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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时候，我既有过生活安逸富足的時刻，亦有过揭不开锅饿肚子的窘迫；我在这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了解了这个城市一路走来的狮子山精神与如今所承受的政局变幻，这些都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最近一段时间里，每到深夜即将入睡之前，我习惯性地走到阳台上，看着扑面而来的高楼与光影，有时候点上一根烟。什么也毋需思考，不远处是福田CBD区域，一个个醒目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logo在每栋高楼的顶部发出诡异的光，深圳第一高楼的平安大厦，在一群摩天大楼里更为摩天，直插云霄，只见云雾围绕在它锥子型的顶端，信号灯的闪烁在云层里若隐若现。
有的时候，我亦尝试咀嚼这一幕都市景观的意义。它也许是我迅速感受一个新城市的脉搏、并尝试融入和理解这里的捷径。 在香港的时候，我居于港岛海边，对岸是青马大桥，向右望，看得见尖沙咀高耸入云的ICC（环球贸易广场）大楼，每晚准点报时。再往右望一些，是中环码头与其周边的各色高楼，即使在很深的午夜，这一片的灯光从未停歇，车辆依然驰骋在港岛海岸线边缘的四号干线，由西向港岛东行驶。空荡荡的巴士仍然在运行，有人会在楼下的西环码头唱歌，歌声传入我十平米的小屋里。
5月的最后一天，我电召了一辆七人商务车，把我所有在香港积累下来的家当放进后座，正式离开这个城市。刚顺利通过深圳湾关口，一路向福田进发的时候，司机好奇地问我，在香港待了多少年？我说，快四年。
那为什么不待久一点，拿个永居身份证？他问。
工作不好找啊，签证也就不好续。
为了签证先随便找个工作不行吗？
我笑笑。一路无话。
住“劏房”的岁月
2013年9月，从国内一所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我来到香港大学攻读一年制研究生项目。来香港读书更多反而是机缘巧合。
当时的我，本身已选定了一所美国的大学，定金也已交，父母却告知，家中经济状况并不稳定，建议我还是选择当时已经录取了我的港大，学校水准和名声不错，一年制的项目花费始终会轻松一些，也很快能毕业投入社会补贴家庭。
这对当时已在做着美国梦的我，无疑是一个打击。那天夜里，正在北京实习的我，在鸟巢门口的石柱上坐了许久，看着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看着他们脸上的不同神情，不知所措。最终，我对自己说，好吧。
我们当时一班入读同一个港大项目的内地生，有一个QQ群，大家互相通气鼓励之余，也会讨论一些关于香港生活的注意事项，以及一些时政问题。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的一位与我一样刚刚本科毕业的同学，在群里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接下来将是香港民主进程的关键时刻，我们很幸运能在这个时间段来到香港，见证大事发生。
我当时并不明白。9月份入学后，我仿佛迅速被一个吸盘吸进了一个广阔的、复杂精妙的平行空间之中。我不会很轻率地称这个空间为“自由”，反而是“多元”。我的同学是多元的，项目里大部分都是外籍同学，同时内地生占了三分之一，本地香港学生反而寥寥无几；课程是多元的，全英文授课，专业里方方面面的技能都要涉及到，每天生活丰富而忙碌，总像在赶一辆追不上的火车，很多事情来不及去害怕就必须硬着头上了。港大所在的西环，我们每天上山下山乐此不疲，最兴奋和最忙碌的时候，是通宵到凌晨4点，晕乎乎地走下山回到住处，昏黄的街灯下，维修人员正在修电车路。
毕业后，我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成为了一名财经记者，主要负责地产报道。这也许是迅速融入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氛围的最好方式——我每日出入不同的企业与发布会，见不同的高管以及公关人员，地产类的新闻采写又使我迅速了解到这个城市房价水平是如此高不可攀：每个月上升的楼价指数，供不应求的市场，越来越奇葩的单位面积和设计……但还是有那么多的人等着“上车（第一次买房）”。而另一方面，还有无数人等着公共房屋的分配，有些人被迫住在简陋狭窄的“劏房”里，截至今年3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4.6年。我亦采访过一些年轻人，一成年便马上去申请公屋，毕竟既然要等那么久，当然越早申请越好。
我自己也是“劏房”的住戶。所谓劏房，就是隔断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在西环码头附近，我住在一个单位隔断成的三个房间之中的一个，面积大概是十平米，其中有一个一平米的洗手间。没有厨房，便自己搭了一个小架子，平时通过电磁炉做些简单的吃食。没有阳台和洗衣机，衣服或者手洗，或者交给外面洗衣店。隔断的空间里，当然隔音也并不理想，三间房邻里之间彼此默契，保持各自的沉默。
这大概算是一个豪华劏房，至少能够看到海和对岸的九龙。我旁边房间住着一对香港年轻夫妇，我们并不熟识，偶尔打照面的时候，会礼节性地聊起来，于是便了解到，原来他们也是早早申请了公屋，自知“上楼（指申请到公屋）”无期，只能暂时蜗居于劏房。丈夫做过保安，也做过餐厅经理，每日从西环去对岸的九龙湾上班，凌晨5点多就要出门。
我在这个空间里居住了近三年的时光，直至在香港的最后一刻。我所在的区域西环， 是香港大学所在地，又靠近中环上环金融区，因此每一年都有许多非本地学生来港，街上亦充斥着不同的语言，本地人、长居于西环这个旧区的老人、内地学生、外籍人士、菲佣群体都聚集在这里，房屋租赁市场始终热闹而供不应求，租金不停上升，吸引各类地产投资。再加上地铁通车，交通更为便捷，西环的“士绅化”一直在快速推进，直至我离开时，都是区内以及香港各界关注社区保育和发展的人士，热议的话题。
这也是香港令人感叹的侧面之一——人们关注并热爱自己的社区，对于它的发展与成长，以及在其中所见到的种种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抗议。一个绿植丰富的公园要被政府清拆改建为豪宅，会有周边居民、不同团体、学者、议员等等，共同检视政府的数据和方案，条分缕析地列出反对的理由，并定期举行集会和活动，呼吁更多人关注事件，因为一个公园、一个社区并不是孤立的。
最近一段时间里，每到深夜即将入睡之前，我习惯性地走到阳台上，看着扑面而来的高楼与光影，有时候点上一根烟。什么也毋需思考，不远处是福田CBD区域，一个个醒目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logo在每栋高楼的顶部发出诡异的光，深圳第一高楼的平安大厦，在一群摩天大楼里更为摩天，直插云霄，只见云雾围绕在它锥子型的顶端，信号灯的闪烁在云层里若隐若现。
有的时候，我亦尝试咀嚼这一幕都市景观的意义。它也许是我迅速感受一个新城市的脉搏、并尝试融入和理解这里的捷径。 在香港的时候，我居于港岛海边，对岸是青马大桥，向右望，看得见尖沙咀高耸入云的ICC（环球贸易广场）大楼，每晚准点报时。再往右望一些，是中环码头与其周边的各色高楼，即使在很深的午夜，这一片的灯光从未停歇，车辆依然驰骋在港岛海岸线边缘的四号干线，由西向港岛东行驶。空荡荡的巴士仍然在运行，有人会在楼下的西环码头唱歌，歌声传入我十平米的小屋里。
5月的最后一天，我电召了一辆七人商务车，把我所有在香港积累下来的家当放进后座，正式离开这个城市。刚顺利通过深圳湾关口，一路向福田进发的时候，司机好奇地问我，在香港待了多少年？我说，快四年。
那为什么不待久一点，拿个永居身份证？他问。
工作不好找啊，签证也就不好续。
为了签证先随便找个工作不行吗？
我笑笑。一路无话。
住“劏房”的岁月
2013年9月，从国内一所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我来到香港大学攻读一年制研究生项目。来香港读书更多反而是机缘巧合。
当时的我，本身已选定了一所美国的大学，定金也已交，父母却告知，家中经济状况并不稳定，建议我还是选择当时已经录取了我的港大，学校水准和名声不错，一年制的项目花费始终会轻松一些，也很快能毕业投入社会补贴家庭。
这对当时已在做着美国梦的我，无疑是一个打击。那天夜里，正在北京实习的我，在鸟巢门口的石柱上坐了许久，看着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看着他们脸上的不同神情，不知所措。最终，我对自己说，好吧。
我们当时一班入读同一个港大项目的内地生，有一个QQ群，大家互相通气鼓励之余，也会讨论一些关于香港生活的注意事项，以及一些时政问题。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的一位与我一样刚刚本科毕业的同学，在群里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接下来将是香港民主进程的关键时刻，我们很幸运能在这个时间段来到香港，见证大事发生。
我当时并不明白。9月份入学后，我仿佛迅速被一个吸盘吸进了一个广阔的、复杂精妙的平行空间之中。我不会很轻率地称这个空间为“自由”，反而是“多元”。我的同学是多元的，项目里大部分都是外籍同学，同时内地生占了三分之一，本地香港学生反而寥寥无几；课程是多元的，全英文授课，专业里方方面面的技能都要涉及到，每天生活丰富而忙碌，总像在赶一辆追不上的火车，很多事情来不及去害怕就必须硬着头上了。港大所在的西环，我们每天上山下山乐此不疲，最兴奋和最忙碌的时候，是通宵到凌晨4点，晕乎乎地走下山回到住处，昏黄的街灯下，维修人员正在修电车路。
毕业后，我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成为了一名财经记者，主要负责地产报道。这也许是迅速融入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氛围的最好方式——我每日出入不同的企业与发布会，见不同的高管以及公关人员，地产类的新闻采写又使我迅速了解到这个城市房价水平是如此高不可攀：每个月上升的楼价指数，供不应求的市场，越来越奇葩的单位面积和设计……但还是有那么多的人等着“上车（第一次买房）”。而另一方面，还有无数人等着公共房屋的分配，有些人被迫住在简陋狭窄的“劏房”里，截至今年3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4.6年。我亦采访过一些年轻人，一成年便马上去申请公屋，毕竟既然要等那么久，当然越早申请越好。
我自己也是“劏房”的住戶。所谓劏房，就是隔断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在西环码头附近，我住在一个单位隔断成的三个房间之中的一个，面积大概是十平米，其中有一个一平米的洗手间。没有厨房，便自己搭了一个小架子，平时通过电磁炉做些简单的吃食。没有阳台和洗衣机，衣服或者手洗，或者交给外面洗衣店。隔断的空间里，当然隔音也并不理想，三间房邻里之间彼此默契，保持各自的沉默。
这大概算是一个豪华劏房，至少能够看到海和对岸的九龙。我旁边房间住着一对香港年轻夫妇，我们并不熟识，偶尔打照面的时候，会礼节性地聊起来，于是便了解到，原来他们也是早早申请了公屋，自知“上楼（指申请到公屋）”无期，只能暂时蜗居于劏房。丈夫做过保安，也做过餐厅经理，每日从西环去对岸的九龙湾上班，凌晨5点多就要出门。
我在这个空间里居住了近三年的时光，直至在香港的最后一刻。我所在的区域西环， 是香港大学所在地，又靠近中环上环金融区，因此每一年都有许多非本地学生来港，街上亦充斥着不同的语言，本地人、长居于西环这个旧区的老人、内地学生、外籍人士、菲佣群体都聚集在这里，房屋租赁市场始终热闹而供不应求，租金不停上升，吸引各类地产投资。再加上地铁通车，交通更为便捷，西环的“士绅化”一直在快速推进，直至我离开时，都是区内以及香港各界关注社区保育和发展的人士，热议的话题。
这也是香港令人感叹的侧面之一——人们关注并热爱自己的社区，对于它的发展与成长，以及在其中所见到的种种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抗议。一个绿植丰富的公园要被政府清拆改建为豪宅，会有周边居民、不同团体、学者、议员等等，共同检视政府的数据和方案，条分缕析地列出反对的理由，并定期举行集会和活动，呼吁更多人关注事件，因为一个公园、一个社区并不是孤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