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丝绸艺术全集》的编纂计划是早就知道的，也有幸在书还是校样的时候率先利用过其中的材料，因此对它先已有所了解。及至把正式出版的一部《英藏卷》捧在手里，却仍感到它的好，竟是超出预想之外。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已逾百年，关于敦煌文献与敦煌艺术的研究，不必说早是成果丰硕，不过就深、细而言，其中的纺织品之部与其他相比似觉稍逊。最教入感觉迫切的便是“全集”式的汇编与整理。当然所谓“全集”应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集，而非同近年常见的以“全集”为名的图录其实是精品选录。
　　散存在英国、法国、印度等地的敦煌纺织品究竟有多少件，似乎至今还没有一个详尽可靠的统计数字。斯坦因掠去的部分，其编目以及材质、用途、纹样、织造技术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为人熟知的便是《西域考古图记》中的关于纺织品部分(牛津大学出版社，1921年；上世纪末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晚近的大型图录，则有东京讲坛社出版的《西域美术》五巨册，其中三卷为《大英博物馆·斯坦因的收集品》(R·韦陀编，1984年)。此书的一、二两册收录纸、绢、麻布绘件，染织刺绣收在三册。图录照片一册中有彩色与黑白两部分，彩版之部印制极精，多数物品有数量不等的局部，并且图版说明十分详细。只是它的着眼点多在美术或日绘画，而不是作为载体的织物。《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亦图录之属，系全部彩色精印而印刷精良可与《西域美术》相比并。不过它的编纂方式有所不同，即收录对象是大型绢画之外的所有纺织品，它以搜罗全备为特色，不仅著录齐全，而且提供了详备的相关信息。又以整理和汇编工作所具有的学术含量，使其中的若干织物有着坐标的性质而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可靠资料。
　　织物的组织结构和技术分析，是《全集》图版说明的主要部分，此外简述图案渊源或兼及它的流变，并有必要的比对材料或图例——不论技术还是纹样，以此作为断代的依据。又有与文字相应的各种插图：组织结构图，纹样复原图，关于织物用途推定的参考图像等，以共同构成对于一件织物的完整叙事。可以说，说明对每一件织物的考察，都是以整个丝绸发展史为背景的，因此有着宽阔的视野和虽简略却精审的分析。
　　《全集》之“全”，亦即在著录上的不弃丛残，特别显示了它的学术眼光。其实书中收录的精品或日名品，图像相对来说不难见到，难得在于这里对每一件残片的整理、著录、分析和尽可能的图案复原。比如《全集》图105，它原是一件蓝地团窠鹰纹锦残片，长6厘米，宽不足12厘米，仅存图案一个单位循环的三分之一弱，即环抱对飞之双鹰的鹰首之部。图版说明的插图部分是这一件残片完整纹样的复原，文字部分则以鹰的造型与辽花绕双鹰纹锦中的鹰相似，定其时代为晚唐至五代，并特别指明这一纹样“与新疆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发现的回鹘供养人的服饰图案完全一致，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图案”。经过如此的复原整理和分析判断，这一件残片便有了标本的作用而格外引人注目。前举《西域美术》法藏卷著录一件出自敦煌的唐代红麻布地手绘团窠双鸟纹幡首，纹样构图与它相同，则时代也应相近。而这一图案的流行不仅延续到两宋，且伸展到南方，并又移植于金银器和瓷器——浙江瑞安市慧光塔出土一件时属北宋的红罗地刺绣双鸟纹经袱；浙江上林窑窑址出土了装饰着同样图案的青瓷残片；湖州市青山乡和民村宋墓出土一件银鎏金双鸟纹瓶；又湖南益阳市八字哨关王村宋元窖藏中有一件银双鸟纹圆盘。几件物品虽质地、造型均不相同，但纹样构图却极为相近，直到时代最晚的益阳银盘也不例外，双鸟环抱对飞的团窠式造型，乃至两鸟之间的如意祥云都依然保持着图案的早期样式。由此引发的思考当另外讨论，这里只是想说，《全集》通过对纺织品的整理与分析而建立起来的坐标，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是越出纺织品之外的。而书中第三部分的三个总表(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纺织品总表、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藏敦煌纺织品总表、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纺织品总表)，第四部分的六项附录，更是提供了阅读和利用资料的方便，所谓《全集》之“全”，这也是重要的一项。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是此前所没有过的一套多卷本大型资料汇编，首先问世的《英藏卷》已显示出它的种种优胜之处，即将出版的《法藏卷》《俄藏卷》等，自然更加令人充满期待。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赵丰主编，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4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