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才女黄峨的悲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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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逐渐萌芽,妇女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女性自我意识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时明朝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封建君主专制最为集中的时期之一,无后为大等封建伦理观、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依然牢牢的禁锢着广大女性的身心自由,黄峨的悲情人生正是社会和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黄峨 悲情 社会因素 个人因素
   黄娥(1498-1569),字秀眉,四川遂宁人。与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并称“蜀中四大才女”。明正德六年状元杨慎之继妻,以“闺门肃穆”的美好品德及“才艺冠女班”之才情而为后世称颂,世称黄安人、黄夫人。明代女文学家,有“曲中李易安”之称,有《杨夫人诗集》一卷、《杨夫人词曲》三卷传世。《新都县志》《遂宁县志》《潼川府志》《明史.艺文志》都盛赞其才情,而对其生平仅记述为“慎之继妻”,其余则略不可考,《新都杨氏家谱》称其“治家井井有条”,对其日常则记述其“又常于暇时,静居状元府西隅之榴阁,浏览家藏群籍。”基本上是一幅热爱读书,静心治家的景象,关于她个人在治家之余的所思所想则无迹可寻。黄峨一生传世作品不多,据《明诗纪事》记载:黄峨‘诗不多作,亦不存稿,虽子弟不得见也。’因而留下的诗、词、曲总共不到100首。”且据现代有关学者考证,确实可考者仅诗《春日即事》、《庭榴》等8首。
   一.短暂的甜蜜幸福伴随大半生的愁苦孤寂
   1.两情相悦的幸福时光
   黄峨出生在官宦诗书家庭,1519年,黄峨22岁时嫁与“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杨慎,入住新都状元府榴阁。夫妇二人流连桂湖边,吟诗论文,弹琴作画。婚后次年,黄峨随夫婿返京。1524年,杨慎卷入“议大礼”,永远流放永昌卫。初闻噩耗,黄峨拖家带口,坚定的跟随丈夫流放的步伐,一路护送照顾丈夫到江陵古渡。杨慎写下《临江仙.江陵别内》: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桌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岛,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表达自己独自一人凄凉上路的悲愁及对妻子的难分难舍之情。此时的黄峨,虽然与丈夫被迫分离,但是二人依然情义坚定,并常以词曲唱和,交流心声,是一段甜蜜幸福的时光。
   2.心无所依的愁苦孤寂
   嘉靖五年(1526),被迫辞职还乡的杨廷和忧思成疾,杨慎告假回乡伺疾,父愈,携妻同归戍所。然而到戍所安定下来后,黄峨逐渐发现,丈夫的流放生活似乎并没有如他笔下所写、如她所想象的一般艰辛,相反,云南的文人士子,甚至各地官府都给予他极大的厚待,游居敬在《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中说:“先生居滇,泛昆池,登泰华,游点苍并洱水......人争宝之。”文人士子“无论识与不识,咸载酒从先生游”世人的争相追捧,加之美酒在杯、美人在怀,此时的杨慎已经从流放的惶恐无依中走出来了,“回归”的期盼虽然还有,但已经没有黄峨那么迫切了。黄峨敏锐的感觉到了这点,并写了凭阑人《足古四首》:“休教宫髻学蛮装”“休教莺语学蛮声”“休教眉黛扫蛮烟”“休教杨柳学蛮腰”,表达自己不惯云南习俗的同时,劝告自己的丈夫勿忘“回归”志向。然而“曰归曰归”,可是“何日金鸡才下夜郎呢?”感情的裂痕已是悄然隐现。
   嘉靖八年(1529年),杨廷和病故,杨慎办完父亲丧事后返滇,黄峨留乡“奉长抚幼”,独自一人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嘉靖十三年(1534年),杨慎纳妾周氏;嘉靖十四年(1535年),周氏生子同仁;嘉靖十五年(1536年),杨慎三次返川,“旋停即走”;嘉靖十七年(1538年),杨慎携黄峨同返遂宁,后在新都同住月余;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杨慎纳妾曹氏;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曹氏生子宁仁。黄峨还在家乡守着过往深情,苦等丈夫回归,可是丈夫却早已几处家室对其无暇多顾了。从嘉靖八年(1529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的三十年间,杨慎回川五次,夫妻共度仅月余。对比丈夫纳妾生子的热闹喜庆,黄峨的生活是凄清孤寂的,陪伴她的只有家庭的责任和过往的恩爱,作为一代声名远播的才女,她岂能不怨不恨,她在以《雁儿落》为代表的散曲中,痛快淋漓的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和怨愤,指责丈夫“笑吟吟相合鱼水乡”,让自己“冷清清独守莺花寨”,还放言要“恶狠狠做一场”,可她终究什么也没有做,在曲中发泄完自己的不满,还是要做回自己“闺门肃然”的封建大家庭主妇。面对渐行渐远的君心,她的爱也越发变淡了,从此“懒把音书寄日边”,曾经的恩爱已不复存在。1559年,杨慎病殁永昌戍所。隆庆三年(1569年),黄峨殁,与杨慎合葬。自此,走完她愁苦孤寂的一生。
   二.封建制度下的君权夫权是导致其悲情人生的主要原因
   1.君权至上的封建君主专制--棒打鸳鸯
   “‘专制’是指不受限制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君主专制的特点是皇帝汇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我国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是典型代表。“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中书省和丞相官,设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查使司三司分管军、政、刑法之权,一切国务均由皇帝直接处理,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封建专制君主为了有效地控制黎民百姓,必须设立机构,任用官吏,给予职权,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体系,于是有官僚制度的出现。官僚的任命和官僚权力的来源出自君主。权力由君主赐予,君主也可以收回。因此,官僚只对君主负责,要按君主的旨意办事。”那么,在这种体制下,如果皇帝犯了错要怎么办呢?只能谏,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谏,如果还不行,那就“死谏”,历史上有名的如“魏征死諫”。因"议大礼"事件与世宗意见不合,以杨廷和、杨慎为首的文官队伍先后在君权前溃败,杨廷和罢归故里,嘉靖七年(1528年),被削职为民,一代名相,最终栽在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皇帝手中。而杨慎也于1524年永远流放,除了期盼君恩大赦之外再无出路。君权的大棒狠狠砸下,一对鸳鸯从此分离,而黄峨的悲苦也自此开始。    2.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观--无嗣疏离
   宗族历史在我国源远流长,即便到今天,有的地方骂人的口头语中依然把没有儿子的人家称作“绝户”,没有儿子,这个家就“绝”了,可以想见千百年来这一思想对我国民众的深入影响。《孟子离娄上》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除了对有“后”,以承继香火的期待外,杨慎对子嗣还有“年六十者许子侄替役”的期待,這就使得杨慎对子嗣的期望更甚,而黄峨“无出”,这成为横亘在夫妻之间跨不过去的坎,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导致黄峨悲情人生的主要因素。
   3.三妻四妾的封建婚姻制度--恩爱断绝
   怀着对后嗣的强烈期盼,杨慎在相继纳了二妾,并生下二子。在杨慎看来,这是家庭添丁进口的大喜事,而在黄峨呢,看着自己的丈夫纳妾生子,心里的痛有谁知?丈夫有了新人的陪伴,旧人自然就不再需要了,三妻四妾的封建婚姻制度,在黄峨已经承受了无子之痛的同时,连丈夫的爱也一点点剥夺了,从此夫妻恩爱断绝,只留她忧愁度日。
   三.个性修养是导致悲情人生的重要因素
   1.饱读诗书深受封建礼教影响
   《论语·子张》言:“学而优则仕”,学有余力了就要去做官,以进一步推进仁义,造福人民。这是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文人的追求。黄峨自幼“博通经史,能诗文,善书札”(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关心国事,考究民瘼,她一心鼓励丈夫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杨慎本因明武宗正德皇帝的“轻举妄动,非事而游”,民不聊生,国事日非而称病告假,辞官归里,可在他们婚后次年,黄峨便劝促丈夫返京复官,期盼丈夫能为国为民效力,建功立业。在丈夫被流放后,她对国君有怨无恨,一心期盼国君大赦,给自己丈夫再次施展抱负的机会。
   2.家教严格自觉遵守封建妇道
   黄峨母亲蔡氏知书识礼,严于家教,在母亲的教导下,黄峨谨守闺训,好学上进。婚后她一心辅佐丈夫,奉长抚幼,即便是在婚后多年不育,丈夫日渐冷落到另寻新欢,她依旧悉心为丈夫“纪纲家务”,在丈夫去世后还主动把妾室所生子带在身边悉心教养。甚至在晚年,丈夫已经去世后,老家侄子要陪他出游的情况下,她都说“我虽老,固寡妇也。”坚决不出游,终身用最严苛的封建礼教约束着自己的言行。
   3.自我意识觉醒抗争勇气不足
   纵观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礼教自然是鼓吹贞洁烈女为多,“一女不事二夫”也是社会主要价值观,但是追求婚姻爱情自由的女性并非没有。如同为蜀中才女的卓文君,面对想要纳妾的丈夫,直言自己“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心愿,而黄峨在面对丈夫另觅新欢时,即便是愤懑难抑,她也只是在散曲中嬉笑怒骂,这与她个人家庭出身、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个人身份性格的局限成为导致其悲苦半生的重要因素。
   黄峨生活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逐渐萌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好货好色之风盛行,妇女有了更多谋生的机会,社会地位有一定的提高。女性自我意识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时明朝又是我国整个封建历史时期,封建君主专制最为集中的时期之一,无后为大等封建伦理观、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依然牢牢的禁锢着广大女性的身心自由,黄峨的悲情人生正是社会和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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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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