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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样评价巴金对中国文化的主要贡献,一是他早期创作《激流三部曲》,其中以《家》的成就最大;二是他晚年写作的《随想录》｡我们暂且不去评论这种评价的准确性,但我们至少认为,《随想录》是他唯一纪念他的法国老师卢梭和继承鲁迅而做的工作｡《随想录》可以称得上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忏悔录,一种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如何严格地批判自己,承认自己人生的坎坷和艰难……也能看出他内心深处的信仰与力量,以及他严肃解剖自己的痛苦｡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巴金也认为他的主要作品都写于1927-1946年｡后来写的成功的作品很少｡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巴金称之为一本“讲真话的书”,又说它是自己“一生的收支总账”｡没有一种说真话的勇气,没有一种对人生的深刻反思,没有一种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老年巴金就不可能写下《随想录》这部巨著｡
1974年9月,巴金开始着手翻译俄国作家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部书是作者的个人经历与风云变幻的历史深入结合的结果,通过它能读出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项翻译工作触发了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随想录》的写作意向,他从赫尔岑那里获得了启发,以“随想录”的体式开始了他的人生和社会反思｡1978年底他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风》,前后历时八年时间｡完成这样一部散文巨著,对于一个已经80岁出头的老人来说,不仅要承受写作的艰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必须直面历史,对自己灵魂进行拷问｡
《随想录》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的心理缺陷,写得沉重､真诚､深刻,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一读的书”和“一部说真话的大书”｡从1977年开始,他大约写了40多万字,完成了5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像巴金这样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不只需要一种勇气,更需要一种良知和内心的搏斗｡
总结历史,解剖自己,是《随想录》的重要主题｡
年过八旬的巴金在经历了漫长的人生跋涉以后,开始冷静地思考,总结自己所经历的那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段给他带来许多灾难､许多耻辱､许多伤痛的历史｡
十年浩劫和“四人帮”是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及最多､思考最多的问题｡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过多的笔墨用在倾诉个人和家庭的苦难上,而是以更多的笔触去思考挖掘产生这一社会灾难的根源｡他要探求人们——特别是自己,在那十年苦难生活的背后,把那些残酷､荒唐的现象当做正确､严肃的事来看待的幼稚和愚蠢｡他发自内心地说:“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做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
关于“文化大革命”,巴金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人变成了兽｡他说:我怎么能忘记那些人兽不分的日子?我被罚作牛作马,自己也甘心长住‘牛棚’｡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兽性发作起来凶残远胜过虎狼､连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为乐,任意残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探索:人怎样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作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动,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使我们丧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余悸’,我唠唠叨叨,无非想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关进‘牛棚’｡”
“我很想知道这兽道主义是从哪里来的｡……我的问题始终是:那些单纯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所谓的‘革命左派’怎么一下子就会变成嗜血的‘虎狼’?”
在《随想录》中,巴金这样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接着,他又说起了令他一生都为之困扰的一件事,这就是他小时候在父亲的衙门里看到犯人挨了打还要向知县老爷谢恩的情景,这个儿时印象最早曾出现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此时它再次浮现出来,成为贯穿《随想录》全书的总体意象｡
在一些篇章里,巴金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做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由这一痛苦的自白使《随想录》中的反省进一步深化下去,巴金以巨大的勇气来重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于是《怀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这样的自我发现:“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
他忍痛挖掘自己的灵魂,说自己曾经“写文章同胡风､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划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读,点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么人证､物证,别人安排我发言,我就高声叫喊｡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过了一关,颇为得意,现在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终于到了‘文革’发动,我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所有的箭头都对准我这个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划清界限’,一连十载,我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是我能说我就还清了欠债吗?”
“文革”中,他写了百多份以上的“思想汇报”｡监督组规定,每天晚上不交出“交代”,不能回家;每次批斗之后,照例也要写“思想汇报”,说造反派是救星,发言打中了要害,挽救了他｡
他说:“我写过不少的‘认罪书’,承认挨斗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教育’｡我究竟想说些什么?今天‘深刻地’分析起来,也无非想把自己表现得无耻可笑,争取早日过关而已,那个时候我早已不是作家,除了辱骂自己,什么也写不出｡不仅只讲假话,而且真假不分,习以为常｡在批斗会上看够了‘造反派’的表演,听够了他们的歪理,给逼得无路可走,丑态百出,会后交出‘认罪书’得到短时间的安静,反而感到轻松,以为又过了一关｡”
巴金说,让“四害”横行时的“思想汇报”见鬼去,现在写的《随想录》才是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我掏出自己的心,让自己看,也让别人看,我好像把心放在清水池里不断地冲洗｡我努力不讲假话｡我要理解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
他不嫌丑陋,不断鞭挞自己的“明哲保身”,颂扬那些坚持气节不幸殒命的作家,为他们喊冤｡他说让老舍死去,我们应当惭愧,“即便他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他的心要活在每一个朋友的心中,活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从傅雷的遗书看到了人的尊严的正气,在他身上找到了我们民族真正的文化传统｡
在灾难过后总结当时的感受时说:“今天我回首十年中间自己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幼稚,实在愚蠢｡”是“文革”这条路,逼得人们不得不用脑子独立思考｡这便是这场灾难带给人们的唯一收获,这也是巴金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代价后得到最大的收获｡
为了不忘这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随想录》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藏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唯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在《纪念雪峰》中,他那把“解剖刀”无情地切割着自己身上疮疤｡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也曾在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的大会上和靳以一起联合发言,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批艾青的“上下串连”｡虽然他只是在重复别人说过一百遍的话,“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只是想保全自己,但这所作所为却成了以后岁月里他心中搬不去的块垒｡“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文化大革命”给巴金留下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倡议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目的是让人们,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记住这段历史的悲剧｡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以及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来反对并不曾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把种种‘出土文物’乔装打扮硬要人相信这是社会主义｡……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巴金表示:“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上一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下一代一定能够完成｡”
他在后来所写的《随想录》合订本“后记”中说:“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的十年浩劫的‘文革’｡……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他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如那几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篇章《怀念箫珊》､《怀念老舍同志》等),揭示出“文革”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如《“毒草病”》等)｡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景不断向自己加以警醒,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文革”博物馆》),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他在写完《随想录》的时候说:这五卷书就是一座袖珍的“文革”博物馆｡假如他年真有那么一天建成了这博物馆,那么这书将是博物馆的最详尽的说明书｡
《随想录》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灵魂､意志和体力的煎熬｡
巴金这位八旬老人就这样每天两三百字用发僵的手完成了自己42万字的“人生总结”｡这书一出版,立刻引起广泛注意｡《随想录》的发表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人称它为情透纸背､热透纸背､力透纸背的当代讲真话的大书｡
巴老在创作《随想录》过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困难与压力,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他曾说过:“没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我进行批评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评对我已非鲜事,一声勒令不会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
于是,巴金坦然地解释道:“这是说真话的书,也是表现我的爱和憎的书,有‘忏悔’,有‘揭露’,也有‘希望’｡它们是我一生思想的总结｡我写第一本以后的几本,思想有时也不同,也有变化｡它们是个整体,相互联系,有分有合｡应该把每一篇连在一起来看｡我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要燃烧自己,把自己的热情都贡献出来;另外,也附带为评论家和后代提供一份真实的资料｡”
在写作《随想录》时,巴金已感到写字很吃力,甚至觉得拖不动手中那支细细的圆珠笔,但他内心里有感情要吐,有话要说,他这样描述写作时的情景:“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这是何等感人的场面和情形啊!然而,这一页页字迹越写越小的稿纸上面的文章产生的影响和价值,却早已远远超出作品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以及现当代文学的领域和范畴｡
我们再来看看巴金这段话的分量吧:“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刚相反,七十多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过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
“还债”心理,贯穿了巴金创作《随想录》的整个过程｡他说:“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大小债务｡”尽管好心的朋友都劝他对过去不必太认真,也不必过多地责备自己｡可巴金仍表现出年轻时的那种固执｡他觉得“账是赖不掉的”｡这是巴金为什么要把五本《随想录》当做一生的收支总账来写的原因｡
对于晚年,巴金老人似乎并不要如何去享受生活,他更多的是在病房里思考,艰难地拿着那支老笔进行人生总结,向读者再交一份自觉的“思想汇报”｡也许这样,他的心灵才会感到完全轻松｡他说:“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据《巴金的家和<家>》)
链接:
告别家､春､秋 巴金走了
巴金生平: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据《三峡晚报》)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巴金称之为一本“讲真话的书”,又说它是自己“一生的收支总账”｡没有一种说真话的勇气,没有一种对人生的深刻反思,没有一种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老年巴金就不可能写下《随想录》这部巨著｡
1974年9月,巴金开始着手翻译俄国作家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部书是作者的个人经历与风云变幻的历史深入结合的结果,通过它能读出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项翻译工作触发了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随想录》的写作意向,他从赫尔岑那里获得了启发,以“随想录”的体式开始了他的人生和社会反思｡1978年底他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风》,前后历时八年时间｡完成这样一部散文巨著,对于一个已经80岁出头的老人来说,不仅要承受写作的艰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必须直面历史,对自己灵魂进行拷问｡
《随想录》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的心理缺陷,写得沉重､真诚､深刻,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一读的书”和“一部说真话的大书”｡从1977年开始,他大约写了40多万字,完成了5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像巴金这样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不只需要一种勇气,更需要一种良知和内心的搏斗｡
总结历史,解剖自己,是《随想录》的重要主题｡
年过八旬的巴金在经历了漫长的人生跋涉以后,开始冷静地思考,总结自己所经历的那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段给他带来许多灾难､许多耻辱､许多伤痛的历史｡
十年浩劫和“四人帮”是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及最多､思考最多的问题｡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过多的笔墨用在倾诉个人和家庭的苦难上,而是以更多的笔触去思考挖掘产生这一社会灾难的根源｡他要探求人们——特别是自己,在那十年苦难生活的背后,把那些残酷､荒唐的现象当做正确､严肃的事来看待的幼稚和愚蠢｡他发自内心地说:“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做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
关于“文化大革命”,巴金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人变成了兽｡他说:我怎么能忘记那些人兽不分的日子?我被罚作牛作马,自己也甘心长住‘牛棚’｡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兽性发作起来凶残远胜过虎狼､连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为乐,任意残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探索:人怎样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作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动,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使我们丧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余悸’,我唠唠叨叨,无非想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关进‘牛棚’｡”
“我很想知道这兽道主义是从哪里来的｡……我的问题始终是:那些单纯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所谓的‘革命左派’怎么一下子就会变成嗜血的‘虎狼’?”
在《随想录》中,巴金这样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接着,他又说起了令他一生都为之困扰的一件事,这就是他小时候在父亲的衙门里看到犯人挨了打还要向知县老爷谢恩的情景,这个儿时印象最早曾出现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此时它再次浮现出来,成为贯穿《随想录》全书的总体意象｡
在一些篇章里,巴金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做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由这一痛苦的自白使《随想录》中的反省进一步深化下去,巴金以巨大的勇气来重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于是《怀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这样的自我发现:“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
他忍痛挖掘自己的灵魂,说自己曾经“写文章同胡风､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划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读,点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么人证､物证,别人安排我发言,我就高声叫喊｡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过了一关,颇为得意,现在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终于到了‘文革’发动,我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所有的箭头都对准我这个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划清界限’,一连十载,我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是我能说我就还清了欠债吗?”
“文革”中,他写了百多份以上的“思想汇报”｡监督组规定,每天晚上不交出“交代”,不能回家;每次批斗之后,照例也要写“思想汇报”,说造反派是救星,发言打中了要害,挽救了他｡
他说:“我写过不少的‘认罪书’,承认挨斗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教育’｡我究竟想说些什么?今天‘深刻地’分析起来,也无非想把自己表现得无耻可笑,争取早日过关而已,那个时候我早已不是作家,除了辱骂自己,什么也写不出｡不仅只讲假话,而且真假不分,习以为常｡在批斗会上看够了‘造反派’的表演,听够了他们的歪理,给逼得无路可走,丑态百出,会后交出‘认罪书’得到短时间的安静,反而感到轻松,以为又过了一关｡”
巴金说,让“四害”横行时的“思想汇报”见鬼去,现在写的《随想录》才是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我掏出自己的心,让自己看,也让别人看,我好像把心放在清水池里不断地冲洗｡我努力不讲假话｡我要理解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
他不嫌丑陋,不断鞭挞自己的“明哲保身”,颂扬那些坚持气节不幸殒命的作家,为他们喊冤｡他说让老舍死去,我们应当惭愧,“即便他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他的心要活在每一个朋友的心中,活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从傅雷的遗书看到了人的尊严的正气,在他身上找到了我们民族真正的文化传统｡
在灾难过后总结当时的感受时说:“今天我回首十年中间自己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幼稚,实在愚蠢｡”是“文革”这条路,逼得人们不得不用脑子独立思考｡这便是这场灾难带给人们的唯一收获,这也是巴金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代价后得到最大的收获｡
为了不忘这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随想录》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藏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唯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在《纪念雪峰》中,他那把“解剖刀”无情地切割着自己身上疮疤｡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也曾在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的大会上和靳以一起联合发言,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批艾青的“上下串连”｡虽然他只是在重复别人说过一百遍的话,“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只是想保全自己,但这所作所为却成了以后岁月里他心中搬不去的块垒｡“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文化大革命”给巴金留下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倡议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目的是让人们,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记住这段历史的悲剧｡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以及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来反对并不曾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把种种‘出土文物’乔装打扮硬要人相信这是社会主义｡……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巴金表示:“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上一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下一代一定能够完成｡”
他在后来所写的《随想录》合订本“后记”中说:“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的十年浩劫的‘文革’｡……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他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如那几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篇章《怀念箫珊》､《怀念老舍同志》等),揭示出“文革”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如《“毒草病”》等)｡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景不断向自己加以警醒,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文革”博物馆》),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他在写完《随想录》的时候说:这五卷书就是一座袖珍的“文革”博物馆｡假如他年真有那么一天建成了这博物馆,那么这书将是博物馆的最详尽的说明书｡
《随想录》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灵魂､意志和体力的煎熬｡
巴金这位八旬老人就这样每天两三百字用发僵的手完成了自己42万字的“人生总结”｡这书一出版,立刻引起广泛注意｡《随想录》的发表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人称它为情透纸背､热透纸背､力透纸背的当代讲真话的大书｡
巴老在创作《随想录》过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困难与压力,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他曾说过:“没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我进行批评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评对我已非鲜事,一声勒令不会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
于是,巴金坦然地解释道:“这是说真话的书,也是表现我的爱和憎的书,有‘忏悔’,有‘揭露’,也有‘希望’｡它们是我一生思想的总结｡我写第一本以后的几本,思想有时也不同,也有变化｡它们是个整体,相互联系,有分有合｡应该把每一篇连在一起来看｡我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要燃烧自己,把自己的热情都贡献出来;另外,也附带为评论家和后代提供一份真实的资料｡”
在写作《随想录》时,巴金已感到写字很吃力,甚至觉得拖不动手中那支细细的圆珠笔,但他内心里有感情要吐,有话要说,他这样描述写作时的情景:“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这是何等感人的场面和情形啊!然而,这一页页字迹越写越小的稿纸上面的文章产生的影响和价值,却早已远远超出作品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以及现当代文学的领域和范畴｡
我们再来看看巴金这段话的分量吧:“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刚相反,七十多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过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
“还债”心理,贯穿了巴金创作《随想录》的整个过程｡他说:“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大小债务｡”尽管好心的朋友都劝他对过去不必太认真,也不必过多地责备自己｡可巴金仍表现出年轻时的那种固执｡他觉得“账是赖不掉的”｡这是巴金为什么要把五本《随想录》当做一生的收支总账来写的原因｡
对于晚年,巴金老人似乎并不要如何去享受生活,他更多的是在病房里思考,艰难地拿着那支老笔进行人生总结,向读者再交一份自觉的“思想汇报”｡也许这样,他的心灵才会感到完全轻松｡他说:“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据《巴金的家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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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家､春､秋 巴金走了
巴金生平: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据《三峡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