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和他的敌人们

来源 :南风窗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iuandhll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普京现在的这些敌人们,在政治上显然还只是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凭借着“第四公权”的舆论,凭借着雄厚的财源,凭借着专业的治国能力就可以获得通往权力的最终道路,但俄罗斯几百年的历史经验却证明,在他们的经验所能倚靠的体制出现之前,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
  
  在顺利完成程序上的权力交接后,普京毫无疑问已确立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凭着自己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治国方略,他不仅成为本世纪优秀的大政治家,而且很有可能成为被载入俄国史册的伟大领袖。但即便如此,在这个国家仍然存在着许多反对普京的人,他们与普京的关系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国家在普京治下8年来的政治演进历程。
  
  
  追查真相的媒体人
  
  普京在自己政治生涯中打赢的第一仗就是车臣战争,这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政客一跃而成新的政治红星。但也正是车臣战争使他遭遇到自己的第一个政治敌人一一追查真相的媒体人。
  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后,车臣的分裂运动开始转化为恐怖主义运动,接连在俄罗斯制造了数起重大恐怖事件。尽管恐怖分子最终都被绳之以法,但俄当局在应对这些恐怖事件时采取的措施却备受质疑。其中尤以2004年8月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为代表,在付出了40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伤的惨重代价后,车臣战争结束以来一度成为民族英雄形象的普京遭遇了执政以来的首度信任危机。尽管官方对媒体下了封口令,但之后陆陆续续披露的真相让许多人都对强力部门及普京本人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提出了疑问:比如,一直无坚不摧的“信号旗”部队在之前的几十次行动中一共才牺牲19人,但为何在此次行动中却付出10死26伤的巨大代价?一些独立军事评论家认为,普京在人质危机刚开始时有关“和平解决”的谈话给特种部队的思想造成了混乱,从而使特种部队内部就使用何种方式解救人质产生分了分歧。在此前的莫斯科戏院人质事件的处理上,普京因为采纳特种部队的建议向戏院释放麻醉气体,结果造成了160多名人质窒息而死,负责参与此事的“信号旗”部队因而受到指责。因此,在此次人质事件的处理上,“信号旗”和“阿尔法”小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策略。到战斗打响时,双方甚至在进攻路线和对方的火力点位置等问题上都还没达成共识。此外,当局是否一直在隐瞒伤亡人数?官方公布的遇难人数为338人,但《消息报》认为这一数字要远远小于实际的死亡人数。根据他们的调查,死亡人数应该在400到600左右。《消息报》在报道中还称,这么多的死亡人数不可能完全是恐怖分子造成的,特种部队在解救人质中因准备仓促缺乏统一指挥,很可能在混乱的枪战中误杀了一些人质。《消息报》的这些报道激怒了克宫。人质事件结束后第二天,该报主编沙里克夫突然递交辞呈。据俄政府消息人士向“莫斯科回声”电台透露,在沙里克夫宣布辞职前,俄总统新闻事务主管博罗金曾亲自向《消息报》所在的“俄罗斯报业集团”老总打过电话。
  由于这次事件造成的巨大后果,俄杜马也不得不成立了专门的别斯兰事件调查委员会,但结果只是例行公事草草收场。而别斯兰人质事件的受害者因为对官方得出的结论不满,自发成立了独立的“别斯兰母亲”委员会,要求当局公布全部事实真相并同意国际专业机构介入调查。该运动也成为后来少有的能一直生存下去的反普京团体。
  在别斯兰事件之前,俄罗斯《新报》女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就已经开始了对2002年莫斯科戏院人质事件的独立调查。由于涉及强力部门和军方,这样的深度调查一直是俄国媒体的“禁区”,在此之前就有数名记者因为调查而遭暗杀。但这并未阻止俄国新闻界那些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去彻查和公布真相。作为俄新闻界中少有的车臣问题专家,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别斯兰事件后更是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车臣问题上,在俄国本国媒体受到日益严厉控制的情况下她在国外接连出版了两本专著,对别斯兰事件和俄军在车臣的不法行为予以详细披露。2005年,当乌克兰、格鲁吉亚相继爆发“颜色革命”后,她更是多次公开批判普京体制的“罪行”,并预言俄国不久也将爆发一场全国性的革命。这让她成为了各种政治力量的眼中钉。2006年9月,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神秘枪杀,成为俄国过去15年中因为工作被杀害的第42名记者。由于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特殊身份和国际声誉,此案引起轩然大波,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许多国内外知名政治家都对此表示了关注。俄总检察长柴卡也宣布亲自侦办此案,但直到现在俄官方仍未能给出圆满的结果。此后,莫斯科一方面加强了对车臣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在2006年开始了对新闻界的控制,俄气、罗斯石油等克里姆林宫直接控制的大财团们开始向媒体进军,包括《消息报》、“独立”电视台在内的多家知名独立媒体都被收购。普京的支持率也从别斯兰事件后的不到50%增长到70%,并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
  
  虎视眈眈的寡头
  
  2004年是普京政治生涯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俄罗斯建国后最重大的经济案件尤科斯案以国家检察机关的胜利而结束。毫无疑问,普京赢得了这场政权和寡头之战的胜利,但他同样也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为自己树立了新的敌人。这个人就是尤科斯公司的主人,俄国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
  在叶利钦时代,寡头们虽然享有极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但在普通人心中却是窃国者的同义词。霍氏现在能够以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新形象出现在俄罗斯政治舞台,很大程度上是这场世纪大案所赐。尽管他已经成为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和阶下囚,但对他的所有惩罚却都提高了其政治威望。在尤科斯案件最终裁决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总统竞选支持率一度上升到8.3%。在判决后的公开宣言中,霍氏也清楚表明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我将和你们,所有希望能够自由地就自己的国家、人民和我们共同的现在和未来发表意见的人们一起努力。我坚信,我将和你们一起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自由的国度”。在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支持者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和大城市的人,他们对未来俄罗斯的政治走向将有重要的影响。
  尤科斯案件的幕后原因,最初都被认为是克宫新主人以行政手段摧毁虎视眈眈的寡头政敌的行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案件的真正意义也开始显现。据莫斯科大学政治学家平奥特夫斯基的研究,随着尤科斯案件胜利后俄国有化运动的高歌猛进,一批新的寡头浮出了水面。他们主要由普京总统的亲信和幕僚组成,其中的许多人同普京一样来自安全情报机构。他们控制了俄罗斯最大也是最赚钱的9家国营大企业。这9家国营大公司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控制着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并垄断着俄罗斯的一些主要行业。随着国际市场原油和各种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这9家俄罗斯国营大公司的利润也迅速攀升,从而给这一利益集团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收益。目前,该集团在 俄已控制了2000多亿美元的资产,占俄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平奥特夫斯基认为,叶利钦时代是少数亿万富翁掠夺普通百姓,而普京时代,则是“一些亿万富翁掠夺另一些亿万富翁”。俄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杰里亚金的表述则更加直白:“我们这里只不过是新的一批财阀取代了旧的一批财阀。换句话说,强力财阀取代了商业财阀。”
  现在,俄罗斯国内的寡头们再也没人敢对克宫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有任何微言,他们不再是叶利钦时代雀山俱乐部指点江山的豪客,而成为规规矩矩的生意人,或者是改旗易帜愿为普京鞍下驱使。极少数反对普京的寡头,不是流亡国外,就是像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样被流放到边远的西伯利亚。
  
  不合作的经理人
  
  普京的第三个敌人来自体制内。2004年初,普京突然解除了与其共事3年多的卡西亚诺夫的总理职位。后者在2000年春普京当选总统后就被任命为总理。在普京因为第二次车臣战争民意支持率大增的同时,卡西亚诺夫也在经济领域干出了相当的政绩。2003年,在卡西亚诺夫的领导下,俄罗斯经济增长率达到6.7%,保持了连续5年的稳定增长;他还在任内成功重组了俄罗斯的外债结构,使俄金融业在1998年危机后重现生机。卡西亚诺夫本人也被西方媒体评为俄罗斯最有价值的总理,其民意支持率一度达到24%,成为仅次于普京的最受俄民众欢迎的政治家。“普一卡搭档”也被认为是俄罗斯建国以来最成功的政治组合。但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卡西亚诺夫与普京在经济领域的许多关键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尤其在对何种经济模式更适合俄罗斯发展的问题上,两人更是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在政府内部会议上,卡西亚诺夫对于普京亲自制定的在2010年前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提出公开质疑。这也成为他在普京第一任期还未结束时就被免职的重要导火索。卡西亚诺夫后来这样描述他和普京的分歧,“总统是法学家(普京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学系),而我只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虽然擅长制定规则,但法学家却更懂得如何去运用这些规则”。从中也可以看出,卡西亚诺夫对普京突然解除自己的总理职务充满了怨气。
  
  虽然“普一卡组合”表面上看是因为经济纲领上意见不合而分手,但根本原因却是克宫内部的利益冲突所致。卡西亚诺夫在任时就与普京所依赖的强力集团不和。具备良好西方教育和金融职业经历的卡西亚诺夫和这些主要是在前苏联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国家机器成员在精神气质上完全不同,在管理国家和日常政治运作上的立场和方法也各不相同。而且卡西亚诺夫是叶利钦时代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而强力集团的这些人那个时候正好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因此,随着强力集团在普京第一任期内成功扩展了自己势力,作为自由派旗帜人物的卡西亚诺夫自然就成了他们要清除掉的第一个目标。再说,卡西亚诺夫还是普京第一任期中唯一一位叶利钦时代的高官,一直被外界视为叶利钦离任时安插下的一匹黑马,而他本人也确实与“大家族”的金融寡头联系密切,这使他和一心打击寡头势力的普京产生了根本的矛盾。2003年10月双方冲突的第一次公开爆发,就是因为俄总检察官起诉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也成为后来普京在自己大选前夕宣布解散卡西亚诺夫政府的最直接原因。
  卡西亚诺夫被免职后,职业经理人与强力部门之间的冲突并未就此停歇。2005年初,普京突然解除了自己的经济事务顾问伊拉里奥诺夫的“8国集团俄罗斯特使”职务,原因是后者在2004年12月底公开指责对尤科斯公司的拍卖是“俄罗斯年度最大的经济欺诈行为”,并称普京此举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匣,将给俄经济带来很大的伤害。伊拉里奥诺夫自2000年以来一直担任普京的经济顾问,主张增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抑制寡头影响的增长,这些政策都是他最初向普京建议实施的,但伊拉里奥诺夫后来却成了这些政策的积极反对者。这表明在卡西亚诺夫被免职后,专业的经济学者和治国专家已逐渐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克格勃和强力部门出身的人不但包围了普京,而且还越来越多地占据了那些对国家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位置。伊拉里奥诺夫在2004年终的这次爆发,与其说是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如说是一种失望情绪的发泄。
  自由派们的怨气在2006年还在继续。俄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和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格列夫等“自由经济学派在官方的代表人物”也加入到对政府的公开反对中。在2006年俄战略研究中心的年度例会上,两人不仅指出普京要求在2010年前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很难实现,而且将经济增速减慢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普京任命不久的新总理、联邦税务总署出身的弗拉德科夫。媒体将此次事件比作是自由派部长们对普京的一次“逼宫”行动。但普京丝毫不为之所动,弗拉德科夫虽然自上任以来就饱受专家们的批评,但普京还是坚持让其留任至2007年底,新一轮的权.力调整开始前。
  
  2008:没有反对派的选举
  
  对于自由派的职业经理人们,普京并没有像对媒体和寡头那样一棍子打死,库德林和格列夫一直留任,卡西亚诺夫在免职后也被邀请出任筹建中的俄罗斯国际合作银行行长。但卡西亚诺夫这一次选择了退出普京体制。他不但拒绝了普京的邀请,并且在2006年公开呼吁俄罗斯的反对派和自由主义者们联合起来赢得2007年的杜马选举。他本人也不排除在2008年作为候选人角逐俄总统宝座的可能。他的这一声明得到了别列佐夫斯基、丘拜斯等反对普京的寡头们的支持。另外,流亡美国的世界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也秉承了前苏联时期象棋手的持不同政见传统,明确提出了反对普京和角逐2008,总统选举的主张。其声明得到了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主席雅弗林斯基的支持。
  但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2008,总统选举中,两人却连参选资格都未获得。和普京指定的候选人梅德韦杰夫一起竞选的,都是看上去更像是普京盟友而非敌人的体制内反对派。研究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美国学者雷杜尔指出,尽管现在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在构成上有了很大变化,与苏联时期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参与不同,独立媒体、经济寡头和职业经理人们都加入到反普京的运动中,但运动的规模和性质却和苏联时期没有多大区别,因为他们“在大众当中的影响力非常小;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内慷慨激昂外,他们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很难形成气候”。
  政治通常被称为是一种艺术,但它的本质却是冷酷的权力斗争。普京现在的这些敌人们,在政治上显然还只是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凭借着“第四公权”的舆论,凭借着雄厚的财源,凭借着专业的治国能力就可以获得通往权力的最终道路,但俄罗斯几百年的历史经验却证明,在他们的经验所能倚靠的体制出现之前,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
其他文献
5年之前的冬春之际,一场势头迅猛的疫情扑面而来。在对抗SARS的日日夜夜里,人们没有蜷缩在病魔肆虐的阴影下,而是为了生命奋起迎击。先有蒋彦永的为民直言、拍案而起,后有钟南山的尊重事实、相信科学,这些是除了医务人员的职责素质之外,最令国人感奋的精神彰显。  SARS是一次考验。“知耻近乎勇”,2007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可为明证;“力行近乎仁”,由此激发的从上至下加快建设公共
策划人语  为应对本轮经济危机,中国施行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前所未有,在出口与消费短期难有起色的情况下,更为倚重投资拉动。尽管对于經济刺激计划,高层在不同场合曾数次表示“不差钱”。但今年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9.9%,同期支出则增长了31.7%;而要完成全年98%财政收入增幅预算,接下来的8个月内财政收入至少要实现18%的增幅。毫不夸张地说,今年是近30年来财政压力最大的一年。  
资本家改变中国?    在1970年代之前,中国甚至没有针对私营企业的官方统计数字,因为它们是非法的,在数量上也微不足道。现在,中国有2900万家私营企业,雇佣的员工超过2亿,创造了中国2/3的出口额。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资本家群体的出现,会提出更多的民主要求,从而颠覆中国现存的政治结构。因为依据西方国家的经验,经济地位的提高必然会要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并提出变革的要求。  但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首
牧民合作化程度或者说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是收入稳定提高的必要条件。“产业化 合作化”对牧民是最有利的。    从北京坐客车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需要穿越茫茫大草原。这是记者第一次接触和平原地带不一样的,所谓“草原中有城市,城市中有草原”的地方。如果说在平原地带,耕地(或水田)蕴含着当地民众自古的生活、规则、道德、风俗等的隐秘,在锡林浩特这些隐秘所在自然就是草原。  记者心目中粗略的草原印象,是
不能止于反思    (2008年第3期《假如疫情重来》)  SARS让我们重新审视了个体生存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加深了对公共空间重要性的认识。而至今国人还没有很好地树立对公共空间的爱护意识,这是长期以来缺乏对破坏公共空间者进行有效管制的结果。  要保证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有序高效地运行,必须解决目前在思想观念上依然存在的被动预警、制度依赖等习惯性观念,真正由“救火”变成“防火”。SARS让公共信息公开迈
如果有人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是消极被动,韬光养晦,少有作为,那肯定不符合事实。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尤其是在非洲,从来都很活跃。中国至今依然把自己放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间,坚决拒绝应邀作为富国俱乐部G8成员,近年来推不掉,也只答应以观察国身份列席部分会议。过去20年,非洲在西方媒体简直就成了疫病、内战、饥荒的代名词,非洲各国前殖民地主的发达国家都想把它忘掉。但是中国在过去60年,一直都对这些穷
民居、里弄、公寓,杂草丛中茕茕孑立的花园洋房。上海花园住宅一般仿古建造,或英国古典式、德国古典式、法国官邸式,千姿百态,是上海珍贵的历史遗产。随着城市发展,开路,盖楼,造桥,建地铁,造商圈,这些老房子一批一批消逝。与此相关的情景是,凌乱的工地,帐篷,围栏,新崛起的大楼,这些也摄入了摄影师的镜头。  黄浦江边衣帽整齐的外乡人。他们努力在穿着打扮、生活方式上向这个讲究品位和仪表的城市靠拢,期待融入这个
继连战的“和平之旅”、江丙坤的“破冰之旅”和萧万长的“融冰之旅”之后,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于5月26日至31日组团访问大陆,首站南京,晋谒中山陵,27日飞北京,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他举行会谈。吴伯雄为这次访问特地准备了陶艺家孙超的结晶釉画,作为送给胡锦涛总书记的礼物,这是一幅抽象的山水画,孙超意有所指地说画的是“雨过天晴”。所以,对于这次出访的定位,周民党高层认为是“雨过天晴之旅”,象征两岸关
每年的10月上半月,6项诺贝尔奖总会依次对外公布得主名单,例如今年10月5~9日相继公布了生理学,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及和平奖,12日公布了经济学奖。由于媒体评论的慢热性质和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最被记得的往往是后面3个人文社科类奖。又由于评论者专业和国籍的局限,关于诺奖评选的公正公平性,最终往往上纲上线到政治层面。  例如这次文学奖授予了罗马尼亚出生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有人就抱怨评
“他总是让人感觉亲切,并深深感受到他的朴实和厚淳,他平实而不平凡,他有着不一般的人格魅力。”——这是厦大的一位学生所描述的自己眼中的朱崇实校长。  正是这位校长,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富有感情地说了这么一句,“我的今生,注定要与厦大紧紧相连。”  朱崇实于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其后由国家公派赴南斯拉夫等留学,并获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厦大从事教学,先后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