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山西省高检6名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参加私企老板宴请娱乐，被给予处分。该院随即痛定思痛，出台《检察人员“八小时之外”五条禁令》，把“八小时之外”纳入监督范围，并要求党员干部严格遵守。
　　其实，针对干部“八小时之外”的管理措施并不少见。早有廉政专家建言：“八小时之外”处于监督盲区，很容易为腐败行为打掩护，这个监督漏洞应该补上。
　　“监督盲区”是一个我们熟知的词，每曝出一起腐败案，舆论和公众都能从披露的腐败细节中发现“监督盲区”，然后就呼号纪检监察机关加大监管，打上制度补丁，堵上制度漏洞，让组织的眼睛能够盯到这些盲区，避免官员游离于监管部门的监督之外。
　　暴露了情妇问题，就说“凡贪多色”，要盯官员私生活；暴露了配偶子女问题，就说监督的视野也要扩大到对官员近亲属；暴露了风月场所嫖娼问题，就说禁止官员出入娱乐场所。我们的监督似乎永远被腐败牵着鼻子走，暴露哪有盲区，叭，就贴上一个补丁，发现谁有可能腐败，就找另外一个人去监督他，这个人腐败了再找另一个去监督，我们的反腐制度上叠床架屋地贴着这样的补丁。
　　“八小时之外”的监督安排，显然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因为很多贪官的腐败都发生在工作时间之外，然后就把八小时之外当作“监督盲区”，要通过设置一双监督的眼睛来消除这个盲区。
　　这种反腐思路显然有问题，“八小时之外”本就是个伪命题，虽然很多贪官的腐败表现在八小时之外，但根子却还在八小时之内，也就是在权力缺乏监督。
　　如果权力没被真正地关进笼子，则处处都是监督盲区，即使官员整天都在纪检机关的眼皮底下，那里也依然是盲区。
　　所以，监督模式有必要改，必须将官员置于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之下，让公众成为关键的监督力量，这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盲区。当监督只是少数人特权的时候，“监督盲区”将永远无解。
　　既有的监督模式，让相关部门盯着官员，财产在内部申报，相关事项在内部公开，官场是一个封闭系统，公众多被排斥在外。监督是特权，只有少数人才有这个权力。当少数监督者对付多数“可能滥用权力的人”时，盲区则是必然。八小时之内，无力管得住，八小时之外，更处处是盲区。
　　何不借助最广大的群众力量去消除反腐盲区呢？纪检机关看不到的地方，群众可以看见。监督部门的盲区，对广大网民不是盲区。一个纪检干部盯十个官员，可能比较难盯，但十个网民盯一个官员，就不那么难了吧？公众有能力，也有积极性去做这种工作，因为贪官乱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公众有痛感，他们愿意不拿报酬去监督官员。当监督不是少数人的特權，而是每个人的职责时，监督盲区的困局就会迎刃而解。
　　进一步说，让监督成为每个人的权利，就是让官员公开运行每一项权力，让公众能看到每一分公共财政的流向。其实，当政务信息和官员信息对公众没有盲区的时候，对官员的监督盲区也就会自然消失。
　　这个时代最荒谬的事情是，有些人一边故意对公众设置了无数“监督禁区”，一边却又假惺惺地去解决“监督盲区”。蒙上公众的眼睛，将人民关进笼子，这便是人为的监督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