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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推广路线到走带金销售路线，其实医药代表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企业的策略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方式，整个行业的操作模式让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但作为医药产业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药品营销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动着众多人的心；令人振奋；医药代表这个话题变得敏感，处在风口浪尖上，一路风风风雨雨20年走来，人生百态个中滋味也尽在其中。
医药代表，现在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们承着时代的变迁走过了不同的时期，他们经历着各种欢喜、惆怅与无奈。这个职业让本地人变得富有，让北飘一族在繁华的京城有了自己的根，它像块磁铁一样紧紧 吸引着不同的人靠近，感受着它带来的酸甜苦辣。
曾几何时，他也叱咤风云
1986年外资企业把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带到了中国，一些医药代表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人生价值，为企业创造了丰厚的利润，自己的生活也过得充实。陈景浩，作为具有最老资历的医药代表见证着它的变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有医药代表了，那个时候医药代表几乎都是以专业对话的形式与医生展开沟通的。因交流而回赠的礼品仅限于一些小物件，如笔、本、纪念卡之类的东西。其实运行到现在这些知名企业在这方面也没有作很大的变动，医药代表主要是扮演与医生沟通、组织学术推广会议的角色。”当年的情景浮现在陈景浩眼前，“药品企业招收医药代表是很严格的，门槛高，需要有专业的能力与学历。我在的这家企业，本科学历以下的不招。”
陈景浩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英语系大四的学生，面临着分配工作的问题。当时，外企在人们眼中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穿得讲究，吃得讲究，出门还经常打的。
当初，陈景浩收到被录用的消息时很惊讶，因为那是一家国外的药品企业，而自己对药品一窍不通。公司说是看中了他的外语水平与他的交际能力。为了高工资，满心好奇的陈景浩在1988年7月成为一名外企员工。
第一天上班，公司就对所有的新人进行培训。首先是公司的企业文化培训，然后再是业务培训。
公司给每个人发了很多英文资料和一本医学用语专业词典，在培训的时候略微讲解了一下，然后要求每个人都要熟记内容。每天陈景浩都要面对很多关于药品介绍的资料，仿佛又回到了高考时候的感觉，面对着一摞摞的资料，还有很多专业的医学术语，严重影响阅读速度。头一天发的第二天可能就要检查，于是只能挑灯夜读了。
7月份，北京正热的时候，陈景浩在公司分给自己的小房子里，不停地扇扇子，汗还是不断地往下流，还有那不知道什么时候钻进来的蚊子，嗡嗡地闹得人心更烦。“真是遭罪!”陈景浩后悔为什么自己要选择外企呢，它并不是只有人们想象中光鲜亮丽的一面。
三个多月的培训，陈景浩瘦了好几圈，比高考时候付出的还要多。
与此同时，陈景浩慢慢接受了外企的快节奏生活，开始了自己真正的工作生涯。当时自己并不知道干这行的叫“医药代表”。自己的职责就是向医生介绍产品，推广产品功能。在公司制定的销售计划中，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有组织医生进行学术交流。
那时，医生很尊重医药代表，尤其是外企的医药代表。医生进药要自己跑药厂，尤其是一些当时非常紧俏的药品。由于药品不是很丰富，有的医院为了进陈景浩公司的药，还刻意请他吃饭，跟他套近乎。
每当陈景浩在讲课时，看着下面坐着的都是全国各大医院的骨干，甚至院长，他心中就特别得意。自己一个非医学专业的人给那些医学专家讲课，还被他们尊为陈老师，有的甚至叫自己教授，陈景浩觉得自己好像站在塔尖上一样高高地傲视一切。
在一次下课后，山东省人民医院的一位副院长追着陈景浩出会议室：“陈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下，这个药品我们在临床上不怎么敢用，因为一直不知道是否会有副作用。”在陈景浩的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聚过来很多人，他们说也有同样的问题。陈景浩觉得自己就是圆心，大家都围绕着自己转，他立即向大家介绍了这种药的正确使用方法及它的副作用等。
每次讲完产品后，公司都要组织大家旅游一趟，一般来的都是外地医务工作者，公司会安排他们去故宫、颐和园、长城等具有北京标志性的地方游览。在这个时候，医生和医药代表能够充分接触。医生会偷偷地拉着陈景浩到角落跟他商量进药的事情。广州一家医院的院长趁着大家都在颐和园长廊休息时，把他拉到长廊拐角，塞给他一个红包“陈教授，您公司的那个药下半年能不能再给我们医院多加30％，需求量太大了，其他药厂的药没有这样好的疗效。”
从1994年开始，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缺乏必要的监管措施，医药代表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
星移斗转，“香饽饽”成了“过街老鼠”
1999年，初中毕业的唐俊杰在家乡混了几年后，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于是就邀上七八个老乡一起从东北农村来到北京。
因为他们大多没文化，在北京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只好到西客站替人扛行李以维持生计，一天最多能赚到50块钱，老乡们凑在一起，觉得日子也不错。一次偶然的机会，唐俊杰认识了一个广州的药商，他要让自己的药打进北京市场，准备找人跑各大医院进行推销。唐俊杰在西客站拉活的时候也常听人说起过有专门帮人推销药品的人，而且很多人都发了。于是他决定抓住眼前的机会，试图从此改变自己做苦力的命运。
唐俊杰在西客站帮人扛行李，时常遭人欺负。在北京呆的这一年里，他每天早上4点就要赶到西客站抢位，半夜2点起床。寒夜里唐俊杰和老乡们冻得哆哆嗦嗦，咬得牙根直响；夏天穿着无袖的背心扛东西，肩膀经常被粗糙的绳子勒出一道道的红印；有时候中午想休息一下打个盹儿，还时不时地被清洁工用笤帚赶来赶去，听着他们埋怨：“把西客站的卫生、秩序都弄差了。”
想到这儿，唐俊杰把拳头攥得紧紧的，他要大干一场，改变生活。
正式加入医药代表这个行列是从接受广州老板培训开始的，当时唐俊杰听得一愣一愣的，不曾想过医药代表这个行业还有那么多的讲究。公司先对他们进行上岗培训。培训分成三部分：一是熟悉包干的医院、医院有关负责人及所有医生的情况，包括医生的住址、家庭电话、门诊时间、生活习惯、个人嗜好等都要摸得一清二楚；二是促销方法，促销方法说来很简单，就是一切围绕医生的嗜好转：医生喜欢钱物，就送钱物，医生喜欢打球、跳舞，就陪玩陪舞。对推销药物有关的重要人物，如果要“三陪女”也要设法予以满足；最后是要求按期家访，按期把促销结果向厂方汇报。公司规定，一个“医药代表”每月至少要到医生家中进行4次访谈，联络感情，并把访谈结果加以记录，作为促销的活动成果向 厂方汇报。
唐俊杰很快领悟了公司的精神，和老乡们对北京的医院进行了划分，每人负责不同的区，拓展市场，开始公关。
事情并不像唐俊杰想象的那样顺利。为了博得开门红，唐俊杰很舍得出手，物质刺激是免不了的。药剂科主任将药品推荐给相关科室的主任和临床医生试用，让他们满意非常关键，于是就先给他们“表示表示”。唐俊杰按照老板的指示，在公司领取了5000块钱，作为打点药剂科主任的费用。他把5000块钱数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他平生拿钱最多的一次，晚上睡觉时他把钱压在枕头底下，一个晚上翻来覆去没敢睡个踏实觉，生怕钱会被人偷了。5000块，当初唐俊杰要替人扛多少行李啊，什么时候自己也能甩手就是5000块啊?
本以为把各相关科室主任和主管院长打点好后，唐俊杰的努力该有结果了，但是在第一次药事委员会开会时，自己的药品竟然被否决。细查一下原因，居然是自己忘了打点那个刚刚当选的药事委员会委员。
那些要打点的人立即又浮现在眼前：产品相关门诊、住院部的医生(主任、教授、专家、主治医生、医师)和护士(护士长)、药库管理委员会、药剂科主任、采购或计划员、管理该院的卫生局有关官员、门卫……
想着这些，唐俊杰气得直拿自己的脑袋往墙上撞，埋怨自己为什么这么大意，就像小学生在一场紧张的考试中落写了一道大题。公司的同事小王知道后安慰他，说自己新人行的时候，由于没有摸清“行规”，也屡屡碰壁。“那时我带上一种新药品的资料和样品，来到一家大型医院，联系药品进临床的事情。医院主管药品采购的副院长毫不犹豫地将我喝出门去：‘不许在医院推销药品。’就在我灰溜溜要退出去时，另一公司的一名医药代表进来了。这时该副院长立即换了一张笑脸迎接这名医药代表：‘你们的药临床效果不错啊!’‘那还不是多亏院长关照。’说话间，这名医药代表将一个信封递了过去。见到这情形，我才明白了其中道理。”
在小王的鼓励下，唐俊杰通过几顿酒席终于把这件事情搞定了，席后自然少不了红包。为了对那位被“忘记”的委员道歉，安抚他“落寞的心”，唐俊杰特意单独请他吃饭，“哥们儿，实在是对不住您了，小弟是刚做这一行，不太懂事。这次请您见谅，还望以后多多指教。兄弟我就一口干了。”说完，唐俊杰一杯一两的白酒就下去了，然后转身到包里抽出一个红包塞到他手里，那位委员用手捏了捏那个红包，厚厚的，心里自然有数了。“好说，好说，看你喝酒这么豪爽就知道老弟你是个豁达的人，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以后有事你说话。”听完这话，唐俊杰心想总算“落听”了。
进药协议达成后，唐俊杰在每个环节上都不敢马虎，连医院采购这一关也不放松。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与直接给病人开药的医生搞好关系，这些医生是药品销量多少的决定者。唐俊杰不直接给他们钱，而是跟他们谈回扣，谈扣点多少。一股是根据药房的销售统计来进行的，比如一种抗生素药按月销售量结算费用：
当月销售2000盒，每盒支付临床费1．5元；
当月销售3000盒，每盒支付临床费2元；
当月销售4000盒，每盒支付临床费2．5元；
当月销售5000盒，每盒支付临床费3元。
为了不让别的公司抢占自己辛辛苦苦开拓的市场，唐俊杰时刻维护着自己的阵地，必须经常请有关人士吃饭，饭后唱唱卡拉OK、搞些娱乐活动。此外，一年还要组织他们去旅游两次，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有时候为了进一步和他们套近乎，甚至要替他们报销，比如服装、家电什么的。唐俊杰很快跟一些大医院的大夫称兄道弟了，甚至进一些色情场所。为了一批新药进入一家大医院，唐俊杰请医院领导到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去消费，平均每人消费5000元。唐俊杰自己也享受到了作为男人的乐趣。
公司规定医药代表的收入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开始做的时候，因为唐俊杰没有什么经验，奖金基本拿不了多少，等他熟悉了这个行业后，月收入近2万。公司定的奖金标准为一个季度2万，完不成就没奖金；如果超额完成120％，就用奖金基数乘以1．2(120％)的平方=20000元×1．44=28800元。
一年后，唐俊杰换了行头，不再是西客站扛包的小伙了，他置办了好几身名牌西服；便宜坊、全聚德的美食也不再只是闻香了；台球室、溜冰场甚至很多歌舞厅都有他们的身影。药品、医院、饭店、歌舞厅几乎成了唐俊杰的全部生活。
2001年12月，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正式实施以及舆论不断对这种非正常的药品销售现象进行抨击，医院从上到下，已经不敢再公然收回扣、拿提成了。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现象彻底消失了、杜绝了，而是变得更加隐蔽。
过不了良心这一关
杨叶群，“洗手上岸”已经好几年了，说自己实在是过不了自己良心这一关。
2002年春天，当杨叶群还像往常一样背着包来到医院时，发现医院的门口多了一道牌子：医药代表禁止入内(目的是不让贿赂的事情再发生)。
但是，每个医药公司都在暗暗地使劲，各自想着对策。医院还是要不断地开发，不认识医生是很大的障碍。但是医院已经公开表明不允许医生跟医药代表接触，为了进入医院找医生，杨叶群想出了一个高招——装病人。为了避开保安的注视，杨叶群经常穿一件可以挡住脸的大衣，戴着帽子和墨镜，当走过保安时，他的步子不自然地加快了几步。
一大早，杨叶群就到自己要公关的医院，把自己要找的几个科室的医生号挂上，然后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等待。有的时候，竟然花50元挂知名专家号。当见到医生后，所有的程序照旧进行。
经常和病人在一起，总能听到各种抱怨，其中有很多人对高额的药价怨声载道。杨叶群心里很明白，其实很多药品出厂价只有几元钱，但是经过各类渠道后，叠加的费用就到了几百元。如果从医院开出的处方药品价格是100元，一般情况下，进价也就30元左右，中间70元的差价，医院赚30元，剩下的40元由他自己支配，看起来利润很大，实际上每次钱一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按比例给医院管药、管钱的实权人物送钱，要是送少了或送慢了，绝对不会再有下一单生意。
对杨叶群触动最大的是一对父女。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在医院里等待，突然听到旁边一个十二三岁女孩站在中年男人身边哭泣。已经是深秋了，女孩还穿着单衣，衣服很旧但是很干净，她用手刚抹掉了脸颊上的眼泪，又有眼泪滚落下来。她哽咽地问着：“妈妈会死吗?”看似父亲的男人眼睛四处望望，努力控制不在女儿面前流泪，然后把女儿拥进怀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女儿的这个问题。原来是 孩子的母亲得了癌症，家里却拿不出那么多钱给她买昂贵的特效药，无法继续治疗。病人只能忍受着那疼痛的煎熬，父女看着难受，却无能为力，只有在医院的长椅上抱头痛哭。
看着这对凄凉的父女，杨叶群忍不住上前去安慰他们。小女孩叫乐乐，是妈妈给她起的名，她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很快乐。但是从很小的时候起，乐乐就不快乐。她知道妈妈生病了，自己不能淘气，她非常努力地学习，为的就是看到妈妈的微笑。她知道自己家里不宽裕，每次看到小朋友穿着新裙子时，她总是远远地望着，有一次竟然无意间跟了同桌一天，因为她太喜欢同学的那条裙子了。乐乐知道，每次给妈妈买药的钱都是爸爸借来的，如果自己买了裙子，妈妈就没钱买药了，没有药，妈妈会很痛很痛的。
人都有求生的欲望，谁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有的还没尽孝道，放心不下年迈的父母；有的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可得了癌症一切都变得渺茫；癌症对于未成人的孩子更是残酷，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未来得及尝试，就可能随时凋谢。
想到这里，杨叶群倒吸一口凉气，觉得人的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而自己现在推销的就是很多癌症患者所需要的镇痛药。这种药即将在自己手上翻上几倍价，一些人因为高昂的价格无福消受而提前结束生命。这样的日子杨叶群无法再继续，他毅然地离开了给他带来喜与忧的职业，过回普通人的生活。
困惑的职业，还能走多远
董志国在长春学了五年的中医后，2004年被分配到老家的县医院。在一年短暂的行医生涯中，他似乎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光，在那里每天重复着简单的工作，医学造诣上也没有什么进展。
于是，他便辞职回到了长春。在长春，董志国找了半年也没有找到一个职位。在一个招聘会上，他把简历投给了一家药厂，不久就进了药厂的销售部。当他踏入销售部的办公室时，想着自己从此就要沦为医药代表了。
虽初涉此行，但董志国对这行还是有所耳闻，毕竟在医学院校浸淫多年，知道医药代表的工作就是给医生送钱，是一个偷偷摸摸不敢见天日的工作。沦落成医药代表，心中有很多不情愿，但也有人告诉他：医药代表是一个高尚的职业，至少可以让医生的知识更新五年。
医药代表在国外是一个高尚的职业，由具备医药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来担任，医药代表的工作性质就像是一个纽带，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他们把药厂的最新研发动态带入医院，再把医生用药的临床状况反映给药厂，例如药物的不良反应信息和治疗范围的变化等。其实，医生也有了解新知识的需求，一种新的药物上市，会有一摞相应的临床资料，医药代表是医生获悉新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据了解，美国临床医生的新药知识73％来源于医药厂家，来源于医药代表的讲解。
因为国家的一些法律政策等的出台，对医药代表也有了规范，很多药品公司的销售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对于这些调整，董志国是赞成的，因为他想抬起头来做人，不想做人人喊打的对象。但是各个行业都有各自的潜规则，也有相互的竞争，想要有产出就必须有投入。现在不能明目张胆地送礼收钱了，但关系还是维系的，于是像很多公司的策略一样，董志国也开始走起了感情路线。如帮他们的亲戚安排工作，带他们的小孩节假日外出玩耍购物；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生日等，都记在备忘录上，礼物都是精心准备、恰到好处的。
编辑手记：
2006年年底，北京2600家社区医院开始实行药品零差价购销模式，通过政府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差价销售来减少中间加价环节，改变过去“以药养医”的状况，药品价格平均下降50％左右。基本处于医疗垄断地位的各家三甲医院是否也将放下身段，走上降低药价加成或者零加成之路呢?没有药品差价，医药代表游刃的领域也将不复存在了吧?
据一位前卫生部官员透露，医院收入的60％～70％依赖药品销售。用国家补贴弥补这个漏洞是行不通的。20世纪70年代末，医院的经营主要靠财政拨款，到80年代初，这种方式维持不下去才渐渐形成了以药养医的局势。
“收支两条线”“药品零加成”“药品公开招标”，项项都是抹掉医院、医生利润的举措。出台方案的人缺乏决心，执行政策的人瞒天过海，因为谁都知道，药品就是医院的命脉，断得吗?如果断不得，那医药代表就还会是医院的常客、是医生的福星。
医药代表已经不把社区医院考虑在公关范畴之内，因为利润太小甚至没有。其实他们也欢迎公开化的医改政策，希望能凭借药品的性能、合理的价格竞争市场。
医药代表与药品收入是孪生兄弟，而药品收入是医院的生命养分。除非不以药养医，否则医药代表终将大行其道，几年内这一状况都很难改变。
近20年，是一个医疗机构逐步追逐药品利润最大化的过程，而现在零加成的呼声正是利润降低的信号，随着药品利润的降低，趋向零利润，也许医药代表就能回归本位，单纯地履行以他最原始的形态出现的传播者的责任。
编辑／冯 岚
但作为医药产业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药品营销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动着众多人的心；令人振奋；医药代表这个话题变得敏感，处在风口浪尖上，一路风风风雨雨20年走来，人生百态个中滋味也尽在其中。
医药代表，现在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们承着时代的变迁走过了不同的时期，他们经历着各种欢喜、惆怅与无奈。这个职业让本地人变得富有，让北飘一族在繁华的京城有了自己的根，它像块磁铁一样紧紧 吸引着不同的人靠近，感受着它带来的酸甜苦辣。
曾几何时，他也叱咤风云
1986年外资企业把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带到了中国，一些医药代表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人生价值，为企业创造了丰厚的利润，自己的生活也过得充实。陈景浩，作为具有最老资历的医药代表见证着它的变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有医药代表了，那个时候医药代表几乎都是以专业对话的形式与医生展开沟通的。因交流而回赠的礼品仅限于一些小物件，如笔、本、纪念卡之类的东西。其实运行到现在这些知名企业在这方面也没有作很大的变动，医药代表主要是扮演与医生沟通、组织学术推广会议的角色。”当年的情景浮现在陈景浩眼前，“药品企业招收医药代表是很严格的，门槛高，需要有专业的能力与学历。我在的这家企业，本科学历以下的不招。”
陈景浩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英语系大四的学生，面临着分配工作的问题。当时，外企在人们眼中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穿得讲究，吃得讲究，出门还经常打的。
当初，陈景浩收到被录用的消息时很惊讶，因为那是一家国外的药品企业，而自己对药品一窍不通。公司说是看中了他的外语水平与他的交际能力。为了高工资，满心好奇的陈景浩在1988年7月成为一名外企员工。
第一天上班，公司就对所有的新人进行培训。首先是公司的企业文化培训，然后再是业务培训。
公司给每个人发了很多英文资料和一本医学用语专业词典，在培训的时候略微讲解了一下，然后要求每个人都要熟记内容。每天陈景浩都要面对很多关于药品介绍的资料，仿佛又回到了高考时候的感觉，面对着一摞摞的资料，还有很多专业的医学术语，严重影响阅读速度。头一天发的第二天可能就要检查，于是只能挑灯夜读了。
7月份，北京正热的时候，陈景浩在公司分给自己的小房子里，不停地扇扇子，汗还是不断地往下流，还有那不知道什么时候钻进来的蚊子，嗡嗡地闹得人心更烦。“真是遭罪!”陈景浩后悔为什么自己要选择外企呢，它并不是只有人们想象中光鲜亮丽的一面。
三个多月的培训，陈景浩瘦了好几圈，比高考时候付出的还要多。
与此同时，陈景浩慢慢接受了外企的快节奏生活，开始了自己真正的工作生涯。当时自己并不知道干这行的叫“医药代表”。自己的职责就是向医生介绍产品，推广产品功能。在公司制定的销售计划中，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有组织医生进行学术交流。
那时，医生很尊重医药代表，尤其是外企的医药代表。医生进药要自己跑药厂，尤其是一些当时非常紧俏的药品。由于药品不是很丰富，有的医院为了进陈景浩公司的药，还刻意请他吃饭，跟他套近乎。
每当陈景浩在讲课时，看着下面坐着的都是全国各大医院的骨干，甚至院长，他心中就特别得意。自己一个非医学专业的人给那些医学专家讲课，还被他们尊为陈老师，有的甚至叫自己教授，陈景浩觉得自己好像站在塔尖上一样高高地傲视一切。
在一次下课后，山东省人民医院的一位副院长追着陈景浩出会议室：“陈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下，这个药品我们在临床上不怎么敢用，因为一直不知道是否会有副作用。”在陈景浩的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聚过来很多人，他们说也有同样的问题。陈景浩觉得自己就是圆心，大家都围绕着自己转，他立即向大家介绍了这种药的正确使用方法及它的副作用等。
每次讲完产品后，公司都要组织大家旅游一趟，一般来的都是外地医务工作者，公司会安排他们去故宫、颐和园、长城等具有北京标志性的地方游览。在这个时候，医生和医药代表能够充分接触。医生会偷偷地拉着陈景浩到角落跟他商量进药的事情。广州一家医院的院长趁着大家都在颐和园长廊休息时，把他拉到长廊拐角，塞给他一个红包“陈教授，您公司的那个药下半年能不能再给我们医院多加30％，需求量太大了，其他药厂的药没有这样好的疗效。”
从1994年开始，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缺乏必要的监管措施，医药代表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
星移斗转，“香饽饽”成了“过街老鼠”
1999年，初中毕业的唐俊杰在家乡混了几年后，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于是就邀上七八个老乡一起从东北农村来到北京。
因为他们大多没文化，在北京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只好到西客站替人扛行李以维持生计，一天最多能赚到50块钱，老乡们凑在一起，觉得日子也不错。一次偶然的机会，唐俊杰认识了一个广州的药商，他要让自己的药打进北京市场，准备找人跑各大医院进行推销。唐俊杰在西客站拉活的时候也常听人说起过有专门帮人推销药品的人，而且很多人都发了。于是他决定抓住眼前的机会，试图从此改变自己做苦力的命运。
唐俊杰在西客站帮人扛行李，时常遭人欺负。在北京呆的这一年里，他每天早上4点就要赶到西客站抢位，半夜2点起床。寒夜里唐俊杰和老乡们冻得哆哆嗦嗦，咬得牙根直响；夏天穿着无袖的背心扛东西，肩膀经常被粗糙的绳子勒出一道道的红印；有时候中午想休息一下打个盹儿，还时不时地被清洁工用笤帚赶来赶去，听着他们埋怨：“把西客站的卫生、秩序都弄差了。”
想到这儿，唐俊杰把拳头攥得紧紧的，他要大干一场，改变生活。
正式加入医药代表这个行列是从接受广州老板培训开始的，当时唐俊杰听得一愣一愣的，不曾想过医药代表这个行业还有那么多的讲究。公司先对他们进行上岗培训。培训分成三部分：一是熟悉包干的医院、医院有关负责人及所有医生的情况，包括医生的住址、家庭电话、门诊时间、生活习惯、个人嗜好等都要摸得一清二楚；二是促销方法，促销方法说来很简单，就是一切围绕医生的嗜好转：医生喜欢钱物，就送钱物，医生喜欢打球、跳舞，就陪玩陪舞。对推销药物有关的重要人物，如果要“三陪女”也要设法予以满足；最后是要求按期家访，按期把促销结果向厂方汇报。公司规定，一个“医药代表”每月至少要到医生家中进行4次访谈，联络感情，并把访谈结果加以记录，作为促销的活动成果向 厂方汇报。
唐俊杰很快领悟了公司的精神，和老乡们对北京的医院进行了划分，每人负责不同的区，拓展市场，开始公关。
事情并不像唐俊杰想象的那样顺利。为了博得开门红，唐俊杰很舍得出手，物质刺激是免不了的。药剂科主任将药品推荐给相关科室的主任和临床医生试用，让他们满意非常关键，于是就先给他们“表示表示”。唐俊杰按照老板的指示，在公司领取了5000块钱，作为打点药剂科主任的费用。他把5000块钱数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他平生拿钱最多的一次，晚上睡觉时他把钱压在枕头底下，一个晚上翻来覆去没敢睡个踏实觉，生怕钱会被人偷了。5000块，当初唐俊杰要替人扛多少行李啊，什么时候自己也能甩手就是5000块啊?
本以为把各相关科室主任和主管院长打点好后，唐俊杰的努力该有结果了，但是在第一次药事委员会开会时，自己的药品竟然被否决。细查一下原因，居然是自己忘了打点那个刚刚当选的药事委员会委员。
那些要打点的人立即又浮现在眼前：产品相关门诊、住院部的医生(主任、教授、专家、主治医生、医师)和护士(护士长)、药库管理委员会、药剂科主任、采购或计划员、管理该院的卫生局有关官员、门卫……
想着这些，唐俊杰气得直拿自己的脑袋往墙上撞，埋怨自己为什么这么大意，就像小学生在一场紧张的考试中落写了一道大题。公司的同事小王知道后安慰他，说自己新人行的时候，由于没有摸清“行规”，也屡屡碰壁。“那时我带上一种新药品的资料和样品，来到一家大型医院，联系药品进临床的事情。医院主管药品采购的副院长毫不犹豫地将我喝出门去：‘不许在医院推销药品。’就在我灰溜溜要退出去时，另一公司的一名医药代表进来了。这时该副院长立即换了一张笑脸迎接这名医药代表：‘你们的药临床效果不错啊!’‘那还不是多亏院长关照。’说话间，这名医药代表将一个信封递了过去。见到这情形，我才明白了其中道理。”
在小王的鼓励下，唐俊杰通过几顿酒席终于把这件事情搞定了，席后自然少不了红包。为了对那位被“忘记”的委员道歉，安抚他“落寞的心”，唐俊杰特意单独请他吃饭，“哥们儿，实在是对不住您了，小弟是刚做这一行，不太懂事。这次请您见谅，还望以后多多指教。兄弟我就一口干了。”说完，唐俊杰一杯一两的白酒就下去了，然后转身到包里抽出一个红包塞到他手里，那位委员用手捏了捏那个红包，厚厚的，心里自然有数了。“好说，好说，看你喝酒这么豪爽就知道老弟你是个豁达的人，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以后有事你说话。”听完这话，唐俊杰心想总算“落听”了。
进药协议达成后，唐俊杰在每个环节上都不敢马虎，连医院采购这一关也不放松。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与直接给病人开药的医生搞好关系，这些医生是药品销量多少的决定者。唐俊杰不直接给他们钱，而是跟他们谈回扣，谈扣点多少。一股是根据药房的销售统计来进行的，比如一种抗生素药按月销售量结算费用：
当月销售2000盒，每盒支付临床费1．5元；
当月销售3000盒，每盒支付临床费2元；
当月销售4000盒，每盒支付临床费2．5元；
当月销售5000盒，每盒支付临床费3元。
为了不让别的公司抢占自己辛辛苦苦开拓的市场，唐俊杰时刻维护着自己的阵地，必须经常请有关人士吃饭，饭后唱唱卡拉OK、搞些娱乐活动。此外，一年还要组织他们去旅游两次，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有时候为了进一步和他们套近乎，甚至要替他们报销，比如服装、家电什么的。唐俊杰很快跟一些大医院的大夫称兄道弟了，甚至进一些色情场所。为了一批新药进入一家大医院，唐俊杰请医院领导到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去消费，平均每人消费5000元。唐俊杰自己也享受到了作为男人的乐趣。
公司规定医药代表的收入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开始做的时候，因为唐俊杰没有什么经验，奖金基本拿不了多少，等他熟悉了这个行业后，月收入近2万。公司定的奖金标准为一个季度2万，完不成就没奖金；如果超额完成120％，就用奖金基数乘以1．2(120％)的平方=20000元×1．44=28800元。
一年后，唐俊杰换了行头，不再是西客站扛包的小伙了，他置办了好几身名牌西服；便宜坊、全聚德的美食也不再只是闻香了；台球室、溜冰场甚至很多歌舞厅都有他们的身影。药品、医院、饭店、歌舞厅几乎成了唐俊杰的全部生活。
2001年12月，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正式实施以及舆论不断对这种非正常的药品销售现象进行抨击，医院从上到下，已经不敢再公然收回扣、拿提成了。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现象彻底消失了、杜绝了，而是变得更加隐蔽。
过不了良心这一关
杨叶群，“洗手上岸”已经好几年了，说自己实在是过不了自己良心这一关。
2002年春天，当杨叶群还像往常一样背着包来到医院时，发现医院的门口多了一道牌子：医药代表禁止入内(目的是不让贿赂的事情再发生)。
但是，每个医药公司都在暗暗地使劲，各自想着对策。医院还是要不断地开发，不认识医生是很大的障碍。但是医院已经公开表明不允许医生跟医药代表接触，为了进入医院找医生，杨叶群想出了一个高招——装病人。为了避开保安的注视，杨叶群经常穿一件可以挡住脸的大衣，戴着帽子和墨镜，当走过保安时，他的步子不自然地加快了几步。
一大早，杨叶群就到自己要公关的医院，把自己要找的几个科室的医生号挂上，然后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等待。有的时候，竟然花50元挂知名专家号。当见到医生后，所有的程序照旧进行。
经常和病人在一起，总能听到各种抱怨，其中有很多人对高额的药价怨声载道。杨叶群心里很明白，其实很多药品出厂价只有几元钱，但是经过各类渠道后，叠加的费用就到了几百元。如果从医院开出的处方药品价格是100元，一般情况下，进价也就30元左右，中间70元的差价，医院赚30元，剩下的40元由他自己支配，看起来利润很大，实际上每次钱一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按比例给医院管药、管钱的实权人物送钱，要是送少了或送慢了，绝对不会再有下一单生意。
对杨叶群触动最大的是一对父女。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在医院里等待，突然听到旁边一个十二三岁女孩站在中年男人身边哭泣。已经是深秋了，女孩还穿着单衣，衣服很旧但是很干净，她用手刚抹掉了脸颊上的眼泪，又有眼泪滚落下来。她哽咽地问着：“妈妈会死吗?”看似父亲的男人眼睛四处望望，努力控制不在女儿面前流泪，然后把女儿拥进怀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女儿的这个问题。原来是 孩子的母亲得了癌症，家里却拿不出那么多钱给她买昂贵的特效药，无法继续治疗。病人只能忍受着那疼痛的煎熬，父女看着难受，却无能为力，只有在医院的长椅上抱头痛哭。
看着这对凄凉的父女，杨叶群忍不住上前去安慰他们。小女孩叫乐乐，是妈妈给她起的名，她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很快乐。但是从很小的时候起，乐乐就不快乐。她知道妈妈生病了，自己不能淘气，她非常努力地学习，为的就是看到妈妈的微笑。她知道自己家里不宽裕，每次看到小朋友穿着新裙子时，她总是远远地望着，有一次竟然无意间跟了同桌一天，因为她太喜欢同学的那条裙子了。乐乐知道，每次给妈妈买药的钱都是爸爸借来的，如果自己买了裙子，妈妈就没钱买药了，没有药，妈妈会很痛很痛的。
人都有求生的欲望，谁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有的还没尽孝道，放心不下年迈的父母；有的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可得了癌症一切都变得渺茫；癌症对于未成人的孩子更是残酷，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未来得及尝试，就可能随时凋谢。
想到这里，杨叶群倒吸一口凉气，觉得人的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而自己现在推销的就是很多癌症患者所需要的镇痛药。这种药即将在自己手上翻上几倍价，一些人因为高昂的价格无福消受而提前结束生命。这样的日子杨叶群无法再继续，他毅然地离开了给他带来喜与忧的职业，过回普通人的生活。
困惑的职业，还能走多远
董志国在长春学了五年的中医后，2004年被分配到老家的县医院。在一年短暂的行医生涯中，他似乎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光，在那里每天重复着简单的工作，医学造诣上也没有什么进展。
于是，他便辞职回到了长春。在长春，董志国找了半年也没有找到一个职位。在一个招聘会上，他把简历投给了一家药厂，不久就进了药厂的销售部。当他踏入销售部的办公室时，想着自己从此就要沦为医药代表了。
虽初涉此行，但董志国对这行还是有所耳闻，毕竟在医学院校浸淫多年，知道医药代表的工作就是给医生送钱，是一个偷偷摸摸不敢见天日的工作。沦落成医药代表，心中有很多不情愿，但也有人告诉他：医药代表是一个高尚的职业，至少可以让医生的知识更新五年。
医药代表在国外是一个高尚的职业，由具备医药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来担任，医药代表的工作性质就像是一个纽带，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他们把药厂的最新研发动态带入医院，再把医生用药的临床状况反映给药厂，例如药物的不良反应信息和治疗范围的变化等。其实，医生也有了解新知识的需求，一种新的药物上市，会有一摞相应的临床资料，医药代表是医生获悉新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据了解，美国临床医生的新药知识73％来源于医药厂家，来源于医药代表的讲解。
因为国家的一些法律政策等的出台，对医药代表也有了规范，很多药品公司的销售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对于这些调整，董志国是赞成的，因为他想抬起头来做人，不想做人人喊打的对象。但是各个行业都有各自的潜规则，也有相互的竞争，想要有产出就必须有投入。现在不能明目张胆地送礼收钱了，但关系还是维系的，于是像很多公司的策略一样，董志国也开始走起了感情路线。如帮他们的亲戚安排工作，带他们的小孩节假日外出玩耍购物；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生日等，都记在备忘录上，礼物都是精心准备、恰到好处的。
编辑手记：
2006年年底，北京2600家社区医院开始实行药品零差价购销模式，通过政府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差价销售来减少中间加价环节，改变过去“以药养医”的状况，药品价格平均下降50％左右。基本处于医疗垄断地位的各家三甲医院是否也将放下身段，走上降低药价加成或者零加成之路呢?没有药品差价，医药代表游刃的领域也将不复存在了吧?
据一位前卫生部官员透露，医院收入的60％～70％依赖药品销售。用国家补贴弥补这个漏洞是行不通的。20世纪70年代末，医院的经营主要靠财政拨款，到80年代初，这种方式维持不下去才渐渐形成了以药养医的局势。
“收支两条线”“药品零加成”“药品公开招标”，项项都是抹掉医院、医生利润的举措。出台方案的人缺乏决心，执行政策的人瞒天过海，因为谁都知道，药品就是医院的命脉，断得吗?如果断不得，那医药代表就还会是医院的常客、是医生的福星。
医药代表已经不把社区医院考虑在公关范畴之内，因为利润太小甚至没有。其实他们也欢迎公开化的医改政策，希望能凭借药品的性能、合理的价格竞争市场。
医药代表与药品收入是孪生兄弟，而药品收入是医院的生命养分。除非不以药养医，否则医药代表终将大行其道，几年内这一状况都很难改变。
近20年，是一个医疗机构逐步追逐药品利润最大化的过程，而现在零加成的呼声正是利润降低的信号，随着药品利润的降低，趋向零利润，也许医药代表就能回归本位，单纯地履行以他最原始的形态出现的传播者的责任。
编辑／冯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