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巴西前总统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因涉嫌贪腐，在位于圣保罗的家中被捕，随后被押往里约热内卢执行预防性监禁。此时距其结束总统任期，尚不足4个月。再联想尚在狱中服刑的前总统卢拉及被弹劾的前总统罗塞夫，不免让人猜测：巴西的前总统们，是否会陷入“韩式陷阱”？

何为“韩式陷阱”

　　所谓“韩式陷阱”，是指自1987年民主转型以来，韩国的历任总统几乎都无法在离职后全身而退。
　　1988年下台的全斗焕被判死刑（后被赦免）;1993年下台的卢泰愚被判有期徒刑22年（后被赦免）;1998年下台的金泳三和2003年下台的金大中，其子皆因受贿而入狱;2008年下台的卢武铉则因涉嫌贪腐跳崖自杀。在朴槿惠被判24年有期徒刑半年后，其前任总统李明博也因贪腐而被判刑15年，徹底打消了韩国人对“可以善终的总统”仅存的一丝幻想。
　　巴西总统的“厄运”，同样始于民主转型。1990年，费尔南多·科洛尔成为转型后巴西首位直选总统。由于得不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科洛尔的两项施政计划均失败了，本人也陷入贪污丑闻。腐败案发，源于科洛尔的亲信保罗·塞萨尔，他在科洛尔竞选过程中，涉嫌使用不正当的手段筹措资金。

　　随着调查深入，最终牵出总统用人不当、修建豪华园林等腐败线索。1992年9月，巴西众议院以441票对38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弹劾案，科洛尔被停职;3个月后，他又被参议院最终弹劾。尽管两年后他以无罪获释，但此后几度竞选公职都未成功。
　　2017年7月，巴西前总统卢拉因贪污罪被判刑9年6个月，被誉为“巴西之子”的传奇总统没能“善终”。而在之前的2016年8月，卢拉的继任者、同为劳工党籍总统的罗塞夫，被巴西参议院投票成功弹劾。
　　卢拉与罗塞夫同属劳工党，而此次被逮捕的前总统特梅尔则属于巴西民主运动党。这样，自实现民主转型以来，巴西已有两位被弹劾的总统（科洛尔和罗塞夫）、两位入狱的总统（卢拉和特梅尔），似乎大有陷入“韩式陷阱”的趋势。
　　如此相似的命运仅仅是巧合吗？或许在深入了解两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不同国家的相似轨迹

　　巴西与韩国，一南一北、一西一东分处“地球的两端”，历史、语言、文化、宗教、民族等各方面的差异较大。然而这两个国家又有很多相似之处，能找到的巧合远不止两国多位总统们的“厄运”。
　　半个世纪以来，两国不仅经济发展道路相似，政治发展模式也存在着奇迹般的同步：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初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建立军人政体，又同样在80年代中后期成功实现民主转型。
　　1961年5月，朴正熙等人发动军事政变，有效控制了韩国政权，建立了军人主导的威权政体;3年后，巴西也发生军事政变，民选文人政府被推翻，军人威权政体建立。随后，两国又同样通过军人政权主导下的“官僚-威权”模式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该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强行政-弱政治”，即加强行政权力，用技术官僚来替代政治家，同时通过政治高压的方式压制劳工与社会运动，以此来谋求国家在经济调控中的自主性，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吸引外资，刺激经济增长。
　　在军人威权政体时期，两国都实现了高速增长。从1968年到1974年，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翻番，年均增长率为11%，产生了“巴西奇迹”;韩国在这段时间也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汉江奇迹”，并因此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过20多年的军人威权统治之后，两国又不约而同地开始向民主政体转型。1985年，巴西民选的文职政府宣誓就职，标志着军人政权的结束，巴西成功扬起了民主的风帆。两年后的1987年，韩国也启动了民主转型。
　　对于巴西与韩国来说，民主转型过程虽然谈不上一帆风顺，但也没像其他转型国家那样发生大的反复。按照国际主流的民主指数Polity IV的评价，得分在6～10分的国家即可以界定为民主国家，巴西在转型后基本就一直稳居8分，韩国在1997年之前的得分为6分，之后也稳居在8分。因此可以说，两国在民主巩固的路上稳步前行。为什么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民主体制，还是没能预防腐败的发生？

民主为何没能抑制腐败

　　作为新兴的民主国家，巴西与韩国总统屡屡曝出腐败丑闻，其共性根源大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发展模式的惯性约束。在军人威权政府时期，巴西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都属典型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核心特征包括凝聚力极强的经济行政机构、良好的政商合作关系，以及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然而，由于政府深度嵌入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腐败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转型之后，经济模式的变革却相对滞后，两国直到90年代才从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经济转型的相对滞后以及原有模式的积弊，使政治家难以真正摆脱复杂的政经关系网络，腐败行为最终难以避免。

　　总统们“噩梦”的开始，或许正是人民“好梦”的开端。

　　第二，强总统制模式的弊端。在民主转型之后，巴西与韩国都选择了总统制政体。在强总统制模式下，总统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给腐败的产生留下了大量的空间。而总统下台之后，相关的调查和起诉才真正得以实施。以此次被捕的特梅尔为例，他在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担任巴西总统，在任期内就多次涉嫌贪腐而被起诉。但根据巴西法律，针对在任总统的诉讼若要在法院立案审判，须经国会众议院授权。由于特梅尔所属的巴西民主运动党及其盟友在议会中根基深厚，因此针对他的诉讼在其任期之内始终未被立案审理。
　　第三，脆弱政党制度的影响。转型后的巴西与韩国，政党体制发育不完善，制度化程度低。1992年巴西众议院中的“有效政党数量”达到8.5，比“长期存在巩固民主”的国家高出3倍，基本上属于政治学家萨托利所界定的“碎片化多党制”。民主转型以来，韩国政党变更频繁，政党往往是围绕领袖个人魅力或社会关系而结成的松散联盟，难以在制度与组织上对当选总统形成有效约束。
　　巴西与韩国的案例似乎说明，民主模式没能成功地预防腐败。但更重要的是，尽管笼子里的“利维坦”不时将头探出，手握皮鞭的人民却总能将其赶回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统们“噩梦”的开始，或许正是人民“好梦”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