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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强烈的灯光，照得人们睁不开眼睛。贺绿汀昂着头，挺着遍体鳞伤的身子傲然站立在电视摄影机前。“打倒贺绿汀电视大会”在张春桥的幕后指挥下，“轰轰烈烈”地开幕了。在一阵“打倒音乐界反共老手贺绿汀”的狂吠声中，造反派凶狠狠地递过话筒，对贺绿汀喝令道：“贺绿汀，你必须向全市和全国人民交待你的反党反人民的滔天罪行!”贺绿汀接过话筒，一字一顿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没有什么罪行，有罪的是你们这些所谓造反派!”
造反派慌忙夺过话筒，厉声道：“你还狡辩，你没有罪行?我问你，你为什么早在1963年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老实交待!”
贺绿汀接过话筒，蔑视地一笑：“姚文元当时根本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且，他也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对，姚文元的文章和我的文章俱在，到底谁是谁非，可让全国人民公断!”
造反派理屈词穷，只得改变进攻方向：“贺绿汀，你老实交待，你是不是说过，过去我挨过日本鬼子的打，后来又挨过国民党的打，现在又在挨红卫兵的打!”
贺绿汀看了对方一眼，点了点头：“说过!”
造反派抓着了“把柄”：“你这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往红卫兵脸上抹黑!”
贺绿汀卷起衣袖：“这还有假?你看，我过去是挨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打，现在是在挨红卫兵的打嘛!刚才开会前，红卫兵还在用皮鞭打我。”
电视摄影机前一片哗然!造反派连连后退。
稳了稳神，造反派仍不甘心，接着问道：“贺绿汀，你老实交待，你是不是说过：我是不会屈服的!”贺绿汀提高了声音：“说过!‘文革’一开始，我就经常说这句话!”
造反派晃了晃拳头：“贺绿汀，你这样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贺绿汀认真地回答道：“死何足惜，但在死之前，我有两个要求!”
几万人的批判大会，静得人们彼此能听见轻微的呼吸声。
贺绿汀扳着自己的手指：“第一，我要完成我的7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彻底澄清全部事实，把你们强加在我身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全部驳掉!”
“打倒贺绿汀电视大会”主席台上的头头惊呆了：“文革”开始至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场面。台下的观众，却以敬佩的目光凝视着台上这位面容清瘦正气凛然的老音乐家，在悄悄地低声议论着：“贺绿汀真是一个硬骨头音乐家!”
天生一副“硬骨头”
1903年7月20日，贺绿汀诞生在湖南省邵阳县东乡(现邵东县)马王唐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原名贺楷。贺绿汀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农民，却热盼自己的儿子上学“成龙”。他虽有6个儿女，但仍节衣缩食，送贺绿汀上了私塾。但年幼的贺绿汀却迷上了音乐。他一有空，就用自己嘹亮的歌喉在山坳里和牧童对歌，用自制的短笛子在牛背上吹奏。村里婚丧嫁娶，照例有喇叭铜钹吹吹打打，在这浓烈的民间音乐的气氛里，每次都有他那惊羡不已的目光在各种乐器上留连。再大一点，他就成了“祁剧迷”。再远的地方，只要有祁剧的演出，他也要一个人摸着黑山路去听。丰富的民间音乐，薰陶着我们一代音乐家在默默成长。
辛亥革命第二年，七、八岁的他就随大哥的儿子到县城里上学。学校有一架老式风琴，没有人会弹，他一有空就自己一个人学着去弹。人们讥笑他这个“小乡巴佬”竟去学弹琴，认为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是，凭着自己的一股“硬”劲，他终于成了这所学校唯一会弹风琴的人，人们不得不对这“硬梆梆”的“小乡巴佬”刮目相看。
上初中了，由于父亲坚持要送三哥贺果到法国勤工俭学，家境更加困难，买不起钢笔，便用鹅毛管代替；买不起练习本就用人家用过的练习本翻过来再用。然而，他仍然省吃俭用，买下了一支心爱的玉屏洞箫。每天黄昏，都能在碧绿的邵水之滨听到他那悠扬的箫声。初中毕业，他再也无力升学，便在本乡灵山寺担任音乐教师。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这些满身泥巴的农村孩子，这些孩子中有后来成为全国著名记者和他亲密战友的严怪愚，还有一些也成了国家的栋梁。他教他们唱革命歌曲，也教他们处世做人道理。他向他们朗诵冰心的诗句“青年人啊，为着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绘你现在的图画”，更向他们讲解老乡魏源的《海国图志》。讲着讲着，他感觉自己知识太贫乏。于是，他的“硬”劲又上来了：他要上学。他终于背着一个打着补钉的蓝布包，饿着肚子一步一步走到长沙，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岳云中学艺术专修科。五线谱帮了他的大忙。考生中几乎没有识五线谱的。他却靠自己的一股“硬”劲，在没有老师教育的困境下，一个一个将这些“豆牙菜”弄懂了。
“岳云”是一所比较开明的学校，又有像邱望湘这样一些著名的音乐教师，因而，贺绿汀如鱼得水。他在这潭新鲜的池水里遨游起来。
钢琴，他第一次在这里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庞然大物，已经19岁了。莫扎特6岁就熟练地驾驶了这“乐器之王”。他这双耕田种地打鱼摸虾布满厚茧劳动了十几年的手，却怎么也摆弄不好这一个个白键黑键。比起别的年少的同学，他显然处在不可超越的劣势。但是，他却有一个别人所没有的优势，这就是“硬”。凭着这股“硬”劲，他起早贪黑，一有空，就“泡”在钢琴旁。晚上睡觉了，他还在梦中弹琴。一次从床上摔下来，摔在地上，还在地上乱摸，原来他还在“弹琴”。除了练钢琴，他还在练京胡，练小提琴，练琵琶。练完了琴，就啃书本，啃《新青年》杂志，啃鲁迅的《狂人日记》，啃冰心的《繁星》……啃完了，就跟人家争，凭着一股“硬”劲，不辩明是非决不罢休。一天，长沙一个亲戚来问他：“贺楷，这么多升官发财的路你不走，为什么偏要弄这些没有出息的吹拉弹唱?”贺绿汀淡淡一笑：“不错，吹拉弹唱不能升官发财，但对我说来，没有必要也不习惯，摧眉折腰事权贵。”音乐。可改造国民的品质，可以振奋民族的精神，这就是他选择“吹拉弹唱”的目的。
凭着自己的一股“硬”劲，他在“岳云”闯过了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毕业证。学校宣布他留校任教。这在当时毕业就失业的年代，是令多少青年人羡慕的一项“美差”。可是，他却婉言谢绝了。一个同窗好友问“你要到哪里去?”“回家乡邵阳”。贺绿汀回答得十分干脆。“为什么?”“邵阳的农民运动已经如火如荼般起来了，我回邵阳参加农民运动，打倒骑在人民头上的土豪劣绅。”他卷起单薄的行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苦读3年的学校。同学们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只默默说了一句：“真是一块硬骨头!”
回到邵阳，北伐军正取得节节胜利。他在人群中兴奋地教人们唱着《国民革命歌》、《国耻歌》。这位邵阳县中新来的音乐教员，很快就成了工人、农民、学生的好朋友。他带领工人，烧毁英商煤油公司大油库里的一桶桶“洋油”，以表示对英军在万县进行大屠杀的抗议，他领着学生，点燃着一堆堆花花绿绿的洋货。在熊熊的烈火中，他振臂指挥着“打倒列强”的大合唱……
终于，他在邵阳一所木楼上，在镰刀斧头旗下，举 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被派到泥瓦工人党支部担任党支部书记。在明亮的煤油灯下，他向泥瓦工人讲解着工人为什么要起来跟资本家进行斗争的道理。他觉得，向工人讲话，也是一种音乐，而且是一种有着激烈音符的音乐。旧势力被激怒了!他们进行着疯狂的反击。“四、一二惨案”、“马日事变”，邵阳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浸在血泊之中。贺绿汀只得潜回长沙。长沙同样腥风血雨。在反动派的淫威下，怎么办?只有一个字，这就是：硬。硬挺下来，斗争下去。他出入城乡撒传单，惩劣绅。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和自己的战友，播下一颗颗革命的火种。在反动派的铁锤下，他的骨头被锤炼得更硬了!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他穿上灰军装，打起绑腿，最后以红四师战士和东江特委宣传部干事的身份进入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海丰县城。在这里，他见到了彭湃，听到了彭湃亲自指挥群众高唱他自己编的歌。他激动不已，提起笔来，为海陆丰人民写下了第一首革命歌曲《暴动歌》：
兵工农。兵工农，起来大暴动!
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大成功!
这首歌，很快在海陆丰地区流传开来!于是，第二首，第三首，和着革命战士铿锵的步伐，和着工农群众愤怒的口号，震荡在海陆丰英雄的大地!
敌人的猖狂进攻，海陆丰的地盘越来越小，党组织决定将贺绿汀经香港转入上海。到上海不久，他便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发扬硬骨头精神，坚不吐实，敌人拿不住他的把柄，在苏州监狱里关了一个时期，只得又将他放了。
上海音专再深造
出狱后，他又重返十里洋场的上海，为了维持生计，他当了一名小学音乐老师。一天，他竟然遇到了久别的三哥贺果。他告诉三哥，自己决定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同样以“硬骨头”脾气闻名的共产党北方地下武装负责人的贺果，桌子一拍，说道：“好主意，我坚决支持!”
上海音专，当时是国内的最高音乐学府。1927年由蔡元培先生亲自创办。这儿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音乐人才，就是和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音乐学院相比，也毫无逊色。要想进这所学校，其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了。特别是，他在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度过了几年，在苏州监狱蹲了两年。俗话说：“三天不练手生”，他已经四、五年没有摸琴了。他在三哥家废寝忘食，连夜突击，但毕竟荒废太久，他考试落榜了。友人来劝他：“贺楷，我看，你别再去试了。你想想，几百个人去应试；只招几个名额，轮得上你?这不是鸡蛋碰石头?”
“鸡蛋?’，贺绿汀笑了笑，挽起自己的衣袖，“我这骨头可是金钢钻做的，什么硬东西挡得过它?”
为了不影响三哥休息，他从三哥家搬了出来，用当小学教师时有限的一点积蓄，在外面租一间四面透风的小亭子间。在亭子间的四壁，他贴满了一张张小小的纸条，每张小纸条上都写着小蝌蚪似的英语。由于当时中文乐理书不够和内容不太完善，他只得艰难地读英文原版乐理书。他英文功底不太好，于是，他从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一书的英文版上抄下一段段和声原理，和声规则，一早起来，这些英文便映人他的双眼，入睡时，他带着这些英文纸条进入梦乡。不多日子，他终于无师自通，将这本英文原版乐理书啃懂了。啃懂以后，他还决心一字一字吃透它。平时即使深夜从零食担上端回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他也像祷告上帝一样，先喃喃地背上一段和声规律，才匆匆忙忙地去吃馄饨，以至信奉基督教的房东以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常常跑来和他研谈圣经。可是，就像学游泳一样，光阅读游泳理论书怎么行?于是，他用高价租了钢琴和小提琴来苦练。为了付昂贵的租金，他把三餐改成两顿，最后改成一顿粗饭，一顿馄饨。他的眼圈蒙上了一圈圈淡淡的黑影，他的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他的衣服已经破得不能再补。最后，他这块用“金钢钻”做成的“硬骨头”终于撞开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块“石头”——以最优异的成绩跨入了它的大门。
啊!上海音专，这中国音乐的圣殿。在琴声缭绕、绿树成荫的校园里，一个身穿打着补钉衣服的农村青年和那些西装革履的同学并排坐在一起，显得是那样不协调。但贺绿汀却昂着头，扎扎实实不声不响地走在他们的中间。他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和膳宿费，因而，除了当学生，他还要兼任音专附近一所小学的教师。并且，还用自己微薄的薪金和一位同学合租了一架钢琴，在校外苦练。同时，他还常常一个人躲在校园的一角，捧着一本厚厚的英汉字典，在翻译帮他考入这所大学的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他要让更多的中国青年从这本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的乐理书中得到教益。可是，对一个英文功底并不深厚的青年人来说，要译完这本一般音乐专门家都不敢问津的二十几万字的音乐专著，谈何容易!
然而，贺绿汀凭着自己的一股特有的“硬”劲，硬是一字一字将它前几章译完了。正确么?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将译稿捧给了他心目中最崇敬的权威人士——音专的黄自教授。热心而严谨的黄自教授逐字逐句将译稿一连看了5遍，最后告诉他：“你的译稿不错，很有特色，基本上表达了原著的意思。你的老乡不是说你是块‘硬骨头’么?希望你继续发扬‘硬骨头’精神，将这块‘硬骨头’啃下去，将全部书译完。”贺绿汀惊异于这样一位全国有名的教授竟也知道他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的“硬骨头”称号。
其实，他的这位老师黄自教授也是一位“硬骨头”。在为抗日募捐的领队里，常常看到黄自教授坚定的身影。
正当贺绿汀在黄自先生鼓舞下准备译完全著时，“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上海音专停课，他只得带着原著和部份译稿来到武昌，在蒸笼般的小屋里，汗流浃背地译着剩下的几章。蚊子频频叮脚，他跳上长木凳。一边扇蚊，一边译稿，常常直到朝阳染红小窗。
不久，上海恢复平静，他带着自己浸透汗水的译稿回到上海，黄自教授在百忙中亲自再次为他校改译稿，并为他作序。译稿寄到商务印书馆，却被婉拒。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贺绿汀这个名字当时在乐坛上还无人知晓。贺绿汀一声不哼，默默将这一大包饱含着自己辛勤汗水的译稿放进了自己破旧的书桌抽屉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从事自己的音乐创作。在上海这喧啸的环境里，他创作了很多歌曲，有一些还被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广为流传。
《牧童短笛》一曲成名
1934年5月25日，上海各大报刊杂志刊登着这样一条醒目的消息：俄国钢琴家齐尔品准备在中国举办一个中国民族风格音乐作品比赛会。一个外国音乐家，竟如此热爱中国民族风格音乐，这使贺绿汀深受感动。他把报上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姜瑞芝。姜瑞芝说：“你自小在农村长大，对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十分熟悉，你应当去试一试。”贺绿汀想了想，深沉中带着坚定地点了点头说：“对!我应当去试一试。”
按照妻子姜瑞芝提供的思路，童年时代村野纵情的对歌，老牛背上忘怀的短笛，青山脚下潺潺的流水， 蔚蓝天空悠悠的白云，都一一涌现在贺绿汀的眼前。他拿起一支美女牌铅笔，在钢琴旁一边轻轻地敲着，一边敏捷地构思着。想好了一段，便在钢琴上试弹，接着便用那支粗大的美女牌铅笔疾迅记录下来。姜瑞芝端来放在钢琴上的饭凉了，她再拿去热一热，作为一个音乐家的妻子，她不忍心去打断自己丈夫的灵感和构思。
后来，四周充满了缝纫机轧轧声的蒸笼似的小屋实在不适应于作曲，贺绿汀便爬到屋顶上去写。姜瑞芝扶着贺绿汀爬上屋顶后，怕他作曲时忘情以至从屋顶上摔了下来，便陪伴他坐在屋顶作曲，直到星星布满天空。
曲子终于在屋顶上作好。两人的眼窝深深陷了下去，身子也瘦了一圈。夫妇俩捧着乐谱沉浸在辛勤的喜悦中，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好呢?夫妇俩像新得了贵子，几经商量，最后给它起了个散发着村野气息的名字——《牧童短笛》。
评奖结束，《牧童短笛》获得了头奖!中国风格作品比赛授奖大会隆重举行。全上海市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精英挤满了音专礼堂。谁都想一睹获奖者的风采。当主持人宣布《牧童短笛》作者贺绿汀的名字时，一个农村模样的青年，带着一股村野长大的孩子的“硬”气，迈着稳实的步伐，一步步走向主席台。会场里先是一阵沉寂，继而是人们轻声的交头接耳。议论的中心当然是眼前这位带着“土”气和“硬”气的获奖者。有的人甚至怀疑：主持人齐尔品这位外国音乐家，是不是将他不熟悉的中国名字搞错了。
领奖完毕，会场上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也完全出于礼貌和对会议主持人的尊敬。
根据主持人事先提出的建议，获奖者必须自己亲自弹奏自己的作品。贺绿汀放下手中刚刚接过的奖状和奖金满怀信心地走向台上那架黑色的钢琴。钢琴上的白键黑键在他灵活的手指下跳跃，钢琴上流出的乐章，将人们带到青山绿水的江南，陶醉在牧童骑着牛儿吹着短笛的田园牧歌中，享受着笛声和着鸟鸣飞向绿野的欢快。
一曲终了，台下同样是一片寂静。紧接着，人们从震惊中醒过来，台下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持续数分钟，经久不息，直到他多次谢幕，掌声仍然像决堤的洪水，在会场上回荡着。
他成功了!
贺绿汀这个名字，第一次带着泥土气息进入了中国乐坛。
上海各报以显著的地位报导了发奖大会的盛况，一些报刊还专为贺绿汀发表了评论，说：“贺绿汀最大的成功在于：他打通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西洋音乐的界限。他将中国民族和民间音乐与西洋音乐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这样，才产生了这首登上世界乐坛而毫无愧色的《牧童短笛》。”齐尔品将这首美妙绝伦的钢琴曲带到柏林、慕尼黑、日内瓦、维也纳、纽约、阿姆斯特丹等各大城市，并亲自进行演奏，受到各国听众热烈欢迎，认为这是“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奇妙结合的精品”。
音乐－电影的灵魂
一天，时在上海电影界已颇具名声的聂耳给贺绿汀写了一封信，约他到自己的小亭子间相叙。聂耳热情地向贺绿汀介绍了音乐和歌曲在电影中的重要作用，说：“音乐是电影的灵魂。”贺绿汀赞同道：“是的，一首健康的歌曲，要想在群众流传，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电影。”聂耳笑着拍了拍贺绿汀的肩儿说：“所以。老兄，恕我直言，你这位得奖的作曲家，可不能总呆在音乐学院这座象牙之塔呀!”
贺绿汀沉思良久，说：“是的，聂耳，我十分同意你的意见。一个有良知的音乐家，如果看到那些黄色音乐去毒害群众而熟视无睹，那么，他不仅丧失了一个正直音乐家的良心，也丧失了一个做正直人的资格。”
聂耳走向前去，紧握着贺绿汀的手，说：“讲得好!贺大哥。现在，沈西苓正在筹备拍一部叫《船家女》的电影。这是一部描述一个摇船员女子的悲剧。我很希望你能担任这部影片的配乐。”
贺绿汀热切地点了点头，说：“好!”于是，聂耳立刻领着贺绿汀向明星电影公司走去。公司经理考虑到贺绿汀因《牧童短笛》获奖而赢得的声誉，加之又是影坛作曲能手聂耳的推荐，立即聘请贺绿汀担任该公司作曲股股长。从此，贺绿汀便在聂耳的引导下，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紧接着，他马上接受了电影《马路天使》的作曲任务。这部著名的影片，真切地描写了三十年代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贺绿汀十分了解这群苦难者的生活，他决心通过自己创作的歌曲，表达他们辛酸悲惨的生活。
《马路天使》的编导袁牧之，和贺绿汀有着同样的生活经历。为了使贺绿汀创作的曲子更能表达电影的主题，他亲自找来几首流行的苏州民歌唱片，请田汐填好词后，再请贺绿汀编曲。做任何事都有一股“硬”劲的贺绿汀为了将曲子编好，当天便将这几首苏州民歌的唱片一张不漏地收集起来，反复比较分析，然后认真地进行艺术上的再创造，经过反复推敲，两首著名歌曲《四季调》、《天涯歌女》终于完成，流传至今。
演唱这两首歌曲的主角周璇没有受过音乐训练，贺绿汀便像小学教师一样，一句一句地叫她学唱这首歌。
周璇很聪明，很快就领会了作曲者的意图，她唱得十分真切感人。歌曲搬上银幕，很快就成了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人人争唱的民歌。
贺绿汀和周璇，也成了全国人民热爱的人物。
从此，贺绿汀为电影作插曲便一发不可收拾。他接连为20多部电影创作了《秋水伊人》、《摇船歌》、《春之思》等几十首著名电影歌曲。人们从这些歌曲中得到慰藉，受到鼓舞。
同时，他也和好友聂耳合作，共同为电影《风云女儿》配曲。聂耳为这部影片创作了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贺绿汀亲自去找侨居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富夏洛稳夫配乐伴奏，使他成为电影插曲中的最强者。
抗日流行曲《游击队歌》
“一·二八”沪战暴发，贺绿汀将妻子姜瑞芝和幼小的女儿送回湖南老家，便参加了由上海著名文化艺人宋之的、崔嵬等组成的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到西安后，他们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提出坚决要上前线的要求。办事处的负责人员热情支持他们到前线去。他们雄纠纠地来到山西临汾城郊的刘庄，八路军办事处就设在临近前线的地方。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是一个文化人，他特地送给贺绿汀他们一些有关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游击队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感动了贺绿汀。
这时，他恰好应邀访问八路军总部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纷纷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咱们从陕西出发时还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望着身前这一门门缴获的大炮，贺绿汀脑海里的灵感突然像山泉一样迸发出来，化作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紧接着，他自己在部队的战争经历，像奔腾的江水涌现在他的眼前：八路军战士奋不顾身端枪射击，敌人一排排应声中弹倒毙。隆隆的枪炮声，嚓嚓的脚步声，在他脑海化成了激越的旋律。他赶快走进自己的小屋，在炕桌上铺上一张当地生产的土纸，用铅笔在纸上飞快地记录着自己脑海里飞出的歌词与音符：“我们都是神枪 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要和他拼到底!”
歌曲写成，在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进行首演，他亲自指挥。
歌声刚完，会场上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转过身来，向听众深深一鞠躬，掌声响得更为激烈……他看见，坐在前排木板上的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来边区访问的国民党将领卫立煌都在热烈地鼓掌，鼓着鼓着，朱德竞走上台来，紧握着他的手说：“这首歌实在写得太好了，他写出了我们战士的心声，写出了我们游击队员的英勇气概，战士们需要我们的歌，希望你们到前线去为战士们演出。”
贺绿汀带着演出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到最前线为战士们演出。他指挥演出队在土台上演出，战士们便在台下一起合唱。很多前方部队常常从几十里甚至百多里外派战士骑马冒着枪林弹雨到贺绿汀这儿抄词抄谱。杨得志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回到后方休整，他立即亲自请贺绿汀和演出队到连队去教唱这首歌。杨得志也跟着战士们一起拉开雄壮的嗓子，学唱，一遍，两遍……杨得志说：“一定要唱会这首歌，我们才出发。”
出发这天，风雪呼啸，杨得志和战士们一起高唱着“我们都是神枪手”疾步前进。贺绿汀和他的演出队站在土坡上合唱着这首歌为战士们送行。这首战歌，成了八路军指战员最热爱的一首战歌。年青人唱着它奔赴延安，战士们唱着它开赴前线。在很短的时间内，这首歌便传遍全国各个角落，它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斗志，它威胁着日寇的“武魂”。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非常喜爱这首歌，常常在行军途中用中文高唱着这首歌曲，他说：“这首歌，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硬骨头精神，也表达了作者的硬骨头精神!”
在周恩来身边
由于身体不好，他没有随演出队赴延安。在陕西武功三哥处休养了一个时期，几经周转，他来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首先谱写了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在中苏友好协会举行的音乐招待会上进行了首演。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观看了演出。演出完毕，周恩来等站起身来热烈鼓掌。接着，上台和演唱《嘉陵江上》的演员热情握手，周恩来对演员说：“你唱得好，端木蕻良的词写得好，贺绿汀的曲子作得更好!”贺绿汀听了以后，深受鼓舞。
紧接着，他又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中华儿女》、《望春泥》(田汉词)、《打日本》等著名歌曲，对这些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周恩来都十分喜爱，有些他还能默默地唱出来。每当贺绿汀一首战斗的歌曲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流行开来，他都要向贺绿汀表示祝贺，说：“希望多写一些这样的鼓舞人民前进的歌曲。”贺绿汀感动地点点头。他将周恩来的嘱托深深记在自己心里。
由于音乐上的成就，贺绿汀的名声越来越大，周恩来对贺绿汀也越来越关注。贺绿汀在陶行知当校长的育才学校教音乐。这一所以一座古庙为校址的学校，距重庆一百多里，生活十分艰苦。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惦念贺绿汀和孩子们。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特地到这座古庙里看望贺绿汀、陶行知和他们天真无邪的学生。贺绿汀和陶行知带领着全体学生，夹道在庙门外热烈欢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到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刚刚坐定，贺绿汀便请周恩来给孩子们讲话。这时，一个孩子走了进来，说：“周叔叔要讲话，还要给我们唱歌。”周恩来笑了，问道：“这孩子是谁，这么有趣和大胆?”贺绿汀笑着回答道：“是烈士李硕勋同志的儿子。”周恩来将孩子抱了起来，久久凝视着，然后缓慢而深沉地说：“李硕勋同志和我一起参加南昌起义，他在海南岛琼州牺牲至今已有10年了。”邓颖超将孩子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上下打量了很久，说：“啊!多像他爸爸。”
这孩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委员长的李鹏。
周恩来站在一个土台上，慈祥和善地望着台下的每个孩子，深情地说：“孩子们，你们有的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有的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大都来自祖国各个战火纷飞的战区，你们都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大后方的重庆。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你们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这里面包含着你们的校长陶行知先生，以及像贺绿汀这样的教师的辛勤劳动，你们说，你们应不应当感谢你们的老师?”
“应当!”孩子们脆生生地回答。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的住处给育才学校全体教师做报告。贺绿汀紧挨着周恩来坐在一起。周恩来在明晃高悬的菜油灯下，用他那带有音乐性的抑扬顿挫的语调向贺绿汀他们热切地讲解着国共合作、百团大战，精辟地分析着中国人民必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道理。贺绿汀久久地凝视着周恩来那精神百倍清瘦端庄的面庞，他从这张充满信心、坚定善良的面庞上汲取了力量，获得了信念。
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予以揭露和痛斥。读了周恩来的诗，贺绿汀请求到延安去。
1941年初，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周恩来派人通知贺绿汀：由于国民党对去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太紧，目前男同志去延安困难很大，但女同志可以以八路军家属名义去延安。他将周恩来捎来的这个信息告诉了妻子姜瑞芝，姜瑞芝望了望贺绿汀，毫不犹豫地说：“我带孩子先到延安去!”
夫妻俩连夜清理衣物。第二天清早，一家4口乘船来到重庆。周恩来已派人在码头上等着，来人领他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次日，周恩来亲自送姜瑞芝一行上了去延安的汽车。不久，周恩来又和徐冰说：“贺绿汀这样的有骨气的音乐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好好保护，你代表组织通知他：立即收拾行李，马上和我们护送的同志一道去香港，再转赴抗日敌后根据地。”徐冰敏捷地回答道：“是”。说完立刻转身就走。周恩来连忙招呼道：“回来，回来，路途太远，给他带上500元。”
当徐冰将这还存有体温的500元放到贺绿汀手中时，贺绿汀眼里注满了泪水。这时，他想起了妻子和女儿离开重庆去延安不久，自己十分惦念妻子和女儿，便到周恩来的住处红岩打听消息。周恩来从自己的旧藤椅上站了起来，来回在室内踱着步，沉思良久，凝视着贺绿汀说：“贺绿汀同志，你的夫人还没有到达延安，在途中就受到革命的洗礼了。”
周恩来不忍心将下述事情告诉贺绿汀：姜瑞芝母女乘卡车从重庆出发，到了汉中，国民党部队便全面强行搜查，要他们面壁而立，枪口对准他们，这是想让他们中间出现几个跪下求饶的软骨头。可是，国民党部队见到的却是一个个昂然挺立铁骨铮铮的硬骨头。他们坚信：他们后面站着党，站着周恩来，他们的硬骨头决不会在敌人的恶拳魔掌下软下来。
周恩来得到姜瑞芝他们一行途中被扣押的消息以后，立即气愤地打电话责问蒋介石：“我们经你们同 意回延安的一些妇女儿童，怎么在途中被你们扣押了?你要马上下令放行。”
在周恩来动员的各界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气恨恨地咬着牙下令放行。
贺绿汀回忆着这次和周恩来的会见，拿着周恩来派徐冰送来的500元路费，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周恩来仍在战斗的重庆。
与陈毅，刘少奇相处的日子
他由周恩来派出的交通员秘密护送到成为“孤岛”的上海，在上海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等待陈毅、刘少奇派来的新四军交通员接他到新四军根据地去。
但是，他到上海的消息，还是悄悄传开了。一天晚上，他的隐蔽的住处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他警惕地悄悄打开房门，进来的竟是周璇。他紧紧握着周璇的手，问道：“小璇子，你怎么知道我到上海来了?”周璇神秘地一笑，说：“凭我们过去师生的情谊预测到的。”周璇现在已经是“孤岛”上首屈一指的大明星了，但仍不忘旧情，这使贺绿汀很感动，觉得她是一个很质朴的女孩子。
周璇还没坐下，便对贺绿汀说：“贺大哥，我有一件事求你。”
贺绿汀好生奇怪，这种时候，小璇子还有什么事有求于我?他仄着头问：“什么事?尽管说。”
周璇小拳头一捏，态度十分坚决：“贺大哥，我要跟你到新四军去。”
“啊!”这回轮到贺绿汀真正吃惊了。周璇看出贺绿汀的不解和怀疑，便坐在木椅上，一五一十向自己的恩师诉说起自己的苦衷来：“贺大哥，在上海，那些老总是要我拍那些无聊透顶的片子，真烦死人了。这些毫无意义的片子，我实在是不愿拍啦!我要跟你走，到新四军去!”
在贺绿汀面前，又出现了那个几年前跟他一起拍《马路天使》时纯真无瑕的小璇子。可这怎么成呢?到新四军去，一直在大城市长大的小璇子，怎么能吃得抗日根据地那种苦?他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周璇，并且说：“同时，你现在已经是上海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要出走上海，谈何容易?弄得不好，我们俩个都会被‘留’在上海。”
周璇睁大着眼睛，专注地倾听着自己信赖的贺大哥的劝说。
贺绿汀倒了一杯茶递给周璇，接着说：“小璇子，上海的环境确实恶劣，你想离开这个地方的想法是正确的。不过，你不必灰心。我看，必要时，你可去香港，蔡楚生在那儿，他会帮助你在那儿扎根立业的。”
周璇终于慢慢微微点了点头。贺大哥的鼓励，使她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她的精神振奋起来。为了避免敌人的盯梢，贺绿汀送周璇从后门出去。出门后，在夜色中，周璇又回转身来，紧紧握住自己崇敬的这位大哥的双手，深情地轻轻道了声：“大哥保重!”才依依不舍地消失在暮色之中。
经过千难万险，贺绿汀终于到达了新四军军部。这是一座房顶上长着青草的简陋的旧屋。他正在全神惯注地上下打量着这座使日本鬼子闻之丧胆的旧屋，旧屋里突然传出了爽朗的笑声，随着笑声，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屋里向他迎了出来：“贺绿汀同志，人民的音乐家，我们等了你好久啦!”从屋里出来的是刘少奇同志，他紧紧握住贺绿汀的双手。贺绿汀久久凝视着这位传奇式的老乡，心情激动不已。他向刘少奇行了一个军礼，说：“少奇同志，我是到抗日根据地接受战斗洗礼的!”
陈毅走向前来，一双粗实的大手紧紧握住贺绿汀那双瘦细的手，朗笑着说：你来得好哟!贺绿汀同志，我们新四军的同志久仰你的大名啰!你的《游击队歌》唱到我们心坎坎上去了!
贺绿汀谦和地一笑：“陈毅同志，比起你们新四军来，我实在做得太少了。”刘少奇给他倒来一杯开水，说：“一路辛苦了!先喝杯水吧!你从大后方来，我们这儿环境很艰苦，日本鬼子马上又要开始‘大扫荡’，恩来同志前不久给我们来过电报，说你要到延安去。可现在封锁得很紧，我们建议你先在我们这儿待一个时期，好吗?”
贺绿汀感动地点了点头，说：“感谢党对我的关怀。这次，我好不容易来到了你们这儿。我一定要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多为新四军培养一些音乐干部，然后再去延安。陈毅同志、刘少奇同志，请你们马上分配我的工作，再苦的地方我也愿去!”
“好得很嘛!贺绿汀，我们就需要你这样有股子硬气的好同志!”陈毅十分高兴，向贺绿汀走近了几步。
刘少奇说：“贺绿汀同志，对于你的工作，我们已经考虑好了，请你到华中鲁艺去。”
陈毅自豪地笑了起来：“贺绿汀同志，延安有个鲁艺，我们这儿也有个鲁艺，这儿更需要请你这样的有股硬气的大音乐家来当老师呀!”
带着刘少奇和陈毅的厚望与嘱托，贺绿汀来到位于苏北阜宁的华中鲁艺。
第一次吃饭，他就发现自己的饭菜和别人的不一样，便指着饭菜问事务员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事务员十分尊敬地说：“这是我们陈军长特别交待的，说您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应当对您特别照顾。”
贺绿汀心头一热：陈毅同志那么忙，还惦记着我这个普通音乐工作者的饮食起居。他婉言谢绝了陈毅同志对他特殊照顾，去和战士们一起吃窝窝头。
不久，日伪果然像刘少奇说的一样，对这儿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华中鲁艺不得不分散转移，他和另一个艺术家乘一条小船离开这里。船开到河心，河岸上突然传出了一个十分熟悉宏亮的四川口音：“贺绿汀同志，你们慢点走——”
贺绿汀回头一看：是陈毅同志跨马向岸边走来。走到岸边，他毫不犹豫地脱衣下水，飞速向河心的小船奔来，奔到河心，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护送的同志：“你不要送贺绿汀同志他们到那个大地主家去隐蔽了，情况变化太快，怕出事。你要将贺绿汀同志隐蔽到老乡家里。”接着他抹了抹自己脸上的水珠，郑重地说：“贺绿汀同志，你们可不能在大扫荡中出什么事，人民需要你们，战士需要你们呀!你们可千万要小心!”
贺绿汀眼睛湿润了：他还能说什么呢?
在敌人残酷的扫荡中，和自己一起打土豪的儿童团长、鲁艺教导主任邱席珍壮烈牺牲了。为这事，刘少奇专门接见了贺绿汀，他沉痛地说：“邱东平同志英勇牺牲了，他为我们的文化界树立了榜样。贺绿汀同志，你和你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扫荡中发扬的硬骨头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考虑到环境的残酷，延安已来了电报，让你到延安去。”
延安，是贺绿汀早已热切向往的圣地。但自己在这儿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就这样走了，对得起根据地的军民吗?他想了想，毅然地请求道：“我请求在前方至少再留半年，帮助这儿培养一些艺术骨干。残酷，对我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就是在残酷环境下长大的。”
少奇同志露出了少见的笑容。他常听同志们说“贺绿汀是一块硬骨头”，心想：他果然是一块硬骨头。刘少奇感动地点了点头：他同意了贺绿汀的请求。
在前线，贺绿汀和著名文化人邹韬奋、吕振羽等一起，和战士们一起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和新四军的几位师长粟裕、黄克诚、罗炳辉等在浴血的战斗中结为挚友。
他拿起笔，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创作了《新世纪前奏曲》等大量歌曲，大大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抗 日热情。
由于环境变得愈来愈恶劣，延安再次来电，催贺绿汀赶快去延安。贺绿汀不得不背起自己的小提琴，化装成音乐教员，辗转向延安进发。在去天津的列车上，他为了省钱，坐了三等车。这可惹来了麻烦，一路敌人检查不断。日本官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走到他的身前，厉声喝道：“八格牙鲁，你的，什么的干活?”贺绿汀看了日本官兵一眼，安详地说：“我是一个音乐教员。”日本官兵用刺刀挑了挑他身上的小提琴盒，怀疑地说：“你的，拉!”贺绿汀毫不犹豫镇定地打开小提琴盒子，拿出小提琴，熟练地拉了一支曲子。日本官兵眨着眼望了望他，悻悻地走了。
就这样七转八折，终于在1943年7月14日到达了日夜思念的延安。
延安岁月
终于见到了宝塔山上巍峨的塔影，贺绿汀的眼睛润湿了。他沿着亲切的延河，听着老乡豪放粗犷的“信天游”，兴奋激动向前走着，最后，在老乡热情的指引下，来到了桥儿沟鲁艺宿舍。在这儿，他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妻子姜瑞芝和3个女儿，同时见到了很多三十年代在上海认识的老朋友。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十分简单地讲述了来延安途中的经历。当时，鲁艺整风正进入“抢救”运动高潮。当晚，便有两个保卫局的人来到他家，对他沿途的经历提出种种疑问，让他详详细细述说一遍。尽管粟裕在他离开新四军的当天便给延安拍过电报，但一些人仍然对他沿途的经历有些不放心。这时，做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却特别请他到自己窑洞里吃了一顿饭，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亲切地叙述和回忆着在苏北新四军的一切。怀疑他的同志，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初见毛泽东
不久，在王家坪总部礼堂举行的联欢晚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景仰已久的毛泽东。他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位威振中外的领袖和老乡，只见他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随便地敞着领扣，裤子的膝盖上打着一块大补钉，手里夹着一支延安土制的烟，正在用地道的湖南湘潭口音在和周围的人们兴奋地谈着什么。周扬见贺绿汀正在专注地凝视着毛泽东，便走过来，轻轻地拍拍贺绿汀的肩儿，说：“来，贺绿汀同志，我陪你去见见毛泽东。”
“啊，”贺绿汀十分激动，“好，好。”他随在周扬后边，向毛泽东身前走去。
“主席，”周扬指着身旁的贺绿汀对毛泽东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刚从新四军前线来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同志，湖南邵阳人。”
“知道，知道，久仰大名啰!”毛泽东微笑着伸过宽厚的手来，和贺绿汀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们还是老乡呀，只隔一个湘乡县。”
“是的，”贺绿汀看到毛泽东平易近人的样子，消除了自己的拘谨，“我常常到湘潭一带去呢!”
“呃，真的，”毛泽东想起了什么：“你是邵阳人，贺果这个人你认得吗?”
贺绿汀笑了：“主席，他是我三哥。”
“啊，”毛泽东十分惊喜，上下仔细打量了一下贺绿汀，“原来你是贺果的弟弟呀!这就太凑巧了。贺果是我在湖南一师上学时第八班的同班同学呢!”
贺绿汀点了点头，说：“我听我三哥说过。”
“这就对了，”毛泽东十分高兴，“我和贺果不但是同班同学，而且是要好的朋友呢!我们都爱踢足球，他是个优秀的守门员，我是个不错的中锋，哈!哈!”毛泽东敞怀大笑起来，笑得是那样爽朗和纯真。
“我记得，贺果很会唱歌。”顿了顿，毛泽东接着说，“想不到他的弟弟却成了一个有名的音乐家。贺绿汀同志，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贺绿汀谦和地一笑，说：“毛主席，我还做得不够。我要在延安尽自己的能力多为人民做一点事。”
毛泽东频频点着头说：“好，祝你在延安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歌，为人民做出更大更扎实的贡献。”
贺绿汀带着毛泽东的厚望和嘱托，深入到南泥湾，和三五九旅的战士一起开荒种地；登上黄土高原，为穷苦农民连夜演出；在窑洞淡淡的豆油灯下，他把劳动中泉涌般的灵感，化成一个个激越的音符。在党的“七大”召开的隆重日子里，他激动地编写了混声合唱《东方红》，演出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日里劳动演出，晚上创作教书，常常顶着星星外出，载着月亮回家。终于，他病倒了。组织上送他到杨家岭中央所在地半山上的一个疗养所疗养。毛泽东的窑洞，就在山下延河边。每天下午两三点左右，贺绿汀都看见毛泽东出来在树下散散步。一天，他正在默默地凝视毛泽东在树下慢慢踱着步，忽然他看见自己的妻子姜瑞芝带着女儿经过毛泽东住所的门口，毛泽东停住了脚步，认出了姜瑞芝，只见他赶忙大步走到门口，紧紧握住姜瑞芝的双手，在仔细地询问着什么。告别时，姜瑞芝走了很远，毛泽东仿佛还在叮嘱什么。
姜瑞芝回来，没等贺绿汀问，就兴奋地告诉他：“绿汀，刚才毛主席在问你呢!”
“啊!”贺绿汀十分感动。
“问得可仔细呢!”姜瑞芝沉浸在与毛泽东亲切交谈的回忆中，“他问你什么时候得的病，好一些了没有，现在饭量怎么样，甚至告诉我治这种病的偏方。最后，一再嘱咐我，一定要照顾好你的病……”
姜瑞芝激动地讲着，贺绿汀默默地听着，这个从不轻易流泪的硬骨头，这时眼里注满了晶莹的泪水……
带病撤离延安
病还没有全好，贺绿汀便争着要出院，医生争不过这条硬汉子，只得让他带着几瓶药出了医院。不久，他果然又病倒了，而且肺上出现了一个小洞，因而再次住进中央医院进行疗养。这时，战事很紧，党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延安。炮声隆隆，战马鸣啸，毛泽东和周恩来伏在图上，两眼熬得通红。毛泽东忽然抬头问道：“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退得怎样了?”周恩来停住手中的红蓝铅笔回答道：“基本上都撤完了。”毛泽东接着问道：“正在住院的贺绿汀呢?”周恩来答道：“病况较重，行动困难，暂时还没有撤离。”毛泽东想了想，果断地说；“给他专门配备一副担架。”
贺绿汀坐着担架出发了。他深深知道这副担架的来之不易，几次要下担架走路。护送的医护人员说：“贺绿汀同志，这是毛主席亲自给您派的担架呀!您不坐，我们怎么向毛主席交待?”
贺绿汀不做声了，他仿佛看到了毛泽东那双熬红了的眼睛，正在关切地望着他……
他只得顺从地躺在担架上，听着四野隆隆的炮声，和着大部队一起前进。
我有地主思想
到达河北武安和中央乐团汇合后，贺绿汀立刻带病参加了演出，演出受到军民热烈欢迎。可是这次深受欢迎的演出后，乐团进入“三查整党”，人人都在沉痛地检查：“我有地主思想”，贺绿汀硬挺着，默不作声。某某被开除党籍，某某被开除军籍，贺绿汀还是硬挺着，默不作声。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是上海国立音乐专科的学生，早就对贺绿汀十分崇敬，到延安之后，想不到竟在贺绿汀的领导下工作，他俩一见如故，过从甚密。李德伦也跟着检查，七查八查，对自己全盘否定，总算过了关。贺绿汀还是硬挺着，默不作声。
李德伦急了，问道：“你为什么还不检查?”
贺绿汀神情激动地站了起来，神色凝重地说道：“要我也检查地主思想?我的思想根本和地主思想沾不上边，我怎么检查地主思想?大革命时期我参加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斗地主，打土豪，你说，我怎么会有地主思想?”
李德伦深深被感动了：站在自己身前的这位长者，对任何事情都是一是一，二是二，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决不含糊，决不苟同。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革命者的品质!
造反派慌忙夺过话筒，厉声道：“你还狡辩，你没有罪行?我问你，你为什么早在1963年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老实交待!”
贺绿汀接过话筒，蔑视地一笑：“姚文元当时根本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且，他也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对，姚文元的文章和我的文章俱在，到底谁是谁非，可让全国人民公断!”
造反派理屈词穷，只得改变进攻方向：“贺绿汀，你老实交待，你是不是说过，过去我挨过日本鬼子的打，后来又挨过国民党的打，现在又在挨红卫兵的打!”
贺绿汀看了对方一眼，点了点头：“说过!”
造反派抓着了“把柄”：“你这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往红卫兵脸上抹黑!”
贺绿汀卷起衣袖：“这还有假?你看，我过去是挨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打，现在是在挨红卫兵的打嘛!刚才开会前，红卫兵还在用皮鞭打我。”
电视摄影机前一片哗然!造反派连连后退。
稳了稳神，造反派仍不甘心，接着问道：“贺绿汀，你老实交待，你是不是说过：我是不会屈服的!”贺绿汀提高了声音：“说过!‘文革’一开始，我就经常说这句话!”
造反派晃了晃拳头：“贺绿汀，你这样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贺绿汀认真地回答道：“死何足惜，但在死之前，我有两个要求!”
几万人的批判大会，静得人们彼此能听见轻微的呼吸声。
贺绿汀扳着自己的手指：“第一，我要完成我的7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彻底澄清全部事实，把你们强加在我身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全部驳掉!”
“打倒贺绿汀电视大会”主席台上的头头惊呆了：“文革”开始至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场面。台下的观众，却以敬佩的目光凝视着台上这位面容清瘦正气凛然的老音乐家，在悄悄地低声议论着：“贺绿汀真是一个硬骨头音乐家!”
天生一副“硬骨头”
1903年7月20日，贺绿汀诞生在湖南省邵阳县东乡(现邵东县)马王唐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原名贺楷。贺绿汀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农民，却热盼自己的儿子上学“成龙”。他虽有6个儿女，但仍节衣缩食，送贺绿汀上了私塾。但年幼的贺绿汀却迷上了音乐。他一有空，就用自己嘹亮的歌喉在山坳里和牧童对歌，用自制的短笛子在牛背上吹奏。村里婚丧嫁娶，照例有喇叭铜钹吹吹打打，在这浓烈的民间音乐的气氛里，每次都有他那惊羡不已的目光在各种乐器上留连。再大一点，他就成了“祁剧迷”。再远的地方，只要有祁剧的演出，他也要一个人摸着黑山路去听。丰富的民间音乐，薰陶着我们一代音乐家在默默成长。
辛亥革命第二年，七、八岁的他就随大哥的儿子到县城里上学。学校有一架老式风琴，没有人会弹，他一有空就自己一个人学着去弹。人们讥笑他这个“小乡巴佬”竟去学弹琴，认为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是，凭着自己的一股“硬”劲，他终于成了这所学校唯一会弹风琴的人，人们不得不对这“硬梆梆”的“小乡巴佬”刮目相看。
上初中了，由于父亲坚持要送三哥贺果到法国勤工俭学，家境更加困难，买不起钢笔，便用鹅毛管代替；买不起练习本就用人家用过的练习本翻过来再用。然而，他仍然省吃俭用，买下了一支心爱的玉屏洞箫。每天黄昏，都能在碧绿的邵水之滨听到他那悠扬的箫声。初中毕业，他再也无力升学，便在本乡灵山寺担任音乐教师。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这些满身泥巴的农村孩子，这些孩子中有后来成为全国著名记者和他亲密战友的严怪愚，还有一些也成了国家的栋梁。他教他们唱革命歌曲，也教他们处世做人道理。他向他们朗诵冰心的诗句“青年人啊，为着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绘你现在的图画”，更向他们讲解老乡魏源的《海国图志》。讲着讲着，他感觉自己知识太贫乏。于是，他的“硬”劲又上来了：他要上学。他终于背着一个打着补钉的蓝布包，饿着肚子一步一步走到长沙，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岳云中学艺术专修科。五线谱帮了他的大忙。考生中几乎没有识五线谱的。他却靠自己的一股“硬”劲，在没有老师教育的困境下，一个一个将这些“豆牙菜”弄懂了。
“岳云”是一所比较开明的学校，又有像邱望湘这样一些著名的音乐教师，因而，贺绿汀如鱼得水。他在这潭新鲜的池水里遨游起来。
钢琴，他第一次在这里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庞然大物，已经19岁了。莫扎特6岁就熟练地驾驶了这“乐器之王”。他这双耕田种地打鱼摸虾布满厚茧劳动了十几年的手，却怎么也摆弄不好这一个个白键黑键。比起别的年少的同学，他显然处在不可超越的劣势。但是，他却有一个别人所没有的优势，这就是“硬”。凭着这股“硬”劲，他起早贪黑，一有空，就“泡”在钢琴旁。晚上睡觉了，他还在梦中弹琴。一次从床上摔下来，摔在地上，还在地上乱摸，原来他还在“弹琴”。除了练钢琴，他还在练京胡，练小提琴，练琵琶。练完了琴，就啃书本，啃《新青年》杂志，啃鲁迅的《狂人日记》，啃冰心的《繁星》……啃完了，就跟人家争，凭着一股“硬”劲，不辩明是非决不罢休。一天，长沙一个亲戚来问他：“贺楷，这么多升官发财的路你不走，为什么偏要弄这些没有出息的吹拉弹唱?”贺绿汀淡淡一笑：“不错，吹拉弹唱不能升官发财，但对我说来，没有必要也不习惯，摧眉折腰事权贵。”音乐。可改造国民的品质，可以振奋民族的精神，这就是他选择“吹拉弹唱”的目的。
凭着自己的一股“硬”劲，他在“岳云”闯过了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毕业证。学校宣布他留校任教。这在当时毕业就失业的年代，是令多少青年人羡慕的一项“美差”。可是，他却婉言谢绝了。一个同窗好友问“你要到哪里去?”“回家乡邵阳”。贺绿汀回答得十分干脆。“为什么?”“邵阳的农民运动已经如火如荼般起来了，我回邵阳参加农民运动，打倒骑在人民头上的土豪劣绅。”他卷起单薄的行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苦读3年的学校。同学们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只默默说了一句：“真是一块硬骨头!”
回到邵阳，北伐军正取得节节胜利。他在人群中兴奋地教人们唱着《国民革命歌》、《国耻歌》。这位邵阳县中新来的音乐教员，很快就成了工人、农民、学生的好朋友。他带领工人，烧毁英商煤油公司大油库里的一桶桶“洋油”，以表示对英军在万县进行大屠杀的抗议，他领着学生，点燃着一堆堆花花绿绿的洋货。在熊熊的烈火中，他振臂指挥着“打倒列强”的大合唱……
终于，他在邵阳一所木楼上，在镰刀斧头旗下，举 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被派到泥瓦工人党支部担任党支部书记。在明亮的煤油灯下，他向泥瓦工人讲解着工人为什么要起来跟资本家进行斗争的道理。他觉得，向工人讲话，也是一种音乐，而且是一种有着激烈音符的音乐。旧势力被激怒了!他们进行着疯狂的反击。“四、一二惨案”、“马日事变”，邵阳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浸在血泊之中。贺绿汀只得潜回长沙。长沙同样腥风血雨。在反动派的淫威下，怎么办?只有一个字，这就是：硬。硬挺下来，斗争下去。他出入城乡撒传单，惩劣绅。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和自己的战友，播下一颗颗革命的火种。在反动派的铁锤下，他的骨头被锤炼得更硬了!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他穿上灰军装，打起绑腿，最后以红四师战士和东江特委宣传部干事的身份进入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海丰县城。在这里，他见到了彭湃，听到了彭湃亲自指挥群众高唱他自己编的歌。他激动不已，提起笔来，为海陆丰人民写下了第一首革命歌曲《暴动歌》：
兵工农。兵工农，起来大暴动!
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大成功!
这首歌，很快在海陆丰地区流传开来!于是，第二首，第三首，和着革命战士铿锵的步伐，和着工农群众愤怒的口号，震荡在海陆丰英雄的大地!
敌人的猖狂进攻，海陆丰的地盘越来越小，党组织决定将贺绿汀经香港转入上海。到上海不久，他便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发扬硬骨头精神，坚不吐实，敌人拿不住他的把柄，在苏州监狱里关了一个时期，只得又将他放了。
上海音专再深造
出狱后，他又重返十里洋场的上海，为了维持生计，他当了一名小学音乐老师。一天，他竟然遇到了久别的三哥贺果。他告诉三哥，自己决定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同样以“硬骨头”脾气闻名的共产党北方地下武装负责人的贺果，桌子一拍，说道：“好主意，我坚决支持!”
上海音专，当时是国内的最高音乐学府。1927年由蔡元培先生亲自创办。这儿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音乐人才，就是和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音乐学院相比，也毫无逊色。要想进这所学校，其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了。特别是，他在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度过了几年，在苏州监狱蹲了两年。俗话说：“三天不练手生”，他已经四、五年没有摸琴了。他在三哥家废寝忘食，连夜突击，但毕竟荒废太久，他考试落榜了。友人来劝他：“贺楷，我看，你别再去试了。你想想，几百个人去应试；只招几个名额，轮得上你?这不是鸡蛋碰石头?”
“鸡蛋?’，贺绿汀笑了笑，挽起自己的衣袖，“我这骨头可是金钢钻做的，什么硬东西挡得过它?”
为了不影响三哥休息，他从三哥家搬了出来，用当小学教师时有限的一点积蓄，在外面租一间四面透风的小亭子间。在亭子间的四壁，他贴满了一张张小小的纸条，每张小纸条上都写着小蝌蚪似的英语。由于当时中文乐理书不够和内容不太完善，他只得艰难地读英文原版乐理书。他英文功底不太好，于是，他从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一书的英文版上抄下一段段和声原理，和声规则，一早起来，这些英文便映人他的双眼，入睡时，他带着这些英文纸条进入梦乡。不多日子，他终于无师自通，将这本英文原版乐理书啃懂了。啃懂以后，他还决心一字一字吃透它。平时即使深夜从零食担上端回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他也像祷告上帝一样，先喃喃地背上一段和声规律，才匆匆忙忙地去吃馄饨，以至信奉基督教的房东以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常常跑来和他研谈圣经。可是，就像学游泳一样，光阅读游泳理论书怎么行?于是，他用高价租了钢琴和小提琴来苦练。为了付昂贵的租金，他把三餐改成两顿，最后改成一顿粗饭，一顿馄饨。他的眼圈蒙上了一圈圈淡淡的黑影，他的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他的衣服已经破得不能再补。最后，他这块用“金钢钻”做成的“硬骨头”终于撞开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块“石头”——以最优异的成绩跨入了它的大门。
啊!上海音专，这中国音乐的圣殿。在琴声缭绕、绿树成荫的校园里，一个身穿打着补钉衣服的农村青年和那些西装革履的同学并排坐在一起，显得是那样不协调。但贺绿汀却昂着头，扎扎实实不声不响地走在他们的中间。他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和膳宿费，因而，除了当学生，他还要兼任音专附近一所小学的教师。并且，还用自己微薄的薪金和一位同学合租了一架钢琴，在校外苦练。同时，他还常常一个人躲在校园的一角，捧着一本厚厚的英汉字典，在翻译帮他考入这所大学的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他要让更多的中国青年从这本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的乐理书中得到教益。可是，对一个英文功底并不深厚的青年人来说，要译完这本一般音乐专门家都不敢问津的二十几万字的音乐专著，谈何容易!
然而，贺绿汀凭着自己的一股特有的“硬”劲，硬是一字一字将它前几章译完了。正确么?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将译稿捧给了他心目中最崇敬的权威人士——音专的黄自教授。热心而严谨的黄自教授逐字逐句将译稿一连看了5遍，最后告诉他：“你的译稿不错，很有特色，基本上表达了原著的意思。你的老乡不是说你是块‘硬骨头’么?希望你继续发扬‘硬骨头’精神，将这块‘硬骨头’啃下去，将全部书译完。”贺绿汀惊异于这样一位全国有名的教授竟也知道他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的“硬骨头”称号。
其实，他的这位老师黄自教授也是一位“硬骨头”。在为抗日募捐的领队里，常常看到黄自教授坚定的身影。
正当贺绿汀在黄自先生鼓舞下准备译完全著时，“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上海音专停课，他只得带着原著和部份译稿来到武昌，在蒸笼般的小屋里，汗流浃背地译着剩下的几章。蚊子频频叮脚，他跳上长木凳。一边扇蚊，一边译稿，常常直到朝阳染红小窗。
不久，上海恢复平静，他带着自己浸透汗水的译稿回到上海，黄自教授在百忙中亲自再次为他校改译稿，并为他作序。译稿寄到商务印书馆，却被婉拒。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贺绿汀这个名字当时在乐坛上还无人知晓。贺绿汀一声不哼，默默将这一大包饱含着自己辛勤汗水的译稿放进了自己破旧的书桌抽屉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从事自己的音乐创作。在上海这喧啸的环境里，他创作了很多歌曲，有一些还被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广为流传。
《牧童短笛》一曲成名
1934年5月25日，上海各大报刊杂志刊登着这样一条醒目的消息：俄国钢琴家齐尔品准备在中国举办一个中国民族风格音乐作品比赛会。一个外国音乐家，竟如此热爱中国民族风格音乐，这使贺绿汀深受感动。他把报上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姜瑞芝。姜瑞芝说：“你自小在农村长大，对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十分熟悉，你应当去试一试。”贺绿汀想了想，深沉中带着坚定地点了点头说：“对!我应当去试一试。”
按照妻子姜瑞芝提供的思路，童年时代村野纵情的对歌，老牛背上忘怀的短笛，青山脚下潺潺的流水， 蔚蓝天空悠悠的白云，都一一涌现在贺绿汀的眼前。他拿起一支美女牌铅笔，在钢琴旁一边轻轻地敲着，一边敏捷地构思着。想好了一段，便在钢琴上试弹，接着便用那支粗大的美女牌铅笔疾迅记录下来。姜瑞芝端来放在钢琴上的饭凉了，她再拿去热一热，作为一个音乐家的妻子，她不忍心去打断自己丈夫的灵感和构思。
后来，四周充满了缝纫机轧轧声的蒸笼似的小屋实在不适应于作曲，贺绿汀便爬到屋顶上去写。姜瑞芝扶着贺绿汀爬上屋顶后，怕他作曲时忘情以至从屋顶上摔了下来，便陪伴他坐在屋顶作曲，直到星星布满天空。
曲子终于在屋顶上作好。两人的眼窝深深陷了下去，身子也瘦了一圈。夫妇俩捧着乐谱沉浸在辛勤的喜悦中，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好呢?夫妇俩像新得了贵子，几经商量，最后给它起了个散发着村野气息的名字——《牧童短笛》。
评奖结束，《牧童短笛》获得了头奖!中国风格作品比赛授奖大会隆重举行。全上海市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精英挤满了音专礼堂。谁都想一睹获奖者的风采。当主持人宣布《牧童短笛》作者贺绿汀的名字时，一个农村模样的青年，带着一股村野长大的孩子的“硬”气，迈着稳实的步伐，一步步走向主席台。会场里先是一阵沉寂，继而是人们轻声的交头接耳。议论的中心当然是眼前这位带着“土”气和“硬”气的获奖者。有的人甚至怀疑：主持人齐尔品这位外国音乐家，是不是将他不熟悉的中国名字搞错了。
领奖完毕，会场上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也完全出于礼貌和对会议主持人的尊敬。
根据主持人事先提出的建议，获奖者必须自己亲自弹奏自己的作品。贺绿汀放下手中刚刚接过的奖状和奖金满怀信心地走向台上那架黑色的钢琴。钢琴上的白键黑键在他灵活的手指下跳跃，钢琴上流出的乐章，将人们带到青山绿水的江南，陶醉在牧童骑着牛儿吹着短笛的田园牧歌中，享受着笛声和着鸟鸣飞向绿野的欢快。
一曲终了，台下同样是一片寂静。紧接着，人们从震惊中醒过来，台下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持续数分钟，经久不息，直到他多次谢幕，掌声仍然像决堤的洪水，在会场上回荡着。
他成功了!
贺绿汀这个名字，第一次带着泥土气息进入了中国乐坛。
上海各报以显著的地位报导了发奖大会的盛况，一些报刊还专为贺绿汀发表了评论，说：“贺绿汀最大的成功在于：他打通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西洋音乐的界限。他将中国民族和民间音乐与西洋音乐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这样，才产生了这首登上世界乐坛而毫无愧色的《牧童短笛》。”齐尔品将这首美妙绝伦的钢琴曲带到柏林、慕尼黑、日内瓦、维也纳、纽约、阿姆斯特丹等各大城市，并亲自进行演奏，受到各国听众热烈欢迎，认为这是“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奇妙结合的精品”。
音乐－电影的灵魂
一天，时在上海电影界已颇具名声的聂耳给贺绿汀写了一封信，约他到自己的小亭子间相叙。聂耳热情地向贺绿汀介绍了音乐和歌曲在电影中的重要作用，说：“音乐是电影的灵魂。”贺绿汀赞同道：“是的，一首健康的歌曲，要想在群众流传，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电影。”聂耳笑着拍了拍贺绿汀的肩儿说：“所以。老兄，恕我直言，你这位得奖的作曲家，可不能总呆在音乐学院这座象牙之塔呀!”
贺绿汀沉思良久，说：“是的，聂耳，我十分同意你的意见。一个有良知的音乐家，如果看到那些黄色音乐去毒害群众而熟视无睹，那么，他不仅丧失了一个正直音乐家的良心，也丧失了一个做正直人的资格。”
聂耳走向前去，紧握着贺绿汀的手，说：“讲得好!贺大哥。现在，沈西苓正在筹备拍一部叫《船家女》的电影。这是一部描述一个摇船员女子的悲剧。我很希望你能担任这部影片的配乐。”
贺绿汀热切地点了点头，说：“好!”于是，聂耳立刻领着贺绿汀向明星电影公司走去。公司经理考虑到贺绿汀因《牧童短笛》获奖而赢得的声誉，加之又是影坛作曲能手聂耳的推荐，立即聘请贺绿汀担任该公司作曲股股长。从此，贺绿汀便在聂耳的引导下，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紧接着，他马上接受了电影《马路天使》的作曲任务。这部著名的影片，真切地描写了三十年代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贺绿汀十分了解这群苦难者的生活，他决心通过自己创作的歌曲，表达他们辛酸悲惨的生活。
《马路天使》的编导袁牧之，和贺绿汀有着同样的生活经历。为了使贺绿汀创作的曲子更能表达电影的主题，他亲自找来几首流行的苏州民歌唱片，请田汐填好词后，再请贺绿汀编曲。做任何事都有一股“硬”劲的贺绿汀为了将曲子编好，当天便将这几首苏州民歌的唱片一张不漏地收集起来，反复比较分析，然后认真地进行艺术上的再创造，经过反复推敲，两首著名歌曲《四季调》、《天涯歌女》终于完成，流传至今。
演唱这两首歌曲的主角周璇没有受过音乐训练，贺绿汀便像小学教师一样，一句一句地叫她学唱这首歌。
周璇很聪明，很快就领会了作曲者的意图，她唱得十分真切感人。歌曲搬上银幕，很快就成了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人人争唱的民歌。
贺绿汀和周璇，也成了全国人民热爱的人物。
从此，贺绿汀为电影作插曲便一发不可收拾。他接连为20多部电影创作了《秋水伊人》、《摇船歌》、《春之思》等几十首著名电影歌曲。人们从这些歌曲中得到慰藉，受到鼓舞。
同时，他也和好友聂耳合作，共同为电影《风云女儿》配曲。聂耳为这部影片创作了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贺绿汀亲自去找侨居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富夏洛稳夫配乐伴奏，使他成为电影插曲中的最强者。
抗日流行曲《游击队歌》
“一·二八”沪战暴发，贺绿汀将妻子姜瑞芝和幼小的女儿送回湖南老家，便参加了由上海著名文化艺人宋之的、崔嵬等组成的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到西安后，他们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提出坚决要上前线的要求。办事处的负责人员热情支持他们到前线去。他们雄纠纠地来到山西临汾城郊的刘庄，八路军办事处就设在临近前线的地方。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是一个文化人，他特地送给贺绿汀他们一些有关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游击队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感动了贺绿汀。
这时，他恰好应邀访问八路军总部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纷纷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咱们从陕西出发时还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望着身前这一门门缴获的大炮，贺绿汀脑海里的灵感突然像山泉一样迸发出来，化作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紧接着，他自己在部队的战争经历，像奔腾的江水涌现在他的眼前：八路军战士奋不顾身端枪射击，敌人一排排应声中弹倒毙。隆隆的枪炮声，嚓嚓的脚步声，在他脑海化成了激越的旋律。他赶快走进自己的小屋，在炕桌上铺上一张当地生产的土纸，用铅笔在纸上飞快地记录着自己脑海里飞出的歌词与音符：“我们都是神枪 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要和他拼到底!”
歌曲写成，在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进行首演，他亲自指挥。
歌声刚完，会场上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转过身来，向听众深深一鞠躬，掌声响得更为激烈……他看见，坐在前排木板上的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来边区访问的国民党将领卫立煌都在热烈地鼓掌，鼓着鼓着，朱德竞走上台来，紧握着他的手说：“这首歌实在写得太好了，他写出了我们战士的心声，写出了我们游击队员的英勇气概，战士们需要我们的歌，希望你们到前线去为战士们演出。”
贺绿汀带着演出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到最前线为战士们演出。他指挥演出队在土台上演出，战士们便在台下一起合唱。很多前方部队常常从几十里甚至百多里外派战士骑马冒着枪林弹雨到贺绿汀这儿抄词抄谱。杨得志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回到后方休整，他立即亲自请贺绿汀和演出队到连队去教唱这首歌。杨得志也跟着战士们一起拉开雄壮的嗓子，学唱，一遍，两遍……杨得志说：“一定要唱会这首歌，我们才出发。”
出发这天，风雪呼啸，杨得志和战士们一起高唱着“我们都是神枪手”疾步前进。贺绿汀和他的演出队站在土坡上合唱着这首歌为战士们送行。这首战歌，成了八路军指战员最热爱的一首战歌。年青人唱着它奔赴延安，战士们唱着它开赴前线。在很短的时间内，这首歌便传遍全国各个角落，它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斗志，它威胁着日寇的“武魂”。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非常喜爱这首歌，常常在行军途中用中文高唱着这首歌曲，他说：“这首歌，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硬骨头精神，也表达了作者的硬骨头精神!”
在周恩来身边
由于身体不好，他没有随演出队赴延安。在陕西武功三哥处休养了一个时期，几经周转，他来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首先谱写了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在中苏友好协会举行的音乐招待会上进行了首演。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观看了演出。演出完毕，周恩来等站起身来热烈鼓掌。接着，上台和演唱《嘉陵江上》的演员热情握手，周恩来对演员说：“你唱得好，端木蕻良的词写得好，贺绿汀的曲子作得更好!”贺绿汀听了以后，深受鼓舞。
紧接着，他又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中华儿女》、《望春泥》(田汉词)、《打日本》等著名歌曲，对这些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周恩来都十分喜爱，有些他还能默默地唱出来。每当贺绿汀一首战斗的歌曲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流行开来，他都要向贺绿汀表示祝贺，说：“希望多写一些这样的鼓舞人民前进的歌曲。”贺绿汀感动地点点头。他将周恩来的嘱托深深记在自己心里。
由于音乐上的成就，贺绿汀的名声越来越大，周恩来对贺绿汀也越来越关注。贺绿汀在陶行知当校长的育才学校教音乐。这一所以一座古庙为校址的学校，距重庆一百多里，生活十分艰苦。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惦念贺绿汀和孩子们。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特地到这座古庙里看望贺绿汀、陶行知和他们天真无邪的学生。贺绿汀和陶行知带领着全体学生，夹道在庙门外热烈欢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到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刚刚坐定，贺绿汀便请周恩来给孩子们讲话。这时，一个孩子走了进来，说：“周叔叔要讲话，还要给我们唱歌。”周恩来笑了，问道：“这孩子是谁，这么有趣和大胆?”贺绿汀笑着回答道：“是烈士李硕勋同志的儿子。”周恩来将孩子抱了起来，久久凝视着，然后缓慢而深沉地说：“李硕勋同志和我一起参加南昌起义，他在海南岛琼州牺牲至今已有10年了。”邓颖超将孩子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上下打量了很久，说：“啊!多像他爸爸。”
这孩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委员长的李鹏。
周恩来站在一个土台上，慈祥和善地望着台下的每个孩子，深情地说：“孩子们，你们有的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有的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大都来自祖国各个战火纷飞的战区，你们都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大后方的重庆。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你们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这里面包含着你们的校长陶行知先生，以及像贺绿汀这样的教师的辛勤劳动，你们说，你们应不应当感谢你们的老师?”
“应当!”孩子们脆生生地回答。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的住处给育才学校全体教师做报告。贺绿汀紧挨着周恩来坐在一起。周恩来在明晃高悬的菜油灯下，用他那带有音乐性的抑扬顿挫的语调向贺绿汀他们热切地讲解着国共合作、百团大战，精辟地分析着中国人民必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道理。贺绿汀久久地凝视着周恩来那精神百倍清瘦端庄的面庞，他从这张充满信心、坚定善良的面庞上汲取了力量，获得了信念。
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予以揭露和痛斥。读了周恩来的诗，贺绿汀请求到延安去。
1941年初，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周恩来派人通知贺绿汀：由于国民党对去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太紧，目前男同志去延安困难很大，但女同志可以以八路军家属名义去延安。他将周恩来捎来的这个信息告诉了妻子姜瑞芝，姜瑞芝望了望贺绿汀，毫不犹豫地说：“我带孩子先到延安去!”
夫妻俩连夜清理衣物。第二天清早，一家4口乘船来到重庆。周恩来已派人在码头上等着，来人领他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次日，周恩来亲自送姜瑞芝一行上了去延安的汽车。不久，周恩来又和徐冰说：“贺绿汀这样的有骨气的音乐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好好保护，你代表组织通知他：立即收拾行李，马上和我们护送的同志一道去香港，再转赴抗日敌后根据地。”徐冰敏捷地回答道：“是”。说完立刻转身就走。周恩来连忙招呼道：“回来，回来，路途太远，给他带上500元。”
当徐冰将这还存有体温的500元放到贺绿汀手中时，贺绿汀眼里注满了泪水。这时，他想起了妻子和女儿离开重庆去延安不久，自己十分惦念妻子和女儿，便到周恩来的住处红岩打听消息。周恩来从自己的旧藤椅上站了起来，来回在室内踱着步，沉思良久，凝视着贺绿汀说：“贺绿汀同志，你的夫人还没有到达延安，在途中就受到革命的洗礼了。”
周恩来不忍心将下述事情告诉贺绿汀：姜瑞芝母女乘卡车从重庆出发，到了汉中，国民党部队便全面强行搜查，要他们面壁而立，枪口对准他们，这是想让他们中间出现几个跪下求饶的软骨头。可是，国民党部队见到的却是一个个昂然挺立铁骨铮铮的硬骨头。他们坚信：他们后面站着党，站着周恩来，他们的硬骨头决不会在敌人的恶拳魔掌下软下来。
周恩来得到姜瑞芝他们一行途中被扣押的消息以后，立即气愤地打电话责问蒋介石：“我们经你们同 意回延安的一些妇女儿童，怎么在途中被你们扣押了?你要马上下令放行。”
在周恩来动员的各界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气恨恨地咬着牙下令放行。
贺绿汀回忆着这次和周恩来的会见，拿着周恩来派徐冰送来的500元路费，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周恩来仍在战斗的重庆。
与陈毅，刘少奇相处的日子
他由周恩来派出的交通员秘密护送到成为“孤岛”的上海，在上海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等待陈毅、刘少奇派来的新四军交通员接他到新四军根据地去。
但是，他到上海的消息，还是悄悄传开了。一天晚上，他的隐蔽的住处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他警惕地悄悄打开房门，进来的竟是周璇。他紧紧握着周璇的手，问道：“小璇子，你怎么知道我到上海来了?”周璇神秘地一笑，说：“凭我们过去师生的情谊预测到的。”周璇现在已经是“孤岛”上首屈一指的大明星了，但仍不忘旧情，这使贺绿汀很感动，觉得她是一个很质朴的女孩子。
周璇还没坐下，便对贺绿汀说：“贺大哥，我有一件事求你。”
贺绿汀好生奇怪，这种时候，小璇子还有什么事有求于我?他仄着头问：“什么事?尽管说。”
周璇小拳头一捏，态度十分坚决：“贺大哥，我要跟你到新四军去。”
“啊!”这回轮到贺绿汀真正吃惊了。周璇看出贺绿汀的不解和怀疑，便坐在木椅上，一五一十向自己的恩师诉说起自己的苦衷来：“贺大哥，在上海，那些老总是要我拍那些无聊透顶的片子，真烦死人了。这些毫无意义的片子，我实在是不愿拍啦!我要跟你走，到新四军去!”
在贺绿汀面前，又出现了那个几年前跟他一起拍《马路天使》时纯真无瑕的小璇子。可这怎么成呢?到新四军去，一直在大城市长大的小璇子，怎么能吃得抗日根据地那种苦?他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周璇，并且说：“同时，你现在已经是上海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要出走上海，谈何容易?弄得不好，我们俩个都会被‘留’在上海。”
周璇睁大着眼睛，专注地倾听着自己信赖的贺大哥的劝说。
贺绿汀倒了一杯茶递给周璇，接着说：“小璇子，上海的环境确实恶劣，你想离开这个地方的想法是正确的。不过，你不必灰心。我看，必要时，你可去香港，蔡楚生在那儿，他会帮助你在那儿扎根立业的。”
周璇终于慢慢微微点了点头。贺大哥的鼓励，使她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她的精神振奋起来。为了避免敌人的盯梢，贺绿汀送周璇从后门出去。出门后，在夜色中，周璇又回转身来，紧紧握住自己崇敬的这位大哥的双手，深情地轻轻道了声：“大哥保重!”才依依不舍地消失在暮色之中。
经过千难万险，贺绿汀终于到达了新四军军部。这是一座房顶上长着青草的简陋的旧屋。他正在全神惯注地上下打量着这座使日本鬼子闻之丧胆的旧屋，旧屋里突然传出了爽朗的笑声，随着笑声，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屋里向他迎了出来：“贺绿汀同志，人民的音乐家，我们等了你好久啦!”从屋里出来的是刘少奇同志，他紧紧握住贺绿汀的双手。贺绿汀久久凝视着这位传奇式的老乡，心情激动不已。他向刘少奇行了一个军礼，说：“少奇同志，我是到抗日根据地接受战斗洗礼的!”
陈毅走向前来，一双粗实的大手紧紧握住贺绿汀那双瘦细的手，朗笑着说：你来得好哟!贺绿汀同志，我们新四军的同志久仰你的大名啰!你的《游击队歌》唱到我们心坎坎上去了!
贺绿汀谦和地一笑：“陈毅同志，比起你们新四军来，我实在做得太少了。”刘少奇给他倒来一杯开水，说：“一路辛苦了!先喝杯水吧!你从大后方来，我们这儿环境很艰苦，日本鬼子马上又要开始‘大扫荡’，恩来同志前不久给我们来过电报，说你要到延安去。可现在封锁得很紧，我们建议你先在我们这儿待一个时期，好吗?”
贺绿汀感动地点了点头，说：“感谢党对我的关怀。这次，我好不容易来到了你们这儿。我一定要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多为新四军培养一些音乐干部，然后再去延安。陈毅同志、刘少奇同志，请你们马上分配我的工作，再苦的地方我也愿去!”
“好得很嘛!贺绿汀，我们就需要你这样有股子硬气的好同志!”陈毅十分高兴，向贺绿汀走近了几步。
刘少奇说：“贺绿汀同志，对于你的工作，我们已经考虑好了，请你到华中鲁艺去。”
陈毅自豪地笑了起来：“贺绿汀同志，延安有个鲁艺，我们这儿也有个鲁艺，这儿更需要请你这样的有股硬气的大音乐家来当老师呀!”
带着刘少奇和陈毅的厚望与嘱托，贺绿汀来到位于苏北阜宁的华中鲁艺。
第一次吃饭，他就发现自己的饭菜和别人的不一样，便指着饭菜问事务员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事务员十分尊敬地说：“这是我们陈军长特别交待的，说您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应当对您特别照顾。”
贺绿汀心头一热：陈毅同志那么忙，还惦记着我这个普通音乐工作者的饮食起居。他婉言谢绝了陈毅同志对他特殊照顾，去和战士们一起吃窝窝头。
不久，日伪果然像刘少奇说的一样，对这儿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华中鲁艺不得不分散转移，他和另一个艺术家乘一条小船离开这里。船开到河心，河岸上突然传出了一个十分熟悉宏亮的四川口音：“贺绿汀同志，你们慢点走——”
贺绿汀回头一看：是陈毅同志跨马向岸边走来。走到岸边，他毫不犹豫地脱衣下水，飞速向河心的小船奔来，奔到河心，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护送的同志：“你不要送贺绿汀同志他们到那个大地主家去隐蔽了，情况变化太快，怕出事。你要将贺绿汀同志隐蔽到老乡家里。”接着他抹了抹自己脸上的水珠，郑重地说：“贺绿汀同志，你们可不能在大扫荡中出什么事，人民需要你们，战士需要你们呀!你们可千万要小心!”
贺绿汀眼睛湿润了：他还能说什么呢?
在敌人残酷的扫荡中，和自己一起打土豪的儿童团长、鲁艺教导主任邱席珍壮烈牺牲了。为这事，刘少奇专门接见了贺绿汀，他沉痛地说：“邱东平同志英勇牺牲了，他为我们的文化界树立了榜样。贺绿汀同志，你和你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扫荡中发扬的硬骨头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考虑到环境的残酷，延安已来了电报，让你到延安去。”
延安，是贺绿汀早已热切向往的圣地。但自己在这儿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就这样走了，对得起根据地的军民吗?他想了想，毅然地请求道：“我请求在前方至少再留半年，帮助这儿培养一些艺术骨干。残酷，对我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就是在残酷环境下长大的。”
少奇同志露出了少见的笑容。他常听同志们说“贺绿汀是一块硬骨头”，心想：他果然是一块硬骨头。刘少奇感动地点了点头：他同意了贺绿汀的请求。
在前线，贺绿汀和著名文化人邹韬奋、吕振羽等一起，和战士们一起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和新四军的几位师长粟裕、黄克诚、罗炳辉等在浴血的战斗中结为挚友。
他拿起笔，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创作了《新世纪前奏曲》等大量歌曲，大大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抗 日热情。
由于环境变得愈来愈恶劣，延安再次来电，催贺绿汀赶快去延安。贺绿汀不得不背起自己的小提琴，化装成音乐教员，辗转向延安进发。在去天津的列车上，他为了省钱，坐了三等车。这可惹来了麻烦，一路敌人检查不断。日本官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走到他的身前，厉声喝道：“八格牙鲁，你的，什么的干活?”贺绿汀看了日本官兵一眼，安详地说：“我是一个音乐教员。”日本官兵用刺刀挑了挑他身上的小提琴盒，怀疑地说：“你的，拉!”贺绿汀毫不犹豫镇定地打开小提琴盒子，拿出小提琴，熟练地拉了一支曲子。日本官兵眨着眼望了望他，悻悻地走了。
就这样七转八折，终于在1943年7月14日到达了日夜思念的延安。
延安岁月
终于见到了宝塔山上巍峨的塔影，贺绿汀的眼睛润湿了。他沿着亲切的延河，听着老乡豪放粗犷的“信天游”，兴奋激动向前走着，最后，在老乡热情的指引下，来到了桥儿沟鲁艺宿舍。在这儿，他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妻子姜瑞芝和3个女儿，同时见到了很多三十年代在上海认识的老朋友。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十分简单地讲述了来延安途中的经历。当时，鲁艺整风正进入“抢救”运动高潮。当晚，便有两个保卫局的人来到他家，对他沿途的经历提出种种疑问，让他详详细细述说一遍。尽管粟裕在他离开新四军的当天便给延安拍过电报，但一些人仍然对他沿途的经历有些不放心。这时，做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却特别请他到自己窑洞里吃了一顿饭，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亲切地叙述和回忆着在苏北新四军的一切。怀疑他的同志，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初见毛泽东
不久，在王家坪总部礼堂举行的联欢晚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景仰已久的毛泽东。他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位威振中外的领袖和老乡，只见他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随便地敞着领扣，裤子的膝盖上打着一块大补钉，手里夹着一支延安土制的烟，正在用地道的湖南湘潭口音在和周围的人们兴奋地谈着什么。周扬见贺绿汀正在专注地凝视着毛泽东，便走过来，轻轻地拍拍贺绿汀的肩儿，说：“来，贺绿汀同志，我陪你去见见毛泽东。”
“啊，”贺绿汀十分激动，“好，好。”他随在周扬后边，向毛泽东身前走去。
“主席，”周扬指着身旁的贺绿汀对毛泽东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刚从新四军前线来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同志，湖南邵阳人。”
“知道，知道，久仰大名啰!”毛泽东微笑着伸过宽厚的手来，和贺绿汀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们还是老乡呀，只隔一个湘乡县。”
“是的，”贺绿汀看到毛泽东平易近人的样子，消除了自己的拘谨，“我常常到湘潭一带去呢!”
“呃，真的，”毛泽东想起了什么：“你是邵阳人，贺果这个人你认得吗?”
贺绿汀笑了：“主席，他是我三哥。”
“啊，”毛泽东十分惊喜，上下仔细打量了一下贺绿汀，“原来你是贺果的弟弟呀!这就太凑巧了。贺果是我在湖南一师上学时第八班的同班同学呢!”
贺绿汀点了点头，说：“我听我三哥说过。”
“这就对了，”毛泽东十分高兴，“我和贺果不但是同班同学，而且是要好的朋友呢!我们都爱踢足球，他是个优秀的守门员，我是个不错的中锋，哈!哈!”毛泽东敞怀大笑起来，笑得是那样爽朗和纯真。
“我记得，贺果很会唱歌。”顿了顿，毛泽东接着说，“想不到他的弟弟却成了一个有名的音乐家。贺绿汀同志，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贺绿汀谦和地一笑，说：“毛主席，我还做得不够。我要在延安尽自己的能力多为人民做一点事。”
毛泽东频频点着头说：“好，祝你在延安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歌，为人民做出更大更扎实的贡献。”
贺绿汀带着毛泽东的厚望和嘱托，深入到南泥湾，和三五九旅的战士一起开荒种地；登上黄土高原，为穷苦农民连夜演出；在窑洞淡淡的豆油灯下，他把劳动中泉涌般的灵感，化成一个个激越的音符。在党的“七大”召开的隆重日子里，他激动地编写了混声合唱《东方红》，演出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日里劳动演出，晚上创作教书，常常顶着星星外出，载着月亮回家。终于，他病倒了。组织上送他到杨家岭中央所在地半山上的一个疗养所疗养。毛泽东的窑洞，就在山下延河边。每天下午两三点左右，贺绿汀都看见毛泽东出来在树下散散步。一天，他正在默默地凝视毛泽东在树下慢慢踱着步，忽然他看见自己的妻子姜瑞芝带着女儿经过毛泽东住所的门口，毛泽东停住了脚步，认出了姜瑞芝，只见他赶忙大步走到门口，紧紧握住姜瑞芝的双手，在仔细地询问着什么。告别时，姜瑞芝走了很远，毛泽东仿佛还在叮嘱什么。
姜瑞芝回来，没等贺绿汀问，就兴奋地告诉他：“绿汀，刚才毛主席在问你呢!”
“啊!”贺绿汀十分感动。
“问得可仔细呢!”姜瑞芝沉浸在与毛泽东亲切交谈的回忆中，“他问你什么时候得的病，好一些了没有，现在饭量怎么样，甚至告诉我治这种病的偏方。最后，一再嘱咐我，一定要照顾好你的病……”
姜瑞芝激动地讲着，贺绿汀默默地听着，这个从不轻易流泪的硬骨头，这时眼里注满了晶莹的泪水……
带病撤离延安
病还没有全好，贺绿汀便争着要出院，医生争不过这条硬汉子，只得让他带着几瓶药出了医院。不久，他果然又病倒了，而且肺上出现了一个小洞，因而再次住进中央医院进行疗养。这时，战事很紧，党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延安。炮声隆隆，战马鸣啸，毛泽东和周恩来伏在图上，两眼熬得通红。毛泽东忽然抬头问道：“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退得怎样了?”周恩来停住手中的红蓝铅笔回答道：“基本上都撤完了。”毛泽东接着问道：“正在住院的贺绿汀呢?”周恩来答道：“病况较重，行动困难，暂时还没有撤离。”毛泽东想了想，果断地说；“给他专门配备一副担架。”
贺绿汀坐着担架出发了。他深深知道这副担架的来之不易，几次要下担架走路。护送的医护人员说：“贺绿汀同志，这是毛主席亲自给您派的担架呀!您不坐，我们怎么向毛主席交待?”
贺绿汀不做声了，他仿佛看到了毛泽东那双熬红了的眼睛，正在关切地望着他……
他只得顺从地躺在担架上，听着四野隆隆的炮声，和着大部队一起前进。
我有地主思想
到达河北武安和中央乐团汇合后，贺绿汀立刻带病参加了演出，演出受到军民热烈欢迎。可是这次深受欢迎的演出后，乐团进入“三查整党”，人人都在沉痛地检查：“我有地主思想”，贺绿汀硬挺着，默不作声。某某被开除党籍，某某被开除军籍，贺绿汀还是硬挺着，默不作声。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是上海国立音乐专科的学生，早就对贺绿汀十分崇敬，到延安之后，想不到竟在贺绿汀的领导下工作，他俩一见如故，过从甚密。李德伦也跟着检查，七查八查，对自己全盘否定，总算过了关。贺绿汀还是硬挺着，默不作声。
李德伦急了，问道：“你为什么还不检查?”
贺绿汀神情激动地站了起来，神色凝重地说道：“要我也检查地主思想?我的思想根本和地主思想沾不上边，我怎么检查地主思想?大革命时期我参加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斗地主，打土豪，你说，我怎么会有地主思想?”
李德伦深深被感动了：站在自己身前的这位长者，对任何事情都是一是一，二是二，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决不含糊，决不苟同。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革命者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