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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家附近有片小花园，有花草，有树木，还有雕梁画栋的仿古小亭子。每天傍晚，只要没有雨雪，花园里常会出现一位老人，他不去亭子里坐，只是拄着拐杖，佝偻着瘦弱的腰身，绕着公园里的甬道，一圈又一圈地蹒跚。有时，他的女儿或保姆也会陪出来，但只是站在亭子旁跟人们说笑，却很少携扶着他一块行走。
老人我是认识的，我和他女儿林慧曾是念初中时的同学，还同过桌。有一天，我走进花园，看林老伯嘟嘟哝哝地又在绕圈子，便想凑上去陪他说说话，林慧从亭子里闪出来，向我摆手，对我悄声说，别打扰他，老爷子说散步时脑子最好使，他正构思写点什么呢，连我陪走都不让。我问，是不是要写回忆录？林慧摇头说，可能不是。我听他嘟哝的意思，好像是要写诗歌。我吃了一惊，说这么大岁数写诗歌，可罕见。林慧说，管他是写诗歌还是顺口溜呢，只要他高兴。我说，也是，一边活动腿脚，一边活跃脑筋，两不误。
初中毕业后，林慧去了工厂，参加高考读过大学后，又当了中学老师。记得读书时就听她说过，林老伯当年是扛过枪跨过江的，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共和国的功臣。以前只知老伯离休前一直在一家不小的工厂里当领导，没想到了暮年，又想搞创作，这种生命的激情，着实让人钦敬啊！
我万没料到，有一天，林老伯会让女儿陪着，找到我家里来。林慧说，我爸听说我的老同学是作家，非让我陪来拜访你。林老伯立刻从尼龙绸的袋子里拿出一叠稿纸，大声嚷着说，我老头子试着写了点东西，求你帮我看看，改改，行吧？林慧忙指耳朵向我示意，那意思我明白，老人耳聋，以为别人也听不见。
叙谈了一会，二人离去，我急急打开稿子，复印的，总题目叫《新少年三字经》，子题目也有二十多个，仿着古时《三字经》的写法，爱国旗，爱劳动，爱父母，爱粮食，每章二三十句。平心而论，若按我们写作人的要求，立意虽都不错，却平平，遣词用字也不甚准确，有些地方因拘于三字的限制，还文不达意，没押上韵脚。但这出自八旬老翁之笔呀，共和国功臣对祖国花朵的殷切希望，岂能用庸常的文学水准去衡量呢？老人写这些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想在这喧嚣的世界里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
我想了想，便给报社的一个编辑朋友打去电话，说了自己的想法，还给他读了其中的两节。编辑朋友果然很兴奋，说社会意义肯定远超文学价值，拜托作家帮选出五六节，修润后抓紧给我发来，同时再发来老人的简介和照片，我争取在六一专版加编者按隆重推出。
二
照片是林慧选的，简介是我帮整理出来的。六一节那天的傍晚，我带着专程去报社取来的报纸和稿酬等在花园里。其实，此前林慧已将报纸带回家，但见了那二百元钱，林老伯仍是很激动，颤微微地接钱在手，又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还大声说，我接着写，写一百首。
老伯的心情我理解，稿酬和工资虽说都是票子，但在写作者眼里，绝不是同等的分量。记得我收到第一张稿酬时，曾故意将汇款单压在办公桌的玻璃版下，恨不得所有的领导和同事都过来看一看问一问，直到过期的头一天才奔了邮局。我小声逗林慧，叫老爷子请客。林慧抿嘴一笑，说一分钱也休想。
年底的时候，林老伯由保姆扶着，踏雪再次来到我家。我问林慧在忙什么？保姆小声说，林姐不肯来。老伯看明白了我和保姆对话的意思，很生气地大声说，她愿来不来，没她这臭鸡子儿，我照样做槽子糕！说着，便又展开了他的文稿，是更厚的一叠，说，请作家再帮我改改，劳你的笔，再给我写篇序，行吧？我吃了一惊，写序？这种稿子，发表一次是社会意义，再连篇累牍，可就强编辑朋友所难啦。
我把嘴巴凑到他耳根，大声问，你老人家是不是要出书呀？那可得由出版社审定。老伯摆手说，不用出版社，也不用花印刷费。我有个战友的儿子，在印刷厂当厂长，他说你给写篇序，他免费给我印，也不多印，就五千本。
我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再问，印这么多可怎么处理呀？老伯又说，这我也安排好了，当年厂里没少往学校派工宣队，那些人跟学校里还有联系，人托人，都答应下来了，卖给小学生，两块一本，不贵卖，也就少吃一根雪糕。
林慧不肯出面，就是个态度。而那个未曾谋面的印刷厂厂长则是耍两面派，他料定我不会为这样的文稿作序，才故意把球踢到我的脚下。但老同学越是这样，我越不好拂了老人的面子。两面派的厂长越狡诈，我也越要把这个难处理的球踢回去。我将文稿仔细修改一番，再依着林慧曾给我的讲述，写老伯的革命生涯，写老伯暮年执笔的深远意义，尽量回避开文稿的文学价值。眼下，许多业余作者自费出书，作家们碍不过情面，都是这样为他们作序。
那本薄薄的小书我见到了，是春节前保姆特意送到家里来的。我问，书都取回来了吗？保姆说，几家学校从印刷厂直接取走了，我也就拿回家二十本，老伯说，书里有你的心血，特意让我送来一本。我再问，书款都到位了吗？保姆说，到了，一万来元呢，是几个学校分别派人送来的。我又问，听说离休干部的退休金一月好几千元，看病吃药国家又全包，林老伯的老伴又不在了，老爷子是不是还要让儿女们啃去点呀？保姆撇嘴一笑，说，谁啃得去呀？逢年过节的，儿女们的孝敬要是不到位，他还生气呢。每月工资一到，他就让我扶着去银行，只取出两千元，一千付我工钱，另一千是我们两人一月的伙食。剩下的都办成零存整取，谁也动不得。虽说储蓄折的密码我知道，可那折子却揣在他怀里。他内裤上有个口袋，有拉锁，他还要用上别针，小心着呢。我叹道，这年月，两人一月伙食费才一千，够吗？保姆说，老爷子说不少，还说比前些年强多了。有时他要我扶他一块去菜市场，他亲自选菜，鱼肉要买处理的，青菜要买论堆儿的，就连家里用的电灯泡，也只许用15度的呢。
看我听得发怔，保姆又神秘地低声说，要不是他闺女心疼老爷子，每月再偷偷塞给我几百元伙食钱，我早辞了，这个老爷子可太难侍候了。这个话大哥知道就行了，可千万别问慧姐呀。临告别，她对我说，老伯还在家写呢，一天要坐在桌前写几个钟头，坐得腰疼了就让我给他捶。这回说要写千字文，也写一百篇，还用你的这篇序，还说再出书，就能厚一点了，价钱上也能卖得高一点。我说，请转告老伯，慢慢写，别着急，千万别累着，慢功才能出细活呢。 三
我虽是这样说，心里却好是惊怵不安。没有出版社的书号和准印单，那是非法印刷；让学校摊派给学生，莫论贵贱，也是严重违规。头一番印了卖了，没人追查，那算侥幸，若再印再卖，谁敢保证雷阵雨里没雹子呀？砸你个颗粒无收也是正常。
我真后悔与印刷厂厂长一时斗气，写了那篇序。真要因此毁了林老伯的一世英名，罪过大啦！老人家年事已高，不知不懂眼下国家法规，有情可原，可我成天在这潭水里扑腾，还能装憨作傻吗？转而又想，这老爷子也真是，后顾无忧，儿女孝顺，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也就算了，克勤克俭，传统美德嘛，可再这般一门心思地敛聚钱财，可真就学了洋人的葛朗台，叫人难以理解了。
我第一次走进林老伯的家，竟是去祭奠。老伯仙逝，终年八十六岁。那个家，面积和格局都与我家相似，只是家具太过陈旧，足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床前的写字桌上，放着老伯没有完成的文稿，果然都是千字文，已完成了50多篇。林慧说，有两篇，是老爸再坐不起来时，躺上床上口述，让她一句一句记下来的。
稿纸上压着一支老式钢笔，我拿起看了看，竟是美国产的派克。林慧告诉我，这是朝鲜战场上的战利品，是我爸爸亲手缴获的。那次战斗我爸伤得很重，躺在床上，手脚都不能动，志愿军师长亲手将军功章别在他胸前，又将这支钢笔放在他枕边。
安放林老伯骨灰那天，秋风萧瑟。墓地上，突然来了三个人，一位律师，两位公证员。律师站在墓碑前，当众宣读林老伯的遗嘱，说逝后捐出一百万元，用于在山村建一座养老院，但不可用他或子女的名字命名。若积蓄不足，就变卖房产，再加丧葬费。遗嘱中还特别强调，那支派克钢笔，赠与林慧的作家老同学，是感谢，也是希望。“擒美佬，在战场。送派克，作家郎。致谢意，寄希望，扬正气，莫彷徨。”这肯定是林老伯的原话，而且特意用了三字经语式。三个子女站在墓碑前当即表态，执行遗嘱，不折不扣，敬请老父亲安息。
走出墓地的路上，我问林慧，老伯的遗嘱，事先你知道吗？林慧说，只听保姆私下告诉过她，老父用电话把律师和公证人员请到家里，是关上门签署的文件，具体内容，连保姆都不知道。林慧还告诉我，老人已去，有些事我才敢告诉你。那本书，其实只印了二十本，所谓几个学校送到家里的书款，是我个人拿钱请人送去的。
我握着那支派克笔，久久说不出话。老人家的希望是什么，苍天大地都知道，还需我赘言吗？
责编/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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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附近有片小花园，有花草，有树木，还有雕梁画栋的仿古小亭子。每天傍晚，只要没有雨雪，花园里常会出现一位老人，他不去亭子里坐，只是拄着拐杖，佝偻着瘦弱的腰身，绕着公园里的甬道，一圈又一圈地蹒跚。有时，他的女儿或保姆也会陪出来，但只是站在亭子旁跟人们说笑，却很少携扶着他一块行走。
老人我是认识的，我和他女儿林慧曾是念初中时的同学，还同过桌。有一天，我走进花园，看林老伯嘟嘟哝哝地又在绕圈子，便想凑上去陪他说说话，林慧从亭子里闪出来，向我摆手，对我悄声说，别打扰他，老爷子说散步时脑子最好使，他正构思写点什么呢，连我陪走都不让。我问，是不是要写回忆录？林慧摇头说，可能不是。我听他嘟哝的意思，好像是要写诗歌。我吃了一惊，说这么大岁数写诗歌，可罕见。林慧说，管他是写诗歌还是顺口溜呢，只要他高兴。我说，也是，一边活动腿脚，一边活跃脑筋，两不误。
初中毕业后，林慧去了工厂，参加高考读过大学后，又当了中学老师。记得读书时就听她说过，林老伯当年是扛过枪跨过江的，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共和国的功臣。以前只知老伯离休前一直在一家不小的工厂里当领导，没想到了暮年，又想搞创作，这种生命的激情，着实让人钦敬啊！
我万没料到，有一天，林老伯会让女儿陪着，找到我家里来。林慧说，我爸听说我的老同学是作家，非让我陪来拜访你。林老伯立刻从尼龙绸的袋子里拿出一叠稿纸，大声嚷着说，我老头子试着写了点东西，求你帮我看看，改改，行吧？林慧忙指耳朵向我示意，那意思我明白，老人耳聋，以为别人也听不见。
叙谈了一会，二人离去，我急急打开稿子，复印的，总题目叫《新少年三字经》，子题目也有二十多个，仿着古时《三字经》的写法，爱国旗，爱劳动，爱父母，爱粮食，每章二三十句。平心而论，若按我们写作人的要求，立意虽都不错，却平平，遣词用字也不甚准确，有些地方因拘于三字的限制，还文不达意，没押上韵脚。但这出自八旬老翁之笔呀，共和国功臣对祖国花朵的殷切希望，岂能用庸常的文学水准去衡量呢？老人写这些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想在这喧嚣的世界里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
我想了想，便给报社的一个编辑朋友打去电话，说了自己的想法，还给他读了其中的两节。编辑朋友果然很兴奋，说社会意义肯定远超文学价值，拜托作家帮选出五六节，修润后抓紧给我发来，同时再发来老人的简介和照片，我争取在六一专版加编者按隆重推出。
二
照片是林慧选的，简介是我帮整理出来的。六一节那天的傍晚，我带着专程去报社取来的报纸和稿酬等在花园里。其实，此前林慧已将报纸带回家，但见了那二百元钱，林老伯仍是很激动，颤微微地接钱在手，又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还大声说，我接着写，写一百首。
老伯的心情我理解，稿酬和工资虽说都是票子，但在写作者眼里，绝不是同等的分量。记得我收到第一张稿酬时，曾故意将汇款单压在办公桌的玻璃版下，恨不得所有的领导和同事都过来看一看问一问，直到过期的头一天才奔了邮局。我小声逗林慧，叫老爷子请客。林慧抿嘴一笑，说一分钱也休想。
年底的时候，林老伯由保姆扶着，踏雪再次来到我家。我问林慧在忙什么？保姆小声说，林姐不肯来。老伯看明白了我和保姆对话的意思，很生气地大声说，她愿来不来，没她这臭鸡子儿，我照样做槽子糕！说着，便又展开了他的文稿，是更厚的一叠，说，请作家再帮我改改，劳你的笔，再给我写篇序，行吧？我吃了一惊，写序？这种稿子，发表一次是社会意义，再连篇累牍，可就强编辑朋友所难啦。
我把嘴巴凑到他耳根，大声问，你老人家是不是要出书呀？那可得由出版社审定。老伯摆手说，不用出版社，也不用花印刷费。我有个战友的儿子，在印刷厂当厂长，他说你给写篇序，他免费给我印，也不多印，就五千本。
我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再问，印这么多可怎么处理呀？老伯又说，这我也安排好了，当年厂里没少往学校派工宣队，那些人跟学校里还有联系，人托人，都答应下来了，卖给小学生，两块一本，不贵卖，也就少吃一根雪糕。
林慧不肯出面，就是个态度。而那个未曾谋面的印刷厂厂长则是耍两面派，他料定我不会为这样的文稿作序，才故意把球踢到我的脚下。但老同学越是这样，我越不好拂了老人的面子。两面派的厂长越狡诈，我也越要把这个难处理的球踢回去。我将文稿仔细修改一番，再依着林慧曾给我的讲述，写老伯的革命生涯，写老伯暮年执笔的深远意义，尽量回避开文稿的文学价值。眼下，许多业余作者自费出书，作家们碍不过情面，都是这样为他们作序。
那本薄薄的小书我见到了，是春节前保姆特意送到家里来的。我问，书都取回来了吗？保姆说，几家学校从印刷厂直接取走了，我也就拿回家二十本，老伯说，书里有你的心血，特意让我送来一本。我再问，书款都到位了吗？保姆说，到了，一万来元呢，是几个学校分别派人送来的。我又问，听说离休干部的退休金一月好几千元，看病吃药国家又全包，林老伯的老伴又不在了，老爷子是不是还要让儿女们啃去点呀？保姆撇嘴一笑，说，谁啃得去呀？逢年过节的，儿女们的孝敬要是不到位，他还生气呢。每月工资一到，他就让我扶着去银行，只取出两千元，一千付我工钱，另一千是我们两人一月的伙食。剩下的都办成零存整取，谁也动不得。虽说储蓄折的密码我知道，可那折子却揣在他怀里。他内裤上有个口袋，有拉锁，他还要用上别针，小心着呢。我叹道，这年月，两人一月伙食费才一千，够吗？保姆说，老爷子说不少，还说比前些年强多了。有时他要我扶他一块去菜市场，他亲自选菜，鱼肉要买处理的，青菜要买论堆儿的，就连家里用的电灯泡，也只许用15度的呢。
看我听得发怔，保姆又神秘地低声说，要不是他闺女心疼老爷子，每月再偷偷塞给我几百元伙食钱，我早辞了，这个老爷子可太难侍候了。这个话大哥知道就行了，可千万别问慧姐呀。临告别，她对我说，老伯还在家写呢，一天要坐在桌前写几个钟头，坐得腰疼了就让我给他捶。这回说要写千字文，也写一百篇，还用你的这篇序，还说再出书，就能厚一点了，价钱上也能卖得高一点。我说，请转告老伯，慢慢写，别着急，千万别累着，慢功才能出细活呢。 三
我虽是这样说，心里却好是惊怵不安。没有出版社的书号和准印单，那是非法印刷；让学校摊派给学生，莫论贵贱，也是严重违规。头一番印了卖了，没人追查，那算侥幸，若再印再卖，谁敢保证雷阵雨里没雹子呀？砸你个颗粒无收也是正常。
我真后悔与印刷厂厂长一时斗气，写了那篇序。真要因此毁了林老伯的一世英名，罪过大啦！老人家年事已高，不知不懂眼下国家法规，有情可原，可我成天在这潭水里扑腾，还能装憨作傻吗？转而又想，这老爷子也真是，后顾无忧，儿女孝顺，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也就算了，克勤克俭，传统美德嘛，可再这般一门心思地敛聚钱财，可真就学了洋人的葛朗台，叫人难以理解了。
我第一次走进林老伯的家，竟是去祭奠。老伯仙逝，终年八十六岁。那个家，面积和格局都与我家相似，只是家具太过陈旧，足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床前的写字桌上，放着老伯没有完成的文稿，果然都是千字文，已完成了50多篇。林慧说，有两篇，是老爸再坐不起来时，躺上床上口述，让她一句一句记下来的。
稿纸上压着一支老式钢笔，我拿起看了看，竟是美国产的派克。林慧告诉我，这是朝鲜战场上的战利品，是我爸爸亲手缴获的。那次战斗我爸伤得很重，躺在床上，手脚都不能动，志愿军师长亲手将军功章别在他胸前，又将这支钢笔放在他枕边。
安放林老伯骨灰那天，秋风萧瑟。墓地上，突然来了三个人，一位律师，两位公证员。律师站在墓碑前，当众宣读林老伯的遗嘱，说逝后捐出一百万元，用于在山村建一座养老院，但不可用他或子女的名字命名。若积蓄不足，就变卖房产，再加丧葬费。遗嘱中还特别强调，那支派克钢笔，赠与林慧的作家老同学，是感谢，也是希望。“擒美佬，在战场。送派克，作家郎。致谢意，寄希望，扬正气，莫彷徨。”这肯定是林老伯的原话，而且特意用了三字经语式。三个子女站在墓碑前当即表态，执行遗嘱，不折不扣，敬请老父亲安息。
走出墓地的路上，我问林慧，老伯的遗嘱，事先你知道吗？林慧说，只听保姆私下告诉过她，老父用电话把律师和公证人员请到家里，是关上门签署的文件，具体内容，连保姆都不知道。林慧还告诉我，老人已去，有些事我才敢告诉你。那本书，其实只印了二十本，所谓几个学校送到家里的书款，是我个人拿钱请人送去的。
我握着那支派克笔，久久说不出话。老人家的希望是什么，苍天大地都知道，还需我赘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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