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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事件”映射出全国土壤修复工程实施违规操作多，工程修复方案合理性不够；同时，也引发公众忧虑，还有多少类似的“毒地”潜伏？
江苏常州化工企业旧址土壤修复，引发“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事件”，目前仍在发酵。环保部、国家卫计委和江苏省政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2016年4月25日，调查组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常州外国语学校（下称常外）区域大气环境，与常州其他区域无明显差异，土壤及地下水监测还在开展中；学校卫生、饮用水符合国家标准，食品卫生符合要求，未发生传染病等疾病的流行和暴发。
该校学生家长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同。多名环保领域专家，包括参与涉事地块修复工程验收的专家质疑的是，该地块修复方案与工程实施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社会舆论则表示担忧身边是否存在类似的土地。
环保业内人士保守估计，中国污染场地数量在50万块以上，五分之一的企业搬迁场地有不同程度污染，有的污染深度多达十几米。这些土地将要或者已经变成了住房、商业区、城市绿地等。
据悉，《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土十条”），已经由环保部提交至国务院审核，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将逐渐明朗。
60多岁的胥建伟，几乎是常州环境事件中最繁忙的人，一天要接听几十通电话，应付多达上万条的微博回复，前后接受过几十家媒体采访。家对面的肯德基，成为了他的固定会客场所。
高中毕业后，胥建伟在常隆化工公司的农药厂工作30多年，于2013年退休。“我本来负责生产调度，却常常被厂里派去偷排污水。”胥建伟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在管道封堵前，常隆农药厂每年偷排的污水高达数十万吨。
还在工作期间，胥建伟便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农药厂偷排污水，后者要求其提供详细的举报资料，他未能提供，举报屡屡不了了之。后来，他便在微博上举报。
直到2016年4月17日，央视曝光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污染事件，称该校493名学生检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症状，个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该校区地下水、空气均检出污染物。
胥建伟工作过的工厂旧址，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与原华达化工厂、常宇化工公司毗邻。2011年6月，三家工厂完成搬迁，26.2公顷的遗留场地，成为当地污染状况调查、修复工程实施与验收、规划开发的对象。几十年高污染作业，再加上企业常年“跑、冒、滴、漏”，这块土地已成“毒地”。
常隆地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显示，这片地块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为主，萘、茚并芘等多环芳烃以及汞、铅、镉等重金属污染物，普遍超标严重。
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在地下水中浓度超标9万多倍，土壤中超标7万多倍。这些物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和麻醉作用；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可引发急性中毒。
与常隆地块一路之隔、不足百米处，便是常外新校区北门。2015年9月，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此时，对面常隆地块正进行土壤修复。
根据常州市的规划，常隆地块原计划在修复后用于商业开发。2011年3月至5月，常州市新北区政府委托原常州市环境保护研究所，对地块的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常隆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较重”，要求“必须对污染场地实施修复”。
两年后，常隆地块的修复方案制定。2014年3月，修复工程立项，整个工程投资预算近4亿元，修复工程方为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方案的设计指导单位为常州市环境科学院。
该地块是常州市第二个（农药类污染）实施土壤和地下水一体化修复的项目。据常州市环保局官网介绍，该项目还于2014年入选环保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备选项目。按照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于当年开展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多数为城市搬迁厂区的场地治理，入选者将获得一定的国家财政资金支持。
常隆地块最早的修复方案是，将污染场地地下6米以上的污染土壤挖出，经处置后，作为水泥厂原料资源化利用；地下6米以下，未达到修复目标的污染土壤采取隔离的措施；污染地下水修复，采用将化学氧化剂通过注入井，引入地下水含水层的技术路线。按此方案，修复工作应在2015年6月完成。
但公开资料显示，该地下水修复工程招标工作于2015年8月才结束，至事发，地下水修复工程还未开展。
2015年12月，修复方仅对三个重点污染区域土地进行了试挖，挖出的污染土壤暂存在堆场未运走。当月中旬后，常外的家长们相继发现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的学生不断增加，家长们怀疑问题出在路对面的修复工程上。
学生家长陈美（化名）告诉《财经》记者，“且不论他们在挖土时是否操作规范，数十万立方米有毒的土，就堆在离孩子们不足百米的地方，而且还不让知情，让人怎么接受？”
常州市环境科学院院长徐圃青的解释是，由于承接污染土壤的水泥厂产能受限，无法正常接收常隆场地的土方。
之后，常州市政府将该地块土地利用性质拟变更为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今年1月，常州环境科学研究院建议，修复采用整体覆土封盖。
《财经》记者向常州环科院询问修复方案调整的原因，并询问原修复方案的内容与制定依据，对方未给予答复。而对于修复方案的评价，联合调查组与常州市政府均尚未发表结论。
4月25日，常州市政府发布消息称，初步调查发现：常隆地块土壤修复工程施工单位没有按照要求落实防护措施，新北区监管部门对地块修复的监管工作不到位。
两个月前，常隆地块的修复工程刚通过专家组的验收。一名参与修复工程验收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工程验收是按照《调整方案》，经勘察工程现场，听取验收单位的汇报后通过的，“从验收材料看，修复结果完成了调整方案的任务，但是具体工程实施中是否违规操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常州市新北区环保局2013年9月下发的建设报告表审批意见显示，修复工程要建设一座1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密闭大棚用作堆场及分选场地，大棚内会配备换风设备，废气经收集，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但在修复过程中，这座钢结构密闭大棚并未建设。徐圃青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常隆地块在修复的过程中，承建方和施工方本应按照相关部门出具的方案进行封闭操作，结果却露天作业，相关环境风险没有把控。
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按照正常步骤严格作业，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如覆土方案能否奏效，要看有没有按计划覆土一米并多层压实，“常隆地块的修复工作中肯定出了问题”。
由常州市环保局、新北区环保局、黑牡丹建设投资公司、江苏上田环境修复公司、常州环科院等参与的验收会上，专家组三名成员签字通过验收。专家验收意见显示：工程实施程序规范，完成了既定修复任务，达到了土壤修复技术方案调整报告的相关要求，专家组建议通过验收。“从目前出现的情况看，整个工程施工过程中肯定是出现了问题，施工没按要求操作，工程监理也未尽其职。”上述与会专家称，至于验收过程，专家组是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的，究竟这块地还是否具有污染性，要看调查组的最终调查结果，才能定论，“如果严格按照修复方案来执行，常隆地块肯定是会得到很好地修复的”。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看法不同。他认为，常隆地块修复，采用异位修复法，容易导致集于地下的有毒污染物在修复时，会完全暴露出来。
这块土壤修复场地的位置和施工也受到质疑。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冬季刮北风，学校却建在修复场地的南边；施工方案提到“覆土施工采取分区延伸方式，逐步铺开”，他指着学生家长提供的航拍视频截图说，按照方案应该是挖一块，治好了，再挖下一块。从截图看并未按照这样的方案执行。
常隆地块整个修复工程，在不到两年内完成，而前期的污染场地调查，两个月就完成，着实有些赶时间，被喻为“救火式”的土壤修复。
陈同斌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修复）？如果全部焚烧，65万方污染土壤在几个月内肯定烧不完。对于污染土壤来说，水泥窑虽然能够处理污染土，但是处理能力是很有限的。”
国内土壤修复项目大多采用转移后，置换新土的方式。置换下来的土壤有的并未真正修复，去向也鲜为人知。工程承包商可以在短工期、低投入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土壤修复。
环保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5年9月，土壤修复项目工期多于500天的仅占12.6%，200天以下的项目占比达到66.7%，普遍呈现“短工期”的特点。
各方都希望土壤修复工程能立竿见影，事实上，对于规模较大的土壤修复工程，无论采用何种修复技术和工程方案，都不可能很快。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专家谢剑曾公开表示，污染严重的“毒地”修复往往需要五年到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其中，对场地的调查至关重要，占修复时间很大一部分。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宋昕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称，他所参与的美国一块污染场地的治理，仅前期调查就花了16年，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土质、水文地质、关键污染物数据为不同治理方案的可行性分析提供充足、可靠的支持。
可见，前期调查的数据准确性与调查的方法比后期治理、样品分析的影响都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晓明曾表示，中国的治理方与开发方往往不重视前期的调查，“今天把污染场地交给你，让你调查，恨不得明天就拿出结果来，后天就要盖房了”。
对于一个有上百万方污染土壤的污染场地，即便是采用最简单的异位填埋（将污染土壤挖走填埋）方法，用30吨的大卡车运走就得拉四五万趟，仅运输这些土壤也许就得花一年时间。如果采用其他修复技术，更不可能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土壤修复是很花时间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陈同斌称。
因为救急，高技术含量的土壤修复几成“土方工程”，将土一换了之，而治本的生物修复技术很少被采用。多位受访专家透露，国内已实施的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案例，多以异位修复为主，主要采用焚烧、危废填埋等处理处置技术，虽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场地污染问题，但修复工程能耗高、资源消耗量大、产生二次污染、土壤资源功能丧失，而且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隐患。
“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事件”让公众直观感受到，污染场地“毒性很猛”。究竟还有多少类似的“毒地潜伏”？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详细家底。可能也没有机构能给出污染场地的数量信息。
业内专家只能根据工业总量和发展阶段、重污染企业数量来预测。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研究员张俊丽曾表示，五分之一的企业搬迁场地都有污染，呈现出污染范围广、面积大、成分深的情况，有的场地污染深度甚至多达十几米。据张俊丽保守估计，中国污染场地的数量在50万块以上。
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中国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在2014年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此次，并未公布更具体的污染地块数据。
此次事发地江苏，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已经关闭化工企业6000余家，未来大部分将用作居住和商业，急需有效修复。
现在，环保部门仍不能掌握江苏到底有多少处污染场地，江苏环保厅摸排发现400多处大型污染场地，具体准确的数字、这些场地有多大、分别是什么类型的污染、污染程度如何，因为各地信息公开政策不同、行业技术标准不同，现在还是未知数。
土壤修复的上层设计也未搭建完成——国内没有专门针对土壤污染方面的法律。2012年，由环保部牵头，九个部门共同起草，当时的草案叫“土壤环境保护法”。2014年12月份，正式移交给全国人大环资委，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相应的起草小组来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议稿，初步拟于今年内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内部进行两次初审，明年将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完成审议。“目前土壤修复的相关法规不健全，现有的环境评价方案也不适合土壤修复领域。”高胜达说。现有的环境评价报告，重点在新建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而较少考虑现有环境对新建项目的影响。比如，常州外国语学校建设的环境评价报告，重点就放在了学校建成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土壤修复场地对学校的影响。
4月25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201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时透露，“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将出台实施。“土十条”一旦发布，意味着新一轮调查启动。陈吉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曾说，“环保部会联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详查，摸清家底，做好污染源的管控。”这也将填补土壤修复顶层设计的空白。
除了做好土壤修复的顶层设计，让整个产业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还要优化土壤修复、污染场地治理的理念，加强适用于中国土壤状况的修复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不能老是沿用别国上世纪的做法，让中国的土壤修复陷于‘救火式修复’”。一位接近环保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环保部正在向业内专家咨询常隆地块的修复方案，常隆地块有可能开启下一轮的针对性修复。
江苏常州化工企业旧址土壤修复，引发“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事件”，目前仍在发酵。环保部、国家卫计委和江苏省政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2016年4月25日，调查组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常州外国语学校（下称常外）区域大气环境，与常州其他区域无明显差异，土壤及地下水监测还在开展中；学校卫生、饮用水符合国家标准，食品卫生符合要求，未发生传染病等疾病的流行和暴发。
该校学生家长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同。多名环保领域专家，包括参与涉事地块修复工程验收的专家质疑的是，该地块修复方案与工程实施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社会舆论则表示担忧身边是否存在类似的土地。
环保业内人士保守估计，中国污染场地数量在50万块以上，五分之一的企业搬迁场地有不同程度污染，有的污染深度多达十几米。这些土地将要或者已经变成了住房、商业区、城市绿地等。
据悉，《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土十条”），已经由环保部提交至国务院审核，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将逐渐明朗。
学校邻地休而不复
60多岁的胥建伟，几乎是常州环境事件中最繁忙的人，一天要接听几十通电话，应付多达上万条的微博回复，前后接受过几十家媒体采访。家对面的肯德基，成为了他的固定会客场所。
高中毕业后，胥建伟在常隆化工公司的农药厂工作30多年，于2013年退休。“我本来负责生产调度，却常常被厂里派去偷排污水。”胥建伟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在管道封堵前，常隆农药厂每年偷排的污水高达数十万吨。
还在工作期间，胥建伟便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农药厂偷排污水，后者要求其提供详细的举报资料，他未能提供，举报屡屡不了了之。后来，他便在微博上举报。
直到2016年4月17日，央视曝光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污染事件，称该校493名学生检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症状，个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该校区地下水、空气均检出污染物。
胥建伟工作过的工厂旧址，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与原华达化工厂、常宇化工公司毗邻。2011年6月，三家工厂完成搬迁，26.2公顷的遗留场地，成为当地污染状况调查、修复工程实施与验收、规划开发的对象。几十年高污染作业，再加上企业常年“跑、冒、滴、漏”，这块土地已成“毒地”。
常隆地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显示，这片地块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为主，萘、茚并芘等多环芳烃以及汞、铅、镉等重金属污染物，普遍超标严重。
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在地下水中浓度超标9万多倍，土壤中超标7万多倍。这些物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和麻醉作用；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可引发急性中毒。
与常隆地块一路之隔、不足百米处，便是常外新校区北门。2015年9月，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此时，对面常隆地块正进行土壤修复。
根据常州市的规划，常隆地块原计划在修复后用于商业开发。2011年3月至5月，常州市新北区政府委托原常州市环境保护研究所，对地块的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常隆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较重”，要求“必须对污染场地实施修复”。
两年后，常隆地块的修复方案制定。2014年3月，修复工程立项，整个工程投资预算近4亿元，修复工程方为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方案的设计指导单位为常州市环境科学院。
该地块是常州市第二个（农药类污染）实施土壤和地下水一体化修复的项目。据常州市环保局官网介绍，该项目还于2014年入选环保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备选项目。按照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于当年开展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多数为城市搬迁厂区的场地治理，入选者将获得一定的国家财政资金支持。
常隆地块最早的修复方案是，将污染场地地下6米以上的污染土壤挖出，经处置后，作为水泥厂原料资源化利用；地下6米以下，未达到修复目标的污染土壤采取隔离的措施；污染地下水修复，采用将化学氧化剂通过注入井，引入地下水含水层的技术路线。按此方案，修复工作应在2015年6月完成。
但公开资料显示，该地下水修复工程招标工作于2015年8月才结束，至事发，地下水修复工程还未开展。
2015年12月，修复方仅对三个重点污染区域土地进行了试挖，挖出的污染土壤暂存在堆场未运走。当月中旬后，常外的家长们相继发现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的学生不断增加，家长们怀疑问题出在路对面的修复工程上。
学生家长陈美（化名）告诉《财经》记者，“且不论他们在挖土时是否操作规范，数十万立方米有毒的土，就堆在离孩子们不足百米的地方，而且还不让知情，让人怎么接受？”
常州市环境科学院院长徐圃青的解释是，由于承接污染土壤的水泥厂产能受限，无法正常接收常隆场地的土方。
之后，常州市政府将该地块土地利用性质拟变更为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今年1月，常州环境科学研究院建议，修复采用整体覆土封盖。
《财经》记者向常州环科院询问修复方案调整的原因，并询问原修复方案的内容与制定依据，对方未给予答复。而对于修复方案的评价，联合调查组与常州市政府均尚未发表结论。
“救火式”修复受质疑
4月25日，常州市政府发布消息称，初步调查发现：常隆地块土壤修复工程施工单位没有按照要求落实防护措施，新北区监管部门对地块修复的监管工作不到位。
两个月前，常隆地块的修复工程刚通过专家组的验收。一名参与修复工程验收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工程验收是按照《调整方案》，经勘察工程现场，听取验收单位的汇报后通过的，“从验收材料看，修复结果完成了调整方案的任务，但是具体工程实施中是否违规操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常州市新北区环保局2013年9月下发的建设报告表审批意见显示，修复工程要建设一座1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密闭大棚用作堆场及分选场地，大棚内会配备换风设备，废气经收集，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但在修复过程中，这座钢结构密闭大棚并未建设。徐圃青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常隆地块在修复的过程中，承建方和施工方本应按照相关部门出具的方案进行封闭操作，结果却露天作业，相关环境风险没有把控。
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按照正常步骤严格作业，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如覆土方案能否奏效，要看有没有按计划覆土一米并多层压实，“常隆地块的修复工作中肯定出了问题”。
由常州市环保局、新北区环保局、黑牡丹建设投资公司、江苏上田环境修复公司、常州环科院等参与的验收会上，专家组三名成员签字通过验收。专家验收意见显示：工程实施程序规范，完成了既定修复任务，达到了土壤修复技术方案调整报告的相关要求，专家组建议通过验收。“从目前出现的情况看，整个工程施工过程中肯定是出现了问题，施工没按要求操作，工程监理也未尽其职。”上述与会专家称，至于验收过程，专家组是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的，究竟这块地还是否具有污染性，要看调查组的最终调查结果，才能定论，“如果严格按照修复方案来执行，常隆地块肯定是会得到很好地修复的”。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看法不同。他认为，常隆地块修复，采用异位修复法，容易导致集于地下的有毒污染物在修复时，会完全暴露出来。
这块土壤修复场地的位置和施工也受到质疑。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冬季刮北风，学校却建在修复场地的南边；施工方案提到“覆土施工采取分区延伸方式，逐步铺开”，他指着学生家长提供的航拍视频截图说，按照方案应该是挖一块，治好了，再挖下一块。从截图看并未按照这样的方案执行。
常隆地块整个修复工程，在不到两年内完成，而前期的污染场地调查，两个月就完成，着实有些赶时间，被喻为“救火式”的土壤修复。
陈同斌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修复）？如果全部焚烧，65万方污染土壤在几个月内肯定烧不完。对于污染土壤来说，水泥窑虽然能够处理污染土，但是处理能力是很有限的。”
国内土壤修复项目大多采用转移后，置换新土的方式。置换下来的土壤有的并未真正修复，去向也鲜为人知。工程承包商可以在短工期、低投入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土壤修复。
环保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5年9月，土壤修复项目工期多于500天的仅占12.6%，200天以下的项目占比达到66.7%，普遍呈现“短工期”的特点。
各方都希望土壤修复工程能立竿见影，事实上，对于规模较大的土壤修复工程，无论采用何种修复技术和工程方案，都不可能很快。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专家谢剑曾公开表示，污染严重的“毒地”修复往往需要五年到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其中，对场地的调查至关重要，占修复时间很大一部分。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宋昕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称，他所参与的美国一块污染场地的治理，仅前期调查就花了16年，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土质、水文地质、关键污染物数据为不同治理方案的可行性分析提供充足、可靠的支持。
可见，前期调查的数据准确性与调查的方法比后期治理、样品分析的影响都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晓明曾表示，中国的治理方与开发方往往不重视前期的调查，“今天把污染场地交给你，让你调查，恨不得明天就拿出结果来，后天就要盖房了”。
对于一个有上百万方污染土壤的污染场地，即便是采用最简单的异位填埋（将污染土壤挖走填埋）方法，用30吨的大卡车运走就得拉四五万趟，仅运输这些土壤也许就得花一年时间。如果采用其他修复技术，更不可能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土壤修复是很花时间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陈同斌称。
因为救急，高技术含量的土壤修复几成“土方工程”，将土一换了之，而治本的生物修复技术很少被采用。多位受访专家透露，国内已实施的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案例，多以异位修复为主，主要采用焚烧、危废填埋等处理处置技术，虽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场地污染问题，但修复工程能耗高、资源消耗量大、产生二次污染、土壤资源功能丧失，而且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隐患。
“毒地”知多少？
“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事件”让公众直观感受到，污染场地“毒性很猛”。究竟还有多少类似的“毒地潜伏”？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详细家底。可能也没有机构能给出污染场地的数量信息。
业内专家只能根据工业总量和发展阶段、重污染企业数量来预测。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研究员张俊丽曾表示，五分之一的企业搬迁场地都有污染，呈现出污染范围广、面积大、成分深的情况，有的场地污染深度甚至多达十几米。据张俊丽保守估计，中国污染场地的数量在50万块以上。
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中国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在2014年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此次，并未公布更具体的污染地块数据。
此次事发地江苏，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已经关闭化工企业6000余家，未来大部分将用作居住和商业，急需有效修复。
现在，环保部门仍不能掌握江苏到底有多少处污染场地，江苏环保厅摸排发现400多处大型污染场地，具体准确的数字、这些场地有多大、分别是什么类型的污染、污染程度如何，因为各地信息公开政策不同、行业技术标准不同，现在还是未知数。
土壤修复的上层设计也未搭建完成——国内没有专门针对土壤污染方面的法律。2012年，由环保部牵头，九个部门共同起草，当时的草案叫“土壤环境保护法”。2014年12月份，正式移交给全国人大环资委，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相应的起草小组来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议稿，初步拟于今年内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内部进行两次初审，明年将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完成审议。“目前土壤修复的相关法规不健全，现有的环境评价方案也不适合土壤修复领域。”高胜达说。现有的环境评价报告，重点在新建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而较少考虑现有环境对新建项目的影响。比如，常州外国语学校建设的环境评价报告，重点就放在了学校建成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土壤修复场地对学校的影响。
4月25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201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时透露，“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将出台实施。“土十条”一旦发布，意味着新一轮调查启动。陈吉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曾说，“环保部会联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详查，摸清家底，做好污染源的管控。”这也将填补土壤修复顶层设计的空白。
除了做好土壤修复的顶层设计，让整个产业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还要优化土壤修复、污染场地治理的理念，加强适用于中国土壤状况的修复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不能老是沿用别国上世纪的做法，让中国的土壤修复陷于‘救火式修复’”。一位接近环保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环保部正在向业内专家咨询常隆地块的修复方案，常隆地块有可能开启下一轮的针对性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