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临近四川北路不远处，有一条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街，名叫山阴路。该路段132弄9号（原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是一栋红砖红瓦的3层建筑，坐落在一条短浅洁净的弄堂内。1933年4月11日至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曾居住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段生活和战斗的日子。参观者每次走过山阴路，走进9号小院，看到鲁迅故居和故居内陈设的物品，总会想起他与共产党人之间一件件感人的故事，都会被他与共产党人之间真挚的革命情谊深深感染。
　　鲁迅故居坐北朝南，门前右首的水泥柱石上，悬挂着“鲁迅故居”4字匾额。这是1951年毛泽东批请郭沫若题写的。鲁迅与郭沫若相识于文学，相惜于革命。二人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意见分歧，有时也不免“笔墨相讥”，但却能牢牢把握着战斗的大方向，始终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定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敌人。在同敌人于文化领域展开的斗争中，他们培养出了超越个人情感的深厚的革命情谊。鲁迅非常赏识郭沫若的才华和奋战、奋斗的精神，郭沫若也为鲁迅宽广的胸怀和大无畏的精神所感染。鲁迅的离去使郭沫若的心灵产生巨大的震动。那天，郭沫若在日本，立即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后又连续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等文章，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尖锐地揭露反动文人对鲁迅的诽谤和诬蔑，勇敢地捍卫和维护鲁迅的名誉。他时刻把鲁迅作为自己的榜样，弘扬鲁迅的战斗精神。这段被广为传颂的文壇佳话，展示了基于革命之上的情谊的真挚纯洁和一名共产党人真诚无私的伟大人格与宽广胸怀。
　　跨进9号院院门，走过水泥步道，进门便是会客室，这里摆放着会客桌椅、书橱、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的缝纫机和他们的儿子周海婴的玩具橱。靠在墙壁处，有一张写字台，台面成畚箕形，三面有边，装有许多小格子，上首有一道隐缩在夹缝中的弧形拉门，拉下来可以将台面上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抽屉全部封锁。这张写字台是瞿秋白烈士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特制的。1934年，瞿秋白离开上海去瑞金前，将这张写字台赠送给了鲁迅，谁知此去却成永别。鲁迅一直把它作为故人的遗物，妥善地保存下来。鲁迅与瞿秋白关系甚笃，从1932年起，瞿秋白曾4次到鲁迅家里避难，他后来多次对党内同志说：“我是在危难中去他家的，他那种亲切和同志式的慰勉、临危不惧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1933年7月下旬，因为机关被敌人发觉，瞿秋白凌晨2点左右来到鲁迅家中避难。这是瞿秋白第一次来到鲁迅的新家，也是他的第三次避难。这次避难之际，瞿秋白完成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即编《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序言。他一连3天看完了鲁迅杂感，第四天晚上执笔写序，只用几个晚上便完成了《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瞿秋白的这篇长达15000字的序言，对鲁迅评价很高。为此，鲁迅送给瞿秋白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其内涵不言自明。
　　穿过客厅，登上扶梯，来到二楼。这里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这样一个斗室，包孕着鲁迅全部的生活和斗争。在这里，诞生了许多如同射向敌人的枪弹般的杂文；在这里，也充溢了鲁迅与共产党人浓浓的革命友情。上海10年、故居3年，鲁迅与革命同呼吸、共命运，他的每个行动都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赞扬和信任。1936年春夏之交，鲁迅已病入膏肓，仍很惦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不止一次地同冯雪峰谈自己的想法，考虑应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送点礼物，以表示对“寄托中国和人类希望”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敬佩。是年秋，在冯雪峰的安排下，寄托着鲁迅真挚情谊的信件和火腿被辗转送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毛泽东收到这份珍贵的礼物非常高兴，风趣地说：“可以大嚼一顿了。”然后将火腿切成许多块，分送给了周围的同志。
　　拾级而上，三楼是鲁迅安排给周海婴居住的卧室，房间阳光充足，可见鲁迅对孩子的爱护和关心。卧室后面是一间客房，中国共产党内不少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如瞿秋白、冯雪峰等，都曾在这里落过脚。对于革命者，鲁迅更真挚地表现了伟大的同志爱。每当社会逆潮来临，政治风声紧急，共产党人投奔他的时候，鲁迅总是尽一切力量给予掩护和安置。这是鲁迅对共产党人的爱，更是对中国革命的爱。
　　离世前，鲁迅不顾重病缠身，拖着羸弱的身体仍然坚持不倦的辛勤工作。当时，宋庆龄曾写信给鲁迅，语重心长地劝他注意身体，好好养病。信中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鲁迅十分感怀同志的关爱，可他也难以忘却黑暗的现实，不想放弃自己的责任，仍然继续提笔战斗，不停息地写作，直到1936年10月19日去世，真正是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瞻仰鲁迅故居，这里充满了鲁迅与共产党人的真挚情谊，展现了鲁迅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让人久久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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