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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下午3点多，易亚东推着辆自己组装的宝马自行车，越过熙熙攘攘的青塔西路，走进了一条小巷子。更确切地说那是两栋楼房之间的夹道，地上不时地出现一两块突出的石头，或是几个水洼。
青塔村是北京四环附近少有的未被“开发”的地区。但村民建房已是寸土必争，各个房子之间往往只留一条小道或是窄窄的间隙，以示分界。
“这里比较乱，小偷挺多的，还有打架的。”易亚东说，“不过这里的房租便宜。很多在附近打工的都住在这里。”
两三个拐弯之后，易亚东终于回到了他租住的房间，门上草草的107房号似乎是用毛笔蘸着油漆写就的。易亚东拉开窗，出现的是一堵墙，从间隙中射入的阳光很快被屋内的灯光盖过了。
《蚁族》的作者廉思把像易亚东这样来大城市工作的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称为城市“新移民”。他们往往居住在地下室、平房或隔断间，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服务行业工作。
在出租屋里坐下不久，他熟练地掏出一包烟，抽上一支。在烟雾里，易亚东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尽管他几次都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
易亚东出生于1990年，老家在河南信阳固城。初中的时候，易亚东老打架，因为他初中时“个子高”，朋友有事都来找他。后来，就干脆不去读书了。当时他想跟在杭州跑运输的爸爸学车，但他爸觉得“跑车累”，“没前途”，一直没答应他。后来，他妈给了两百块钱让他直接去杭州找他爸。
“当时我妈和我爸关系不是很好，后来是我姥姥告诉我他们离婚了。”提到这事，易亚东愣了一会，随即将话题转到他的职业上了。
当时16岁的易亚东想从事的职业是厨师、汽车修理工或者司机。但是这三个职业都被家里人否决了，因为“油烟重”、脏、累。
直到有一天经过一家理发店，易亚东动了心，便跑去老爸那说要学理发。经过亲戚朋友介绍，易亚东进了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学了半年觉得可以“出师”了，便辞职了。
然而，几次面试碰壁下来，易亚东才知道自己的技术“还是不行”，又进了一家大店当助理，除了洗洗头还时常跑到烫染区给师傅们帮忙。即使这样也没师傅教，都是“看着学”。
除了这个，易亚东还两次跑到上海的富康美发培训学校学发型。几叠复印的学习材料到现在还堆在他的桌上，他还从桌上找出一本16开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上课的笔记。
后来易亚东的姐姐叫他来北京发展，他二话不说就到了北京，打个电话给杭州的同事退了房，将电磁炉、被褥等等全卖了。说起为什么不用快递，易亚东不好意思地笑了：“当时不知道还有快递这回事。”
但是在北京几年，易亚东没攒下钱，他到现在换了三家店。虽然从发型师成了总监，但理发这行业需要积累，有老顾客才挣得到钱。他到现在每个月工资不过三四千，“不够花”。
“理发这行也是青春饭，如果不能自己开店或成店里的王牌，靠工资，老了怎么办？”但是易亚东也没办法，因为理发行业都没劳动合同，没保险。他说自己还是喜欢开车，“只要老爸一个电话”，他就立马转行去开车。
尽管出租房里没有暖气，但将近十五平的房间里，电磁炉、鞋架、衣架“齐全”，一月五百的租金也“还能承受”。
对另一名城市“新移民”李艳南来说，五百元的租金太高了。她之前住在鲁谷的地下室，也是五百一个月，但是现在搬到了天通苑。
李艳南算了一笔账：“地下室一个月租金五百，网费要五十，用洗衣机洗衣服要刷卡，洗澡也要刷卡，还要交水费，算下来，一个月要七八百。而天通苑只要三百五，包水电、网费。”
但她租的仅仅是床位，一个四人宿舍大小的房间里挤了八个床位，床位间只容一个人通过。此外只有一张小桌子，杂乱地摆放了一些小东西。
李艳南所在的小区里下了楼就是超市，超市再走几步就是5号线天通苑地铁口。出口两边摆满了卖食物的小摊位，间或摆了几个卖袜子、卖小物件的地摊。
李艳南找到的新工作——百度客服员的上班时间是8点半。每天早上最迟7点，李艳南就得从住处出发，才能挤上地铁，不至于迟到。还有一个麻烦是早高峰开始后，地铁站会限流，到那时会更难挤。
到了吃饭时间，露天的冷面摊坐满了附近的上班族。为了重复利用碗碟，摊主一般在碗上先套一只塑料袋，再放入冷面。吃完拿掉塑料袋，又马上用这碗上了另一桌。包子铺、面条摊都是如此。
1993年出生的河南人杨绍磊最羡慕就是李艳南这样的生活。坐办公室，不用当心城管、不用担心被老板赶走，还有固定的休息日。
杨绍磊的烧烤摊在石景山区鲁谷公交场旁的十字路口处，冬天就拉几块塑料布、搭了个棚子围住烤架，因为“风大”。
杨绍磊和易亚东一样，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闯荡。刚开始什么都干过，装修、修车、歌厅。比起这些，烧烤“算轻松”的。
每天8点杨绍磊起来下货，下完货就开始串烧烤材料。4点从看丹桥出发，骑40多分钟才到鲁谷的烧烤摊。每天烧烤摊的收入得给旁边的店30%，剩下的钱只能租看丹桥这种地方的平房。
白天还算轻松，烧烤摊晚上得摆到2点，到了冬天，又冷生意又不好。杨绍磊最怀念的是夏天，“一个月能挣个八九千”。
让杨绍磊“自豪”的是石景山这片的烧烤摊基本上是他老乡开的。本来他自己也有个摊，但是“不赚钱”。挣的钱干了点别的就亏进去了，现在的摊位是杨绍磊叔叔的。
杨绍磊说，最近城管“管得严”，白天他们看到烧烤摊，直接把架子撬下来就拉走，好多老乡都因此回家了。还好杨绍磊在这边开的时间长，旁边又靠了个店。城管过来点个烤串什么的，也不跟他们要钱。
杨绍磊并不羡慕城里的生活。“外面（城市里）连上下楼的都不认识，像我婶婶说的，打麻将都找不到人。老家才是根，不能忘本。”
河南周口的王东领却不想回老家。王东领是个“80后”，在2002年的时候就到了北京，去年刚在燕郊买了房。
王东领是中专毕业，是他们村里第一个干销售的。“老家人觉得干销售不踏实，去工地干才实在。”王冬领认为自己的观念比普通农民工超前，他现在是西单大悦城一家索尼手机专卖店的负责人。
从燕郊到西单，晚上不堵只要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但是王东领每天要6点多起来等车，一来是公交车“没个谱”，有时候一辆不来，有时候来三四辆；二来早上上班基本都堵，半小时的路到了早晚高峰就得两小时，运气差点要四五个小时。用王东领的话来说，他“一半的青春都花在路上了”。
有时候王东领也会打车回家，不过收费都不低。这段路上还有两个高速收费站，一趟下来要15块钱，再算上油钱，即使是私家车主，也往往在上班路上带上一两个人，一个人收十五。出租车师傅说：“其实通州那个收费站早就到期了，早该取消了！”
王东领的孩子今年6岁了，明年他打算从老家把孩子接过来读书。但王东领现在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6千左右，每个月1700的房贷，1800元左右的日常花销，这还只是在不买衣服、不聚会的情况下。
“以前北京的房子四五千一平，还不限购。当时我就想买，但家里人死活不肯。”王东领说起这事时脸色一下激动起来。在老家人眼里，房子买在外面，“看不到”。
老家人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但作为家里的老大，王东领还是花了30万给家里新建了房子。
可他并不后悔。只是每年过节回去，他仍有点“不适应”。“我们那边有玩牌的风气，别人来请，也不好意思不去。但去呢，你一年的工资就没了。”临近年关，王东领不禁发愁起来。
蚁族、北漂、新生代农民工常常被用来指代这群从外地流入大城市工作的外来青年。但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称谓，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观念上，他们都已经“城市化”了。他们用的是iphone和小米，玩的是使命召唤和英雄联盟，也时常泡论坛、看新闻。
唯一阻碍他们融入这座城市的是微薄收入和买不起的房子。面对高消费的城市生活和相对的低收入，他们不得不压缩支出，而不断飞涨的房价使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在城市扎根。他们仍像候鸟一样在城乡间迁徙。城市“新移民”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称谓，很难看清他们会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断涌入城市，还是像涨潮过后不得不退回大海。
青塔村是北京四环附近少有的未被“开发”的地区。但村民建房已是寸土必争，各个房子之间往往只留一条小道或是窄窄的间隙，以示分界。
“这里比较乱，小偷挺多的，还有打架的。”易亚东说，“不过这里的房租便宜。很多在附近打工的都住在这里。”
两三个拐弯之后，易亚东终于回到了他租住的房间，门上草草的107房号似乎是用毛笔蘸着油漆写就的。易亚东拉开窗，出现的是一堵墙，从间隙中射入的阳光很快被屋内的灯光盖过了。
《蚁族》的作者廉思把像易亚东这样来大城市工作的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称为城市“新移民”。他们往往居住在地下室、平房或隔断间，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服务行业工作。
在出租屋里坐下不久，他熟练地掏出一包烟，抽上一支。在烟雾里，易亚东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尽管他几次都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
易亚东出生于1990年，老家在河南信阳固城。初中的时候，易亚东老打架，因为他初中时“个子高”，朋友有事都来找他。后来，就干脆不去读书了。当时他想跟在杭州跑运输的爸爸学车，但他爸觉得“跑车累”，“没前途”，一直没答应他。后来，他妈给了两百块钱让他直接去杭州找他爸。
“当时我妈和我爸关系不是很好，后来是我姥姥告诉我他们离婚了。”提到这事，易亚东愣了一会，随即将话题转到他的职业上了。
当时16岁的易亚东想从事的职业是厨师、汽车修理工或者司机。但是这三个职业都被家里人否决了，因为“油烟重”、脏、累。
直到有一天经过一家理发店，易亚东动了心，便跑去老爸那说要学理发。经过亲戚朋友介绍，易亚东进了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学了半年觉得可以“出师”了，便辞职了。
然而，几次面试碰壁下来，易亚东才知道自己的技术“还是不行”，又进了一家大店当助理，除了洗洗头还时常跑到烫染区给师傅们帮忙。即使这样也没师傅教，都是“看着学”。
除了这个，易亚东还两次跑到上海的富康美发培训学校学发型。几叠复印的学习材料到现在还堆在他的桌上，他还从桌上找出一本16开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上课的笔记。
后来易亚东的姐姐叫他来北京发展，他二话不说就到了北京，打个电话给杭州的同事退了房，将电磁炉、被褥等等全卖了。说起为什么不用快递，易亚东不好意思地笑了：“当时不知道还有快递这回事。”
但是在北京几年，易亚东没攒下钱，他到现在换了三家店。虽然从发型师成了总监，但理发这行业需要积累，有老顾客才挣得到钱。他到现在每个月工资不过三四千，“不够花”。
“理发这行也是青春饭，如果不能自己开店或成店里的王牌，靠工资，老了怎么办？”但是易亚东也没办法，因为理发行业都没劳动合同，没保险。他说自己还是喜欢开车，“只要老爸一个电话”，他就立马转行去开车。
尽管出租房里没有暖气，但将近十五平的房间里，电磁炉、鞋架、衣架“齐全”，一月五百的租金也“还能承受”。
对另一名城市“新移民”李艳南来说，五百元的租金太高了。她之前住在鲁谷的地下室，也是五百一个月，但是现在搬到了天通苑。
李艳南算了一笔账：“地下室一个月租金五百，网费要五十，用洗衣机洗衣服要刷卡，洗澡也要刷卡，还要交水费，算下来，一个月要七八百。而天通苑只要三百五，包水电、网费。”
但她租的仅仅是床位，一个四人宿舍大小的房间里挤了八个床位，床位间只容一个人通过。此外只有一张小桌子，杂乱地摆放了一些小东西。
李艳南所在的小区里下了楼就是超市，超市再走几步就是5号线天通苑地铁口。出口两边摆满了卖食物的小摊位，间或摆了几个卖袜子、卖小物件的地摊。
李艳南找到的新工作——百度客服员的上班时间是8点半。每天早上最迟7点，李艳南就得从住处出发，才能挤上地铁，不至于迟到。还有一个麻烦是早高峰开始后，地铁站会限流，到那时会更难挤。
到了吃饭时间，露天的冷面摊坐满了附近的上班族。为了重复利用碗碟，摊主一般在碗上先套一只塑料袋，再放入冷面。吃完拿掉塑料袋，又马上用这碗上了另一桌。包子铺、面条摊都是如此。
1993年出生的河南人杨绍磊最羡慕就是李艳南这样的生活。坐办公室，不用当心城管、不用担心被老板赶走，还有固定的休息日。
杨绍磊的烧烤摊在石景山区鲁谷公交场旁的十字路口处，冬天就拉几块塑料布、搭了个棚子围住烤架，因为“风大”。
杨绍磊和易亚东一样，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闯荡。刚开始什么都干过，装修、修车、歌厅。比起这些，烧烤“算轻松”的。
每天8点杨绍磊起来下货，下完货就开始串烧烤材料。4点从看丹桥出发，骑40多分钟才到鲁谷的烧烤摊。每天烧烤摊的收入得给旁边的店30%，剩下的钱只能租看丹桥这种地方的平房。
白天还算轻松，烧烤摊晚上得摆到2点，到了冬天，又冷生意又不好。杨绍磊最怀念的是夏天，“一个月能挣个八九千”。
让杨绍磊“自豪”的是石景山这片的烧烤摊基本上是他老乡开的。本来他自己也有个摊，但是“不赚钱”。挣的钱干了点别的就亏进去了，现在的摊位是杨绍磊叔叔的。
杨绍磊说，最近城管“管得严”，白天他们看到烧烤摊，直接把架子撬下来就拉走，好多老乡都因此回家了。还好杨绍磊在这边开的时间长，旁边又靠了个店。城管过来点个烤串什么的，也不跟他们要钱。
杨绍磊并不羡慕城里的生活。“外面（城市里）连上下楼的都不认识，像我婶婶说的，打麻将都找不到人。老家才是根，不能忘本。”
河南周口的王东领却不想回老家。王东领是个“80后”，在2002年的时候就到了北京，去年刚在燕郊买了房。
王东领是中专毕业，是他们村里第一个干销售的。“老家人觉得干销售不踏实，去工地干才实在。”王冬领认为自己的观念比普通农民工超前，他现在是西单大悦城一家索尼手机专卖店的负责人。
从燕郊到西单，晚上不堵只要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但是王东领每天要6点多起来等车，一来是公交车“没个谱”，有时候一辆不来，有时候来三四辆；二来早上上班基本都堵，半小时的路到了早晚高峰就得两小时，运气差点要四五个小时。用王东领的话来说，他“一半的青春都花在路上了”。
有时候王东领也会打车回家，不过收费都不低。这段路上还有两个高速收费站，一趟下来要15块钱，再算上油钱，即使是私家车主，也往往在上班路上带上一两个人，一个人收十五。出租车师傅说：“其实通州那个收费站早就到期了，早该取消了！”
王东领的孩子今年6岁了，明年他打算从老家把孩子接过来读书。但王东领现在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6千左右，每个月1700的房贷，1800元左右的日常花销，这还只是在不买衣服、不聚会的情况下。
“以前北京的房子四五千一平，还不限购。当时我就想买，但家里人死活不肯。”王东领说起这事时脸色一下激动起来。在老家人眼里，房子买在外面，“看不到”。
老家人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但作为家里的老大，王东领还是花了30万给家里新建了房子。
可他并不后悔。只是每年过节回去，他仍有点“不适应”。“我们那边有玩牌的风气，别人来请，也不好意思不去。但去呢，你一年的工资就没了。”临近年关，王东领不禁发愁起来。
蚁族、北漂、新生代农民工常常被用来指代这群从外地流入大城市工作的外来青年。但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称谓，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观念上，他们都已经“城市化”了。他们用的是iphone和小米，玩的是使命召唤和英雄联盟，也时常泡论坛、看新闻。
唯一阻碍他们融入这座城市的是微薄收入和买不起的房子。面对高消费的城市生活和相对的低收入，他们不得不压缩支出，而不断飞涨的房价使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在城市扎根。他们仍像候鸟一样在城乡间迁徙。城市“新移民”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称谓，很难看清他们会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断涌入城市，还是像涨潮过后不得不退回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