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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离我们而去，这个令人悲痛的日子，我永远都记得。周总理虽已逝世31周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和温文尔雅的形象，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直接领导、参与国共黄河谈判
我早年在北平求学的时候，就对周恩来这个名字有所耳闻，一直到后来我在鲁西北、冀鲁豫坚持抗战时，也是这样。抗战胜利后，为了与国民党淡判黄河堵口的问题，我有幸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日本侵略者沿陇海铁路继续向西进犯。国民党将豫东20万军队调往豫西山地，作战略转移，并且作出扒开黄河南岸大堤，阻挡日军西进南下的部署。6月6日，国民党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堤放水，花园口决口后的黄泛区一度成了军事分界线，决口由最初的30米宽增至1460米宽，黄河决堤波及安徽、河南、江苏3省44个县市，84万多公顷良田被淹没，89万多人无辜丧命，1250万人流离失所，四处逃难，山东人闯关东，河南人走西口，黄泛区人民背井离乡。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决定堵塞花园口决口，引黄河水回归故道。然而经过8年战火的破坏，大部分堤段已是千疮百孔，应该先复堤才能堵口。如果不先复堤就堵口的话，黄河故道防洪大堤的任何一段势必可能成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花园口”。而且，黄河故道上已经有很多劳苦大众在此生息居住，共产党发动群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不先复堤、迁徙故道居民，而急于堵口，其实是想用堵口以示善政并阴谋分割冀鲁豫解放区。
当时我任冀鲁豫第二专署专员，冀鲁豫区党委派赵明甫参议长和我做代表，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我们开始和他们在开封和菏泽先后两次谈判，达成了“开封协议”和“菏泽协议”，协议首先决定先复堤后堵口的原则，对下游故道群众的搬迁、防洪大堤的修复、堵口复堤所需物资的筹备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可国民党政府公然撕毁协议，提出要在大汛之前堵口。白崇禧、胡宗南、刘峙等人也先后打着“视察”、“参观”的旗号督促花园口迅速堵口。宋子文公然否定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汛后堵口方案。
在蒋介石眼中，不顾复堤和迁徙居民，就让黄河流回故道，制造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黄泛区，势必把冀鲁豫解放区分割为南北两片，游击战争受到限制，他们就能“分而歼之”，其作用不亚于40万大军。他们这种“以水代军”的阴谋完全不顾老百姓的安危，撕毁了国共双方签定的协议，我们在报纸上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争取全国各界的声援。
当时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我们到南京后，就去找他，我们汇报情况后，他马上着手直接抓此事，请美国水利专家塔德吃饭咨询情况，还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的代理署长福兰克芮等沟通，排除国民党的阻挠，为故道居民、复堤工程争取物资和器材。
黄河谈判的工作前后持续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我们解放区救济总会办事处设在上海的沪江别墅，我们在那里租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中共办事处在上海也有，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我们隔得不远。周恩来后来常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所以我们接触比较频繁。我们将争取到的救援物资从上海运送至解放区，然后将实际工作中遇见的问题和工作进展不时地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意见和工作安排。记得有一次，我去南京汇报工作，当时天气很热，周恩来和邓大姐就带上我出去兜风，在中山陵一带转了几圈，周恩来事先嘱咐我说：“这是国民党派的车，司机可能是特务，说话要小心”。那一次兜风，我记忆非常深刻。
周恩来非常关心黄河堵口和复堤情况，在谈判间隙，我曾陪他两次去郑州视察渡口，并到开封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一番有力的论争，最终与国民党、联合国救济总署达成协议，对解放区复堤款的支付及救济费做了明确规定。我记得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主任是蒋廷黻。然而，国民党再次公然撕毁协议，大举向冀鲁豫解放区进攻，扫射复堤民工，抢夺复堤物资，破坏复堤工程的建设。面对我们的严正抗议，国民党当局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暗地加快了堵口工程。
黄河大汛一般是每年的6、7、8月，这个时候大水来了，黄河就容易决口。1946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企图在大汛前堵口，将洪水引向对黄河故道，这样对解放区必然造成严重灾难，而且解放区就被水分割了。国民党汛前堵口的阴谋，因大汛把打好的木桩冲毁，汛前堵口阴谋失败了。我在监督堵口情况时，看到汛前堵口失败，马上报告周恩来。我们转而集中力量，争取一些物资、器材、药品和面粉等物品，并取得了胜利。第二年，我们还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再次堵口，组织了复堤整险运动，与之展开了周旋。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周恩来在谈判时的表情。他一般情况下是平心静气、神态自若的，在和国民党官员、联合国救济总署官员谈判时，坚持有理、有据、有节的原则，以理服人。当然他有时候也会朝对方发点脾气，发脾气的原因是国民党某些官员傲慢无礼，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会说：“你们这是什么态度?”对方也就只好收敛了。正是因为周恩来领导的黄河谈判，不仅为解放区赢得了一批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更为我们赢得了准备迎接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宝贵时间。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成功，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重大胜利。紧接着，千里挺进大别山，在鄂豫皖等地全面展开反攻，取得一系列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军”的阴谋。与此同时，解放区复堤整险工程也全面竣工。随后的3年，黄河安然度过了3次大汛，书写了治黄史上的新篇章。
记忆力惊人 犹记当年天津掌故
1948年冬，平津战役胜利在望。按照中央的部署，为接管天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我为接管后的天津市人民法院院长。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们随即投入到接管工作之中。天津市是首先解放的城市，天津市的领导任命都在报纸上登了，周恩来看到了。天津解放后不久，他到天津视察，向天津市委领导问到我在天津工作的情况，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的黄火青通知我，说周恩来同志问起你，你应该去看看他。
一天晚上，天津市委通知我去见周恩来，当时他住在云南路招待所，我们晚上一块吃的饭，他很高兴，问长问短，然后问到天津的情况，我也如实地向他汇报了天津法院的工作。当他听到我们对犯人的改造和方便群众的一些工作时，表示了肯定，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晚饭后，我陪他到云南路、睦南道一带散步，这里曾经是当年天津租界的地方，也曾经是天津有权势人家的住地，都是一些高级别墅、名人住宅。他对这里很熟悉，在散步中不时地指出这里曾经是哪一位名人的住宅，那里曾经是哪一位名人的住宅。
周恩来少年时曾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也是在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还清楚地记得天津的一些 掌故和事情。他惊人的记忆力让我非常敬佩。
对北京外事工作的关怀
1965年，我从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职位上调到外交部，先是到外交学院学习了一年，没想到1966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组织上派我带领工作组到人民外交学会领导运动，搞大鸣大放。一个月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调到北京市委工作，调我去人民大学代替他的工作，先去搞工作组。我当时不太想去，就回天津住了几天，在天津时听广播，刚好听到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于是我回北京后，跟市委领导说，毛主席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我就不去人民大学搞工作组了吧。经市委同意，我就没有去人民大学。
北京市委当时处境困难，造反派占领了市委大楼。这时候我被调进北京市委，做文教组副组长，李立功任组长。当时正常工作不能进行，主要是做工作说服造反派，从中央领导机关或领导人住地把他们领走。我们经常夜里起来去“救火”，造反派包围中央国家机关等地时，就要我们去做造反派的工作，可是当时他们谁听呀，根本没用，反把我们围起来斗争一番。
后来形势逐步稳定后，成立了市革委会，建立了外事小组，丁国钰任组长，我是副组长。从此，我开始接触外事工作，后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工作，即使我做了副市长时还兼管着外事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外事工作，用一句话来概括——非常时期的外事工作。1966年至1976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对各方面工作的干扰破坏都很大。譬如，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不仅放火烧，还进去批斗外交人员，引起很不好的国际影响；还有围攻苏联大使馆。这些事情都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1967年8月22日，得知有人要围攻英国代办处，我们外办的工作人员和卫戍区的同志就在英国代办处的西边墙根设了一个指挥部，不断地用扩音器宣传周总理的“四不”要求，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抢，劝说他们不要冲击代办处。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不听劝阻，冲破卫戍区部队的警戒线，西口有几个学生爬墙进去了，点着了汽油桶，这些人后来还把一些英代办处外交人员拉到别处进行批斗。我们外办的人和卫戍区的同志不能进去，卫戍区的同志把那些想爬进去还在墙上的学生拉了下来。
周总理于8月23日凌晨3时，把外事口造反派和红卫兵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严厉批评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径。事后，毛主席明确指出：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坏人指挥群众搞的。北京市外事组协同北京卫戍区及有关部门及时进行了处理。
北京市委很重视外办的工作，周总理抓得也很紧，虽然是地方外事，但很多工作都是周总理亲自过问的。周总理常常晚上开会布置工作，一看没有我，就问：“怎么王笑一没有来?”于是我就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去开会，大都是关于安排外宾的参观和住宿等工作。
记得有一件事情，1971年至1973年时，由于北京当时没有多少宾馆、饭店，所以接待外宾比较困难，外宾来了安排不下，客人就在客厅里过夜。这使我们非常尴尬，后来大家商量出一个主意，建议接待外宾的翻译、陪同人员都不住饭店，都回家住，腾出房子给外宾住。这件事登载在外事组的《简报》上，周总理看到这个《简报》，亲自批示，请外交部抓紧办理。
我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事。为做好接待工作，周总理亲自开会研究这个工作。
安排尼克松参观的事情，计划安排去参观八达岭长城。我记得那是2月下旬，参观前一天晚上下了大雪，这下麻烦了。那时没有高速公路，只有一条弯弯曲曲、很窄的盘山公路，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周总理一再询问怎么办，是否还能去参观。我们决定先去探探路。我和周荣国副秘书长夜里去八达岭两趟来回检查道路情况，动员公路局用洒水车沿途洒盐水，一直到八达岭。周总理一再打电话，问怎么样，能不能去?毛主席也非常关心。最后总算顺利完成了任务。
在基辛格来华之后、尼克松来华访问之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华进行了访问和考察，他先来到北京，我们不卑不亢、比较礼貌地接待了他，后来我们还陪他参观了上海和杭州等地。在上海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酒会上，上海外办主任给黑格敬了酒，黑格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回敬，以后就降低了接待规格，弄得黑格很紧张，很有压力。周总理认为这件事情干扰和破坏了中央的方针，到杭州后马上“补课”。
“四人帮”扣我帽子 借机打击周总理
1972年，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我们同世界的联系也多了起来。1972年11月，北京杂技团出访亚非七国演出，我被任命为团长。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次派文艺团体出访演出，中央很重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江青也参加了这次接见。
杂技团演出是专机接送，共有100多人，前往伊朗、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突尼斯、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花了3个多月时间。国外对我们派出这么多人的一个团也非常重视，受访各国国家元首都出面接见我们，有的还观看演出。我们的演出，给外国朋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访问归来，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在七国拍的电影纪录片，每个国家一段，合起来整个是一个纪录片，每一段可分别送往不同的国家。当时，我虽是访问团团长，但并不知道纪录片的拍摄计划和情况，也没有审查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报中央审查时，江青在审查过程中发了脾气。因为我是团长，在各国的迎接宴会、各场演出和欢送会上露面的机会比较多，她就说我是大国沙文主义，太突出了，给我扣了个“大帽子”。江青看后送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转给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吴德和丁国钰找我谈话，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据实说明了情况。
吴德也很小心，于是要我以后别见报、别上电视，可照常工作。这以后，因为也得有个交代，还开了一个我的“检讨会”。在有杂技团干部参加的会上，我作了检讨。但这次检讨会有点“四不像”，杂技团的干部反映我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装台卸台，不辞劳苦，各国元首都很高兴，也很重视，这次访问很成功，检讨会成了对我的表扬会。不过这个事情总算交代了。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给我扣的“帽子”才算摘了，能出面工作了。
据我了解，江青给我扣上大国沙文主义的“帽子”，其实是为了打击周总理，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周总理领导下的地方外事干部，是周总理的人。江青把整我的材料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没说什么，直接把材料给了吴德，也没有多问。这个莫须有的事情一转到北京市委，就被巧妙地处理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责任编辑 刘荣刚 刘一丁)
直接领导、参与国共黄河谈判
我早年在北平求学的时候，就对周恩来这个名字有所耳闻，一直到后来我在鲁西北、冀鲁豫坚持抗战时，也是这样。抗战胜利后，为了与国民党淡判黄河堵口的问题，我有幸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日本侵略者沿陇海铁路继续向西进犯。国民党将豫东20万军队调往豫西山地，作战略转移，并且作出扒开黄河南岸大堤，阻挡日军西进南下的部署。6月6日，国民党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堤放水，花园口决口后的黄泛区一度成了军事分界线，决口由最初的30米宽增至1460米宽，黄河决堤波及安徽、河南、江苏3省44个县市，84万多公顷良田被淹没，89万多人无辜丧命，1250万人流离失所，四处逃难，山东人闯关东，河南人走西口，黄泛区人民背井离乡。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决定堵塞花园口决口，引黄河水回归故道。然而经过8年战火的破坏，大部分堤段已是千疮百孔，应该先复堤才能堵口。如果不先复堤就堵口的话，黄河故道防洪大堤的任何一段势必可能成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花园口”。而且，黄河故道上已经有很多劳苦大众在此生息居住，共产党发动群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不先复堤、迁徙故道居民，而急于堵口，其实是想用堵口以示善政并阴谋分割冀鲁豫解放区。
当时我任冀鲁豫第二专署专员，冀鲁豫区党委派赵明甫参议长和我做代表，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我们开始和他们在开封和菏泽先后两次谈判，达成了“开封协议”和“菏泽协议”，协议首先决定先复堤后堵口的原则，对下游故道群众的搬迁、防洪大堤的修复、堵口复堤所需物资的筹备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可国民党政府公然撕毁协议，提出要在大汛之前堵口。白崇禧、胡宗南、刘峙等人也先后打着“视察”、“参观”的旗号督促花园口迅速堵口。宋子文公然否定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汛后堵口方案。
在蒋介石眼中，不顾复堤和迁徙居民，就让黄河流回故道，制造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黄泛区，势必把冀鲁豫解放区分割为南北两片，游击战争受到限制，他们就能“分而歼之”，其作用不亚于40万大军。他们这种“以水代军”的阴谋完全不顾老百姓的安危，撕毁了国共双方签定的协议，我们在报纸上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争取全国各界的声援。
当时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我们到南京后，就去找他，我们汇报情况后，他马上着手直接抓此事，请美国水利专家塔德吃饭咨询情况，还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的代理署长福兰克芮等沟通，排除国民党的阻挠，为故道居民、复堤工程争取物资和器材。
黄河谈判的工作前后持续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我们解放区救济总会办事处设在上海的沪江别墅，我们在那里租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中共办事处在上海也有，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我们隔得不远。周恩来后来常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所以我们接触比较频繁。我们将争取到的救援物资从上海运送至解放区，然后将实际工作中遇见的问题和工作进展不时地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意见和工作安排。记得有一次，我去南京汇报工作，当时天气很热，周恩来和邓大姐就带上我出去兜风，在中山陵一带转了几圈，周恩来事先嘱咐我说：“这是国民党派的车，司机可能是特务，说话要小心”。那一次兜风，我记忆非常深刻。
周恩来非常关心黄河堵口和复堤情况，在谈判间隙，我曾陪他两次去郑州视察渡口，并到开封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一番有力的论争，最终与国民党、联合国救济总署达成协议，对解放区复堤款的支付及救济费做了明确规定。我记得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主任是蒋廷黻。然而，国民党再次公然撕毁协议，大举向冀鲁豫解放区进攻，扫射复堤民工，抢夺复堤物资，破坏复堤工程的建设。面对我们的严正抗议，国民党当局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暗地加快了堵口工程。
黄河大汛一般是每年的6、7、8月，这个时候大水来了，黄河就容易决口。1946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企图在大汛前堵口，将洪水引向对黄河故道，这样对解放区必然造成严重灾难，而且解放区就被水分割了。国民党汛前堵口的阴谋，因大汛把打好的木桩冲毁，汛前堵口阴谋失败了。我在监督堵口情况时，看到汛前堵口失败，马上报告周恩来。我们转而集中力量，争取一些物资、器材、药品和面粉等物品，并取得了胜利。第二年，我们还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再次堵口，组织了复堤整险运动，与之展开了周旋。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周恩来在谈判时的表情。他一般情况下是平心静气、神态自若的，在和国民党官员、联合国救济总署官员谈判时，坚持有理、有据、有节的原则，以理服人。当然他有时候也会朝对方发点脾气，发脾气的原因是国民党某些官员傲慢无礼，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会说：“你们这是什么态度?”对方也就只好收敛了。正是因为周恩来领导的黄河谈判，不仅为解放区赢得了一批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更为我们赢得了准备迎接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宝贵时间。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成功，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重大胜利。紧接着，千里挺进大别山，在鄂豫皖等地全面展开反攻，取得一系列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军”的阴谋。与此同时，解放区复堤整险工程也全面竣工。随后的3年，黄河安然度过了3次大汛，书写了治黄史上的新篇章。
记忆力惊人 犹记当年天津掌故
1948年冬，平津战役胜利在望。按照中央的部署，为接管天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我为接管后的天津市人民法院院长。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们随即投入到接管工作之中。天津市是首先解放的城市，天津市的领导任命都在报纸上登了，周恩来看到了。天津解放后不久，他到天津视察，向天津市委领导问到我在天津工作的情况，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的黄火青通知我，说周恩来同志问起你，你应该去看看他。
一天晚上，天津市委通知我去见周恩来，当时他住在云南路招待所，我们晚上一块吃的饭，他很高兴，问长问短，然后问到天津的情况，我也如实地向他汇报了天津法院的工作。当他听到我们对犯人的改造和方便群众的一些工作时，表示了肯定，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晚饭后，我陪他到云南路、睦南道一带散步，这里曾经是当年天津租界的地方，也曾经是天津有权势人家的住地，都是一些高级别墅、名人住宅。他对这里很熟悉，在散步中不时地指出这里曾经是哪一位名人的住宅，那里曾经是哪一位名人的住宅。
周恩来少年时曾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也是在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还清楚地记得天津的一些 掌故和事情。他惊人的记忆力让我非常敬佩。
对北京外事工作的关怀
1965年，我从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职位上调到外交部，先是到外交学院学习了一年，没想到1966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组织上派我带领工作组到人民外交学会领导运动，搞大鸣大放。一个月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调到北京市委工作，调我去人民大学代替他的工作，先去搞工作组。我当时不太想去，就回天津住了几天，在天津时听广播，刚好听到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于是我回北京后，跟市委领导说，毛主席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我就不去人民大学搞工作组了吧。经市委同意，我就没有去人民大学。
北京市委当时处境困难，造反派占领了市委大楼。这时候我被调进北京市委，做文教组副组长，李立功任组长。当时正常工作不能进行，主要是做工作说服造反派，从中央领导机关或领导人住地把他们领走。我们经常夜里起来去“救火”，造反派包围中央国家机关等地时，就要我们去做造反派的工作，可是当时他们谁听呀，根本没用，反把我们围起来斗争一番。
后来形势逐步稳定后，成立了市革委会，建立了外事小组，丁国钰任组长，我是副组长。从此，我开始接触外事工作，后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工作，即使我做了副市长时还兼管着外事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外事工作，用一句话来概括——非常时期的外事工作。1966年至1976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对各方面工作的干扰破坏都很大。譬如，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不仅放火烧，还进去批斗外交人员，引起很不好的国际影响；还有围攻苏联大使馆。这些事情都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1967年8月22日，得知有人要围攻英国代办处，我们外办的工作人员和卫戍区的同志就在英国代办处的西边墙根设了一个指挥部，不断地用扩音器宣传周总理的“四不”要求，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抢，劝说他们不要冲击代办处。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不听劝阻，冲破卫戍区部队的警戒线，西口有几个学生爬墙进去了，点着了汽油桶，这些人后来还把一些英代办处外交人员拉到别处进行批斗。我们外办的人和卫戍区的同志不能进去，卫戍区的同志把那些想爬进去还在墙上的学生拉了下来。
周总理于8月23日凌晨3时，把外事口造反派和红卫兵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严厉批评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径。事后，毛主席明确指出：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坏人指挥群众搞的。北京市外事组协同北京卫戍区及有关部门及时进行了处理。
北京市委很重视外办的工作，周总理抓得也很紧，虽然是地方外事，但很多工作都是周总理亲自过问的。周总理常常晚上开会布置工作，一看没有我，就问：“怎么王笑一没有来?”于是我就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去开会，大都是关于安排外宾的参观和住宿等工作。
记得有一件事情，1971年至1973年时，由于北京当时没有多少宾馆、饭店，所以接待外宾比较困难，外宾来了安排不下，客人就在客厅里过夜。这使我们非常尴尬，后来大家商量出一个主意，建议接待外宾的翻译、陪同人员都不住饭店，都回家住，腾出房子给外宾住。这件事登载在外事组的《简报》上，周总理看到这个《简报》，亲自批示，请外交部抓紧办理。
我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事。为做好接待工作，周总理亲自开会研究这个工作。
安排尼克松参观的事情，计划安排去参观八达岭长城。我记得那是2月下旬，参观前一天晚上下了大雪，这下麻烦了。那时没有高速公路，只有一条弯弯曲曲、很窄的盘山公路，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周总理一再询问怎么办，是否还能去参观。我们决定先去探探路。我和周荣国副秘书长夜里去八达岭两趟来回检查道路情况，动员公路局用洒水车沿途洒盐水，一直到八达岭。周总理一再打电话，问怎么样，能不能去?毛主席也非常关心。最后总算顺利完成了任务。
在基辛格来华之后、尼克松来华访问之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华进行了访问和考察，他先来到北京，我们不卑不亢、比较礼貌地接待了他，后来我们还陪他参观了上海和杭州等地。在上海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酒会上，上海外办主任给黑格敬了酒，黑格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回敬，以后就降低了接待规格，弄得黑格很紧张，很有压力。周总理认为这件事情干扰和破坏了中央的方针，到杭州后马上“补课”。
“四人帮”扣我帽子 借机打击周总理
1972年，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我们同世界的联系也多了起来。1972年11月，北京杂技团出访亚非七国演出，我被任命为团长。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次派文艺团体出访演出，中央很重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江青也参加了这次接见。
杂技团演出是专机接送，共有100多人，前往伊朗、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突尼斯、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花了3个多月时间。国外对我们派出这么多人的一个团也非常重视，受访各国国家元首都出面接见我们，有的还观看演出。我们的演出，给外国朋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访问归来，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在七国拍的电影纪录片，每个国家一段，合起来整个是一个纪录片，每一段可分别送往不同的国家。当时，我虽是访问团团长，但并不知道纪录片的拍摄计划和情况，也没有审查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报中央审查时，江青在审查过程中发了脾气。因为我是团长，在各国的迎接宴会、各场演出和欢送会上露面的机会比较多，她就说我是大国沙文主义，太突出了，给我扣了个“大帽子”。江青看后送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转给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吴德和丁国钰找我谈话，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据实说明了情况。
吴德也很小心，于是要我以后别见报、别上电视，可照常工作。这以后，因为也得有个交代，还开了一个我的“检讨会”。在有杂技团干部参加的会上，我作了检讨。但这次检讨会有点“四不像”，杂技团的干部反映我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装台卸台，不辞劳苦，各国元首都很高兴，也很重视，这次访问很成功，检讨会成了对我的表扬会。不过这个事情总算交代了。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给我扣的“帽子”才算摘了，能出面工作了。
据我了解，江青给我扣上大国沙文主义的“帽子”，其实是为了打击周总理，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周总理领导下的地方外事干部，是周总理的人。江青把整我的材料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没说什么，直接把材料给了吴德，也没有多问。这个莫须有的事情一转到北京市委，就被巧妙地处理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责任编辑 刘荣刚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