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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并非悼念孙仲旭先生，尽管他作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翻译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九八四》、《动物农庄》、《恋爱中的骗子》等30多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理应得到我们缅怀。其中我对他推荐并翻译的耶茨最为喜爱，他在离世前，曾反复阅读自己翻译过的这位灰色作家，在一篇介绍文章里，他引用了耶茨的一句话：有人问耶茨为什么写了那么多悲伤而孤独的角色，耶茨回答道：“也许是因为悲伤而孤独的人比快乐的人更有意思。孤独并非仅仅意味着形单影只，我觉得那意味着被隔离在世界主流之外的感觉。”
酒杯与块垒
孙仲旭辞世的消息引爆微博和朋友圈，刚开始是几个图书编辑、记者，紧接着一些读过他作译的作家，再然后是普通读者，既而又点燃了一些有文艺气质的大V、公共账号，到8月30日0点，这个消息被新浪“头条新闻”发布，#孙仲旭辞世#成为30日当天的热门话题。一个翻译家的辞世所引发的巨大反响让人出乎意料。
我关注了一下对于孙仲旭辞世的讨论，首先关于他翻译的作品，除了极少数能对他的翻译质量进行评价以外，剩下的都集中在：他翻译过什么？所列出的书目多是文学青年的精神食粮，这一方面说明他对所选择翻译作品品质的注重，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作品已经成为文学青年的必读书目。其次，集中在一个翻译家的现实处境上，作为中国青年一代的优秀翻译家代表，孙仲旭依然有一份正经工作，业余时间从事翻译。
他微博上和儿子有一段对话：
儿啊，为父交待你一件事。”打开电脑，“这个文件夹里有我十几年来译的四百万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就是我的文学遗产，你经营得好，可以在老家盖座平房，娶个媳妇。”他说：“呃……干吗不能在广州？”我说：“在这儿不行。只够买个卫生间，媳妇没了。”
——呼吁了多年的提高翻译待遇，提高稿费的征税标准，又一次被提出来，甚至有公共账号直接在这条微博上发问：先生，您为何弃世厌世？
然后，“抑郁症”这个残酷的字眼再一次被公众关注，一些同样受着抑郁症困扰的人分享自己的患病经历，另一些人则转发抑郁症的病症、注意事项，相互提醒。
抑郁与焦虑
每当这时，我必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不要陷入到这场温情脉脉地集体悼念仪式里。朋友圈里有一个将孙仲旭微博里引用的“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视为是“我所见过的最好译文，今夜为孙先生一醉”的著名情感专家，但我必须指出这句话非孙仲旭所译，也让我怀疑他是否真的读过很多翻译作品。那些被《一九八四》、《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过的文学青年，读的是否又是孙先生的版本？翻译家、作家的环境在中国的确不尽如人意，但把所有问题归结于此，是不是显得简单而粗暴？每次面对“抑郁症”这个字眼，我都是高兴而害怕，高兴这个病得到大家的重视，害怕的是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是错误地将自己视为“抑郁症”，或者每天口头禅似的来一句“我抑郁”。
“抑郁”是一个听起来有些迷人的字眼，压抑、忧郁，正切合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病态想象：被现实环境压抑，内心却又充满着略带浪漫主义的忧郁情怀。如果只有忧郁，中国当下的语境被抽离掉，那就有些为赋新词强说辞的味道，好在有混乱的现实作为外因。和另一个疾病“焦虑症”相比，“抑郁症”更适合一些内心有情怀的人们，而“焦虑症”则像一个为生活奔波忙碌，无所凭借的人得的病。而那些声称自己“抑郁”的人，多是拥有太多、了解太多、选择太多。我用了“声称”一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对“抑郁症”有正确的认识，甚至很多人至今也不相信谈笑风生的孙仲旭会有这个毛病，并且遗憾在他离世前没能及时地劝慰他。和那些把“抑郁”挂在嘴边的人相比，孙仲旭并没有求救于谁，有一个更强大的一心赴死的自我，击溃了他。在这里，我们需要纠正一个概念，“抑郁症”并非源自具体事件的强烈刺激，而是从生理到心理的严重障碍，导致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要经过严格的诊断与治疗，而身边很多人，将挫折、郁闷都归结到“抑郁”的范畴，这只会给自己徒增烦恼。
文学与生活
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孙仲旭的辞世让我反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从他的豆瓣可以看出，他在用文学、电影、音乐来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文艺青年的精神世界并非完全封闭，但留有的与现实世界交流的通道十分狭窄，有选择性地吸取现实经验，并且挑剔所交流的对象。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当下浮躁的环境，被中断的学脉，一些有才华的人只能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得到滋养，养分就是那些艺术作品，而其中书籍又是最为经济和丰富的资源。和过去的读书为了做学问或者为官所不同，如今读书，只是为了让自己充实起来，与现实剥离的心太空虚，需要不停地靠阅读来填满。我们甚至是疯狂地在阅读，从外国小说到经典社科到人物传记再到科普读物。看得多，又依靠直觉形成了一种迅速的表达习惯，这个表达可以是刻薄的点评，也可以是精彩的拆解，与之伴随的是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和概念的创新（这也使得文艺青年往往语出惊人）。与此同时，我们忽视了知识，知识是具有内在性的逻辑展开，这需要更加沉稳的阅读和生活的体验。
举一个例子，我们可能因为《一九八四》而对集权主义感到厌恶，但我们并不明白“集权主义”的词源和发展史，它并非我们以为的统治下的压抑这么简单。当我们长期沉浸在这样的阅读中，难免不造成平面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又得不到现实世界的及时修正，最可怕的是变成了小圈子里的某种共识，只会造成文艺青年的表面自足，实则内心的挑剔与刻薄。他们认为了解得多，只是不讲出来罢了，正因为不讲，也就无法知道正确与否，于是生活在自己的逻辑里，并用这个逻辑反观他人。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如今我们学习是为了向他人炫耀才华。这使得我在思考——成为文艺青年有没有炫耀的成分在其中。尽管我们一面否认“文艺青年”这个称号，并将其视为另类，但另一面却没能阻止我们不停囤积图书，在豆瓣上积极为每部文艺作品打分，享受着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独立感。我们太需要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来摆脱现实的空虚，太需要建立一个价值标准来评价人与事，这些我们都期翼着从阅读中获得。但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阅读，往往使我们手持一面照亮他人的缺点的镜子，却看不见自己的不足。我身边有一些有才华的朋友，读书甚多，也有想法，却无法正常交际，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不得不担心自己所坚守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被干扰，却又不屑于争论。哪怕尝试交流，也还是会被强大的自我战胜，用一句“就这样吧”来终止对话。因为长久以来的封闭，让他信任的只是自己，偶尔被感动，也是源自他人对自己才华的崇拜。
生活与创作
我相信孙先生并非我所提到的这种“文艺青年”，但作为一名文学从业者，他面临着无法处理好生活与文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当生活环境不再那么单纯，他需要面对更复杂和繁重的工作时，对翻译本身也产生了怀疑。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如何处理生命与创作的关系。
对此学者张文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应该用写作来提高生命本身的纯度，调整它的音韵、节奏、气息，生命本身就是诗，那才是写作的真谛。生命本身不精彩，诗怎么会精彩呢。如果力量不够，把生命去支付写作，文字虽然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生命太亏了，为我所不取。如果文字好而生命不好，我相信，这个文字还不是最好的。”
几年前，我也曾经得到一张“抑郁焦虑综合症”的诊断证明，出自北京某三甲医院，一起带回的还有一些精神科的药物，我查过那些药物的介绍，有让人嗜睡、精神消沉的功能。那些药物我没有吃，时至今日，依然陷入自我否定的纠结中，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给自己设立一个又一个目标，然后逐步去实现，在实现中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我试着跟生活贴得更紧一些，从书本里挣脱出来，无论购物、旅游还是运动，都是完善自我的方式，如果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那不如将最后一点力气，来雕琢生活这件艺术品。
酒杯与块垒
孙仲旭辞世的消息引爆微博和朋友圈，刚开始是几个图书编辑、记者，紧接着一些读过他作译的作家，再然后是普通读者，既而又点燃了一些有文艺气质的大V、公共账号，到8月30日0点，这个消息被新浪“头条新闻”发布，#孙仲旭辞世#成为30日当天的热门话题。一个翻译家的辞世所引发的巨大反响让人出乎意料。
我关注了一下对于孙仲旭辞世的讨论，首先关于他翻译的作品，除了极少数能对他的翻译质量进行评价以外，剩下的都集中在：他翻译过什么？所列出的书目多是文学青年的精神食粮，这一方面说明他对所选择翻译作品品质的注重，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作品已经成为文学青年的必读书目。其次，集中在一个翻译家的现实处境上，作为中国青年一代的优秀翻译家代表，孙仲旭依然有一份正经工作，业余时间从事翻译。
他微博上和儿子有一段对话：
儿啊，为父交待你一件事。”打开电脑，“这个文件夹里有我十几年来译的四百万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就是我的文学遗产，你经营得好，可以在老家盖座平房，娶个媳妇。”他说：“呃……干吗不能在广州？”我说：“在这儿不行。只够买个卫生间，媳妇没了。”
——呼吁了多年的提高翻译待遇，提高稿费的征税标准，又一次被提出来，甚至有公共账号直接在这条微博上发问：先生，您为何弃世厌世？
然后，“抑郁症”这个残酷的字眼再一次被公众关注，一些同样受着抑郁症困扰的人分享自己的患病经历，另一些人则转发抑郁症的病症、注意事项，相互提醒。
抑郁与焦虑
每当这时，我必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不要陷入到这场温情脉脉地集体悼念仪式里。朋友圈里有一个将孙仲旭微博里引用的“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视为是“我所见过的最好译文，今夜为孙先生一醉”的著名情感专家，但我必须指出这句话非孙仲旭所译，也让我怀疑他是否真的读过很多翻译作品。那些被《一九八四》、《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过的文学青年，读的是否又是孙先生的版本？翻译家、作家的环境在中国的确不尽如人意，但把所有问题归结于此，是不是显得简单而粗暴？每次面对“抑郁症”这个字眼，我都是高兴而害怕，高兴这个病得到大家的重视，害怕的是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是错误地将自己视为“抑郁症”，或者每天口头禅似的来一句“我抑郁”。
“抑郁”是一个听起来有些迷人的字眼，压抑、忧郁，正切合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病态想象：被现实环境压抑，内心却又充满着略带浪漫主义的忧郁情怀。如果只有忧郁，中国当下的语境被抽离掉，那就有些为赋新词强说辞的味道，好在有混乱的现实作为外因。和另一个疾病“焦虑症”相比，“抑郁症”更适合一些内心有情怀的人们，而“焦虑症”则像一个为生活奔波忙碌，无所凭借的人得的病。而那些声称自己“抑郁”的人，多是拥有太多、了解太多、选择太多。我用了“声称”一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对“抑郁症”有正确的认识，甚至很多人至今也不相信谈笑风生的孙仲旭会有这个毛病，并且遗憾在他离世前没能及时地劝慰他。和那些把“抑郁”挂在嘴边的人相比，孙仲旭并没有求救于谁，有一个更强大的一心赴死的自我，击溃了他。在这里，我们需要纠正一个概念，“抑郁症”并非源自具体事件的强烈刺激，而是从生理到心理的严重障碍，导致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要经过严格的诊断与治疗，而身边很多人，将挫折、郁闷都归结到“抑郁”的范畴，这只会给自己徒增烦恼。
文学与生活
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孙仲旭的辞世让我反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从他的豆瓣可以看出，他在用文学、电影、音乐来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文艺青年的精神世界并非完全封闭，但留有的与现实世界交流的通道十分狭窄，有选择性地吸取现实经验，并且挑剔所交流的对象。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当下浮躁的环境，被中断的学脉，一些有才华的人只能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得到滋养，养分就是那些艺术作品，而其中书籍又是最为经济和丰富的资源。和过去的读书为了做学问或者为官所不同，如今读书，只是为了让自己充实起来，与现实剥离的心太空虚，需要不停地靠阅读来填满。我们甚至是疯狂地在阅读，从外国小说到经典社科到人物传记再到科普读物。看得多，又依靠直觉形成了一种迅速的表达习惯，这个表达可以是刻薄的点评，也可以是精彩的拆解，与之伴随的是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和概念的创新（这也使得文艺青年往往语出惊人）。与此同时，我们忽视了知识，知识是具有内在性的逻辑展开，这需要更加沉稳的阅读和生活的体验。
举一个例子，我们可能因为《一九八四》而对集权主义感到厌恶，但我们并不明白“集权主义”的词源和发展史，它并非我们以为的统治下的压抑这么简单。当我们长期沉浸在这样的阅读中，难免不造成平面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又得不到现实世界的及时修正，最可怕的是变成了小圈子里的某种共识，只会造成文艺青年的表面自足，实则内心的挑剔与刻薄。他们认为了解得多，只是不讲出来罢了，正因为不讲，也就无法知道正确与否，于是生活在自己的逻辑里，并用这个逻辑反观他人。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如今我们学习是为了向他人炫耀才华。这使得我在思考——成为文艺青年有没有炫耀的成分在其中。尽管我们一面否认“文艺青年”这个称号，并将其视为另类，但另一面却没能阻止我们不停囤积图书，在豆瓣上积极为每部文艺作品打分，享受着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独立感。我们太需要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来摆脱现实的空虚，太需要建立一个价值标准来评价人与事，这些我们都期翼着从阅读中获得。但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阅读，往往使我们手持一面照亮他人的缺点的镜子，却看不见自己的不足。我身边有一些有才华的朋友，读书甚多，也有想法，却无法正常交际，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不得不担心自己所坚守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被干扰，却又不屑于争论。哪怕尝试交流，也还是会被强大的自我战胜，用一句“就这样吧”来终止对话。因为长久以来的封闭，让他信任的只是自己，偶尔被感动，也是源自他人对自己才华的崇拜。
生活与创作
我相信孙先生并非我所提到的这种“文艺青年”，但作为一名文学从业者，他面临着无法处理好生活与文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当生活环境不再那么单纯，他需要面对更复杂和繁重的工作时，对翻译本身也产生了怀疑。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如何处理生命与创作的关系。
对此学者张文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应该用写作来提高生命本身的纯度，调整它的音韵、节奏、气息，生命本身就是诗，那才是写作的真谛。生命本身不精彩，诗怎么会精彩呢。如果力量不够，把生命去支付写作，文字虽然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生命太亏了，为我所不取。如果文字好而生命不好，我相信，这个文字还不是最好的。”
几年前，我也曾经得到一张“抑郁焦虑综合症”的诊断证明，出自北京某三甲医院，一起带回的还有一些精神科的药物，我查过那些药物的介绍，有让人嗜睡、精神消沉的功能。那些药物我没有吃，时至今日，依然陷入自我否定的纠结中，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给自己设立一个又一个目标，然后逐步去实现，在实现中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我试着跟生活贴得更紧一些，从书本里挣脱出来，无论购物、旅游还是运动，都是完善自我的方式，如果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那不如将最后一点力气，来雕琢生活这件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