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以后，工作就被当作奴役和压迫、惩罚与赎罪的象征，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莫不如此。《诗经》中的《伐檀》，就是农夫们一边吭吭哧哧地干活，一边高一声、低一声地骂财主：“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作家郑振铎注释说：“‘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骂得是如何的蕴蓄而刻毒！”
　　直到解放以前，国内多数工农阶层所从事的工作仍被视为苦役，视为阶级压迫的象征，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这座“大山”。
　　新中国成立后，所有人的工作都成了“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一般称为“革命工作”），或是自我改造的一部分。工作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的工作中体现出了多少革命觉悟、革命行动和对革命的贡献。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放，经济增长，消费社会来临。工作变成了相对自由的一件事情—人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了！但在表面的自由之下，工作对人的异化也似乎更为深刻和彻底了。
　　对每个成年人来说，工作都占据了你一生中最重要、最美好、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阶段，当你不能工作了，那就是悲哀的暮年来临了……既然工作处于人生的中心位置，那么，工作就应该使人幸福。假如工作不幸福，人生的幸福从何而来？假如工作没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又从何而来？但当工作仅仅变成了一种困厄甚至苦役，人们就会习惯性地逃避它本身的意义，而竭力向工作空间之外寻求解脱，如家庭、交友、旅游、娱乐、美食等等。但当你游乐完毕，带着疲劳、焦虑和神经紧张，重新回到平庸无奇的工作岗位，你的灵魂仍不免会感到空虚。
　　现而今，与其说人人都在工作，不如说人人都在挣钱。有太多的人喜欢表白“我工作只是为了给家人挣足够多的钱”、“我这个老总拼命工作是因为手下有几十名（或几百名）员工要养活”，或更财大气粗的 “我工作是为了给全社会创造财富”等等，而像我等“屌丝打工族”还常会有些过分乐观的抱负，如“等我赚了很多钱，就辞掉工作，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工作的意义重新回到了一个古老的使命，即“为了生存”。但在消费主义社会，你的绝大部分需求都不是为了“吃饱穿暖”这样的本质需求，而是在广告狂轰滥炸下的随波逐流，是与他人的攀比与诚惶诚恐。
　　生活的意义扭曲了，工作的意义跟着扭曲。工作带来了人与人身份和地位的不同，而财富成了其中主要的象征。人们对职业的要求与社会的功利程度是一致的。每个人心里想的不是“成为你自己”，而是“成为消费社会要求的那个你自己”或“成为功成名就的你自己”。我们对工作的期望超出了它本身所能提供的范畴，同时我们又放弃了从工作中焕发精神生命力的机会。在太多人眼里，一份不能带来酬劳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而报酬丰厚的工作令人踌躇满志—报酬越丰厚，工作就越“高级”；而工作越“高级”，似乎你所享受到的闲暇时光就也越“高级”（有更多“艳遇”的机会，有更多从事交际、运动和旅行等业余爱好的时间与实力等）。
　　人类对生存的要求，并不应仅仅局限于物质追求，还应表现出心灵的特质。莫让工作淘空了我们的个性，莫让工作的智慧变成了你争我斗的伎俩，使我们仅仅成为一个冷漠、势利之徒。工作是你生命力的释放，工作是你自豪感的来源，工作是你认识自己、发展自己的重要手段—工作让你有机会成为更优美的自己，而不只是浑浑噩噩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