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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文学
有一天，我作为嘉宾应邀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华颂”征文颁奖仪式，与文学评论家孙武臣一路同行。归途中，武臣兄问我近来在忙些什么？我告诉他，刚编完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又准备接手编一位作家的系列小说……未等我说完，他就不解地问，你退了休，怎么还在为他人作嫁衣裳啊？我回答他说，刚才你作为颁奖嘉宾在发言时说到，文学是漫漫人生苦旅上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带来了温暖和力量。这话讲得真好！如果把我俩的发言顺序颠倒过来，我就可以用我为什么退休后还要忙着给人充当责任编辑，来为你的精辟之论补充两个实例了……
先说我刚编完的那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作者是个福建公路系统的基层干部，与我素不相识。去年夏末秋初，我应邀到邯郸参加笔会，与我住在同一个房间的是某报社的文艺部主任。他说，他有个老乡，写了部小说，委托他在京联络出版，他只认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两家，除此而外，一概免谈。正好在此时遇到了我，就希望我帮他在作家出版社找个责任编辑，促成此事。这当然不是什么难事，我就答应了他。没想到我由邯郸回京才三两天，他那位老乡就飞来送稿。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打印好的书稿厚厚九本，一千多页，近一百二十万字！作者将书稿递给我时，说他称过的，正好六公斤！我犯难了，现在的年轻编辑无不将目光投向名作家的畅销小说，谁愿意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层作者编这么大一部小说处女作呀？我说，我原以为你的长篇小说也就二十来万字，早知有一百多万字，我就不会答应帮你找责任编辑了。你不妨想办法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试试，还是到他们那里去出版吧！他一听急了，说：“石老师，你不知道，我这部小说写到第十四章就大病了一场，喉部动手术时，‘死’在了手术台上。心脏停止跳动两个多小时，抢救无效，医生已让我家属准备后事。我妻子哭着对医生说，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还没写完呢，求求你们再继续抢救吧，救活了他，好让他了却一生的心愿啊！医生又接着抢救我，在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三个多小时后，居然抢救成功了！我从小爱好文学，命里注定要完成这部小说。北京出版界我举目无亲，现在我就只有求你亲自出马，请石老师来当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了！”……他的这番话打动了我，我二话没说，当即接下了这部书稿。
我用一个月的时间，认真编完了这部书稿，尽管删改工作不胜其烦，但作者生活积累丰厚，人物形象鲜活，故事引人入胜，我还是很看好这部出手不凡的鸿篇巨制，觉得能为它的出版极尽绵薄，心里有一种不可多得的喜悦。至于正准备接手的一位作家的系列小说，就更令我感到惊喜：她身为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四部小说也一百多万字，竟然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的！作为同行，我觉得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我在岗时也坚持练笔，但从没有完整的时间专事长篇创作。她送稿来时，身穿佩有大校衔的军装，先递给我的不是书稿，而是她的军官证，一本正经地说：“你看这签发日期，是十天前新颁发给我的。”接着她告诉我，一年多前，她突然被“双规”了。在一个招待所被监控居住。但她自己觉得无任何问题要检查交代，就利用这意想不到的空闲来写小说，写完一部，以为就可结束审查，未想到一而再，再而三，接连写完四部，才宣布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让她官复原职。可以说，完全是小说创作支撑她度过了这段人生苦旅中最孤寂的时光……我又一次被文学的神奇魅力震撼了，并不禁想起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一段名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牵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我的这位作家同行，虽非圣贤，但她在被“双规”期间竟然能一气呵成四部小说，足见她不仅一身清白，而且也是个“倜傥非常之人”！……
听我说完这两部书稿的来历，武臣兄感慨地说：“你这责编确实该当！有幸遇上这样真正献身文学的作家，而不是玩文学的痞子或‘美眉’，你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真的非常值得！”
横看排行榜
去年，《财经时报》别出心裁地推出了一个“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众说纷纭，煞是热闹了一阵。
我想，进入市场经济年代，推出任何统计数字的排行榜都不足为奇。关键的是，中国还是一个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社会，尤其是文化艺术界，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大都还是事业单位，尚未转制为企业，某些数字的统计并不规范，难免有水分，恐不可信以为真。就说“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吧，据说是依据作家所得的版税估算出来的。排在榜首的余秋雨先生曾声明说，可能是把市场上大量的盗版本也统计到印数中去了，不然他的版税所得，不可能达到1400万元。我以为这话讲得有一定道理，但余秋雨先生与其他作家不同，他是个著述并重的人，显然，《财经时报》在估算时忽略了他的述。众所周知，余秋雨先生是最早介入电视媒体的作家，出镜率相当高，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就是一档收视率颇高的节目。何况他还时常应邀到各地以至国外去演讲呢！无疑，他所述的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只是不像版税那样有所著图书的印数为证，易于统计罢了。
话再说回来，出版社向作家支付版税，实际操作时并不是按图书印数，而是按图书的销量来计算（一次性买断者除外）。这些年来，文学图书市场不是很景气，因此，每到一年一度的全国图书订货会开场，各路出版商粉墨登场，无不使出十八般武艺，招徕客户。为宣传“形势越来越好”，相关媒体几乎年年都以“订货码洋突破××大关”来形容。圈内人士心知肚明，此类报道的水分很大，是信不得的。但为了创一块“金字招牌”，在“订货码洋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出版商之间的斗智斗勇还是相当激烈的。谁都知道，“订货码洋”与“销售码洋”是两回事，不能画等号。因此，某些出版商在上报“订货码洋”时，为了造势或面子上好看，往往虚报。记得好多年前的一次图书订货会，有位出版商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想到把已成倍夸大的“订货码洋”报上去后，最终只落得排行老三的地位，排行榜一公布，他就顿足捶胸，懊恼得心脏病突发，急送医院抢救。其实，认真想想，在“订货码洋”上一争高低并无多大意义，于是，这些年也就不搞这个排行榜了。因为谁都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中，虚报亩产时不知创造了多少世界最高纪录，靠吹牛作假上此类排行榜，算什么本事呢？
至于“销售码洋”，虽至今未见有排行榜出炉，但与此相关联的具有代表性的重点书店销售排行榜，则每周都在相关媒体上与读者见面。最看重这个排行榜的，其实不是作者，而依然是出版商。某些出版商为了使其所出的新书上榜或抢占排行老大的地位，可谓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说实在的，有的招数，说出来兴许会吓人一跳。例如，分明是自家出版的长篇小说，又派自己手下的人扮作读者，把这部长篇小说再纷纷买回来。虽然是低价出、高价回，出版社损失了码洋与实洋间的差价、发行费用及税金，但数周以至数月高据排行榜榜首的位置，对不知就里的广大读者来说，就起到了一种神奇的宣传鼓动作用，会立即产生争相购买的连锁反应。中国人干什么都欢喜“一窝蜂”，至于这小说究竟写得是否很精彩，那就不管了。不就二三十元钱一本吗？买来先睹为快再说！于是，出此绝招的出版商就得意地笑了，说：“这笔‘广告费’花得多值呀！”
这一招真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绝了！我之所以要举这个例子，当然不是佩服此出版商脑瓜聪明，而是此招果真奏效，令写那部长篇小说的作家，一步就跨进了“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有人说，作家不是摇钱树，不能以数钱论英雄。此话说得很对。我也坚定地认为，作家无论收入多少，最终还是应该靠作品说话，优秀的、有生命力的作品才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功的标准。但是，在出版商眼里，畅销书作家，就成了真正的摇钱树。苏轼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我看来，云遮雾罩的“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也许只有那些精明的出版商识得其庐山真面目了。
小书大做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日趋红火，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做大做强”。说来有趣，我所干的文学编辑这一行，称谓也与时俱进了。写作叫“码字”，编辑叫“做书”。如果说是把文学出版业“做大做强”，那当然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但我在此所说的“小书大做”，是指时下文学图书的开本越做越大了，有的竟然大到了超过大型文学期刊的程度，似乎该创吉尼斯纪录了。我常听一些圈外的朋友抱怨：你们现在出的书，开本大得出奇，叫我们怎么往书柜里摆放啊？
我是从1985年开始当文学图书编辑的，策划的第一套书是《文学新星丛书》。该丛书由阿城的《棋王》领衔。当时阿城在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世界图书》当美编，见多识广，对开本样式和装帧设计是很在意的，尽管这是他的一本处女作，但明确表态：“我得先看你们设计的开本样式和封面图案，满意的话，我就把稿子交给你。”因为这是我“做”的第一本书，所以其实我在这方面比他更在意。考虑到这套丛书的读者主要是年轻人，就确定采用国际流行的小32开本（787×960），即口袋本，便于随身携带。阿城与我一拍即合。他说，写中短篇小说，与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这些小玩意儿，读者随身携带，茶余饭后、候车候机时从兜里或手袋里掏出来赏读一篇两篇，挺实惠。就怕一本书做得太奢华，拒人以千里之外。定价才1.50元的《棋王》一面世，就深得读者青睐，一年内加印了三次。此刻我再说起此事，读者诸君兴许要嗤笑我是在翻老皇历了。但现如今，哪还有人在“做”这样价廉物美的“小玩意儿”呀？中短篇小说集已几乎没有出版社敢出（当然是怕赔钱），而所有的长篇小说，哪还有一两元钱一本的定价？二三十元一本，早已司空见惯，即便高到五六十元一本，也不足为奇了。
书的开本大小，说起来是个形式问题。如果是美术摄影集和大型工具书，用16开本以致更大的开本，豪华精装，都在情理之中。近些年来还有一些二三流以致不入流的演艺明星的写真集，带有一种自我推销性质，大都自费（或有广告商赞助）出版，开本大小，更可悉听尊便，爱做多大做多大。但令人诧异的是，分明是出自畅销书作家的长篇小说，竟然好些也做起16开本来了。其中有一本首印就是10万册的长篇小说，就做得与《收获》《当代》杂志一般大，因字数超过50万，所以此书比《收获》《当代》要厚重得多，想必是为了有别于杂志的版式吧，竟然全书还都是采用通栏排版。众所周知，杂志每页都是分两栏甚或分三栏排版，为的是省读者的视力，减轻疲劳。16开本的杂志若是整本都用通栏排版，那不是要让人读得头晕目眩吗？那样的话，兴许就无人问津了。把畅销书作家的长篇小说做成16开本，并采用通栏排版，也许有些年轻的读者不大在乎，但像我这样上了点年纪的人，一页没看完，就几次从上行串到了下行，委实吃不消。有权威评论家说此书写得挺棒，我也深信不疑，但为了心疼自己的眼睛，我至今没敢看这16开本的鸿篇巨制。由此可见，书是做给读者看的，鸿篇巨制刻意做成了超大开本，也未必就能相应地产生超大的社会效应。
现今的小书大做，除在开本上大做文章而外，最常见的招数是把正文的字体由五号升级为四号以致三号，仿佛是印发红头文件，煞是气派；再就是故意把版心做小，天头地角留下大片空白，美其名曰方便读者批注或书写心得。这样一来，一本十余万字的小长篇，就可扩展成十来个印张，少说也得卖十五六元钱。君不见如今的书店十元钱以下的文学图书早已绝迹，而盗版的畅销书却只卖几元钱一本，读者能不贪图便宜吗？小书大做之风盛行的另一个可怕后果，就是近些年来各出版社的库存码洋大都成倍增长。因此，如果小书再这样大做下去，恐怕就不只是在为难广大读者，而是出版社在作难自己，与真正的把事业“做大做强”背道而驰了。
也说名编
如三缺一打不成麻将，四人组合之说已约定俗成，如古代有“四大美女”，民国初年有“四大公子”，旧中国有“四大家族”，梨园行有“四大名旦”……在文学界，新时期文学崛起之时，曾把《收获》《当代》《十月》和《花城》说成是大型文学期刊中的“四大名旦”。与此同时，也就有了京城“四大名编”一说。“四大名编”至今健在的是崔道怡、章仲锷和张守仁。在文学界举办的活动中，这三位名编时常碰面，每当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坛盛况，无不津津乐道。记得有一次著名作家赵大年还故意用一个很生僻的字来刁难这三位名编，三位仁兄都十分较真儿，直争得脸红脖子粗，赵大年则笑而不语，活像一尊弥勒佛。前些日，《文汇报》刊发了孙晶岩采写的《“四大名编”的故事》，因龙世辉先生已于1991年去世，孙晶岩又未曾见过他，所以她笔下的龙世辉的写得比较简略，还杂有以讹传讹的成分。其实，龙世辉的资历比崔道怡、章仲锷和张守仁要老得多，他是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而崔、章、张，则是30年代出生的，在文学界，比老龙晚了一辈。因此，当人们说起“四大名编”时，往往在介绍了崔、章、张三位之后，竟不知第四位该介绍谁？倒不是人们遗忘了龙世辉，而是与龙、崔、章、张同时代的名编尚大有人在，简直难分伯仲！
我是198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充当文学编辑的，二十多年来，与同行的接触交往相当频繁，尤其是从好些前辈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令我终身受益。
上世纪末，我参与《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编辑工作，发现从建国到“文革”之前的17年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共六部，除《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外，其余四部，即《红旗谱》《创业史》（第一部）、《红岩》和《李自成》（第一卷），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此期间，入选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只有孙犁的《白洋淀纪事》，而此书也是由中青社出版的。由此可见，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实力，当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然而，中青社是综合性出版社，担负文学图书编辑工作的，只有一个编辑室。这个文学编辑室，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团结协作的集体，在抓稿、编稿方面自有一套非凡的功夫。江晓天、萧也牧开初分别是编辑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中青社出版的优秀的当代文学名著，虽主任、副主任一般不担任某部书的责任编辑，但作为二审，从每部书稿选题策划开始，就得参与进去，给作品提意见，帮作者加工、修改，直至图书出版后的宣传推广，都得付出心血和辛劳。因此，也可以说，那时中青社在全国叫得很响的“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主要是他俩联手“抓”出来的。与此同时，他俩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了张羽、黄伊、王扶（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批年轻编辑。就说张羽责编的《红岩》吧，发行量已累计达1000万册，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出版史上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1961年，江晓天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撤销了职务，背着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给摘帽“右派”姚雪垠的《李自成》当责编，“文革”中，又是他建议姚雪垠上书毛主席，毛主席做出了“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的批示，使《李自成》（第一卷）成了毛主席唯一看过并加以赞赏的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像这样的名编，怎能不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呢？
名社出名编，名刊也出名编。就说国刊《人民文学》吧，除“四大名编”之一的崔道怡外，从第一任小说组长秦兆阳开始，到后来的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及涂光群、许以、周明、王朝垠……都在发现优秀作品和扶植、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创造了骄人的业绩，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尤其是秦兆阳和李清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颠沛流离后，重操旧业，分别主持《当代》和《北京文学》，推出了一大批新人和优秀作品。如张洁的处女作《森林里来的孩子》及《爱，是不能忘记的》，汪曾祺的名作《受戒》，都是李清泉果断拍板，才得以问世的。就此意义上说，把名编们的辉煌业绩记录下来，或可以说，顶得上半部当代文学史。
名编之所以成为名编，有一个共同的品德，就是不计个人名利，甘为他人作嫁衣裳。因为他们大都眼高手不低，本身就是作家。由编辑而跃为名作家、名诗人的，能数出一长串名字：李瑛、孟伟哉、雷抒雁、刘恒、邹静之……只是因他们后来离开了编辑岗位，人们就不把他们归入名编的行列罢了。在编辑岗位上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韦君宜，直到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时才哽咽着与全社员工告别：“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她没有食言，果然在晚年以抱病之躯，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思痛录》。我想，作为文学编辑的楷模，广大读者一定会永远记住这位名编中的杰出代表。
有一天，我作为嘉宾应邀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华颂”征文颁奖仪式，与文学评论家孙武臣一路同行。归途中，武臣兄问我近来在忙些什么？我告诉他，刚编完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又准备接手编一位作家的系列小说……未等我说完，他就不解地问，你退了休，怎么还在为他人作嫁衣裳啊？我回答他说，刚才你作为颁奖嘉宾在发言时说到，文学是漫漫人生苦旅上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带来了温暖和力量。这话讲得真好！如果把我俩的发言顺序颠倒过来，我就可以用我为什么退休后还要忙着给人充当责任编辑，来为你的精辟之论补充两个实例了……
先说我刚编完的那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作者是个福建公路系统的基层干部，与我素不相识。去年夏末秋初，我应邀到邯郸参加笔会，与我住在同一个房间的是某报社的文艺部主任。他说，他有个老乡，写了部小说，委托他在京联络出版，他只认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两家，除此而外，一概免谈。正好在此时遇到了我，就希望我帮他在作家出版社找个责任编辑，促成此事。这当然不是什么难事，我就答应了他。没想到我由邯郸回京才三两天，他那位老乡就飞来送稿。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打印好的书稿厚厚九本，一千多页，近一百二十万字！作者将书稿递给我时，说他称过的，正好六公斤！我犯难了，现在的年轻编辑无不将目光投向名作家的畅销小说，谁愿意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层作者编这么大一部小说处女作呀？我说，我原以为你的长篇小说也就二十来万字，早知有一百多万字，我就不会答应帮你找责任编辑了。你不妨想办法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试试，还是到他们那里去出版吧！他一听急了，说：“石老师，你不知道，我这部小说写到第十四章就大病了一场，喉部动手术时，‘死’在了手术台上。心脏停止跳动两个多小时，抢救无效，医生已让我家属准备后事。我妻子哭着对医生说，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还没写完呢，求求你们再继续抢救吧，救活了他，好让他了却一生的心愿啊！医生又接着抢救我，在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三个多小时后，居然抢救成功了！我从小爱好文学，命里注定要完成这部小说。北京出版界我举目无亲，现在我就只有求你亲自出马，请石老师来当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了！”……他的这番话打动了我，我二话没说，当即接下了这部书稿。
我用一个月的时间，认真编完了这部书稿，尽管删改工作不胜其烦，但作者生活积累丰厚，人物形象鲜活，故事引人入胜，我还是很看好这部出手不凡的鸿篇巨制，觉得能为它的出版极尽绵薄，心里有一种不可多得的喜悦。至于正准备接手的一位作家的系列小说，就更令我感到惊喜：她身为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四部小说也一百多万字，竟然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的！作为同行，我觉得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我在岗时也坚持练笔，但从没有完整的时间专事长篇创作。她送稿来时，身穿佩有大校衔的军装，先递给我的不是书稿，而是她的军官证，一本正经地说：“你看这签发日期，是十天前新颁发给我的。”接着她告诉我，一年多前，她突然被“双规”了。在一个招待所被监控居住。但她自己觉得无任何问题要检查交代，就利用这意想不到的空闲来写小说，写完一部，以为就可结束审查，未想到一而再，再而三，接连写完四部，才宣布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让她官复原职。可以说，完全是小说创作支撑她度过了这段人生苦旅中最孤寂的时光……我又一次被文学的神奇魅力震撼了，并不禁想起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一段名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牵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我的这位作家同行，虽非圣贤，但她在被“双规”期间竟然能一气呵成四部小说，足见她不仅一身清白，而且也是个“倜傥非常之人”！……
听我说完这两部书稿的来历，武臣兄感慨地说：“你这责编确实该当！有幸遇上这样真正献身文学的作家，而不是玩文学的痞子或‘美眉’，你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真的非常值得！”
横看排行榜
去年，《财经时报》别出心裁地推出了一个“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众说纷纭，煞是热闹了一阵。
我想，进入市场经济年代，推出任何统计数字的排行榜都不足为奇。关键的是，中国还是一个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社会，尤其是文化艺术界，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大都还是事业单位，尚未转制为企业，某些数字的统计并不规范，难免有水分，恐不可信以为真。就说“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吧，据说是依据作家所得的版税估算出来的。排在榜首的余秋雨先生曾声明说，可能是把市场上大量的盗版本也统计到印数中去了，不然他的版税所得，不可能达到1400万元。我以为这话讲得有一定道理，但余秋雨先生与其他作家不同，他是个著述并重的人，显然，《财经时报》在估算时忽略了他的述。众所周知，余秋雨先生是最早介入电视媒体的作家，出镜率相当高，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就是一档收视率颇高的节目。何况他还时常应邀到各地以至国外去演讲呢！无疑，他所述的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只是不像版税那样有所著图书的印数为证，易于统计罢了。
话再说回来，出版社向作家支付版税，实际操作时并不是按图书印数，而是按图书的销量来计算（一次性买断者除外）。这些年来，文学图书市场不是很景气，因此，每到一年一度的全国图书订货会开场，各路出版商粉墨登场，无不使出十八般武艺，招徕客户。为宣传“形势越来越好”，相关媒体几乎年年都以“订货码洋突破××大关”来形容。圈内人士心知肚明，此类报道的水分很大，是信不得的。但为了创一块“金字招牌”，在“订货码洋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出版商之间的斗智斗勇还是相当激烈的。谁都知道，“订货码洋”与“销售码洋”是两回事，不能画等号。因此，某些出版商在上报“订货码洋”时，为了造势或面子上好看，往往虚报。记得好多年前的一次图书订货会，有位出版商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想到把已成倍夸大的“订货码洋”报上去后，最终只落得排行老三的地位，排行榜一公布，他就顿足捶胸，懊恼得心脏病突发，急送医院抢救。其实，认真想想，在“订货码洋”上一争高低并无多大意义，于是，这些年也就不搞这个排行榜了。因为谁都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中，虚报亩产时不知创造了多少世界最高纪录，靠吹牛作假上此类排行榜，算什么本事呢？
至于“销售码洋”，虽至今未见有排行榜出炉，但与此相关联的具有代表性的重点书店销售排行榜，则每周都在相关媒体上与读者见面。最看重这个排行榜的，其实不是作者，而依然是出版商。某些出版商为了使其所出的新书上榜或抢占排行老大的地位，可谓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说实在的，有的招数，说出来兴许会吓人一跳。例如，分明是自家出版的长篇小说，又派自己手下的人扮作读者，把这部长篇小说再纷纷买回来。虽然是低价出、高价回，出版社损失了码洋与实洋间的差价、发行费用及税金，但数周以至数月高据排行榜榜首的位置，对不知就里的广大读者来说，就起到了一种神奇的宣传鼓动作用，会立即产生争相购买的连锁反应。中国人干什么都欢喜“一窝蜂”，至于这小说究竟写得是否很精彩，那就不管了。不就二三十元钱一本吗？买来先睹为快再说！于是，出此绝招的出版商就得意地笑了，说：“这笔‘广告费’花得多值呀！”
这一招真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绝了！我之所以要举这个例子，当然不是佩服此出版商脑瓜聪明，而是此招果真奏效，令写那部长篇小说的作家，一步就跨进了“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有人说，作家不是摇钱树，不能以数钱论英雄。此话说得很对。我也坚定地认为，作家无论收入多少，最终还是应该靠作品说话，优秀的、有生命力的作品才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功的标准。但是，在出版商眼里，畅销书作家，就成了真正的摇钱树。苏轼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我看来，云遮雾罩的“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也许只有那些精明的出版商识得其庐山真面目了。
小书大做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日趋红火，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做大做强”。说来有趣，我所干的文学编辑这一行，称谓也与时俱进了。写作叫“码字”，编辑叫“做书”。如果说是把文学出版业“做大做强”，那当然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但我在此所说的“小书大做”，是指时下文学图书的开本越做越大了，有的竟然大到了超过大型文学期刊的程度，似乎该创吉尼斯纪录了。我常听一些圈外的朋友抱怨：你们现在出的书，开本大得出奇，叫我们怎么往书柜里摆放啊？
我是从1985年开始当文学图书编辑的，策划的第一套书是《文学新星丛书》。该丛书由阿城的《棋王》领衔。当时阿城在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世界图书》当美编，见多识广，对开本样式和装帧设计是很在意的，尽管这是他的一本处女作，但明确表态：“我得先看你们设计的开本样式和封面图案，满意的话，我就把稿子交给你。”因为这是我“做”的第一本书，所以其实我在这方面比他更在意。考虑到这套丛书的读者主要是年轻人，就确定采用国际流行的小32开本（787×960），即口袋本，便于随身携带。阿城与我一拍即合。他说，写中短篇小说，与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这些小玩意儿，读者随身携带，茶余饭后、候车候机时从兜里或手袋里掏出来赏读一篇两篇，挺实惠。就怕一本书做得太奢华，拒人以千里之外。定价才1.50元的《棋王》一面世，就深得读者青睐，一年内加印了三次。此刻我再说起此事，读者诸君兴许要嗤笑我是在翻老皇历了。但现如今，哪还有人在“做”这样价廉物美的“小玩意儿”呀？中短篇小说集已几乎没有出版社敢出（当然是怕赔钱），而所有的长篇小说，哪还有一两元钱一本的定价？二三十元一本，早已司空见惯，即便高到五六十元一本，也不足为奇了。
书的开本大小，说起来是个形式问题。如果是美术摄影集和大型工具书，用16开本以致更大的开本，豪华精装，都在情理之中。近些年来还有一些二三流以致不入流的演艺明星的写真集，带有一种自我推销性质，大都自费（或有广告商赞助）出版，开本大小，更可悉听尊便，爱做多大做多大。但令人诧异的是，分明是出自畅销书作家的长篇小说，竟然好些也做起16开本来了。其中有一本首印就是10万册的长篇小说，就做得与《收获》《当代》杂志一般大，因字数超过50万，所以此书比《收获》《当代》要厚重得多，想必是为了有别于杂志的版式吧，竟然全书还都是采用通栏排版。众所周知，杂志每页都是分两栏甚或分三栏排版，为的是省读者的视力，减轻疲劳。16开本的杂志若是整本都用通栏排版，那不是要让人读得头晕目眩吗？那样的话，兴许就无人问津了。把畅销书作家的长篇小说做成16开本，并采用通栏排版，也许有些年轻的读者不大在乎，但像我这样上了点年纪的人，一页没看完，就几次从上行串到了下行，委实吃不消。有权威评论家说此书写得挺棒，我也深信不疑，但为了心疼自己的眼睛，我至今没敢看这16开本的鸿篇巨制。由此可见，书是做给读者看的，鸿篇巨制刻意做成了超大开本，也未必就能相应地产生超大的社会效应。
现今的小书大做，除在开本上大做文章而外，最常见的招数是把正文的字体由五号升级为四号以致三号，仿佛是印发红头文件，煞是气派；再就是故意把版心做小，天头地角留下大片空白，美其名曰方便读者批注或书写心得。这样一来，一本十余万字的小长篇，就可扩展成十来个印张，少说也得卖十五六元钱。君不见如今的书店十元钱以下的文学图书早已绝迹，而盗版的畅销书却只卖几元钱一本，读者能不贪图便宜吗？小书大做之风盛行的另一个可怕后果，就是近些年来各出版社的库存码洋大都成倍增长。因此，如果小书再这样大做下去，恐怕就不只是在为难广大读者，而是出版社在作难自己，与真正的把事业“做大做强”背道而驰了。
也说名编
如三缺一打不成麻将，四人组合之说已约定俗成，如古代有“四大美女”，民国初年有“四大公子”，旧中国有“四大家族”，梨园行有“四大名旦”……在文学界，新时期文学崛起之时，曾把《收获》《当代》《十月》和《花城》说成是大型文学期刊中的“四大名旦”。与此同时，也就有了京城“四大名编”一说。“四大名编”至今健在的是崔道怡、章仲锷和张守仁。在文学界举办的活动中，这三位名编时常碰面，每当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坛盛况，无不津津乐道。记得有一次著名作家赵大年还故意用一个很生僻的字来刁难这三位名编，三位仁兄都十分较真儿，直争得脸红脖子粗，赵大年则笑而不语，活像一尊弥勒佛。前些日，《文汇报》刊发了孙晶岩采写的《“四大名编”的故事》，因龙世辉先生已于1991年去世，孙晶岩又未曾见过他，所以她笔下的龙世辉的写得比较简略，还杂有以讹传讹的成分。其实，龙世辉的资历比崔道怡、章仲锷和张守仁要老得多，他是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而崔、章、张，则是30年代出生的，在文学界，比老龙晚了一辈。因此，当人们说起“四大名编”时，往往在介绍了崔、章、张三位之后，竟不知第四位该介绍谁？倒不是人们遗忘了龙世辉，而是与龙、崔、章、张同时代的名编尚大有人在，简直难分伯仲！
我是198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充当文学编辑的，二十多年来，与同行的接触交往相当频繁，尤其是从好些前辈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令我终身受益。
上世纪末，我参与《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编辑工作，发现从建国到“文革”之前的17年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共六部，除《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外，其余四部，即《红旗谱》《创业史》（第一部）、《红岩》和《李自成》（第一卷），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此期间，入选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只有孙犁的《白洋淀纪事》，而此书也是由中青社出版的。由此可见，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实力，当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然而，中青社是综合性出版社，担负文学图书编辑工作的，只有一个编辑室。这个文学编辑室，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团结协作的集体，在抓稿、编稿方面自有一套非凡的功夫。江晓天、萧也牧开初分别是编辑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中青社出版的优秀的当代文学名著，虽主任、副主任一般不担任某部书的责任编辑，但作为二审，从每部书稿选题策划开始，就得参与进去，给作品提意见，帮作者加工、修改，直至图书出版后的宣传推广，都得付出心血和辛劳。因此，也可以说，那时中青社在全国叫得很响的“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主要是他俩联手“抓”出来的。与此同时，他俩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了张羽、黄伊、王扶（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批年轻编辑。就说张羽责编的《红岩》吧，发行量已累计达1000万册，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出版史上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1961年，江晓天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撤销了职务，背着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给摘帽“右派”姚雪垠的《李自成》当责编，“文革”中，又是他建议姚雪垠上书毛主席，毛主席做出了“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的批示，使《李自成》（第一卷）成了毛主席唯一看过并加以赞赏的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像这样的名编，怎能不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呢？
名社出名编，名刊也出名编。就说国刊《人民文学》吧，除“四大名编”之一的崔道怡外，从第一任小说组长秦兆阳开始，到后来的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及涂光群、许以、周明、王朝垠……都在发现优秀作品和扶植、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创造了骄人的业绩，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尤其是秦兆阳和李清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颠沛流离后，重操旧业，分别主持《当代》和《北京文学》，推出了一大批新人和优秀作品。如张洁的处女作《森林里来的孩子》及《爱，是不能忘记的》，汪曾祺的名作《受戒》，都是李清泉果断拍板，才得以问世的。就此意义上说，把名编们的辉煌业绩记录下来，或可以说，顶得上半部当代文学史。
名编之所以成为名编，有一个共同的品德，就是不计个人名利，甘为他人作嫁衣裳。因为他们大都眼高手不低，本身就是作家。由编辑而跃为名作家、名诗人的，能数出一长串名字：李瑛、孟伟哉、雷抒雁、刘恒、邹静之……只是因他们后来离开了编辑岗位，人们就不把他们归入名编的行列罢了。在编辑岗位上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韦君宜，直到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时才哽咽着与全社员工告别：“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她没有食言，果然在晚年以抱病之躯，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思痛录》。我想，作为文学编辑的楷模，广大读者一定会永远记住这位名编中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