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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学的一个旁听生，连考研究生的资格都没有的农村小伙子，却接到了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并成为一项耗资110亿美元计划的物理模型设计师。张启东的故事堪称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传奇！
张启东，28岁，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县北湖乡东丁村人。1991年高中毕业，连续三年高考，物理与数学都是满分，文科均不及格，因此名落孙山。后在天津打工，并在天津某大学旁听。1996年到北京，以卖报为主。在艰苦环境里坚持理论物理的自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发现。1998年年底以550分的托福成绩被美国波士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三次高考落榜后，物理奇才远走他乡
张启东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父亲是石匠，收入微薄，支持他读到初中就已经感到很吃力了。父亲劝儿子辍学跟自己学学石匠的手艺，将来也能糊口，但张启东不乐意。
1986年张启东考上县城的重点高中。他性格孤僻，家境也不好，穿得有些邋遢，和同学交往很少，把所有的乐趣都集中在学习上了。但他除了物理和数学特别突出以外，其它学科成绩都很差，尤其是语文和政治，常常只考二三十分。1991年张启东高中毕业了。他的高考成绩是预料之中的：数学和物理满分，其它课目均不及格，他不幸落榜了。这似乎验证了父亲作为一个石匠的坚定念头：回来干活吧。但张启东非常固执，坚决要求复读。于是父亲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实际上，家里的确也没有这个能力了。张启东一夜之中骑自行车奔波百里，跑遍所有的亲戚家，终于借到了复读所需的300元钱。
1992年高考，尽管他拼命去学那些文科课程，还是因为总分不够而再次落榜。父亲坚决要给他找对象，认为这样或许可以让这个不安分的儿子收敛心性。
此时张启东内心仍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要上大学。他向父亲提出，如果再让他复习一年，就俯首听命。但1993年，他第三次高考落榜。在得知这个消息的当天，张启东就匆匆离开家乡，到了邢台，到处求人，在肉联厂找了一份工作。
他的任务是把冷冻的大片猪肉搬来搬去，一个月320元钱，不管吃住，每个月给他介绍工作的工头还要扣60元钱的"管理费"。即便如此，他也觉得挺满足。每当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赶紧吃完饭，在车间的角落里津津有味地看物理书，在地上列出各种公式，算个不停。有人问他，你干什么呢？张启东认真地说，这是一个非线性的问题。别人讥笑他，非线性，能当饭吃吗？
工作的第二个月的一天，他正在借午休时间看书入迷的时候，几个工友跟他开玩笑，把他的书夺过来，嚷嚷着要拿这没用的玩意去上厕所。张启东要了几次，最后被惹恼了，于是双方打了起来。他只有一个人，当然吃了亏，被打得鼻青脸肿。
工头赶来，皱着眉头问张启东，你到底是来工作还是来上学的！张启东嗫嚅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多学点知识，对工作也有好处嘛！工头说，放屁，猪肉跟物理有关系吗？你去结帐吧，这里不需要科学家。
张启东真的要走了，工友们又感到不好意思了，都劝他去跟工头说说，别走了。但张启东去意已决，他收拾好自己的物理书，决定到天津去。因为在天津的一所大学里，有他最仰慕的一位物理教授。
天津大学里，小花工痴迷物理成怪人
谭程章先生是海内外赫赫有名的物理专家。他在扶携年轻的科学才俊方面诲人不倦的精神素来被这个领域的青年所熟知。张启东正是慕名去找他，但像自己这样一个流浪汉似的小字辈，谭教授是否愿意见呢？张启东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1993年深秋，张启东来到天津某大学，逢人就问谭教授的家在哪儿，没有人知道。等了好几天，张启东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只好先找份工作。他到大学的后勤科问人家用不用人，后勤科的人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就让他在学校的花房里做了一名临时工。
又过了十几天，他在水房提水的时候，碰上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觉得这是一副新面孔，就多问了两句，并且告诉他，谭教授就住在她楼上。张启东惴惴地问，他是大教授，能见我吗？老太太说，谭教授就喜欢年轻人，他要知道你这么爱好物理，会非常高兴的。
果然，在谭教授的帮助下，他成为全校唯一的免费旁听生，在进图书馆查阅资料、吃饭、住宿、办理临时户口上，谭教授均不遗余力地解囊相助。张启东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知识家园，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学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属于物理的。
在学校里，张启东属于旁听生，准确地说，他连个严格的旁听生都算不上，只是个杂工，因此他与正式注册的学生之间就有了隔阂，彼此交流几乎没有。在去听学术讲座的时候，他往往能感觉到别人冷漠甚至鄙视的目光。
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40元钱，除了吃饭和买书，他根本不可能在任何剩余的钱去添置衣服。他穿着破旧，头发又长又乱，经常喃喃自语，被大家称为怪人。
漂泊北京，为了物理和爱情
偏偏这时就有一个姑娘爱上了这个怪人，她是外语系大二的学生廖清秀。这个出生在江苏镇江、娇小玲珑的江南才女平日很喜欢花草，经常到花房去看那些工人如何培植花卉。有一天，她看见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工人正在花房专心致志地看一本外文原版的物理杂志，手边放着一部厚厚的英语词典，不禁很惊讶，就问他在干什么。张启东向她解释了一下他正在专心搞的"KNOT"理论。
其实，在此之前，张启东曾经非常喜欢物理系的一个女孩，但那个女孩根本瞧不起他，她的名言是："你就是爱因斯坦，我也不会喜欢你，何况你还不是。"曾有一次他在那个女孩的宿舍楼下喊她，声音可能大了一点。那个女孩就让人叫来了辅导员和保卫科的人，众目睽睽之下，张启东被当作一个小流氓赶走了。辅导员鄙视地说，你是个旁听生，记住你的身份，别胡思乱想。张启东的自尊心爱到了极大的伤害，从此埋头学习，爱情的火焰渐成灰烬。
廖清秀经常到花房去看望这位潦倒的才子，给他带些好吃的，为他翻译英文论著，帮他打印论文，两个人一起培植花草，爱情悄然萌发了。但他们的爱情却遭到了廖清秀父母的极力反对。她母亲是镇江一个科研机构的高级工程师，对女儿的举动感到很是困惑和恼怒，坚持认为张启东是个大骗子，利用了女儿的幼稚。1996年年初，廖清秀的母亲赶到天津，威胁说如果张启东不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学校，她将向学校提出强烈抗议，一定会把张启东驱逐出校。
张启东内心明白，如果不拿出点成果，廖清秀的母亲永远也不可能接受自己。
1996年春末，张启东辞别了慈父般的谭教授，到北京发展。
张启东从事的研究方向是交通线路物理模型的构建，需要大量的信息处理设备。他还要订购许多国外的物理学术杂志，价钱都很昂贵。面对如此高的日常开支，张启东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谋生的路子。
为了生存，张启东不得不做了一个卖报郎。于是，在中关村，不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人们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穿着一双旧黄球鞋，从不穿袜子，沿街叫卖《北京青年报》的卖报人。与其他卖报人不同的是，他戴了一副700度的近视眼镜。
开始张启东还骑着一辆别人不要的破自行车卖报，后来自行车也丢了，他只能徒步卖报纸。为什么要选择在中关村卖报呢？因为在中关村短短的电子一条街就有6000多家电脑公司，他在那里可以免费获得很多的有关半导体的信息。他虽然每天起早摸黑，但一般也只能卖五六十份报纸，每份报纸赚二角六分钱，也就是说他一天可以赚十几块钱。每月三四百块钱的收入，他大部分用来买国外有关物理方面的杂志，剩下的钱只够餐餐以馒头榨菜充饥，更谈不上添置任何一件衣物了。生活上的劳顿清苦他并不害怕，他害怕的是，由于经常要到中科院听一些学术报告，向一些资深学者请教，而他那身糟糕的衣着，常常成了门卫拦截的对象，于是他每次不得不像小偷似的鬼鬼祟祟往里溜。
有一天，他去听一个瑞典来的学者的重要报告，正当他又像往常一样往里溜时，被警卫逮住了，他解释了半天也没用。敬卫还善意地告诉他，院里没有废品，我不会骗你的，你说什么也没用。当他说自己要找著名物理学家郝柏林时，警卫不禁笑起来，说你还想找江泽民呢。最后还是郝柏林先生亲自出来才把他带了进去。
就在张启东生活压力日渐沉重的时候，他的恋人廖清秀也来到了北京。廖清秀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一所大学读研究生的。尽管她不太明白恋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具体内容，但她深深知道科学的价值，并对张启东的事业充满信心。为了支持张启东，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钻研，娇弱的廖清秀扛起了生活这副担子。她白天上午上课，下午就到一家报社做兼职校对员，每校对1000字能挣20元钱，眼睛看得又酸又疼。晚上她跑到一所民办中学代英文课程，每节课15元，每天都像陀螺似的转个不停。
廖清秀曾在日记中抄过一段美国女作家艾米丽·汉恩的名言："每一个成功某种事业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是某个妇女发现的，为什么你就不能成为那个妇女呢？"
天道酬勤：来之不易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1998年10月，马上要研究生考试报名了。考研报名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张大学文凭，而张启东缺少的就是这个。他当时已经完成了自己呕心沥血几年写就的学术论文《Knot理论浅探》，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凭自己论文表现的学术功底，取得一些学者的赏识，能破格允许他报名参加考试。
然而事与愿违，他先后找过许多很有声望的物理学家，请他们对自己的论文水平进行评定，如果可能，请他们将自己推荐到一所大学，给自己一个考试的机会。大多数研究生招生点都对他表示同情和理解，但爱莫能助，因为专门为他破例，就有丧失公允的嫌疑。
已经到考试前夕了，他又想起自己的恩师谭程章教授，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不能再错过。
谭程章教授提笔给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同事写了一封口气平淡的信，只是希望他们看一下这个痴迷于物理的小伙子的东西，"里面有很多乐趣，这种乐趣我已经体验过了，非常乐意推荐给你们。"
张启东的论文讲的是研究如何让再大的城市也不会出现交通堵塞的问题。而一种科学高效的线路理论可以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仅就减少交通事故一项，每年可为社会节省开支上百亿元。张启东的理论引起了波士顿大学的极大关注。
回到北京后，张启东陷入了焦急的等待中。1999年元旦前夕，一封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国际函件辗转万里，送到北京。当邮递员按地址找到海淀区龙背村时，张启东已因交不起房租而搬到了附近的另一个更狭窄的住所。后来在人们的指点下，邮递员在海淀大街的街头找到了张启东，当时他正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叫卖报纸。直到最后一份报纸脱手，张启东才拆开那封信函，他一连看了三遍，当他确认自己真的被波士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时，眼泪顿时从他的脸上流淌下来……
现在，张启东正在波士顿大学求学。按规定，他要一直读到2004年，并将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当然，他的经济状况也大有好转，有了自己的先进的计算机设备，没有沉重的经济压力。
张启东来到波士顿之后，他的研究成果很快得到市政厅的重视。波士顿大学的技术小组已经向市政厅提出了一项耗资110亿美元的宏伟计划，可以彻底解决日益恶化的交通状况，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全市的交通转入38米以下的地下。作为技术小组的成员之一，张启东负责该计划的物理模型的设计。
对于过去，张启东说："我应当感激的人很多，没有他们的无私扶掖，我可能早就已经流落街头了。我想现在我是很幸福的，因为我想得的都有了：第一是物理，第二是爱我的姑娘。"
"如果问我在艰苦奋斗的几年里的体会，只有四个字：天道酬勤。"
张启东，28岁，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县北湖乡东丁村人。1991年高中毕业，连续三年高考，物理与数学都是满分，文科均不及格，因此名落孙山。后在天津打工，并在天津某大学旁听。1996年到北京，以卖报为主。在艰苦环境里坚持理论物理的自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发现。1998年年底以550分的托福成绩被美国波士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三次高考落榜后，物理奇才远走他乡
张启东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父亲是石匠，收入微薄，支持他读到初中就已经感到很吃力了。父亲劝儿子辍学跟自己学学石匠的手艺，将来也能糊口，但张启东不乐意。
1986年张启东考上县城的重点高中。他性格孤僻，家境也不好，穿得有些邋遢，和同学交往很少，把所有的乐趣都集中在学习上了。但他除了物理和数学特别突出以外，其它学科成绩都很差，尤其是语文和政治，常常只考二三十分。1991年张启东高中毕业了。他的高考成绩是预料之中的：数学和物理满分，其它课目均不及格，他不幸落榜了。这似乎验证了父亲作为一个石匠的坚定念头：回来干活吧。但张启东非常固执，坚决要求复读。于是父亲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实际上，家里的确也没有这个能力了。张启东一夜之中骑自行车奔波百里，跑遍所有的亲戚家，终于借到了复读所需的300元钱。
1992年高考，尽管他拼命去学那些文科课程，还是因为总分不够而再次落榜。父亲坚决要给他找对象，认为这样或许可以让这个不安分的儿子收敛心性。
此时张启东内心仍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要上大学。他向父亲提出，如果再让他复习一年，就俯首听命。但1993年，他第三次高考落榜。在得知这个消息的当天，张启东就匆匆离开家乡，到了邢台，到处求人，在肉联厂找了一份工作。
他的任务是把冷冻的大片猪肉搬来搬去，一个月320元钱，不管吃住，每个月给他介绍工作的工头还要扣60元钱的"管理费"。即便如此，他也觉得挺满足。每当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赶紧吃完饭，在车间的角落里津津有味地看物理书，在地上列出各种公式，算个不停。有人问他，你干什么呢？张启东认真地说，这是一个非线性的问题。别人讥笑他，非线性，能当饭吃吗？
工作的第二个月的一天，他正在借午休时间看书入迷的时候，几个工友跟他开玩笑，把他的书夺过来，嚷嚷着要拿这没用的玩意去上厕所。张启东要了几次，最后被惹恼了，于是双方打了起来。他只有一个人，当然吃了亏，被打得鼻青脸肿。
工头赶来，皱着眉头问张启东，你到底是来工作还是来上学的！张启东嗫嚅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多学点知识，对工作也有好处嘛！工头说，放屁，猪肉跟物理有关系吗？你去结帐吧，这里不需要科学家。
张启东真的要走了，工友们又感到不好意思了，都劝他去跟工头说说，别走了。但张启东去意已决，他收拾好自己的物理书，决定到天津去。因为在天津的一所大学里，有他最仰慕的一位物理教授。
天津大学里，小花工痴迷物理成怪人
谭程章先生是海内外赫赫有名的物理专家。他在扶携年轻的科学才俊方面诲人不倦的精神素来被这个领域的青年所熟知。张启东正是慕名去找他，但像自己这样一个流浪汉似的小字辈，谭教授是否愿意见呢？张启东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1993年深秋，张启东来到天津某大学，逢人就问谭教授的家在哪儿，没有人知道。等了好几天，张启东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只好先找份工作。他到大学的后勤科问人家用不用人，后勤科的人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就让他在学校的花房里做了一名临时工。
又过了十几天，他在水房提水的时候，碰上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觉得这是一副新面孔，就多问了两句，并且告诉他，谭教授就住在她楼上。张启东惴惴地问，他是大教授，能见我吗？老太太说，谭教授就喜欢年轻人，他要知道你这么爱好物理，会非常高兴的。
果然，在谭教授的帮助下，他成为全校唯一的免费旁听生，在进图书馆查阅资料、吃饭、住宿、办理临时户口上，谭教授均不遗余力地解囊相助。张启东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知识家园，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学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属于物理的。
在学校里，张启东属于旁听生，准确地说，他连个严格的旁听生都算不上，只是个杂工，因此他与正式注册的学生之间就有了隔阂，彼此交流几乎没有。在去听学术讲座的时候，他往往能感觉到别人冷漠甚至鄙视的目光。
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40元钱，除了吃饭和买书，他根本不可能在任何剩余的钱去添置衣服。他穿着破旧，头发又长又乱，经常喃喃自语，被大家称为怪人。
漂泊北京，为了物理和爱情
偏偏这时就有一个姑娘爱上了这个怪人，她是外语系大二的学生廖清秀。这个出生在江苏镇江、娇小玲珑的江南才女平日很喜欢花草，经常到花房去看那些工人如何培植花卉。有一天，她看见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工人正在花房专心致志地看一本外文原版的物理杂志，手边放着一部厚厚的英语词典，不禁很惊讶，就问他在干什么。张启东向她解释了一下他正在专心搞的"KNOT"理论。
其实，在此之前，张启东曾经非常喜欢物理系的一个女孩，但那个女孩根本瞧不起他，她的名言是："你就是爱因斯坦，我也不会喜欢你，何况你还不是。"曾有一次他在那个女孩的宿舍楼下喊她，声音可能大了一点。那个女孩就让人叫来了辅导员和保卫科的人，众目睽睽之下，张启东被当作一个小流氓赶走了。辅导员鄙视地说，你是个旁听生，记住你的身份，别胡思乱想。张启东的自尊心爱到了极大的伤害，从此埋头学习，爱情的火焰渐成灰烬。
廖清秀经常到花房去看望这位潦倒的才子，给他带些好吃的，为他翻译英文论著，帮他打印论文，两个人一起培植花草，爱情悄然萌发了。但他们的爱情却遭到了廖清秀父母的极力反对。她母亲是镇江一个科研机构的高级工程师，对女儿的举动感到很是困惑和恼怒，坚持认为张启东是个大骗子，利用了女儿的幼稚。1996年年初，廖清秀的母亲赶到天津，威胁说如果张启东不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学校，她将向学校提出强烈抗议，一定会把张启东驱逐出校。
张启东内心明白，如果不拿出点成果，廖清秀的母亲永远也不可能接受自己。
1996年春末，张启东辞别了慈父般的谭教授，到北京发展。
张启东从事的研究方向是交通线路物理模型的构建，需要大量的信息处理设备。他还要订购许多国外的物理学术杂志，价钱都很昂贵。面对如此高的日常开支，张启东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谋生的路子。
为了生存，张启东不得不做了一个卖报郎。于是，在中关村，不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人们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穿着一双旧黄球鞋，从不穿袜子，沿街叫卖《北京青年报》的卖报人。与其他卖报人不同的是，他戴了一副700度的近视眼镜。
开始张启东还骑着一辆别人不要的破自行车卖报，后来自行车也丢了，他只能徒步卖报纸。为什么要选择在中关村卖报呢？因为在中关村短短的电子一条街就有6000多家电脑公司，他在那里可以免费获得很多的有关半导体的信息。他虽然每天起早摸黑，但一般也只能卖五六十份报纸，每份报纸赚二角六分钱，也就是说他一天可以赚十几块钱。每月三四百块钱的收入，他大部分用来买国外有关物理方面的杂志，剩下的钱只够餐餐以馒头榨菜充饥，更谈不上添置任何一件衣物了。生活上的劳顿清苦他并不害怕，他害怕的是，由于经常要到中科院听一些学术报告，向一些资深学者请教，而他那身糟糕的衣着，常常成了门卫拦截的对象，于是他每次不得不像小偷似的鬼鬼祟祟往里溜。
有一天，他去听一个瑞典来的学者的重要报告，正当他又像往常一样往里溜时，被警卫逮住了，他解释了半天也没用。敬卫还善意地告诉他，院里没有废品，我不会骗你的，你说什么也没用。当他说自己要找著名物理学家郝柏林时，警卫不禁笑起来，说你还想找江泽民呢。最后还是郝柏林先生亲自出来才把他带了进去。
就在张启东生活压力日渐沉重的时候，他的恋人廖清秀也来到了北京。廖清秀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一所大学读研究生的。尽管她不太明白恋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具体内容，但她深深知道科学的价值，并对张启东的事业充满信心。为了支持张启东，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钻研，娇弱的廖清秀扛起了生活这副担子。她白天上午上课，下午就到一家报社做兼职校对员，每校对1000字能挣20元钱，眼睛看得又酸又疼。晚上她跑到一所民办中学代英文课程，每节课15元，每天都像陀螺似的转个不停。
廖清秀曾在日记中抄过一段美国女作家艾米丽·汉恩的名言："每一个成功某种事业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是某个妇女发现的，为什么你就不能成为那个妇女呢？"
天道酬勤：来之不易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1998年10月，马上要研究生考试报名了。考研报名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张大学文凭，而张启东缺少的就是这个。他当时已经完成了自己呕心沥血几年写就的学术论文《Knot理论浅探》，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凭自己论文表现的学术功底，取得一些学者的赏识，能破格允许他报名参加考试。
然而事与愿违，他先后找过许多很有声望的物理学家，请他们对自己的论文水平进行评定，如果可能，请他们将自己推荐到一所大学，给自己一个考试的机会。大多数研究生招生点都对他表示同情和理解，但爱莫能助，因为专门为他破例，就有丧失公允的嫌疑。
已经到考试前夕了，他又想起自己的恩师谭程章教授，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不能再错过。
谭程章教授提笔给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同事写了一封口气平淡的信，只是希望他们看一下这个痴迷于物理的小伙子的东西，"里面有很多乐趣，这种乐趣我已经体验过了，非常乐意推荐给你们。"
张启东的论文讲的是研究如何让再大的城市也不会出现交通堵塞的问题。而一种科学高效的线路理论可以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仅就减少交通事故一项，每年可为社会节省开支上百亿元。张启东的理论引起了波士顿大学的极大关注。
回到北京后，张启东陷入了焦急的等待中。1999年元旦前夕，一封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国际函件辗转万里，送到北京。当邮递员按地址找到海淀区龙背村时，张启东已因交不起房租而搬到了附近的另一个更狭窄的住所。后来在人们的指点下，邮递员在海淀大街的街头找到了张启东，当时他正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叫卖报纸。直到最后一份报纸脱手，张启东才拆开那封信函，他一连看了三遍，当他确认自己真的被波士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时，眼泪顿时从他的脸上流淌下来……
现在，张启东正在波士顿大学求学。按规定，他要一直读到2004年，并将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当然，他的经济状况也大有好转，有了自己的先进的计算机设备，没有沉重的经济压力。
张启东来到波士顿之后，他的研究成果很快得到市政厅的重视。波士顿大学的技术小组已经向市政厅提出了一项耗资110亿美元的宏伟计划，可以彻底解决日益恶化的交通状况，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全市的交通转入38米以下的地下。作为技术小组的成员之一，张启东负责该计划的物理模型的设计。
对于过去，张启东说："我应当感激的人很多，没有他们的无私扶掖，我可能早就已经流落街头了。我想现在我是很幸福的，因为我想得的都有了：第一是物理，第二是爱我的姑娘。"
"如果问我在艰苦奋斗的几年里的体会，只有四个字：天道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