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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柏杨河哈萨克族乡庙湾子村残存有四棱柱形鹿石和刀型鹿石，且曾出土石器，相邻的独山子村、白杨林子、宋家大坂村及魏家泉村都有岩画分布。位于庙湾子村东南约3公里处山前台地的古墓群由200多座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两排石堆墓葬构成。此类墓葬是乌古斯部族始终保持的墓葬形制。以博格达峰为标志的中天山南北地区是乌古斯部族的发源地，庙湾子村一带正位于该部族早期的核心活动区域。四棱柱形鹿石、刀型鹿石、石器、墓葬群及等地表文物表明当地文化有着较长的时代跨度，至晚自战国末以降便是乌古斯部族及其先民的栖息地。作为该部族标志的狼图腾文化是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在中天山地区形成的，绘有狼及太阳、月亮（日月）的独山子岩画出自乌古斯人之手，墓葬的时间上限早不过战国末，下限当不会晚于8世纪末。
[关键词]墓葬形制;鹿石;石人;乌古斯部族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005-07
庙湾子古墓群位于中天山北麓山前台地的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柏杨河哈萨克族乡庙湾子村，由数百座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两排石堆墓葬构成。迄今尚未见到有关该古墓群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该古墓群的种群所属及其时代试作探讨。
一、古墓群特点及周边环境
1990年7月和2011年10月，笔者曾先后两次前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柏杨河哈萨克族乡庙湾子村，考察位于该村东南约3公里处山前台地的古墓群。第一次考察时还可见200多座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两排石堆墓葬。各墓葬卵石堆中多有砂岩碎块（见图1～2），某些砂岩碎块表面有磨镰的痕迹。村民告知，砂岩残块均源于墓葬东边的石人或立石，后被打碎用于磨镰。古墓群北端近山处的两个大墓顶端还有盗洞。因墓葬大多位于麦地中，第二次考察时仅北端处于未开垦荒地的石堆墓尚有迹可循，而位于耕地中的墓葬石堆已消失，原来的形貌荡然无存。
古墓群西约1公里处有一古建筑群遗址，地表残留夹砂红陶制品和灰陶制品碎片。笔者曾在该遗址采集到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圆形砂岩石片。石片边缘打制痕迹犹存，中央有未及凿通的浅窝，应为一件未制成的石纺轮。古建筑群遗址正西约0.5公里处另有一建筑遗址。遗址前有数个直径约50厘米的树根，呈火烧过的痕迹。村民介绍，该建筑是“达子”（蒙古人）的喇嘛庙，后毁于战火。庙湾子村名即源于该庙。村民称，“文革”期间在该遗址西北即村南修建水库时曾挖出数个装满黑泥的陶罐。古墓群正东亦有一处建筑遗址，遗址南侧正中存留有三块约100×30×15厘米的砂岩条石台阶，附近还散落有三块58×58×10厘米的砂岩建筑石块（见图3）。遗址东临通往独山子村的峡谷。
第一次考察时还在庙湾子村东路边一户人家院落见到一块直立的四棱柱形砂岩鹿石。鹿石地面以上高约180厘米，横截面约20×10厘米。鹿石地面以上2/3处有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孔洞，通体不见任何图案或符号刻痕。距此鹿石不远处另有一体积较大的刀型鹿石。地面以上高约150厘米，横截面约40×20厘米（见图4），表面亦没有任何图案或符号刻痕（或因年久已剥落）。据称，曾有人在鹿石附近采集到多件石器。第二次前往考察时两块鹿石均已不存。
沿该户人家门前的公路东行约1公里可见一处规模较大的采石场。采石场正南山后便是古墓葬群所在地。鹿石及墓葬群石人所用石料当出自此处;而墓葬群所堆积的卵石则应是由墓葬群北端山上搬运的，因为古墓葬群所在的山前台地全是黄土，无任何石块。
沿古墓葬群东端峡谷中的公路东南行可达独山子村。独山子山位于村东，山顶有三座呈“品”字形排列的墓葬。岩画分布在长约200米的西面山坡，凿刻于石壁和崩塌的黑岩上。岩画有300余幅，图案包括野生动物（以北山羊为主）、家畜、狩猎和放牧场面、人物形象、居室及印记符号。其中尤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狼和麋鹿的岩画（见图5）和一幅狼与太阳、月亮（日月）的岩画（见图6）。此外，距该村西6公里白杨林子的一处长22.6米、高10米的石壁上，白杨林子西10公里宋家大坂村长约600米的石壁上以及独山子村东6公里魏家泉村一处长约1000米的岩壁上也都有岩画分布。
据考察情况推测，岩画、鹿石、采石场、墓葬群及其西面0.5公里处的古建筑群遗址应与整个天山北麓及伊犁河流域乃至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墓葬属同一历史时期;而古墓群以东的建筑遗址和古墓群以西约1公里处的喇嘛庙遗址则当是18世纪中叶以前蒙古准噶尔部的文化遗存。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为完成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一，出兵平定准噶尔部。鉴于阿睦尔撒纳叛附不定，乾隆于二十二年丁丑二月丙寅（1757年3月23日）谕军机大臣等：“其属人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1}清军贯彻执行乾隆谕旨的结果是导致“厄鲁特之种类尽矣”，“数千里内遂无一人”。{2}该地在汉人徙居之前为厄鲁特的游牧之地，庙湾子村民所言当可信。古墓群以东的建筑遗址和古墓群以西约1公里處的喇嘛庙遗址当即是毁于平定准噶尔的战火，遗址前数个直径约50厘米的被火烧过的树根可间接证明该喇嘛庙建筑有着百余年的历史。
二、庙湾子古墓群是乌古斯部族的墓葬
广布于整个天山北麓、伊犁河流域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墓葬群出土文物及头西脚东的尸体埋葬方式所呈现的共同性特征和文化上的连续性，虽早已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但受“古代民族”观念制约而将其分别确定为塞种墓{3}{4}、乌孙墓{5}{6}、姑师墓{7}{8}{9}或突厥墓{10}。具有这一共同特点的墓葬，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意味着其墓主应属于同一族群。
据笔者研究，乌孙、姑师、突厥等所谓的“古代民族”仅是同一种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名，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权在不同部落间发生了转移。正为此，具有相同特质的文化才能持久地在这一广大地区延续。这些所谓的“古代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名虽不同而所指却是同一群体。此类墓葬群正是这一突厥语族群自战国末以降始终保持不变的墓葬形制;{11}而鹿石及其后出现的石人亦是该族群长久延续的葬俗。鹿石与石人共处一地，意味着该族群曾长久栖息于当地。1928年发现于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的《雀林碑》（现存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约于唐垂拱年间（685～688）所建，该碑正面有四行突厥如尼文铭文和两个印记符号。虽呈石人形状，却没有手臂（见图7），不像大多数石人呈左手握剑右手持酒杯状，当是由鹿石向石人过渡时期的作品。蒙古国鹿石上刻有太阳、弯月和三颗星图案的盾牌纹样（见图8），独山子岩画中的太阳、月亮（日月）图案，以及北周、北齐乌古斯钱背的日、月、星图案（见图9～10）皆可予以证明。 这一突厥语族群原居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瓜州地区。战国末期，受月氏所迫，沿疏勒河徙至罗布泊北缘，后又辗转移徙至吐鲁番盆地定居。而原分布在锡尔河以东、天山北麓和东天山的居民，据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至约前425年）所撰《历史》一书记载为斯奇提亚人（Scythia，塞人），亦即《汉书·西域传》所谓乌孙国“本塞地也”。{12}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分布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主部在匈奴打击下沿疏勒河向西逃迁，沿途击杀了定居吐鲁番盆地的乌孙昆莫之父难兜靡，并击溃了塞种诸部，导致“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13}据同传记载，无雷、尉头二国也是“衣服类乌孙”，当均为塞种。
其时，新生不久的王子猎骄靡在被傅父布就翕侯携带逃亡途中曾为狼哺乳。由于这段神奇的经历，猎骄靡被称为乌古斯（意为“初乳”）。俟其成人后率领部众驱逐大月氏，收复失地，兼并塞种诸部，建立乌孙国。这期间，乌古斯（姑师，车师）一词亦随之演变为部族名称，狼亦成为该部族崇拜的图腾。史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14}表明猎骄靡在驱逐大月氏后俘获有许多属印欧人种的大月氏民众，同时也收纳了许多属蒙古人种的塞种民众。乌孙在猎骄靡之父在世时还是“匈奴西边小国也”，人口约为“十万五千人”。{15}猎骄靡任昆莫后，“攻旁小邑，控弦数万”。{16}至其“年老”时，乌孙已成为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的西域大国。{17}乌孙国人口在短短几十年间由10.5万增长为63万，显然超出了自然增长的速度，当与兼并虏获塞种及大月氏群落密切相关。这正是《汉书·西域传下》称乌孙国“本塞地也”，“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的原因所在。{18}
以博格达峰为标志的中天山南北地区是乌古斯部族的发源地，且一直有其民众在当地生活。《周书·突厥传》等所载其先祖在高昌国之北山繁育壮大，《魏书·袁飜传》所谓“高车所住金山”，以及《隋书·西突厥传》所载西突厥“岁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皆是明证。{19}正为此，《通典·州郡四》称“庭州，前汉乌孙之旧壤”，《旧唐书·地理志3》“陇右道”条下谓金满县“前汉乌孙部旧地”。天山北麓、东天山及中天山南麓、伊犁河流域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发现的大量乌古斯人及其先民的遗存（包括墓葬、古村落遗址、古冶炼场地、岩画群、岩刻印记符号、石人和出土文书等），正好贯穿于从战国末期直到唐代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狼图腾文化是乌古斯部族的标志。前突厥汗国和漠北回鹘汗国为乌古斯部族所建，故而狼亦是这两个汗国统治集团的图腾，其首领多以狼（汉文史籍多音译作“步离”“附邻”“附离”）为名号，如“步离可汗” “附邻可汗”等。史称前突厥汗国“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20}“卫士曰附离……牙门树金狼头纛”;{21}“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22}梁师都“僭即皇帝位，称梁国，建元为永隆。突厥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23}“因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24}回鹘汗国亦是如此，史称回鹘“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25}所谓“侍卫之士，谓之附离”正蕴含了乌古斯部族始祖猎骄靡曾为狼所哺养、护卫之意义;而“置附邻可汗”则是对可汗的美称，比喻其勇猛如狼。{26}至于“牙门树金狼头纛”等记载，则是对其狼图腾崇拜的真实写照。
狼的形象在中、东部天山地区的岩画中极为常见。木垒县的夹皮泉岩画、大南沟岩画、博斯坦牧场岩画、白杨河乡芦塘沟岩画、奇台县北塔山叶尔哈巴克岩画、吉木萨尔县大有乡松树沟岩画、阜康市吉沿坚岩画、鄯善县二塘沟托万买来岩画以及哈密沁城白山村岩画中都有发现。木垒县四道沟遗址还曾发现一个张嘴竖耳的陶制狼头。{27}1889年在蒙古国和硕柴达木发现的《阙特勤碑》东面顶部雕刻有一个为婴儿喂奶的母狼图。1956年在蒙古国Bugut Arkhangai Aimak之西约事诗（dastan，又音译作“达斯坦”），内容与《周书》《北史》《隋书》《通典》《太平寰宇记》等汉文史籍以及《史集》《突厥世系》和《伊米德史》等所载突厥先祖之传说几乎相同。{29}碑刻反映的是乌古斯部族始祖猎骄靡婴幼时为狼所哺养的经历，岩画、壁画中的狼和陶制狼头是对其狼图腾崇拜的真实写照，岩画中舞蹈者对狼的模仿是其狼图腾文化的反映，而诸书所载之传说则表现的是民间对其久远历史的记忆。
值得关注的是，位于庙湾子村古墓葬群东南的独山子村岩画在狼的下方还刻绘有太阳、月亮（日月）图案。据《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史集》《突厥世系》以及《伊米德史》等书记载，乌古斯可汗长妻三子之名正是kyn（日）、aj（月）、julduz（星）。出自此三人之子的12个部落统称为buzuq（意为“折成数段”）集团，国君之位便属于该集团，依次由长子kyn和次子aj继承，可证该集团确实存在。另据突厥语文献记载，回鹘诸可汗名号前亦多加有用以标示其所属支系的kyn（汉文史籍中音译作“军” “坤”或“君”）和aj（汉文史籍中音译作“爱”或“蔼”）等词。独山子岩画在狼的下方刻绘太阳、月亮（日月）图案，应正是对乌古斯部族构成和活动历史的反映。
墓所出屠各部落石印之印匣正面及玛纳斯马桥子故城南晚清墓地所出屠各部落石印之印匣背面，而图案相同或相近的屠各部落石印、陶印在中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县、阜康市及呼图壁县也均有发现（见图18）。特克斯县铁里氏盖的链状墓中也曾出土红铜铸制的4件月牙形铜饰。{34}
乌孙先民是由蒙古高原南下进入河西走廊的。在先秦史籍中被称作“戎”或“西戎”，亦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记“居于瓜州”的“允姓之奸”。《史记正义》亦曰：“乌孙，战国时居瓜州。”战国末年，乌孙先民受月氏所迫，辗转移徙至吐鲁番盆地及博格达山以北地区。自公元前2世紀中叶以降，伴随着乌古斯部族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为乌古斯部族及其先民所特有的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墓葬群也随之散布于整个天山北麓（包括中天山山区）、伊犁河流域、阿尔泰地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其尸体取头西脚东的停尸方向亦是对其历史记忆的反映，昭示着该族群自东北向西南的迁徙历程。{35} 庙湾子古墓群位于中天山北麓，正处于乌古斯人居地的核心区域，当属于乌古斯部族。鉴于考古部门尚未对该墓地进行发掘，其具体时代尚不明确。据四棱柱形鹿石、刀型鹿石、独山子岩画中的狼与太阳、月亮（日月）图案及墓地散落的砂岩碎石块、夹砂红陶制品碎片和灰陶制品碎片推测具有较长的时代跨度，时间上限应早不过战国末，下限不会晚于8世纪末。
三、结语
西域地区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竖穴木椁墓，是战国末期以迄唐代乌孙及其后裔乌古斯部族始终保持的墓葬形制。墓葬排列方式是对其历史记忆的反映，昭示着该族群自东北向西南的迁徙历程。以博格达峰为标志的中天山南北地区是乌古斯部族的发源地，庙湾子村正位于该部族早期的核心活动区域。四棱柱形鹿石、刀型鹿石、石器、墓葬群等地表文物表明该文化有着较长的时代跨度，至晚自战国末以降便是乌古斯部族及其先民的栖息地。作为该部族标志的狼图腾文化是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在中天山地区形成的，绘有狼及太阳、月亮（日月）的独山子岩画出自乌古斯人之手。墓葬的时间上限早不过战国末，下限当不会晚于8世纪末。
[注 释]
{1}《清实录》卷532“亁隆二十二年”条。
{2}[清]昭梿：《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条。
{3}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4}新疆考古研究所：《新源铁里木克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88年第1期。
{5}新疆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考古调查记》，《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
{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察布查爾县索敦布拉克古墓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墓葬发掘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8}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托克逊县喀格恰克古墓群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市南郊发现石堆墓》，《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
{10}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考古》，1960年第2期。
{11}{35}李树辉：《西域南北向链状排列墓葬种属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宗安、马建春主编：《暨南史学》，第1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2}[汉]班超：《汉书》卷96《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1页。
{13}[汉]班超：《汉书》卷96《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4页。
{14}[汉]班超：《汉书》卷61《张骞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15}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6}[汉]史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7}[汉]班超：《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
{18}[汉]班超：《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
{19}伯希和曾指出：“此窟即突厥之祖与其狼妻同居之窟，在高昌国之北山。”参见[法]伯希和撰、冯承钧译：《中亚史地丛考》，文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10～159页。
{20}[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5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
{2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2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56《梁师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4}[唐]李延寿：《北史》卷22，《长孙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中华书局1975版。
{26}李树辉：《突厥狼图腾文化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27}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管会：《木垒县四道沟遗址发掘报告》，刊于《考古》1982年第2期。文中被称作“狗头”，当属误断。
{28}刘义棠：《维吾尔研究》，正中书局1975年版。
{29}李树辉：《“额尔古涅—昆”之地理方位及相关问题考辨》，《中国边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30}李树辉：《乌古斯钱发微》，待刊。
{31}李树辉：《滑国源流考论》，待刊。
{3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西沟墓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
{33}参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21《礼志·打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42页;[元]脱脱等撰：《辽史》卷114《逆臣下·萧特烈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7页;[元]脱脱等撰：《金史》卷41《仪卫志上·行仗法驾》，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7页、第940页，同书卷42《仪卫志下·大驾卤簿》，第949页;[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97《舆服志3·崇天卤簿 外仗 仪卫 中道》。
{34}王炳华：《特克斯县出土的古代铜器》，《文物》，1962年第7～8期。
[关键词]墓葬形制;鹿石;石人;乌古斯部族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005-07
庙湾子古墓群位于中天山北麓山前台地的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柏杨河哈萨克族乡庙湾子村，由数百座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两排石堆墓葬构成。迄今尚未见到有关该古墓群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该古墓群的种群所属及其时代试作探讨。
一、古墓群特点及周边环境
1990年7月和2011年10月，笔者曾先后两次前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柏杨河哈萨克族乡庙湾子村，考察位于该村东南约3公里处山前台地的古墓群。第一次考察时还可见200多座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两排石堆墓葬。各墓葬卵石堆中多有砂岩碎块（见图1～2），某些砂岩碎块表面有磨镰的痕迹。村民告知，砂岩残块均源于墓葬东边的石人或立石，后被打碎用于磨镰。古墓群北端近山处的两个大墓顶端还有盗洞。因墓葬大多位于麦地中，第二次考察时仅北端处于未开垦荒地的石堆墓尚有迹可循，而位于耕地中的墓葬石堆已消失，原来的形貌荡然无存。
古墓群西约1公里处有一古建筑群遗址，地表残留夹砂红陶制品和灰陶制品碎片。笔者曾在该遗址采集到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圆形砂岩石片。石片边缘打制痕迹犹存，中央有未及凿通的浅窝，应为一件未制成的石纺轮。古建筑群遗址正西约0.5公里处另有一建筑遗址。遗址前有数个直径约50厘米的树根，呈火烧过的痕迹。村民介绍，该建筑是“达子”（蒙古人）的喇嘛庙，后毁于战火。庙湾子村名即源于该庙。村民称，“文革”期间在该遗址西北即村南修建水库时曾挖出数个装满黑泥的陶罐。古墓群正东亦有一处建筑遗址，遗址南侧正中存留有三块约100×30×15厘米的砂岩条石台阶，附近还散落有三块58×58×10厘米的砂岩建筑石块（见图3）。遗址东临通往独山子村的峡谷。
第一次考察时还在庙湾子村东路边一户人家院落见到一块直立的四棱柱形砂岩鹿石。鹿石地面以上高约180厘米，横截面约20×10厘米。鹿石地面以上2/3处有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孔洞，通体不见任何图案或符号刻痕。距此鹿石不远处另有一体积较大的刀型鹿石。地面以上高约150厘米，横截面约40×20厘米（见图4），表面亦没有任何图案或符号刻痕（或因年久已剥落）。据称，曾有人在鹿石附近采集到多件石器。第二次前往考察时两块鹿石均已不存。
沿该户人家门前的公路东行约1公里可见一处规模较大的采石场。采石场正南山后便是古墓葬群所在地。鹿石及墓葬群石人所用石料当出自此处;而墓葬群所堆积的卵石则应是由墓葬群北端山上搬运的，因为古墓葬群所在的山前台地全是黄土，无任何石块。
沿古墓葬群东端峡谷中的公路东南行可达独山子村。独山子山位于村东，山顶有三座呈“品”字形排列的墓葬。岩画分布在长约200米的西面山坡，凿刻于石壁和崩塌的黑岩上。岩画有300余幅，图案包括野生动物（以北山羊为主）、家畜、狩猎和放牧场面、人物形象、居室及印记符号。其中尤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狼和麋鹿的岩画（见图5）和一幅狼与太阳、月亮（日月）的岩画（见图6）。此外，距该村西6公里白杨林子的一处长22.6米、高10米的石壁上，白杨林子西10公里宋家大坂村长约600米的石壁上以及独山子村东6公里魏家泉村一处长约1000米的岩壁上也都有岩画分布。
据考察情况推测，岩画、鹿石、采石场、墓葬群及其西面0.5公里处的古建筑群遗址应与整个天山北麓及伊犁河流域乃至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墓葬属同一历史时期;而古墓群以东的建筑遗址和古墓群以西约1公里处的喇嘛庙遗址则当是18世纪中叶以前蒙古准噶尔部的文化遗存。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为完成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一，出兵平定准噶尔部。鉴于阿睦尔撒纳叛附不定，乾隆于二十二年丁丑二月丙寅（1757年3月23日）谕军机大臣等：“其属人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1}清军贯彻执行乾隆谕旨的结果是导致“厄鲁特之种类尽矣”，“数千里内遂无一人”。{2}该地在汉人徙居之前为厄鲁特的游牧之地，庙湾子村民所言当可信。古墓群以东的建筑遗址和古墓群以西约1公里處的喇嘛庙遗址当即是毁于平定准噶尔的战火，遗址前数个直径约50厘米的被火烧过的树根可间接证明该喇嘛庙建筑有着百余年的历史。
二、庙湾子古墓群是乌古斯部族的墓葬
广布于整个天山北麓、伊犁河流域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墓葬群出土文物及头西脚东的尸体埋葬方式所呈现的共同性特征和文化上的连续性，虽早已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但受“古代民族”观念制约而将其分别确定为塞种墓{3}{4}、乌孙墓{5}{6}、姑师墓{7}{8}{9}或突厥墓{10}。具有这一共同特点的墓葬，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意味着其墓主应属于同一族群。
据笔者研究，乌孙、姑师、突厥等所谓的“古代民族”仅是同一种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名，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权在不同部落间发生了转移。正为此，具有相同特质的文化才能持久地在这一广大地区延续。这些所谓的“古代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名虽不同而所指却是同一群体。此类墓葬群正是这一突厥语族群自战国末以降始终保持不变的墓葬形制;{11}而鹿石及其后出现的石人亦是该族群长久延续的葬俗。鹿石与石人共处一地，意味着该族群曾长久栖息于当地。1928年发现于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的《雀林碑》（现存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约于唐垂拱年间（685～688）所建，该碑正面有四行突厥如尼文铭文和两个印记符号。虽呈石人形状，却没有手臂（见图7），不像大多数石人呈左手握剑右手持酒杯状，当是由鹿石向石人过渡时期的作品。蒙古国鹿石上刻有太阳、弯月和三颗星图案的盾牌纹样（见图8），独山子岩画中的太阳、月亮（日月）图案，以及北周、北齐乌古斯钱背的日、月、星图案（见图9～10）皆可予以证明。 这一突厥语族群原居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瓜州地区。战国末期，受月氏所迫，沿疏勒河徙至罗布泊北缘，后又辗转移徙至吐鲁番盆地定居。而原分布在锡尔河以东、天山北麓和东天山的居民，据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至约前425年）所撰《历史》一书记载为斯奇提亚人（Scythia，塞人），亦即《汉书·西域传》所谓乌孙国“本塞地也”。{12}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分布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主部在匈奴打击下沿疏勒河向西逃迁，沿途击杀了定居吐鲁番盆地的乌孙昆莫之父难兜靡，并击溃了塞种诸部，导致“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13}据同传记载，无雷、尉头二国也是“衣服类乌孙”，当均为塞种。
其时，新生不久的王子猎骄靡在被傅父布就翕侯携带逃亡途中曾为狼哺乳。由于这段神奇的经历，猎骄靡被称为乌古斯（意为“初乳”）。俟其成人后率领部众驱逐大月氏，收复失地，兼并塞种诸部，建立乌孙国。这期间，乌古斯（姑师，车师）一词亦随之演变为部族名称，狼亦成为该部族崇拜的图腾。史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14}表明猎骄靡在驱逐大月氏后俘获有许多属印欧人种的大月氏民众，同时也收纳了许多属蒙古人种的塞种民众。乌孙在猎骄靡之父在世时还是“匈奴西边小国也”，人口约为“十万五千人”。{15}猎骄靡任昆莫后，“攻旁小邑，控弦数万”。{16}至其“年老”时，乌孙已成为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的西域大国。{17}乌孙国人口在短短几十年间由10.5万增长为63万，显然超出了自然增长的速度，当与兼并虏获塞种及大月氏群落密切相关。这正是《汉书·西域传下》称乌孙国“本塞地也”，“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的原因所在。{18}
以博格达峰为标志的中天山南北地区是乌古斯部族的发源地，且一直有其民众在当地生活。《周书·突厥传》等所载其先祖在高昌国之北山繁育壮大，《魏书·袁飜传》所谓“高车所住金山”，以及《隋书·西突厥传》所载西突厥“岁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皆是明证。{19}正为此，《通典·州郡四》称“庭州，前汉乌孙之旧壤”，《旧唐书·地理志3》“陇右道”条下谓金满县“前汉乌孙部旧地”。天山北麓、东天山及中天山南麓、伊犁河流域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发现的大量乌古斯人及其先民的遗存（包括墓葬、古村落遗址、古冶炼场地、岩画群、岩刻印记符号、石人和出土文书等），正好贯穿于从战国末期直到唐代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狼图腾文化是乌古斯部族的标志。前突厥汗国和漠北回鹘汗国为乌古斯部族所建，故而狼亦是这两个汗国统治集团的图腾，其首领多以狼（汉文史籍多音译作“步离”“附邻”“附离”）为名号，如“步离可汗” “附邻可汗”等。史称前突厥汗国“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20}“卫士曰附离……牙门树金狼头纛”;{21}“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22}梁师都“僭即皇帝位，称梁国，建元为永隆。突厥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23}“因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24}回鹘汗国亦是如此，史称回鹘“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25}所谓“侍卫之士，谓之附离”正蕴含了乌古斯部族始祖猎骄靡曾为狼所哺养、护卫之意义;而“置附邻可汗”则是对可汗的美称，比喻其勇猛如狼。{26}至于“牙门树金狼头纛”等记载，则是对其狼图腾崇拜的真实写照。
狼的形象在中、东部天山地区的岩画中极为常见。木垒县的夹皮泉岩画、大南沟岩画、博斯坦牧场岩画、白杨河乡芦塘沟岩画、奇台县北塔山叶尔哈巴克岩画、吉木萨尔县大有乡松树沟岩画、阜康市吉沿坚岩画、鄯善县二塘沟托万买来岩画以及哈密沁城白山村岩画中都有发现。木垒县四道沟遗址还曾发现一个张嘴竖耳的陶制狼头。{27}1889年在蒙古国和硕柴达木发现的《阙特勤碑》东面顶部雕刻有一个为婴儿喂奶的母狼图。1956年在蒙古国Bugut Arkhangai Aimak之西约事诗（dastan，又音译作“达斯坦”），内容与《周书》《北史》《隋书》《通典》《太平寰宇记》等汉文史籍以及《史集》《突厥世系》和《伊米德史》等所载突厥先祖之传说几乎相同。{29}碑刻反映的是乌古斯部族始祖猎骄靡婴幼时为狼所哺养的经历，岩画、壁画中的狼和陶制狼头是对其狼图腾崇拜的真实写照，岩画中舞蹈者对狼的模仿是其狼图腾文化的反映，而诸书所载之传说则表现的是民间对其久远历史的记忆。
值得关注的是，位于庙湾子村古墓葬群东南的独山子村岩画在狼的下方还刻绘有太阳、月亮（日月）图案。据《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史集》《突厥世系》以及《伊米德史》等书记载，乌古斯可汗长妻三子之名正是kyn（日）、aj（月）、julduz（星）。出自此三人之子的12个部落统称为buzuq（意为“折成数段”）集团，国君之位便属于该集团，依次由长子kyn和次子aj继承，可证该集团确实存在。另据突厥语文献记载，回鹘诸可汗名号前亦多加有用以标示其所属支系的kyn（汉文史籍中音译作“军” “坤”或“君”）和aj（汉文史籍中音译作“爱”或“蔼”）等词。独山子岩画在狼的下方刻绘太阳、月亮（日月）图案，应正是对乌古斯部族构成和活动历史的反映。
墓所出屠各部落石印之印匣正面及玛纳斯马桥子故城南晚清墓地所出屠各部落石印之印匣背面，而图案相同或相近的屠各部落石印、陶印在中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县、阜康市及呼图壁县也均有发现（见图18）。特克斯县铁里氏盖的链状墓中也曾出土红铜铸制的4件月牙形铜饰。{34}
乌孙先民是由蒙古高原南下进入河西走廊的。在先秦史籍中被称作“戎”或“西戎”，亦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记“居于瓜州”的“允姓之奸”。《史记正义》亦曰：“乌孙，战国时居瓜州。”战国末年，乌孙先民受月氏所迫，辗转移徙至吐鲁番盆地及博格达山以北地区。自公元前2世紀中叶以降，伴随着乌古斯部族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为乌古斯部族及其先民所特有的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墓葬群也随之散布于整个天山北麓（包括中天山山区）、伊犁河流域、阿尔泰地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其尸体取头西脚东的停尸方向亦是对其历史记忆的反映，昭示着该族群自东北向西南的迁徙历程。{35} 庙湾子古墓群位于中天山北麓，正处于乌古斯人居地的核心区域，当属于乌古斯部族。鉴于考古部门尚未对该墓地进行发掘，其具体时代尚不明确。据四棱柱形鹿石、刀型鹿石、独山子岩画中的狼与太阳、月亮（日月）图案及墓地散落的砂岩碎石块、夹砂红陶制品碎片和灰陶制品碎片推测具有较长的时代跨度，时间上限应早不过战国末，下限不会晚于8世纪末。
三、结语
西域地区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竖穴木椁墓，是战国末期以迄唐代乌孙及其后裔乌古斯部族始终保持的墓葬形制。墓葬排列方式是对其历史记忆的反映，昭示着该族群自东北向西南的迁徙历程。以博格达峰为标志的中天山南北地区是乌古斯部族的发源地，庙湾子村正位于该部族早期的核心活动区域。四棱柱形鹿石、刀型鹿石、石器、墓葬群等地表文物表明该文化有着较长的时代跨度，至晚自战国末以降便是乌古斯部族及其先民的栖息地。作为该部族标志的狼图腾文化是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在中天山地区形成的，绘有狼及太阳、月亮（日月）的独山子岩画出自乌古斯人之手。墓葬的时间上限早不过战国末，下限当不会晚于8世纪末。
[注 释]
{1}《清实录》卷532“亁隆二十二年”条。
{2}[清]昭梿：《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条。
{3}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4}新疆考古研究所：《新源铁里木克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88年第1期。
{5}新疆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考古调查记》，《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
{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察布查爾县索敦布拉克古墓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墓葬发掘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8}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托克逊县喀格恰克古墓群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市南郊发现石堆墓》，《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
{10}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考古》，1960年第2期。
{11}{35}李树辉：《西域南北向链状排列墓葬种属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宗安、马建春主编：《暨南史学》，第1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2}[汉]班超：《汉书》卷96《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1页。
{13}[汉]班超：《汉书》卷96《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4页。
{14}[汉]班超：《汉书》卷61《张骞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15}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6}[汉]史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7}[汉]班超：《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
{18}[汉]班超：《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
{19}伯希和曾指出：“此窟即突厥之祖与其狼妻同居之窟，在高昌国之北山。”参见[法]伯希和撰、冯承钧译：《中亚史地丛考》，文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10～159页。
{20}[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5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
{2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2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56《梁师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4}[唐]李延寿：《北史》卷22，《长孙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中华书局1975版。
{26}李树辉：《突厥狼图腾文化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27}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管会：《木垒县四道沟遗址发掘报告》，刊于《考古》1982年第2期。文中被称作“狗头”，当属误断。
{28}刘义棠：《维吾尔研究》，正中书局1975年版。
{29}李树辉：《“额尔古涅—昆”之地理方位及相关问题考辨》，《中国边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30}李树辉：《乌古斯钱发微》，待刊。
{31}李树辉：《滑国源流考论》，待刊。
{3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西沟墓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
{33}参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21《礼志·打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42页;[元]脱脱等撰：《辽史》卷114《逆臣下·萧特烈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7页;[元]脱脱等撰：《金史》卷41《仪卫志上·行仗法驾》，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7页、第940页，同书卷42《仪卫志下·大驾卤簿》，第949页;[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97《舆服志3·崇天卤簿 外仗 仪卫 中道》。
{34}王炳华：《特克斯县出土的古代铜器》，《文物》，1962年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