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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新农村运动成果喜人,新农村运动的案例等内容令人记忆深刻、感触颇深,其许多经验对于我们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搞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韩国新农村运动的成效和经验
一是消除了农村贫困和实现了农村近代化。新农村运动开展仅仅4年,韩国农村家庭户均收入就超过了城市家庭户均收入。1970年,韩国农村家庭户均收入为25600韩元,城市家庭户均收入为38100韩元;到1974年,农村家庭户均收入为67400韩元,城市家庭户均为64500韩元。到1979年,全国34871个村子全部建成“自立村”,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完成了农村的近代化建设目标,开始向农村现代化目标迈进。
二是为韩国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74年农村家庭收入首次超过城市后,1975年韩国又实现了主要粮食的自给自足,一直到1977年,韩国农村经济发展一直领先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解决了全国的吃饭问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用于进口粮食的外汇,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大量农业人口向工业、向城市转移,成为产业工人和市民。1970年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0%;到1980年,只占28.9%;到2007年,只占了6.8%。韩国新农村运动推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转移了大量劳动力,使韩国实现了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韩国经济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是依靠自立精神,小投入产生了大效益。韩国新农村运动,政府的投资非常小,产生的效益却非常巨大。从数字看:1971~1980年,新农村运动投入34251亿韩元,其中政府直接投资占27.8%(中央占14.3%,地方占13.5%),农民自己投入资金、劳务、土地、物资等占49.4%,银行等社会融资占22.8%,这表明政府投资产生了3.6倍的放大效果。从政府直接投入看,1971~1978年,每个村子累计得到2100袋(84吨)水泥、2.6吨钢筋;年平均只有240袋水泥、300公斤钢筋,价值约2000美元;按农户测算,政府每年无偿支持每个农户只有20美元。这样小的投入,能够推进农村短期内实现近代化目标,更主要靠的是韩国人所说的“精神改革”的动力。
四是开启了韩国国民意识和国民运动现代化的先河。韩国人认为,新农村运动的成功主要源于对农民的“精神改革”,他们把新农村运动中提出的以“勤奋、自助、协力”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总结为“新农村精神”,并认为“新农村精神”是韩国发展的原动力,新农村自立运动不仅展示了农民的自觉,即“贫穷的原因是自己努力不够”,同时也展示了农民的自信和意志,即“只要去做就会有成果”和“我能够做好”。通过新农村运动农民也认识到了“团结和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取得更大成功。因此,韩国政府提出把“新农村精神”渗透到生活细节中,至今在公共机构或街头都还悬挂着新农村运动的旗帜,把“新农村精神”奉为国民精神,把新农村运动推广为国民运动。在城市,新农村运动被推广为以企业、社团为中心的维护秩序三大运动,倡导勤俭节约、遵守秩序、环境净化、邻里互助;在工厂,推广为精神教育、劳工合作、提高生产、提高福利,支援新农村建设;在学校,提倡勤俭节约、热爱家乡、保护环境、志愿者服务等内容。
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启示
一是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拉美现象”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农村日益凋敝,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或不能够回到农村,于是出现大量城市游民和大量城市贫民窟,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危害。我国目前同样面对着这样的危险,大量中西部的农民工转移到了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的一些农村已开始出现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现象,一些乡村已面临凋敝,一旦东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大量农民工就会失业,我们将面临拉美国家遇到的难题。韩国的新农村运动的经验表明,只要把农村建设好,农民“进”可以入城,“退”可以还乡,就可以避免“拉美现象”中的这一严重问题。因此,当前我们必须确保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平衡发展。第一,决不能盲目加快所谓城市化。城市化一旦离开产业的支撑,只剩下房地产,就会制造出一批当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的所谓“鬼城”。第二,坚定不移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的重大发展战略,我国西部有广阔的战略空间和战略纵深,我们决不能只盯着东部。而西部的开发也不仅只是矿产资源的开发,向西部有计划的人口迁移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在做的工作,应当高度重视并坚持下去,而发展建设好西部的农村,发展好西部的农业,将是实施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基础。
二是新十年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应当以培养贫困群众的自立精神为主。从2011年开始,党中央制定了新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并提高了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标准(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人民币者,略高于世界银行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我国还有约1.1亿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14个特殊贫困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贫困人口已大幅减少,现在还有的这1.1亿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边境、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素质低、社会发育程度不高,是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难啃的“硬骨头”,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给予更加倾斜的政策。培养农民的自立精神,是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其实也是我们扶贫开发工作的一条经验,我们早就提出过“扶贫先扶志”的口号,只是在这几年实际工作中,我们一些地方渐渐有些浮躁思想,一味追求加大资金项目投入力度,而忽略了对贫困群众自立精神的培养。一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开展的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转变作风,深入贫困地区、深入贫困群众,认真落实好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制定的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扶贫开发规划。二要切实落实好挂钩扶贫措施,制定新的挂钩扶贫激励政策,加大奖惩力度。要学习韩国经验,选好挂钩乡村,尤其是自然村一级的干部。改变过去派一些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去接受锻炼的做法,真正选拔有能力、有经验、有奉献精神的干部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并把在贫困地区工作的成效作为其提拔、晋升的依据。三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各级干部,尤其是乡村干部和贫困群众的教育培训力度,并增加一些激励政策和措施,鼓励乡村干部和脱贫带头人做好工作,同时鼓励贫困地区农民多建立一些合作互助组织,增强团结合作的精神。这方面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很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韩国新农村运动的成效和经验
一是消除了农村贫困和实现了农村近代化。新农村运动开展仅仅4年,韩国农村家庭户均收入就超过了城市家庭户均收入。1970年,韩国农村家庭户均收入为25600韩元,城市家庭户均收入为38100韩元;到1974年,农村家庭户均收入为67400韩元,城市家庭户均为64500韩元。到1979年,全国34871个村子全部建成“自立村”,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完成了农村的近代化建设目标,开始向农村现代化目标迈进。
二是为韩国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74年农村家庭收入首次超过城市后,1975年韩国又实现了主要粮食的自给自足,一直到1977年,韩国农村经济发展一直领先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解决了全国的吃饭问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用于进口粮食的外汇,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大量农业人口向工业、向城市转移,成为产业工人和市民。1970年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0%;到1980年,只占28.9%;到2007年,只占了6.8%。韩国新农村运动推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转移了大量劳动力,使韩国实现了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韩国经济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是依靠自立精神,小投入产生了大效益。韩国新农村运动,政府的投资非常小,产生的效益却非常巨大。从数字看:1971~1980年,新农村运动投入34251亿韩元,其中政府直接投资占27.8%(中央占14.3%,地方占13.5%),农民自己投入资金、劳务、土地、物资等占49.4%,银行等社会融资占22.8%,这表明政府投资产生了3.6倍的放大效果。从政府直接投入看,1971~1978年,每个村子累计得到2100袋(84吨)水泥、2.6吨钢筋;年平均只有240袋水泥、300公斤钢筋,价值约2000美元;按农户测算,政府每年无偿支持每个农户只有20美元。这样小的投入,能够推进农村短期内实现近代化目标,更主要靠的是韩国人所说的“精神改革”的动力。
四是开启了韩国国民意识和国民运动现代化的先河。韩国人认为,新农村运动的成功主要源于对农民的“精神改革”,他们把新农村运动中提出的以“勤奋、自助、协力”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总结为“新农村精神”,并认为“新农村精神”是韩国发展的原动力,新农村自立运动不仅展示了农民的自觉,即“贫穷的原因是自己努力不够”,同时也展示了农民的自信和意志,即“只要去做就会有成果”和“我能够做好”。通过新农村运动农民也认识到了“团结和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取得更大成功。因此,韩国政府提出把“新农村精神”渗透到生活细节中,至今在公共机构或街头都还悬挂着新农村运动的旗帜,把“新农村精神”奉为国民精神,把新农村运动推广为国民运动。在城市,新农村运动被推广为以企业、社团为中心的维护秩序三大运动,倡导勤俭节约、遵守秩序、环境净化、邻里互助;在工厂,推广为精神教育、劳工合作、提高生产、提高福利,支援新农村建设;在学校,提倡勤俭节约、热爱家乡、保护环境、志愿者服务等内容。
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启示
一是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拉美现象”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农村日益凋敝,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或不能够回到农村,于是出现大量城市游民和大量城市贫民窟,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危害。我国目前同样面对着这样的危险,大量中西部的农民工转移到了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的一些农村已开始出现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现象,一些乡村已面临凋敝,一旦东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大量农民工就会失业,我们将面临拉美国家遇到的难题。韩国的新农村运动的经验表明,只要把农村建设好,农民“进”可以入城,“退”可以还乡,就可以避免“拉美现象”中的这一严重问题。因此,当前我们必须确保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平衡发展。第一,决不能盲目加快所谓城市化。城市化一旦离开产业的支撑,只剩下房地产,就会制造出一批当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的所谓“鬼城”。第二,坚定不移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的重大发展战略,我国西部有广阔的战略空间和战略纵深,我们决不能只盯着东部。而西部的开发也不仅只是矿产资源的开发,向西部有计划的人口迁移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在做的工作,应当高度重视并坚持下去,而发展建设好西部的农村,发展好西部的农业,将是实施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基础。
二是新十年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应当以培养贫困群众的自立精神为主。从2011年开始,党中央制定了新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并提高了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标准(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人民币者,略高于世界银行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我国还有约1.1亿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14个特殊贫困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贫困人口已大幅减少,现在还有的这1.1亿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边境、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素质低、社会发育程度不高,是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难啃的“硬骨头”,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给予更加倾斜的政策。培养农民的自立精神,是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其实也是我们扶贫开发工作的一条经验,我们早就提出过“扶贫先扶志”的口号,只是在这几年实际工作中,我们一些地方渐渐有些浮躁思想,一味追求加大资金项目投入力度,而忽略了对贫困群众自立精神的培养。一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开展的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转变作风,深入贫困地区、深入贫困群众,认真落实好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制定的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扶贫开发规划。二要切实落实好挂钩扶贫措施,制定新的挂钩扶贫激励政策,加大奖惩力度。要学习韩国经验,选好挂钩乡村,尤其是自然村一级的干部。改变过去派一些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去接受锻炼的做法,真正选拔有能力、有经验、有奉献精神的干部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并把在贫困地区工作的成效作为其提拔、晋升的依据。三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各级干部,尤其是乡村干部和贫困群众的教育培训力度,并增加一些激励政策和措施,鼓励乡村干部和脱贫带头人做好工作,同时鼓励贫困地区农民多建立一些合作互助组织,增强团结合作的精神。这方面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很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