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梁启超最值得称道的观念发明除“新民”外，便是“中华民族”。
　　孙中山在兴中会、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所承袭的基本是清初以来反清复明的传统政治主张，所以辛亥革命爆发后，明朝18行省的“中华”疆域依然是绝大多数革命党人和革命同情者的“中国”概念，南方革命政权的“铁血18星中华国旗”正是这种观念的形象化标志。南北议和成功后，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参与中华民国建国活动，基于大清留下的政治遗产，梁启超发明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并将此与“五族共和”对接。当时中国有两面国旗，以北方汉族为主体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与南方象征汉族主体管辖区的铁血18星旗，前者显然与大清留下的宪政遗产框架相吻合，不仅消弥了对蒙族、藏族等其他民族的拒斥，同时也是对民族分离倾向和分离分子釜底抽薪。理论上，梁启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明巧妙解决了辛亥革命可能导致的宪政和民族分离危机，之后，五族共和既成共识，中华民国政府废止了铁血18星旗帜——相当于大明版的中华国旗。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元大钞依然印着汉语拼音、蒙、藏、维吾尔及壮文（原五族含满族不含壮族），继承了五族共和的宪政精神，以通货信用形式象征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对此，梁启超功莫大焉。
　　对家庭、对个人，梁启超比较有意思的发明之一是“趣味主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帝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趋于瓦解，世界纷扰，不仅爆发了世界大战，也催生了苏联这类过去未曾有过的国家和社会，一时间思潮涌动、主义歧出，对中国社会形成不小冲击。对此，梁启超举重若轻，在1922年4月间的公开演讲中，他略带调侃地回应道：“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趣味主义。”这并非避重就轻，他所说的趣味，绝非吃喝玩乐，小情小调。
　　在同年另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补充说明了“趣味”的合义：“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主体者，莫如下列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
　　從开列的四项内容看，颇具基督教新教伦理色彩，因为这些活动无不包含创造的内蕴，劳作创造财富、游戏激发热情、艺术成就美、学问促进智慧。这些活动赋予了生活的本质与意义，是社会的基本动力。
　　梁启超不仅以趣味主义者自居，并身体力行在家庭与青年学子中推广。从梁家子弟的专业多少能窥见趣味主义的影子，思成学建筑、思永学考古、思忠学军事、思庄学图书馆学（本来梁启超希望她学生物学）……关于孩子们的专业，梁家流行过一则段子：说思成负责盖房子（建筑）、思忠负责炸房子（军事）、思永负责清理房子废墟（考古）……段子大约就是梁启超编的，这种玩笑式的趣味关联，映射出他透析世界、社会与人生的独特眼光。
　　梁妻去世后，时局更加动荡，令人生厌的血尿症，以及人生的种种不如意纷至沓来。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思顺牵肠挂肚，怕父亲寂寥、困苦，在家书里不断宽解劝慰父亲。梁启超却总是乐观地告诉女儿自己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寂寞，而且，做什么都充满兴趣，反而要思顺及时转达自己对在美留学儿子的告诫，“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即使临近生命的尽头，梁启超还反过来宽慰孩子们：“总之，我是挨得苦的人，你们都深知道全国人都在黑暗和艰难的境遇中，我当然也该如此（只有应该比别人加倍，因为我平常比别人舒服加倍），所以这些事我满不在意，总是老守着我那‘得做且做’主义，不惟没有烦恼，而且常时兴会淋漓。”
　　从发明“趣味主义”到发明“得做且做主义”，虽然平添了一抹悲剧色彩，但生命不止，创造不已的底色并无改变，这些有意义的“主义”总在艰难时世鞭策激励梁家子弟在风雨中成长，终成社会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