难童的迫害。
7月20日，重庆《大公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江民声紧要启事》：
本人在武汉为救济流亡青年，呈报政府组织“战时青年生活互助社”，以擦皮鞋及贩卖抗战图书维持生活，并将有余之款贡献政府。武汉吃紧时乃奉第九战区总委会之命，沿江西上至渝，并在各地进行抗战宣传。民声日前来渝，目睹敌机轰炸之惨状，为求社员之安全计，乃在长寿资遣新旧社员。本社暂时停止宣传工作，以前所发社员证章及一切有关文件，自登报之日起，一概失效。除呈报政府备案外，特此登报周知。
发布这一启事后，江民声避往邻近重庆的长寿县，分散各地的社员见报后也来此集中。他讲明解散团体是迫不得已，但大家今后可以分散搞，保持联系互相帮助。他还告诫社员们不要忘记自救救国的主张，不要做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他向社员们分发了遣散费，与难童们互道珍重，挥泪而别。
江民声虽已离去，“擦皮鞋大队”却并未垮掉。
秋冬之交雾季来临，日军轰炸机找不到目标，故不来重庆骚扰。窒息了一个夏天的陪都，顿时又焕发了生机，大小店铺一齐开张，洋鼓洋号奏得震天响。
在繁华的都邮街、大梁子、华华公司、国泰电影院旁，这些日子出现了不寻常的景象，那就是擦皮鞋的难童猛然增多，随处可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每个人的工具箱上都插着彩色小旗，书写着抗战标语，远远望去犹如一条五彩斑斓的长龙，使得不少路人欣然驻足擦鞋。有关部门也很快收到难童们的零星捐款。
闻名遐迩的“擦皮鞋大队”席卷陪都，重庆的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其中一家晚报的特写写道：“当一些大腹便便发国难财的阔佬们，对捐献义卖一毛不拔的时候，这一群为‘足下增光’的难童们，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慷慨捐献。他们才是高贵的人。”
黑名单上的人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给江民声罗织了两大罪名：“鼓吹攘外为先，与共党遥相呼应”、“操纵幼稚难童滋事，有碍陪都观瞻”。其时，最高当局正在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治安部门不敢掉以轻心，乃通知各地军警打听江民声的行踪，不久就有了下落。江民声并未走远，他带着两名年幼的难童，跑到重庆上游的江津县，住在一家简陋的旅馆里。难童擦皮鞋为生，江民声经营报刊发行。
从前江民声有过璀璨的辉煌，如今他却甘愿隐姓埋名，过着清苦的生活。在他看来，卖书报是传播知识，是培育自身，也是造福社会。他一向热衷读书，身处陋室而恬然自得，飘泊小城而自得其乐。
每隔一段时间，江民声到重庆开明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处进货，弄回一批禁销和滞销的书刊。设在江津的国立九中是从沦陷区迁来的，内有以皖籍为主的学生数千人，大多当过难童，听说过江民声其人。江民声送书上门，又是减价供应，因此大受欢迎。卖书之余，他又进行抗日宣传，口若悬河，吸引了莘莘学子。
得知江民声下落，重庆中统“实验区”奉命调查，并派人跟踪，发现江民声每次来渝均未与红岩村、周公馆有何联系，只是到几家书店提货。分析来分析去，中统方面认定他在哈尔滨时即与共产国际有联系，来头不小，几次去香港显然是领取苏俄津贴，乃电令江津县特委会严加防范。
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碍于江民声的名气大，不敢贸然为难他，只派去一名稽查监视他。殊不知江民声天天与稽查打照面，朝夕相处，久而久之还混熟了。那个稽查也是山东人，出于老乡之情，悄悄给江民声打招呼说：“江先生，小心点，上面说你是‘国际共产党’，只要你一活动，就可以抓你。”
江民声听了哭笑不得，爱国有何罪？也要被扣上“红帽子”，这个社会实在可怕。他气忿不过，本想赴渝申诉，但转念一想，跟那些混蛋也说不清楚，不如敬而远之。恰好江津县长换人，他急中生智，上门拜访新任的罗县长说：“据传贵县的保长训练班即将开学，鄙人打算运一批《总理遗教》、《三民主义》等书来发行，求罗县长开具介绍信，便于与该班接洽。”
他拿到了县长的介绍信，又去弄了几本滞销的《三民主义》来当“门神”，从此门前清净，特务也不来找岔子了。
难童们没有忘记“大队长”，他们虽分散各地，却时常来信来人，嘘寒问暖，使江民声十分欣慰。
好人一生平安
八年抗战胜利，民主浪潮迭起，江民声又来到重庆，到沙坪坝南开中学、南温泉清华中学等处出售书报，被邀演讲。
他又站在讲台前了。他的生涯冷暖酸甜，际遇万千，许多同学都想听一听，他却闭口不谈。他谈的是东北义勇军中的英雄人物，有的毁家纾难，投身救亡；有的揭竿而起，转战在白山黑水之间；有的孤身行刺日寇，与其同归于尽；有的舍身锄奸，气冲霄汉。那已逝去的历史画面，经他慷慨道来，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令同学们无比激昂。
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说：“江先生虽长期从事擦皮鞋、卖书报之业，但他不失忧民之心，振国之志，真是难能可贵，警世骇俗。”
言抗战，必然要涉及东三省的丢失，检讨起来，回避不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事实，自然会触动当局的伤疤。于是，军统方面又给江民声挂了号。
不久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寒凝大地，囚车四处捕人。
江民声在重庆立脚不住，乃潜回江津，重操售书旧业。当地开明士绅夏仲实系民革成员，知道江民声是好人，多方加以关照，使之安然度过了黑暗的岁月。
1949年冬重庆解放，江民声不再躲躲藏藏，公开来到山城，呼吸自由的空气。人民政府了解他的过去，对他做了妥善安排，让他在文史馆做研究工作。他宝刀未老，时刻不忘教育青少年，得到众口一致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