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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太没有意思了
妈妈生病的时候，妹妹居住在国外。我在电话里说妈妈得了抑郁症，她根本无法相信。我告诉她：“你能想象吗？妈妈拉着我的手，我去厨房她就去厨房，我去厕所她也要跟着去，就怕我甩了她，她还害怕我被别人害死。”想起那种场景，我现在都会战栗。我要尽毕生的努力，不让妈妈再犯病。妈妈开始出现异常是在2012年年底。那时候，爸爸患上了腿疾，行动不便。我发现妈妈的情绪开始变得消极。她总说：“你爸好不了了，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一天天挺没意思的。”前些年爸妈刚退休的时候，他们每年都会出去旅游。我妈是偏事业型的女性，不爱干家务活，退休以后，老两口儿在家也主要是我爸负责做饭，所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妈这人真自私，光想着自己了。一开始，我的对策是有事说事，有什么困难就解决什么困难。针对我爸的健康状况，我对我妈表态，保证我一定会照顾他们。可我发现，妈妈心里并不只是装着这一件事。她提到借给老乡一笔钱，怀疑再也要不回来了。那是一个正常的民间借贷，我去把钱给她要了回来。接着，又问出一个5万元钱的电信诈骗。我跟妈妈说：“5万元钱不是什么大事，咱们能承受得了。”我每天和她聊，她每天都能给出一些新的信息。到最后，她说：其实我没什么事，我就是觉得活着太没有意思了。这段时间里，妈妈出现了失眠。连续失眠大概一周以后，她开始出虚汗，说话的时候哆嗦，声音发颤。而且她开始记不住事，一件事我刚跟她磨完一遍，过了十分钟她又要重新来过一遍。到后来，妈妈甚至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那时候，我已经怀疑妈妈出现的并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我给一个得过抑郁症的朋友打电话，问她都有过什么症状。一听她的描述，我就感到妈妈的情况很相似。而且在我隐约的记忆当中，妈妈以前是得过病的。但直到我追问爸爸才知道，1988年，妈妈曾因为出版书籍问题生气，担心出版社的人骗了自己，出现注意力减退和自杀观念，被诊断为“反应性抑郁”，接受过住院药物治疗。1992年，妈妈和人做生意，在资金周转期间担心被骗破产，再次被诊断为躁郁症。妈妈那两次发病分别发生在我刚刚上大学和刚刚结婚的时候。父亲刻意向我们姐妹俩隐瞒妈妈的病情，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患抑郁症的朋友告诉我，抑郁症患者感到恐惧的时候，就像是24小时不间断地看恐怖电影。妈妈当时就处于极度的恐惧中，她拉着我的手不能放，这就是她获得安全感的唯一方式。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过送妈妈去住院。我想象中的精神病病房是恐怖的，担心她在医院里受罪，寄希望于靠着我们的照顾和支持，能把她从抑郁症的深坑里拉出来。我搁置了工作，在家全天候陪着妈妈，但陪伴并没有解决问题。首先一个特别大的难处是我根本没办法让妈妈遵照医嘱服药。那会儿，我连哭带求什么招都用尽了，哄一个小时能塞一片药就算重大成果。大夫教我把药片弄碎拌在饭里，可是这个办法根本瞒不住我妈。再一个，我发现我也没有办法依靠谈话来疏解妈妈的情绪。妈妈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人，她病得话都说不利索了，却还能看到电视新闻里播委内瑞拉政局，和我分析南美局势。我试着开导她，告诉她别老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人要积极。可每次我一张嘴，她反倒开始教育我佛法里怎么说，她看过哪些佛教书籍，她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她每天拉着我问：“世界真的会变好吗？”“这世界上出现这些不好的事情，你难道不觉得都有问题吗？”“活着有意义吗？”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被她带进去。真正让我恐惧的是妈妈产生了幻觉。我爸住院治腿以后，有一天，妈妈突然对我说：“你以为你爸是去住院了，其实你爸是被专案组带走了。”听到这话我浑身一阵发凉。我想带着她上院里溜达，她不但不敢出去，还要把家里窗帘全都拉上。那时候，妈妈住在我家里，她总是问我，她和爸爸的房子是不是已经被没收了？爸爸出院以后，为了让她安心，我把她送回家去住几天。我千叮咛万嘱咐，叫我爸看住她，没想到她还是自己溜了出去。最后妈妈是被小区的保安押着回来的。她爬到了21层楼上，她说她就是不想活了。
我找到的办法就是无微不至，有求必应
即使到了这一步，应该怎么治疗妈妈的病，一家人还是难以达成共识。医生给出的建议是住院治疗，接受电休克疗法。一家人都怕妈妈受苦，爸爸不同意送妈妈去住院，妹妹不同意做电休克。她大半夜给我电话，一边掉眼泪一边反反复复问我：“一定得这样吗？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而妈妈呢，作为病人她是不相信医生的，她认为大夫给她下药，跟警察是一伙的。妈妈生病以后，爸爸在压力之下一直处于特别回避的状态。他一开始就和我说：“家里以后就靠你遮风挡雨了。”这话让我觉得特别心酸——我深刻感到爸爸衰老了;这话也让我明确了一点：面对妈妈的病，我绝不能回避。妈妈去住院，接受电休克治疗，是我最终拍的板，我决定信任医生。妈妈住院对于一家人来说都是心理上的考验。我爸那会儿去探视了两趟，每次都在医院门口哭。有时候，我们看完妈妈要走，她不愿意，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刚刚被家长送到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无助。我也心疼妈妈，但我想：要是妈妈生了其他重病，进了重症监护室呢？你觉得再残酷，再心疼她，能因为她在受苦就把她领走吗？作为家属你不能被病人牵着走，一定要跟大夫站在一起，必要的时候狠下心来，别无选择。
妈妈一辈子都是特别积极活跃、风风火火的人，可她出院以后变成了一位慈祥的呆头呆脑的老太太，她的一举一动就像《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一样迟缓。我当时心里其实有一个感觉——酸楚：这还是我妈吗？我特别明白，药物作用下毫无生机的生活绝对不是妈妈想要的生活质量。出院以后，妈妈又服用了半年的药物，等到情况越来越稳定，她性格慢慢恢复的时候，她对药物的反感也再次回潮。于是在征求了大夫的意见以后，我们给妈妈停了药。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更悉心地观察她、照顾她，避免她遭遇任何情绪上的大波动。
这些年来，我们几乎无条件地满足她的一切需求。她刚开始念叨：“我觉得人家家里那个饮水机挺好的。”我们在手机上已经下单了。妈妈喜欢旅游，我们就多带她出去走。冬天的时候，北京天气不好，我就送父母去三亚住，这样他们每天都能出门活动。生活的环境五彩缤纷，也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心情。从前去父母家看望，我基本是东西搁下就走，但是现在我会尽可能多地和妈妈聊天，我得知道她接触过什么人，心里想什么，有什么需求。没有共同话题，我就带她去看电影，回来讨论电影也能一起消磨两小时时光。我先生特别擅长给妈妈做心理按摩。我妈喜欢聊什么，他就聊什么。有时候妈妈叨叨台海关系，他不但耐心听完，还要夸奖老太太：“您思路太敏捷了！我觉得中央就该让您去做顾问，到底是搞外事工作出身的！”哄得妈妈特别高兴。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最难的一点是你怎么去平衡自己内心的感受。妈妈有脾气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做到呵护她、接纳她？绝大多数人，包括家里的亲戚都很难做到爱她。你对这个人有再多的好感，也都被她负面的东西消磨掉了。我总是告诉自己：妈妈是一个病人。你精心做了饭，病人胃口不好吃不下去的时候，你是能理解的，那么妈妈有精神疾病，她做错了事，你为什么不能宽容她？今年1月份的时候，因为一个偶然事情，妹妹发现父母账户上的钱没了。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妈妈瞒着我们所有人将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连同存款，花400万元买了一家公司的理财产品。妈妈理直气壮，她说：“我已经研究透了，我把周围几个银行的理财顾问全都搞定了，他们知道的还不如我。”事实上，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就能发现，这家公司的理财很可能是诈骗。可你再跟她强调她干了错事，她就开始急了。我当时立刻给了妈妈一个特别大的承诺，我说：“这钱要得回来你是我妈，要不回来你也是我妈，它绝不影响你任何生活。现在唯一的一条就是先不要告诉爸爸。”不告诉爸爸是因为他很可能冲妈妈发火，他会翻旧账。这些情绪既不会解决问题，也会刺激到妈妈。有了我的这个承诺，妈妈的精神压力虽然大，但是并没有恶化。接下来的那几个月，我們一方面去外面追钱，一方面还要在家里努力地去安抚她，过得提心吊胆。这笔钱追讨了5个月。那时候我恰好摔伤了腿，我拄着拐，带着律师，上那家公司去要钱，其间我先生给了我特别大的支持。我记得他当时和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的定心丸，他说：“其实很多事情想透了就好了。一句话：要钱还是要妈？要妈妈，咱们就得让她高兴，让她安心，别在她面前再提这钱了，就当这钱没有了。”
我重新认识了她
能够做到宽容和接纳妈妈，除了意识到她是一个病人，更重要的一点是我重新认识了她。我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家在外人看来没什么可说的，是特别体面的一个家庭。我妈这个人，平常你若是见到她，你会觉得这阿姨特别好：非常聪明，知识广博，为人热情，看问题的眼光很远，价值观特别正确。几乎我所有的朋友，在不深入了解我妈的情况下都会很喜欢她。但我一直知道妈妈的性格是有缺陷的：她没有要好的朋友，在工作单位里，她的人际关系也常年处于一种不好状态。妈妈性格里有非常强势的一面，她会带给所有人特别大的压力。她强势到什么地步？当初她对我说：“你如果需要我帮你带孩子，你别来看，全归我。”妈妈内心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她的好心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方说，家里煮饺子，她总想着要给小区的保安送一些。家里的旧衣服她也想着要送给人家。可她不但不能理解人家未必乐意收下这些旧东西，还特别希望人家真心实意地感谢她。也是因为同样的处事方式，妈妈家族的亲戚们虽然受到她很大的帮助，但很少有人和她很亲。事实上，妈妈生病以前，我和她的感情也不好。我出生不到一岁就被送回妈妈老家抚养，等我再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有了妹妹。妹妹从小乖巧伶俐，学习成绩特别好，我一直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妈妈对我的要求也苛刻：小时候，古诗背不下来，不给饭吃，也挨过打。在自己的家里，我好像没有感觉到多少爱。我从小逆反，希望自己越早独立越好。几十年来，我都是尽量躲着妈妈在生活。现在想起来，在40岁之前，我从来没有自觉认真地跟父母沟通，尝试理解他们是怎么活到这70多岁的。
我妈妈出生在农村，是家里的长女。我姥爷是个中学老师，比较重男轻女，但是姥姥很开明，她自己是“睁眼瞎”，一心要把妈妈培养成才。妈妈小时候其实是被姥姥娇生惯养大的。妈妈早年特别顺遂。她跟我聊天的时候就特别得意，她说当时她在北京上大学，学习又好，人又漂亮，政治觉悟特别高，然后还是运动员，身体棒。外事单位到大学去选人，大家一溜站在操场上，一眼就看中了她。
妈妈好几次掉到金融诈骗的坑里，我爸总是归结于妈妈“贪财”。我不这样想。我和妈妈说：“我知道您其实根本就不在乎钱，您只是想证明一下您的成功，但是您已经没必要去证明了，我就是您成功的例子，您看您不是把我们都教育得挺好的吗？”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妈妈的病慢慢好起来的时候，我和她沟通得比较多了，我发现妈妈一辈子个性争强好胜，但她的欲望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种欲望，包括被认可、被爱、被尊重。
我曾经和爸爸谈过一次，说他对妈妈的病也负有责任，他不愿意谈这些。我也明白，爸爸的心里也有创伤，也有巨大的不安全感。所以我常说，他们是“一代病人”。对爸爸来说，妈妈的病是一个巨大黑洞，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拉她。这么多年来，他瞒着单位，瞒着同事，他害怕别人说自己的老婆是精神病。他身上的负担已经足够沉重。90年代，妈妈因为躁郁症住院，我还以为妈妈是得了心脏病。我还记得爸爸当时几乎放弃了生活，他把家里有多少财产都告诉了我。他说：“你妈妈要是不在了，这个家就散了，妹妹以后就由你来照顾。”那时候，他甚至已经决定去寺庙出家了。妈妈已经70多岁了，她已经没有知识、能力和动力去对抗这些，只能做子女的主动回头，主动伸手去拉住她。走到今天，照顾妈妈依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其他人谈论妈妈的病，让他们也能够像对待一个病人一样包容她。我要和妈妈去谈个什么事，真是先得打个草稿，深呼吸编排才行。但让我觉得满意的是，妈妈终于建立起了对我的基本信任。现在她固执听不进劝的时候，我会说：“妈，咱退一万步地讲，您认可不认可我是对您好的，全世界我應该排在其他人前面？”她认可。她跟爸爸已经建立起了特别牢固的一个信任感，他们相信晚年会很幸福，因为他们有我。
华子牛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妈妈生病的时候，妹妹居住在国外。我在电话里说妈妈得了抑郁症，她根本无法相信。我告诉她：“你能想象吗？妈妈拉着我的手，我去厨房她就去厨房，我去厕所她也要跟着去，就怕我甩了她，她还害怕我被别人害死。”想起那种场景，我现在都会战栗。我要尽毕生的努力，不让妈妈再犯病。妈妈开始出现异常是在2012年年底。那时候，爸爸患上了腿疾，行动不便。我发现妈妈的情绪开始变得消极。她总说：“你爸好不了了，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一天天挺没意思的。”前些年爸妈刚退休的时候，他们每年都会出去旅游。我妈是偏事业型的女性，不爱干家务活，退休以后，老两口儿在家也主要是我爸负责做饭，所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妈这人真自私，光想着自己了。一开始，我的对策是有事说事，有什么困难就解决什么困难。针对我爸的健康状况，我对我妈表态，保证我一定会照顾他们。可我发现，妈妈心里并不只是装着这一件事。她提到借给老乡一笔钱，怀疑再也要不回来了。那是一个正常的民间借贷，我去把钱给她要了回来。接着，又问出一个5万元钱的电信诈骗。我跟妈妈说：“5万元钱不是什么大事，咱们能承受得了。”我每天和她聊，她每天都能给出一些新的信息。到最后，她说：其实我没什么事，我就是觉得活着太没有意思了。这段时间里，妈妈出现了失眠。连续失眠大概一周以后，她开始出虚汗，说话的时候哆嗦，声音发颤。而且她开始记不住事，一件事我刚跟她磨完一遍，过了十分钟她又要重新来过一遍。到后来，妈妈甚至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那时候，我已经怀疑妈妈出现的并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我给一个得过抑郁症的朋友打电话，问她都有过什么症状。一听她的描述，我就感到妈妈的情况很相似。而且在我隐约的记忆当中，妈妈以前是得过病的。但直到我追问爸爸才知道，1988年，妈妈曾因为出版书籍问题生气，担心出版社的人骗了自己，出现注意力减退和自杀观念，被诊断为“反应性抑郁”，接受过住院药物治疗。1992年，妈妈和人做生意，在资金周转期间担心被骗破产，再次被诊断为躁郁症。妈妈那两次发病分别发生在我刚刚上大学和刚刚结婚的时候。父亲刻意向我们姐妹俩隐瞒妈妈的病情，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患抑郁症的朋友告诉我，抑郁症患者感到恐惧的时候，就像是24小时不间断地看恐怖电影。妈妈当时就处于极度的恐惧中，她拉着我的手不能放，这就是她获得安全感的唯一方式。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过送妈妈去住院。我想象中的精神病病房是恐怖的，担心她在医院里受罪，寄希望于靠着我们的照顾和支持，能把她从抑郁症的深坑里拉出来。我搁置了工作，在家全天候陪着妈妈，但陪伴并没有解决问题。首先一个特别大的难处是我根本没办法让妈妈遵照医嘱服药。那会儿，我连哭带求什么招都用尽了，哄一个小时能塞一片药就算重大成果。大夫教我把药片弄碎拌在饭里，可是这个办法根本瞒不住我妈。再一个，我发现我也没有办法依靠谈话来疏解妈妈的情绪。妈妈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人，她病得话都说不利索了，却还能看到电视新闻里播委内瑞拉政局，和我分析南美局势。我试着开导她，告诉她别老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人要积极。可每次我一张嘴，她反倒开始教育我佛法里怎么说，她看过哪些佛教书籍，她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她每天拉着我问：“世界真的会变好吗？”“这世界上出现这些不好的事情，你难道不觉得都有问题吗？”“活着有意义吗？”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被她带进去。真正让我恐惧的是妈妈产生了幻觉。我爸住院治腿以后，有一天，妈妈突然对我说：“你以为你爸是去住院了，其实你爸是被专案组带走了。”听到这话我浑身一阵发凉。我想带着她上院里溜达，她不但不敢出去，还要把家里窗帘全都拉上。那时候，妈妈住在我家里，她总是问我，她和爸爸的房子是不是已经被没收了？爸爸出院以后，为了让她安心，我把她送回家去住几天。我千叮咛万嘱咐，叫我爸看住她，没想到她还是自己溜了出去。最后妈妈是被小区的保安押着回来的。她爬到了21层楼上，她说她就是不想活了。
我找到的办法就是无微不至，有求必应
即使到了这一步，应该怎么治疗妈妈的病，一家人还是难以达成共识。医生给出的建议是住院治疗，接受电休克疗法。一家人都怕妈妈受苦，爸爸不同意送妈妈去住院，妹妹不同意做电休克。她大半夜给我电话，一边掉眼泪一边反反复复问我：“一定得这样吗？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而妈妈呢，作为病人她是不相信医生的，她认为大夫给她下药，跟警察是一伙的。妈妈生病以后，爸爸在压力之下一直处于特别回避的状态。他一开始就和我说：“家里以后就靠你遮风挡雨了。”这话让我觉得特别心酸——我深刻感到爸爸衰老了;这话也让我明确了一点：面对妈妈的病，我绝不能回避。妈妈去住院，接受电休克治疗，是我最终拍的板，我决定信任医生。妈妈住院对于一家人来说都是心理上的考验。我爸那会儿去探视了两趟，每次都在医院门口哭。有时候，我们看完妈妈要走，她不愿意，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刚刚被家长送到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无助。我也心疼妈妈，但我想：要是妈妈生了其他重病，进了重症监护室呢？你觉得再残酷，再心疼她，能因为她在受苦就把她领走吗？作为家属你不能被病人牵着走，一定要跟大夫站在一起，必要的时候狠下心来，别无选择。
妈妈一辈子都是特别积极活跃、风风火火的人，可她出院以后变成了一位慈祥的呆头呆脑的老太太，她的一举一动就像《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一样迟缓。我当时心里其实有一个感觉——酸楚：这还是我妈吗？我特别明白，药物作用下毫无生机的生活绝对不是妈妈想要的生活质量。出院以后，妈妈又服用了半年的药物，等到情况越来越稳定，她性格慢慢恢复的时候，她对药物的反感也再次回潮。于是在征求了大夫的意见以后，我们给妈妈停了药。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更悉心地观察她、照顾她，避免她遭遇任何情绪上的大波动。
这些年来，我们几乎无条件地满足她的一切需求。她刚开始念叨：“我觉得人家家里那个饮水机挺好的。”我们在手机上已经下单了。妈妈喜欢旅游，我们就多带她出去走。冬天的时候，北京天气不好，我就送父母去三亚住，这样他们每天都能出门活动。生活的环境五彩缤纷，也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心情。从前去父母家看望，我基本是东西搁下就走，但是现在我会尽可能多地和妈妈聊天，我得知道她接触过什么人，心里想什么，有什么需求。没有共同话题，我就带她去看电影，回来讨论电影也能一起消磨两小时时光。我先生特别擅长给妈妈做心理按摩。我妈喜欢聊什么，他就聊什么。有时候妈妈叨叨台海关系，他不但耐心听完，还要夸奖老太太：“您思路太敏捷了！我觉得中央就该让您去做顾问，到底是搞外事工作出身的！”哄得妈妈特别高兴。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最难的一点是你怎么去平衡自己内心的感受。妈妈有脾气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做到呵护她、接纳她？绝大多数人，包括家里的亲戚都很难做到爱她。你对这个人有再多的好感，也都被她负面的东西消磨掉了。我总是告诉自己：妈妈是一个病人。你精心做了饭，病人胃口不好吃不下去的时候，你是能理解的，那么妈妈有精神疾病，她做错了事，你为什么不能宽容她？今年1月份的时候，因为一个偶然事情，妹妹发现父母账户上的钱没了。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妈妈瞒着我们所有人将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连同存款，花400万元买了一家公司的理财产品。妈妈理直气壮，她说：“我已经研究透了，我把周围几个银行的理财顾问全都搞定了，他们知道的还不如我。”事实上，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就能发现，这家公司的理财很可能是诈骗。可你再跟她强调她干了错事，她就开始急了。我当时立刻给了妈妈一个特别大的承诺，我说：“这钱要得回来你是我妈，要不回来你也是我妈，它绝不影响你任何生活。现在唯一的一条就是先不要告诉爸爸。”不告诉爸爸是因为他很可能冲妈妈发火，他会翻旧账。这些情绪既不会解决问题，也会刺激到妈妈。有了我的这个承诺，妈妈的精神压力虽然大，但是并没有恶化。接下来的那几个月，我們一方面去外面追钱，一方面还要在家里努力地去安抚她，过得提心吊胆。这笔钱追讨了5个月。那时候我恰好摔伤了腿，我拄着拐，带着律师，上那家公司去要钱，其间我先生给了我特别大的支持。我记得他当时和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的定心丸，他说：“其实很多事情想透了就好了。一句话：要钱还是要妈？要妈妈，咱们就得让她高兴，让她安心，别在她面前再提这钱了，就当这钱没有了。”
我重新认识了她
能够做到宽容和接纳妈妈，除了意识到她是一个病人，更重要的一点是我重新认识了她。我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家在外人看来没什么可说的，是特别体面的一个家庭。我妈这个人，平常你若是见到她，你会觉得这阿姨特别好：非常聪明，知识广博，为人热情，看问题的眼光很远，价值观特别正确。几乎我所有的朋友，在不深入了解我妈的情况下都会很喜欢她。但我一直知道妈妈的性格是有缺陷的：她没有要好的朋友，在工作单位里，她的人际关系也常年处于一种不好状态。妈妈性格里有非常强势的一面，她会带给所有人特别大的压力。她强势到什么地步？当初她对我说：“你如果需要我帮你带孩子，你别来看，全归我。”妈妈内心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她的好心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方说，家里煮饺子，她总想着要给小区的保安送一些。家里的旧衣服她也想着要送给人家。可她不但不能理解人家未必乐意收下这些旧东西，还特别希望人家真心实意地感谢她。也是因为同样的处事方式，妈妈家族的亲戚们虽然受到她很大的帮助，但很少有人和她很亲。事实上，妈妈生病以前，我和她的感情也不好。我出生不到一岁就被送回妈妈老家抚养，等我再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有了妹妹。妹妹从小乖巧伶俐，学习成绩特别好，我一直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妈妈对我的要求也苛刻：小时候，古诗背不下来，不给饭吃，也挨过打。在自己的家里，我好像没有感觉到多少爱。我从小逆反，希望自己越早独立越好。几十年来，我都是尽量躲着妈妈在生活。现在想起来，在40岁之前，我从来没有自觉认真地跟父母沟通，尝试理解他们是怎么活到这70多岁的。
我妈妈出生在农村，是家里的长女。我姥爷是个中学老师，比较重男轻女，但是姥姥很开明，她自己是“睁眼瞎”，一心要把妈妈培养成才。妈妈小时候其实是被姥姥娇生惯养大的。妈妈早年特别顺遂。她跟我聊天的时候就特别得意，她说当时她在北京上大学，学习又好，人又漂亮，政治觉悟特别高，然后还是运动员，身体棒。外事单位到大学去选人，大家一溜站在操场上，一眼就看中了她。
妈妈好几次掉到金融诈骗的坑里，我爸总是归结于妈妈“贪财”。我不这样想。我和妈妈说：“我知道您其实根本就不在乎钱，您只是想证明一下您的成功，但是您已经没必要去证明了，我就是您成功的例子，您看您不是把我们都教育得挺好的吗？”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妈妈的病慢慢好起来的时候，我和她沟通得比较多了，我发现妈妈一辈子个性争强好胜，但她的欲望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种欲望，包括被认可、被爱、被尊重。
我曾经和爸爸谈过一次，说他对妈妈的病也负有责任，他不愿意谈这些。我也明白，爸爸的心里也有创伤，也有巨大的不安全感。所以我常说，他们是“一代病人”。对爸爸来说，妈妈的病是一个巨大黑洞，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拉她。这么多年来，他瞒着单位，瞒着同事，他害怕别人说自己的老婆是精神病。他身上的负担已经足够沉重。90年代，妈妈因为躁郁症住院，我还以为妈妈是得了心脏病。我还记得爸爸当时几乎放弃了生活，他把家里有多少财产都告诉了我。他说：“你妈妈要是不在了，这个家就散了，妹妹以后就由你来照顾。”那时候，他甚至已经决定去寺庙出家了。妈妈已经70多岁了，她已经没有知识、能力和动力去对抗这些，只能做子女的主动回头，主动伸手去拉住她。走到今天，照顾妈妈依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其他人谈论妈妈的病，让他们也能够像对待一个病人一样包容她。我要和妈妈去谈个什么事，真是先得打个草稿，深呼吸编排才行。但让我觉得满意的是，妈妈终于建立起了对我的基本信任。现在她固执听不进劝的时候，我会说：“妈，咱退一万步地讲，您认可不认可我是对您好的，全世界我應该排在其他人前面？”她认可。她跟爸爸已经建立起了特别牢固的一个信任感，他们相信晚年会很幸福，因为他们有我。
华子牛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