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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保定雄县，号称“梆子窝”。从一百多年前至今，河北梆子仍特别盛行。这里就是锦云的故乡。他出生在一个非常闭塞的小村庄，从小过着河里摸鱼、地里捡柴的日子。自14岁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上中学之前，他没看过电影，没听过话剧，甚至找不到一本现代小说。
村里有个梆子小科班，请了一个文武老生教小孩子唱戏。统共四五十出戏，锦云翻来覆去地看，不仅能背下来唱词，台上的一招一式，至今仍历历在目。“这可以称为我人生文化艺术的底色，所以从小喜欢戏。”带着这个积淀，他进了城。
1982年到北京人艺任编剧，1992年接替于是之任人艺第一副院长，1997年继曹禺大师之后任人艺的第二任院长，至2003年退休，并曾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锦云先后创作了《狗儿爷涅槃》、《阮玲玉》、《风月无边》等经典剧目，其中《狗儿爷涅槃》更是成为人艺“压箱底”的保留剧目。
“我们见过什么叫真正的‘大师’”
锦云曾就读的北京十四中，在宣武门外，离老天桥很近。由于常去，他对评书、相声及各样杂耍儿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人大附中高中毕业后，1958年锦云考入了北大中文系。
当时北大提倡老先生给低年级的新生上专业课，“我们这一代非常幸运，入学赶上了那一批老先生任教，亲身感受了他们的风范，我们见过什么叫真正的‘大师’，不是像某些电视上的那样。”77岁的锦云思维敏捷，以特有的大嗓门向记者如数家珍。
王瑶先生是锦云非常崇拜的一位老师，受其影响甚深。王先生上课向来是西服革履，他毕业于清华，显得对曹禺情有独钟。王先生课上讲《雷雨》，锦云就课下把《雷雨》还原为提纲和一场场的戏，“仿佛把一个钟表拆散了，再重新组装起来”。如此这般认真地琢磨过。在1988年入学北大三十周年纪念宴会上，再度重逢的锦云给王先生敬酒，王瑶先生站起身来就说了一句话：“《狗儿爷涅槃》‘站’住了。”这句话对锦云不异于无上的奖赏，使他感怀至今。《狗儿爷涅槃》于1988年再度上演，王先生年事已高，锦云不便请先生进剧场观看，不料先生次年去世，成为永久的遗憾。
北大的老先生们各有风度，从他们身上，锦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脉络。
游国恩先生讲《楚辞》，不带任何文字资料，仅凭记忆将大段的引文写在黑板上；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一身中式打扮，和学生交流十分平易谦和；吴组缃先生的备课讲稿以活页形式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冬天上课时，吴先生从呢子大衣里掏出信封取出稿纸，旁征博引地讲明清小说。
东方文学是季羡林先生授课，他总是穿着一身洗褪了色的蓝布中山服；西方文学由冯至先生主讲；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课令锦云至今难忘，先生时不时用手摸一下雪白的头发，远远地望去，感觉如同一尊雕像。朱先生上了一学期的课，锦云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东方的美是线条，西方的美是团块”。这些先生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学者。
北大的文艺社团非常活跃，锦云先后参加了曲艺队、京剧队、话剧队。话剧队排演《红旗谱》，他扮演朱老忠。他把北大关于戏剧方面的藏书和刊物，基本借全，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北大图书馆馆长是梁启超之女梁思庄，大家闺秀文质彬彬，亲自为学生们取书。
百年北大，底蕴深厚。当年的老先生们都是这样的做派，令人无限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人过四十尚学艺”
锦云那届中文系的学生是为北京市教育局代培的，入学时他们并不知情。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昌平一所中学教书，教了一个学期语文后，就下乡搞“四清”。不成想，运动结束后被留在了公社，任基层干部，“与山区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个炕上睡觉。”八年后，去县里搞群众文化工作又七年，最后调任市委宣传部三年。这一晃就是十九年。
在此期间，锦云有几篇小说得奖，特别是《笨人王老大》（合作）获了全国奖，一时间在文坛崭露头角。北京人艺寻找编剧求贤若渴，找上门来。此时的锦云，已经四十四岁了。人们常说“人过四十不学艺”，但是“因为过去戏剧的种子埋得太深太深，时时‘发酵’，好不容易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不想放弃”。
先是于是之先生约来谈话，随后副院长夏淳亲自面试。1982年，锦云开始了人艺十年编剧的生涯。“人艺的创作环境非常宽松，老艺术家们是真懂戏。感谢人艺成就了我，《狗儿爷涅槃》只能诞生在这里！”
最初，锦云把《狗儿爷涅槃》的故事告诉于是之，他听后非常兴奋，“你写吧，这可能是个大作品！”
锦云立即全身心投入到这部戏的创作中。和于是之谈戏，总是喝泡着枸杞子的二锅头就碟小菜。当时正值夏天，房间里别说空调，连电扇也没有，这二位便“光着膀子，汗流浃背。”而和精通英语的英若诚聊本子，“就是干喝威士忌，那时才知道喝洋酒不兴下酒菜。”
《狗儿爷涅槃》的人物原型都是锦云的亲戚，为了各自的追求和梦想，收获了一辈子的奋斗与辛酸。“我太熟悉这片土地的人和事，从小见到的就是庄稼地。不仅农民怎么生活、怎样说话我知道，就连他们身上的汗味我都熟悉。”一旦下笔，过去的积累就充分调动起来。在长时酝酿和较详细提纲的基础上，仅用了五天半的时间，锦云便完成了此剧初稿。
1986年10月12日《狗儿爷涅槃》首演，轰动四方。第二天《北京晚报》刊登了著名记者、剧作家过士行的评论文章《时代的杰作》，随后的舆论更是一片好评。
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对于新时期的戏最推崇两部——《狗儿爷涅槃》和《曹操与杨修》如同“当代戏剧之双璧”。1988年，这两部作品同时荣获曹禺文学奖优秀剧本奖。
这一切完全出乎锦云的意料，“我都傻了，没想到这么高。这是一种机缘，好作品是可遇不可求的。”
“中国的剧作家我崇拜曹禺一人” 真正令锦云激动的，是曹禺先生非常欣赏《狗儿爷涅槃》，前前后后至少看了三遍。连排时他高兴地拉着锦云的手：“感谢你给剧院写了这么好的戏，看你的戏，我就觉得时间哗哗地流逝，好像过了一生啊……‘涅槃’，剧名也好。”首演、百场时曹禺先生也都专程前往。
“中国的剧作家我崇拜一人——曹禺。他年仅23岁时便创作了惊世之作《雷雨》，这么多年过去了，《雷雨》仍是中国剧坛的最高峰。如今，我们离曹禺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啊。”
锦云不仅仅是崇拜曹禺先生的戏剧成就，还怀有非常深的感情。他于1992年9月26日就任人艺第一副院长，两天后于是之带锦云去北京医院拜望曹禺院长。曹先生告诫他：“人艺可不好干啊，到时候你可不要哭啊。”
担任第一副院长后，锦云便不定期地去医院给曹禺先生汇报工作。锦云一般下午三点左右到病房，“曹禺先生比我年长28岁，我在他面前算是童言无忌。”曹禺先生喜欢听锦云聊剧院和社会的事，拉着不让走，一直聊到五点，直到护士送来晚饭锦云才告辞。离别之际，曹禺先生每一次都亲自送到电梯，“从最初自己走过去，再到旁人搀扶，直至最后坐轮椅……”锦云感念至今。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先生去世。凌晨四点，惊闻噩耗，锦云立即赶到医院。适逢住在隔壁房间的赵朴初先生刚与曹先生告完别，病房空无一人。锦云走入房间，曹禺先生静静地仰卧在病床上，仿佛睡着了一般。锦云强忍悲伤，摸了摸先生的额头、稀疏的头发，心中万般不舍：“这是一代伟人啊！中国剧坛大星陨落！”
“我极其有幸和曹禺先生有了零距离的接触。若干年后人们会羡慕我们这些人能和曹禺同时代，正如我们羡慕和李白同时代的人一样。”
艺术之树再发新芽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中国评剧院特邀国家一级编剧锦云执笔，并云集众多国内戏曲戏剧界顶尖的创作人员，全新创排的大型评剧《母亲》在全国巡演，引发强烈反响，好评如潮。
锦云在职时不算是高产的剧作家，重质量轻数量，退休了十来年，他没有闲着，先后写了话剧《永乐大帝》、《神荼郁垒》、《老丁家》、《日出而作》、《孟小冬》、《王玉龄与张灵甫》等，其中《日出而作》由河北省话剧院演出。而《母亲》算是篇“命题作文”，这种创作方式对他而言算得上“开天辟地头一遭”。
对此，锦云直言不讳，“是因为这杯烈酒浇中了我胸中的块垒！实际上我写这个题材等于写我的故乡、我的童年、我的乡亲、我的亲人！”
他在前言中写道，“我小时候见到的第一面旗，既不是青天白日旗，也不是五星红旗，而是日本的膏药旗。”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次年锦云出生了。
白洋淀是冀中坚持敌后抗日最活跃的地方。锦云小时候钻过地道；见过扫荡期间日本兵怎么打老百姓，亲耳听到过那一声声的惨叫；鬼子残杀平民是他的小伙伴亲眼所见；另一个小伙伴的父亲，被鬼子砍了头；听村里人说起日本侵略者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这些童年最初的记忆，一下子被调动起来。
故事描写的是密云山区，山民的生活场景锦云十分熟悉。比如“娶亲”那场戏令人印象深刻，“我在山里见过，一个庄稼汉怎么去接新媳妇。一匹小毛驴，新娘不是骑而是斜着坐在毛驴背上，庄稼汉拿着根柳条枝在后面赶着，走在窄窄的山道上，非常美。”
锦云认为，话剧是台词的艺术，要抓人、要美。戏曲也一样，台词（唱词）也要性格化，贴合人物，但是现在很多编剧的唱词是在写诗，和剧情及人物毫无关系。
而《母亲》一剧的台词完全凸显真情：“妈妈，我不想死！妈妈，我才17！妈妈，我还没活够！”没有豪言壮语，都是人物的真情实感。
对于曹禺先生的观点“谁能把人说清楚”，锦云始终赞同，铭刻在心。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一个故事，然而人物却不好描述。品格可以是共通的，性格却是独特的。《母亲》这部戏，就是在如此环境、地域、时代、故事、矛盾当中，真实再现了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内心世界。
《母亲》首演时，密云的县长、书记都看哭了，锦云在创作过程中也是眼泪哗哗流，“将心比心想一想，天下娘哪个没有爱儿心！”
锦云的创作理念就是写人、写情。“鲁迅说过‘听将令’，我不否认，但这个‘将’是什么？是人，是人心。”锦云很庆幸，能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是概念去写戏。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
三十年，时光荏苒，从成名作《狗儿爷涅槃》到现在的《母亲》，锦云的戏剧生涯，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
44岁之前，他在仕途一帆风顺，却咬牙跺脚转而追求作家梦。“不惑之年，命运给了我机会，我抓住它，来到人艺。这时候的我，只会听从内心的声音写戏，写让我动心的人。不仅要秉承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良心，还要秉承着在北大受过的教育，弘扬那些大师给我的滋养，因为我是北大人，前面的标杆则是曹禺先生啊。”
村里有个梆子小科班，请了一个文武老生教小孩子唱戏。统共四五十出戏，锦云翻来覆去地看，不仅能背下来唱词，台上的一招一式，至今仍历历在目。“这可以称为我人生文化艺术的底色，所以从小喜欢戏。”带着这个积淀，他进了城。
1982年到北京人艺任编剧，1992年接替于是之任人艺第一副院长，1997年继曹禺大师之后任人艺的第二任院长，至2003年退休，并曾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锦云先后创作了《狗儿爷涅槃》、《阮玲玉》、《风月无边》等经典剧目，其中《狗儿爷涅槃》更是成为人艺“压箱底”的保留剧目。
“我们见过什么叫真正的‘大师’”
锦云曾就读的北京十四中，在宣武门外，离老天桥很近。由于常去，他对评书、相声及各样杂耍儿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人大附中高中毕业后，1958年锦云考入了北大中文系。
当时北大提倡老先生给低年级的新生上专业课，“我们这一代非常幸运，入学赶上了那一批老先生任教，亲身感受了他们的风范，我们见过什么叫真正的‘大师’，不是像某些电视上的那样。”77岁的锦云思维敏捷，以特有的大嗓门向记者如数家珍。
王瑶先生是锦云非常崇拜的一位老师，受其影响甚深。王先生上课向来是西服革履，他毕业于清华，显得对曹禺情有独钟。王先生课上讲《雷雨》，锦云就课下把《雷雨》还原为提纲和一场场的戏，“仿佛把一个钟表拆散了，再重新组装起来”。如此这般认真地琢磨过。在1988年入学北大三十周年纪念宴会上，再度重逢的锦云给王先生敬酒，王瑶先生站起身来就说了一句话：“《狗儿爷涅槃》‘站’住了。”这句话对锦云不异于无上的奖赏，使他感怀至今。《狗儿爷涅槃》于1988年再度上演，王先生年事已高，锦云不便请先生进剧场观看，不料先生次年去世，成为永久的遗憾。
北大的老先生们各有风度，从他们身上，锦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脉络。
游国恩先生讲《楚辞》，不带任何文字资料，仅凭记忆将大段的引文写在黑板上；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一身中式打扮，和学生交流十分平易谦和；吴组缃先生的备课讲稿以活页形式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冬天上课时，吴先生从呢子大衣里掏出信封取出稿纸，旁征博引地讲明清小说。
东方文学是季羡林先生授课，他总是穿着一身洗褪了色的蓝布中山服；西方文学由冯至先生主讲；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课令锦云至今难忘，先生时不时用手摸一下雪白的头发，远远地望去，感觉如同一尊雕像。朱先生上了一学期的课，锦云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东方的美是线条，西方的美是团块”。这些先生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学者。
北大的文艺社团非常活跃，锦云先后参加了曲艺队、京剧队、话剧队。话剧队排演《红旗谱》，他扮演朱老忠。他把北大关于戏剧方面的藏书和刊物，基本借全，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北大图书馆馆长是梁启超之女梁思庄，大家闺秀文质彬彬，亲自为学生们取书。
百年北大，底蕴深厚。当年的老先生们都是这样的做派，令人无限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人过四十尚学艺”
锦云那届中文系的学生是为北京市教育局代培的，入学时他们并不知情。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昌平一所中学教书，教了一个学期语文后，就下乡搞“四清”。不成想，运动结束后被留在了公社，任基层干部，“与山区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个炕上睡觉。”八年后，去县里搞群众文化工作又七年，最后调任市委宣传部三年。这一晃就是十九年。
在此期间，锦云有几篇小说得奖，特别是《笨人王老大》（合作）获了全国奖，一时间在文坛崭露头角。北京人艺寻找编剧求贤若渴，找上门来。此时的锦云，已经四十四岁了。人们常说“人过四十不学艺”，但是“因为过去戏剧的种子埋得太深太深，时时‘发酵’，好不容易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不想放弃”。
先是于是之先生约来谈话，随后副院长夏淳亲自面试。1982年，锦云开始了人艺十年编剧的生涯。“人艺的创作环境非常宽松，老艺术家们是真懂戏。感谢人艺成就了我，《狗儿爷涅槃》只能诞生在这里！”
最初，锦云把《狗儿爷涅槃》的故事告诉于是之，他听后非常兴奋，“你写吧，这可能是个大作品！”
锦云立即全身心投入到这部戏的创作中。和于是之谈戏，总是喝泡着枸杞子的二锅头就碟小菜。当时正值夏天，房间里别说空调，连电扇也没有，这二位便“光着膀子，汗流浃背。”而和精通英语的英若诚聊本子，“就是干喝威士忌，那时才知道喝洋酒不兴下酒菜。”
《狗儿爷涅槃》的人物原型都是锦云的亲戚，为了各自的追求和梦想，收获了一辈子的奋斗与辛酸。“我太熟悉这片土地的人和事，从小见到的就是庄稼地。不仅农民怎么生活、怎样说话我知道，就连他们身上的汗味我都熟悉。”一旦下笔，过去的积累就充分调动起来。在长时酝酿和较详细提纲的基础上，仅用了五天半的时间，锦云便完成了此剧初稿。
1986年10月12日《狗儿爷涅槃》首演，轰动四方。第二天《北京晚报》刊登了著名记者、剧作家过士行的评论文章《时代的杰作》，随后的舆论更是一片好评。
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对于新时期的戏最推崇两部——《狗儿爷涅槃》和《曹操与杨修》如同“当代戏剧之双璧”。1988年，这两部作品同时荣获曹禺文学奖优秀剧本奖。
这一切完全出乎锦云的意料，“我都傻了，没想到这么高。这是一种机缘，好作品是可遇不可求的。”
“中国的剧作家我崇拜曹禺一人” 真正令锦云激动的，是曹禺先生非常欣赏《狗儿爷涅槃》，前前后后至少看了三遍。连排时他高兴地拉着锦云的手：“感谢你给剧院写了这么好的戏，看你的戏，我就觉得时间哗哗地流逝，好像过了一生啊……‘涅槃’，剧名也好。”首演、百场时曹禺先生也都专程前往。
“中国的剧作家我崇拜一人——曹禺。他年仅23岁时便创作了惊世之作《雷雨》，这么多年过去了，《雷雨》仍是中国剧坛的最高峰。如今，我们离曹禺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啊。”
锦云不仅仅是崇拜曹禺先生的戏剧成就，还怀有非常深的感情。他于1992年9月26日就任人艺第一副院长，两天后于是之带锦云去北京医院拜望曹禺院长。曹先生告诫他：“人艺可不好干啊，到时候你可不要哭啊。”
担任第一副院长后，锦云便不定期地去医院给曹禺先生汇报工作。锦云一般下午三点左右到病房，“曹禺先生比我年长28岁，我在他面前算是童言无忌。”曹禺先生喜欢听锦云聊剧院和社会的事，拉着不让走，一直聊到五点，直到护士送来晚饭锦云才告辞。离别之际，曹禺先生每一次都亲自送到电梯，“从最初自己走过去，再到旁人搀扶，直至最后坐轮椅……”锦云感念至今。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先生去世。凌晨四点，惊闻噩耗，锦云立即赶到医院。适逢住在隔壁房间的赵朴初先生刚与曹先生告完别，病房空无一人。锦云走入房间，曹禺先生静静地仰卧在病床上，仿佛睡着了一般。锦云强忍悲伤，摸了摸先生的额头、稀疏的头发，心中万般不舍：“这是一代伟人啊！中国剧坛大星陨落！”
“我极其有幸和曹禺先生有了零距离的接触。若干年后人们会羡慕我们这些人能和曹禺同时代，正如我们羡慕和李白同时代的人一样。”
艺术之树再发新芽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中国评剧院特邀国家一级编剧锦云执笔，并云集众多国内戏曲戏剧界顶尖的创作人员，全新创排的大型评剧《母亲》在全国巡演，引发强烈反响，好评如潮。
锦云在职时不算是高产的剧作家，重质量轻数量，退休了十来年，他没有闲着，先后写了话剧《永乐大帝》、《神荼郁垒》、《老丁家》、《日出而作》、《孟小冬》、《王玉龄与张灵甫》等，其中《日出而作》由河北省话剧院演出。而《母亲》算是篇“命题作文”，这种创作方式对他而言算得上“开天辟地头一遭”。
对此，锦云直言不讳，“是因为这杯烈酒浇中了我胸中的块垒！实际上我写这个题材等于写我的故乡、我的童年、我的乡亲、我的亲人！”
他在前言中写道，“我小时候见到的第一面旗，既不是青天白日旗，也不是五星红旗，而是日本的膏药旗。”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次年锦云出生了。
白洋淀是冀中坚持敌后抗日最活跃的地方。锦云小时候钻过地道；见过扫荡期间日本兵怎么打老百姓，亲耳听到过那一声声的惨叫；鬼子残杀平民是他的小伙伴亲眼所见；另一个小伙伴的父亲，被鬼子砍了头；听村里人说起日本侵略者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这些童年最初的记忆，一下子被调动起来。
故事描写的是密云山区，山民的生活场景锦云十分熟悉。比如“娶亲”那场戏令人印象深刻，“我在山里见过，一个庄稼汉怎么去接新媳妇。一匹小毛驴，新娘不是骑而是斜着坐在毛驴背上，庄稼汉拿着根柳条枝在后面赶着，走在窄窄的山道上，非常美。”
锦云认为，话剧是台词的艺术，要抓人、要美。戏曲也一样，台词（唱词）也要性格化，贴合人物，但是现在很多编剧的唱词是在写诗，和剧情及人物毫无关系。
而《母亲》一剧的台词完全凸显真情：“妈妈，我不想死！妈妈，我才17！妈妈，我还没活够！”没有豪言壮语，都是人物的真情实感。
对于曹禺先生的观点“谁能把人说清楚”，锦云始终赞同，铭刻在心。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一个故事，然而人物却不好描述。品格可以是共通的，性格却是独特的。《母亲》这部戏，就是在如此环境、地域、时代、故事、矛盾当中，真实再现了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内心世界。
《母亲》首演时，密云的县长、书记都看哭了，锦云在创作过程中也是眼泪哗哗流，“将心比心想一想，天下娘哪个没有爱儿心！”
锦云的创作理念就是写人、写情。“鲁迅说过‘听将令’，我不否认，但这个‘将’是什么？是人，是人心。”锦云很庆幸，能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是概念去写戏。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
三十年，时光荏苒，从成名作《狗儿爷涅槃》到现在的《母亲》，锦云的戏剧生涯，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
44岁之前，他在仕途一帆风顺，却咬牙跺脚转而追求作家梦。“不惑之年，命运给了我机会，我抓住它，来到人艺。这时候的我，只会听从内心的声音写戏，写让我动心的人。不仅要秉承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良心，还要秉承着在北大受过的教育，弘扬那些大师给我的滋养，因为我是北大人，前面的标杆则是曹禺先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