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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认为在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期和巨变期，诗歌仍然处于并不乐观甚至被诅咒的“乌鸦时代”（汪剑钊），甚至韩东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诗歌景观整体扭曲，只与西方有关的写作观念发生联系。有论者认为当下诗歌受到传媒、技术、资本和市场的影响太大了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立场和批判意识以及先锋精神，如欧阳江河认为当下的“很多泡沫的东西、灰尘的东西，浮在精神的表面、浮在记忆的表面，所以我們的诗歌会是软绵绵的，会是带有消费性质，会是有点颓废，会是有优美，很伤感很自恋很自我的一种崇高，很可能是一种幻觉。”
诗歌的传播与生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捷，而诗歌到底给普通受众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影响到了何种程度呢？这种影响与雷蒙德·卡佛笔下所描画的诗歌“日常交流”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在给她念里尔克，一个他崇拜的诗人的诗，她却枕着他的枕头睡着了。他喜欢大声朗诵，念得非常好——声音饱满自信，时而低沉忧郁，时而高昂激越。除了伸手去床头柜上取烟时停顿一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诗集。这个浑厚的声音把她送进了梦乡，那里有从围着城墙的城市驶出的大篷车和穿袍子的蓄须男子。她听了几分钟，就闭上眼睛睡着了。”（《学生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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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比如城市化进程、生态危机、乡村问题）使得诗歌写作必须做出调整和应对，甚至一定程度上对赓续的根深蒂固的写作模式和诗歌观念进行校正，尤其是在新闻化的现实境遇面前，对于诗歌这一特殊的“长于发现”的文体类别，在媒体营销式话语充斥每一个人生活空间的时代，找到一首整体性的言之凿凿的具有“发现性”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其难度是巨大的。当年在荒芜的德令哈的漫天暴雨中，诗人海子最关心的现实不是世界和人类，而是一个姐姐。在四川绵州崎岖难行的山路上杜甫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前途未卜，而是时刻挂念病重的李白。雾霾、高铁事故、鲁甸地震、天津爆炸、飞机失事等焦点社会现象的背后还有诸多关联性的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而对现实的差异性理解还涉及到诗人身份和诗歌功能的问题。无论是希尼强调的诗歌是一种精神的挖掘，还是鲁迅所说的一首诗歌吓不走孙传芳，而一发炮弹就把他打跑了，还是扎加耶夫斯基所强调的诗歌是对残缺的世界尝试赞美，这些对现实的理解以及相应的诗歌功能的强调都使得诗歌的现实写作呈现出了多个路径。而每一个路径都有可能抵达诗歌最高的境界——写作也是一种真理。而具体到当下现实写作的境遇，我们会发现诗人身份的历史惯性也导致了现实化写作的诸多问题和缺陷。当代中国历来缺乏公共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传统，这种缺失在新媒体时代被一些好事者扮演成了意见领袖。知识分子精神的缺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诗歌界以及文学界成了最为尴尬的话题。
回到当下的诗歌现场，这似乎是一个热闹无比的时代，尤其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诗人的自信、野心和自恋癖空前爆棚。面对着难以计数的诗歌生产和日益多元和流行的诗歌“跨界”传播，诗歌似乎又重新“火”起来了，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身边。但是凭我的观感，在看似回暖的诗歌情势下我们必须对当下的诗歌现象予以适时的反思甚至批评。因为在我看来，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诗人”也是缺乏应有的“文格”与“人格”的。正因如此，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这些微暗的一闪而逝的亮光不足以照亮黑夜。而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闪电才足以照彻，但是，这是一个被刻意缩小闪电的时刻。“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微信平台因为取消了审查和筛选、甄别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多元化发展，使得不同风格和形态的诗歌取得存在合法性的同时也使得各种诗歌进入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失范状态，随之也降低了诗歌写作与发表的难度。微信等自媒体并不是一个“中性”的传播载体，正如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所强调和忧虑的那样“新的媒介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那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所以一定条件下新媒体自身的“传播法则”会对诗歌的观念、功能、形态以及话语形式和评价标准都会产生影响。就当下诗歌来看，写作者、评论者和传播者的表达欲望被前所未有的激发出来，确实，自媒体时代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催生了大量的分行写作者。注意我没有使用“诗人”一词，而且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每天都在刷新中。写诗的人多了也不是坏事。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写诗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诗人”这一道理。在一次大型的诗歌节上我当着国内很多“大腕诗人”的面说过这样一句话——“诗人”与“写诗的人”并不是可以简单划等号的。在我看来，“诗人”是在技艺、语言、思想甚至行动和品行上都是完整且出色的人。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写了一两首分行的文字后就大言不惭声称自己是“诗人”“优秀诗人”“著名诗人”——这不是扯淡吗？甚至诗歌界不乏很多“不端”之人。由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各种文化资本的诗歌奖——甚至自己给自己颁奖也已经不再新鲜，且这些奖的名头越来越吓人——动不动就是“国际诗歌节”“国际诗歌奖”“终身成就奖”“杰出诗人奖”。这背后的标准和评价底线是什么？而围绕在这些活动和奖项周边的诗人和所谓的评论家你们问心有愧吗？众多诗人在各种热闹的场合狂欢，集体性地患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热病”。甚至诗歌界的闹剧时时上演。有时候已经不再是咿咿呀呀的粉墨登场，而是赤裸裸的叫嚣和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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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西部回北京的夜路上，我重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骆一禾在给友人的信中对当时诗坛的评骘。我深感于骆一禾的说法对当下诗坛的仍然有效——“现在的诗人在精神生活上极不严肃，有如一些风云人物，花花绿绿的猴子，拼命地发诗，争取参加这个那个协会，及早地盼望豢养起声名，邀呼嬉戏，出卖风度，听说译诗就两眼放光，完全倾覆于一个物质与作伪并存的文人世界”。我觉得时下诗人的写作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变。诗人不再是广场上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英雄和精英，不再是民族和人类的代言人，不再是引领一个时代文化风向标的先锋和创造者，而成了文字中的自恋癖、自大狂、市侩和文化投机者。君不见当下的诗人更多是为评奖写作、为基金写作、为政府和文化单位的奖励写作、为征文写作、为采风写作、为红包写作。独独缺少的是为良心写作、为汉语写作、为本土经验写作，更谈不上当年布罗茨基所的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了。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诗人们更为频繁地出入于咖啡馆、酒吧甚至星级或者洲际大酒店。尤其是在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那里，咖啡馆和酒吧更多的成为带有情欲和爱情憧憬的日常空间，“酒吧是一种建筑结构，是一座放满音箱、窗格、花朵、美酒的居室。直到如今，它的幽静而富丽的幻想吸引着爱情，博爱和思念的人们。春天，等到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那座酒吧等待着我们，就像世界敞开的居室”（海男：《酒吧》）。诗人也仍然在看似认真地讨论诗歌的历史和未来，但是诗人已经显得心不在焉或者力不从心！因为时代和生活的重心已经发生倾斜。尽管在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那里仍然会惯性地在这些公共空间里寻找精神和诗歌的意义，但是对于那些更为年轻的诗人而言咖啡馆也许与诗歌有关，但是更与越来越没有意义和丧失了精神性诉求的生活有关。 在一个个新鲜的碎片集束化生产的时候我们讨论新诗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吊诡而艰难。谈到诗歌的“口味”更是让人瞠目——诗歌的标准以及判断的差异性总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如果你喜欢用口语大白话，人们会说你的诗过于粗鄙直接；如果你的诗讲究修辞策略喜欢暗示、象征和隐喻，人们就说你的诗云里雾里像小女人一样绕来绕去磨磨唧唧；你写亲吻写身体写做爱，就有人义正辞严骂你是下半身臭流氓大坏蛋；你写宗教写高蹈，就有人说你不接地气有精神病；如果你写宏大题材和主旋律，立刻就有人过来说你是假大空；如果你专注于个人情感世界和私人生活又会有人指责你不关心现实远离了时代。如此种种诘难就像运动场上，你作为跳高运动员裁判却说你跳得不够远，面对马拉松运动员裁判却说你没有爆发力。甚至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公众对诗歌的解读（误读）形成集体性的道德判断。甚至，诗歌的历史由此被修改。鉴于新诗话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愈益复杂难解的生态场域，那些持“纯诗”立场或“及物写作”“见证诗学”姿态的人们都有完备的理由来为新诗辩护。你可以认为诗歌就是纯粹自足的修辞练习，也可以认为是社会的回音室。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沟通的机制。对于新诗而言任何一种观点、说辞、立场和姿态都会遭遇到其他论调的不满或愤怒。专业的读者和诗人、评论家一直语重心长甚至义愤填膺地强调或警告普通读者要“把诗当做诗”来阅读。可是真正把诗置放于公共空间，诗歌专业人士的“纯诗”愿望必然会落空。“纯诗”和“不纯诗”的相互博弈和胶着构成了诗歌史的两面。诗歌与批评、阅读的复杂共生关系是所有文体中最难以说清的。因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但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指责、攻讦。这就是“新诗”和“现代诗人”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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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哈特·克兰曾乐观地认为诗歌在机器时代的功能与它在其他任何时代一样，“它对人的价值最综合最完满的表现力仍在本质上不受科学的侵袭”。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在一个自媒体全面敞开的时代，在一个新闻化的焦点话题时代，在全面城市化的去除“乡土性”的时代，为何“现实”重新成为写作者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写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又难解？诗人在处理当下现实的时候该如何发声？这种发声是否遇到了来自于文学和社会学新的挑战？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就是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而今天，已经到了必须重新谈论、认识和评价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的话题了。由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草根诗人”“底层诗人”“工人诗人”“乡土诗人”，我們注意到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比如天津氰化钠爆炸后很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几十万首的诗歌，但是这些与社会新闻和公共事件直接相关的写作几乎没有可供持续传播和认可的代表性诗作，这些诗歌可能比那片废墟看上去更像是“废墟”。
写作者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似乎正印证了一句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一部分人强调诗歌的“介入”“见证”“及物”“现实性”，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现场和烟尘滚滚的生活面前，将自己纳入到工厂甚至上千度的高温中去感受生活的残酷性；另一部分则认为诗歌应该保持独立性和纯粹性以及个体主体性，认为应该重新对“生活”“现实”“时代”惊醒衡估和再认识，也就是说难道有诗人是在“生活”之外写作吗？实际上二者各持的观点并非水火不容，关键之处是应注意到诗歌的“现实感”最终是“语言的现实”，因为诗歌的语言不是日常交际和约定俗成的，而是生成性和表现性的。而我们看到的则是微信话语、新闻话语和日常话语等“消息性语言”对“诗意语言”的冲击。而“现实”成为“现实感”必须要通过语言、修辞、记忆、经验和想象力来转换并最终完成为“文本现实”。在写作群体空前庞大，作品数量与日俱增的情势下，写作者的“整体图景”“个人风格”“公信力”“辨识度”正在空前降低。这是个体诗学空前膨胀的时代，而诗歌的现实介入能力、文体创造能力、精神成长能力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里也相应受到阻碍。而新媒体话语对诗人个体性写作的空前鼓吹，全球化语境下诗人的“世界写作”的幻觉膨胀，这都使得私人经验僭越了本土经验，小抒情取代了宏达叙事。也由此使得口语写作、私人经验、个体抒情、消解诗意、日常叙事的无难度写作成为普遍现象，“口语”沦为“口水”，“个体写作”导向的是“平庸”和“碎片化”，“自由”“开放”导向的是“自恋”和“自闭”。换言之，全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空间如此开放，而每个人的写作格局和精神世界竟然如此狭仄，每个写作者都在关心自我却缺乏“关怀”，每个人都热衷于发言表态却罕见真正建设性的震撼人心的诗歌文本。这让人们联想到当年《芝加哥论坛报》对雷蒙德·卡佛的小说评价，人性关怀是第一要素——“他这些角色可能属于混蛋、晦气鬼、失败者、傻瓜、同性恋，但每一个这样的角色又都心存关怀。”
就目前的现实化的诗歌写作现象来看，机器、城市、现代性无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整体生存境遇以及精神状态都带来了非常“现实”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人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业诗人”，而是来自于底层和生产一线的打工者。这体现了诗歌的大众化和写作泛化趋向。对于身处底层的工人诗人来说，他们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奔赴现实，而是直接身处现实之中。他们的写作是直接来自于自身的生命体验，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进行对话，真诚质朴有痛感，是写实写真的具体而感人的“命运之诗”，展示了艺术最原初的鲜活形态。这一文学经验不仅关乎个人冷暖和阶层状态，而且与整个时代精神直接呼应。这些诗朴实、深沉，直接与生命和现实体验对话，具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底层诗人”“基层诗人”写作也有尤其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对现实和自我的认识深度不够，在处理现实题材和个体经验的时候没较好地完成从“日常现实”到“诗歌现实”的转换、过滤和提升。其中的写作有浮泛、狭窄、单一和道德化倾向，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4
一个不断重临的时代话题，同时这也是一个时代诗人所必须面对的难题是我们都在热衷于谈论诗歌与时代、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的真实景观与诗歌镜像之间的转化关系。当下诗人热衷于带给我们的是细小、日常、个体的日常现实，尽管这一切都生发于日常生活流之中，可是它们却呈现了并不轻松的一面。当下很多已经日益成熟的诗人已经一次次在生活的现场制造了一个个精神生活的寓言。我们需要剥开日常的多层表皮才能与内核和真相相遇。这可能正是诗人们需要做的——文本中的现实。“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这句疑问正在强烈地敲打每个写作者的内心。实际上，“历史病”有时候就是“现实病”。
当公共生活不断强行进入到个体的现实生活甚至诗歌写作的精神生活当中的时候，应该正视无论是一个政治极权的时代还是紧张而又涣散的城市化时代，我们的精神生活都远没有那么轻松。我在当下很多诗人的文本世界中不断与那些密集的灰色人流相遇，与一个个近乎废弃的落寞的村庄相遇，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相遇，与一个个车站和一条条交错的道路相遇，与一个个斑驳的内心暗疾或者精神幻象相遇。也许，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对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重提“生活”“现实”和“时代”这些老旧的字眼，而问题正在于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正在空前增加。甚至当写作者表达对生活和现实理解的时候竟然出现了那么多经验和修辞都空前同质化的文本。由此，在诗歌数量不断激增的情势下做一个有“方向感”和精神难度的可辨识的诗人就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现实”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当我们的诗歌中近年来频频出现祖国、时代、现实和人民的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集体性的错觉和幻觉，即诗人和诗歌离现实越来越近了。而事实真是如此吗？显然不是。更多的关涉所谓“现实”的诗歌更多的是仿真器具一样的仿写与套用，诗歌的精神重量已经远远抵不上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新闻报道。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个寓言化的时代，现实的可能性已经超出了很多作家想象能力的极限。而在此现实和写作情势之下，我们如何能够让写作有更为辽阔的可能？
米沃什就二十世纪的西方诗人批评过他们缺乏写作的“真实感”，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仍然是有力的提请。所以，文学没有进化论，有的只是老调重弹却时时奏效。“诗歌与现实”这一话题的讨论仍将持续。诗人如何在场而又离场？如何本土而又世界？如何个人而又担当？显而易见的一个常识是诗歌不能硬性而直接地与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发生关系，而应该保持其独立性和纯粹性。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对写作和评论的“现实性”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写作的现实性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体验性的写作要比之那些隔靴搔痒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以及飞速的交通工具得来的“一吨鹦鹉的废话”（西川）要重要得多，“親自走在乡间道路上的感受与乘飞机从上面飞过时的感受是不同的”（瓦尔特·本雅明）。当然，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和桎梏。这或者正如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成为时代的“见证”。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诗学问题是，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社会现实”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也就是说很多诗人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换言之，在当下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那里社会学僭越了文学，伦理学超越了美学。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悖论：在每一个诗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离现实如此贴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集体缺失了“文学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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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空间和地方所承载的这种文化和诗学的维度不断在削弱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的地方性知识在这种高速城市化的时代和交通工具迅疾发展的时代渐渐成了被弃置之物，很多城市空间所呈现出来的同质化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去任何一个城市和地方，直接呈现给我们的就是铺天盖地故意煽情的房地产广告。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每个城市雷同的建筑风格以及相似的生活经验与精神状态。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大大小小的二线、三线城市正在成为中国现代性巨兽的“欲望之城”。它能使你神经兴奋，使你感官敏锐。图画、音乐、街上的喧嚣、店铺、花市、时装、衣料、诗、思想，似乎一切都把人引向半感官、半理智的心醉神迷的境地。甚至在诗人廖伟棠看来，曾经的具有“波西米亚”特征的香港也正经历了巨大“岁月神偷”般的“地方性”巨变。当廖伟棠因为工作和爱情的原因一次次深入了解了北京，北京也在他的诗歌中呈现为想象中的历史和日常城市生活之间的错位、摩擦和龃龉。1936年卓别林《摩登时代》正在21世纪的中国上演——人与机器的战争、城市与故乡的对垒。对于当年的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城市在诗歌中尽管也是悲剧性的，但是仍然是熟悉的记忆，“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但是对于谢湘南这样经历了由乡村到城市、由故乡到异地的剧烈时代转捩的一代人而言，他们仿佛是突然之间由乡村被空投到城市。由此，卡夫卡式的陌生、分裂、紧张、焦灼成为了“异乡人”的时代体验和诗歌话语的精神征候。
曾经的故地已经成为拆迁的城市化时代的一个个被操作和涂抹的经济利益驱动的抽象数字。一个个地方和空间已经在不复存在中成为痛苦的记忆。一个去地方和地方性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当下中国诗人而言，城市、广场、街道、厂区、农村、城郊、“高尚”社区、私人会馆无不体现了空间以及建筑等的伦理功能。城市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插科打诨或者声色犬马，另一个则是走向逃避、自我沉溺甚至愤怒的批判。
诗人患上了深深的时间焦虑症，往事的记忆成为病痛，犹如体内的桃花短暂的饱满、红润过后就是长久的荒芜、无尽的迷乱与哀愁。这是新世纪一代人的“回乡偶书”，不一样的时代却是同样的陌生、荒诞、痛彻骨髓。在故乡和时代面前“诗人”身份显得空前可疑。故乡的土路充满泥泞，当有一天它们被翻建成了公路，我们会有感于时代的交通方便，但与此同时以水泥路为原点扩散开来的区域永远不再适合种植庄稼、道义和良知了。我们已经无乡可返，可我们却在文字中一次次乐此不疲地制造着归来的梦幻。诗歌成为回家的梯子，而面对永失的故乡我们最多是自相矛盾的造梦者。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诗人关于“节气”的诗歌写作，这反拨了物理时间和公元纪年对一个国度集体想象的覆盖和漠视。当时间最终以“节气”的本土方式呈现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在重新翻动中值得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不断检视和自省。在“失去中寻找”正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悲剧性命运。 当年那些先锋诗人曾不断以铁轨和远方来强势表征一代人的梦想与荣光，但是到了当下诗人这里“火车”和“铁轨”作为时间和时代的双重表征在碾压过后留下的却是“孤独”“卑微”“冷酷”，甚至还有“死亡”以及同样被碾压的“村庄”的“心脏”。 在这样一个去地方化的经验趋同的时代，诗人该如何写作？诗歌写作不光是个人美学和语言学上的成就，它还应该与空间、历史、文化、时代以及现场发生摩擦和对话关系。所以不管是从历史的维度还是从诗学自身来说，诗歌与空间和地理的关系是值得深入谈论的。诗人在某一个空间上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精神成长，有一个关键词在中国一直是有禁忌的。这就是身体诗学。当把它还原为地理空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人的成长，不管是物理的生长状态还是人与周边环境和历史文化以及习惯的关系，都是融入到血液里面去的。也就是人是从地方生长出来的，而诗歌是从身体中生长出来的。简单举例，江南的诗歌与西藏的诗歌有着本质的区别。百年以来的新诗研究者，对诗歌与空间的关系有过一些精辟的论述，但是不多。现在阅读很多杂志包括民族性质的杂志，很多诗人都强调我是什么什么族，但你看他的诗歌跟他的身份、地方性却没有任何关系。当强调诗人身份的时候，特殊的空間，民族性的空间，或者行政性的区域却与诗人身份和写作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在一个诗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他背后有那么强大的悠久的历史支持和文化滋养，看不到地理精神征候和相应的诗歌传统。我们此前一直强调的是诗歌的政治化，后来到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强调则是诗歌的个人化。这种个人化写作在不断地强化和膨胀自我主体性的同时也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包括八十年代的海子，为什么他在诗歌里面不断地转向高原和西南地区，这就是地方性和理想主义早就出了海子这样一个行动性的诗人。我觉得在当下的中国诗歌里面已经看不到所谓任何的神秘性、精神性以及向上的思想，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日常性和表层化叙述。很多的日常性让我们感受不到任何能震憾我们灵魂的东西，这个时代的写作我觉得诗人的写作姿态变了，变得贫乏而虚弱。诗人不是在“高原”和“远方”写作，而是沉溺在日常经验当中。当写作、发表、评奖、出版变得如此简单而随意，当自媒体时代每个人接受的信息如出一辙，当每个人都在拿手机幻觉享有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每个人都变得如此惊人地相像。那么我们如何发现自我的特质，发现这种空间和地带差异性就变得非常艰难了。
当诗人更多地胶着于现实写作的时候，当人们更多地在生存空间为日常生活计较得失的时候，精神的空间与远方正在空前消减。尤其是高速发展全面推进的城市化时代通过一个个密集而又高速的航线、高铁、城铁、动车、高速公路、国家公路正在消解“地方”的差异性。拆除法则以及“地方”差异性空间的取消都使得没有“远方”的时代正在来临。当年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公路上。这正在成为世界性的事实。
几十年来对于故乡的河流我倍感陌生，尽管儿时门前的河水大雨暴涨时能够淹没那条并不宽阔的乡间土路。甚至在1990年夏天的特大暴雨时，门前的河水居然上涨了两米多到了院墙外的台阶上。那时我十五岁，似乎并没有因遭受暴雨和涝灾而苦恼，而是沿着被水淹没的道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抓鱼。那时的乡村实际上已经没有道路可言，巨大的白杨树竟然被连根拔起而交错倒在水中。在无数次回乡的路上，我遭遇的则是当年“流放者归来”一样的命运——“他在寻找已经不再存在的东西。他所寻找的并不是他的童年，当然，童年是一去不复返的，而是从童年起就永远不忘的一种特质，一种身有所属之感，一种生活于故乡之感，那里的人说他的方言，有和他共同的兴趣。现在他身无所属——自从新混凝土公路建成，家乡变了样；树林消失了，茂密的铁杉树被砍倒了，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只剩下树桩、枯干的树梢、枝丫和木柴。人也变了——他现在可以写他们，但不能为他们写作，不能重新加入他们的共同生活。而且，他自己也变了，无论他在哪里生活，他都是个陌生人”。
诗歌的传播与生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捷，而诗歌到底给普通受众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影响到了何种程度呢？这种影响与雷蒙德·卡佛笔下所描画的诗歌“日常交流”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在给她念里尔克，一个他崇拜的诗人的诗，她却枕着他的枕头睡着了。他喜欢大声朗诵，念得非常好——声音饱满自信，时而低沉忧郁，时而高昂激越。除了伸手去床头柜上取烟时停顿一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诗集。这个浑厚的声音把她送进了梦乡，那里有从围着城墙的城市驶出的大篷车和穿袍子的蓄须男子。她听了几分钟，就闭上眼睛睡着了。”（《学生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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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比如城市化进程、生态危机、乡村问题）使得诗歌写作必须做出调整和应对，甚至一定程度上对赓续的根深蒂固的写作模式和诗歌观念进行校正，尤其是在新闻化的现实境遇面前，对于诗歌这一特殊的“长于发现”的文体类别，在媒体营销式话语充斥每一个人生活空间的时代，找到一首整体性的言之凿凿的具有“发现性”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其难度是巨大的。当年在荒芜的德令哈的漫天暴雨中，诗人海子最关心的现实不是世界和人类，而是一个姐姐。在四川绵州崎岖难行的山路上杜甫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前途未卜，而是时刻挂念病重的李白。雾霾、高铁事故、鲁甸地震、天津爆炸、飞机失事等焦点社会现象的背后还有诸多关联性的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而对现实的差异性理解还涉及到诗人身份和诗歌功能的问题。无论是希尼强调的诗歌是一种精神的挖掘，还是鲁迅所说的一首诗歌吓不走孙传芳，而一发炮弹就把他打跑了，还是扎加耶夫斯基所强调的诗歌是对残缺的世界尝试赞美，这些对现实的理解以及相应的诗歌功能的强调都使得诗歌的现实写作呈现出了多个路径。而每一个路径都有可能抵达诗歌最高的境界——写作也是一种真理。而具体到当下现实写作的境遇，我们会发现诗人身份的历史惯性也导致了现实化写作的诸多问题和缺陷。当代中国历来缺乏公共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传统，这种缺失在新媒体时代被一些好事者扮演成了意见领袖。知识分子精神的缺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诗歌界以及文学界成了最为尴尬的话题。
回到当下的诗歌现场，这似乎是一个热闹无比的时代，尤其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诗人的自信、野心和自恋癖空前爆棚。面对着难以计数的诗歌生产和日益多元和流行的诗歌“跨界”传播，诗歌似乎又重新“火”起来了，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身边。但是凭我的观感，在看似回暖的诗歌情势下我们必须对当下的诗歌现象予以适时的反思甚至批评。因为在我看来，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诗人”也是缺乏应有的“文格”与“人格”的。正因如此，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这些微暗的一闪而逝的亮光不足以照亮黑夜。而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闪电才足以照彻，但是，这是一个被刻意缩小闪电的时刻。“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微信平台因为取消了审查和筛选、甄别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多元化发展，使得不同风格和形态的诗歌取得存在合法性的同时也使得各种诗歌进入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失范状态，随之也降低了诗歌写作与发表的难度。微信等自媒体并不是一个“中性”的传播载体，正如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所强调和忧虑的那样“新的媒介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那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所以一定条件下新媒体自身的“传播法则”会对诗歌的观念、功能、形态以及话语形式和评价标准都会产生影响。就当下诗歌来看，写作者、评论者和传播者的表达欲望被前所未有的激发出来，确实，自媒体时代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催生了大量的分行写作者。注意我没有使用“诗人”一词，而且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每天都在刷新中。写诗的人多了也不是坏事。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写诗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诗人”这一道理。在一次大型的诗歌节上我当着国内很多“大腕诗人”的面说过这样一句话——“诗人”与“写诗的人”并不是可以简单划等号的。在我看来，“诗人”是在技艺、语言、思想甚至行动和品行上都是完整且出色的人。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写了一两首分行的文字后就大言不惭声称自己是“诗人”“优秀诗人”“著名诗人”——这不是扯淡吗？甚至诗歌界不乏很多“不端”之人。由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各种文化资本的诗歌奖——甚至自己给自己颁奖也已经不再新鲜，且这些奖的名头越来越吓人——动不动就是“国际诗歌节”“国际诗歌奖”“终身成就奖”“杰出诗人奖”。这背后的标准和评价底线是什么？而围绕在这些活动和奖项周边的诗人和所谓的评论家你们问心有愧吗？众多诗人在各种热闹的场合狂欢，集体性地患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热病”。甚至诗歌界的闹剧时时上演。有时候已经不再是咿咿呀呀的粉墨登场，而是赤裸裸的叫嚣和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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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西部回北京的夜路上，我重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骆一禾在给友人的信中对当时诗坛的评骘。我深感于骆一禾的说法对当下诗坛的仍然有效——“现在的诗人在精神生活上极不严肃，有如一些风云人物，花花绿绿的猴子，拼命地发诗，争取参加这个那个协会，及早地盼望豢养起声名，邀呼嬉戏，出卖风度，听说译诗就两眼放光，完全倾覆于一个物质与作伪并存的文人世界”。我觉得时下诗人的写作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变。诗人不再是广场上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英雄和精英，不再是民族和人类的代言人，不再是引领一个时代文化风向标的先锋和创造者，而成了文字中的自恋癖、自大狂、市侩和文化投机者。君不见当下的诗人更多是为评奖写作、为基金写作、为政府和文化单位的奖励写作、为征文写作、为采风写作、为红包写作。独独缺少的是为良心写作、为汉语写作、为本土经验写作，更谈不上当年布罗茨基所的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了。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诗人们更为频繁地出入于咖啡馆、酒吧甚至星级或者洲际大酒店。尤其是在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那里，咖啡馆和酒吧更多的成为带有情欲和爱情憧憬的日常空间，“酒吧是一种建筑结构，是一座放满音箱、窗格、花朵、美酒的居室。直到如今，它的幽静而富丽的幻想吸引着爱情，博爱和思念的人们。春天，等到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那座酒吧等待着我们，就像世界敞开的居室”（海男：《酒吧》）。诗人也仍然在看似认真地讨论诗歌的历史和未来，但是诗人已经显得心不在焉或者力不从心！因为时代和生活的重心已经发生倾斜。尽管在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那里仍然会惯性地在这些公共空间里寻找精神和诗歌的意义，但是对于那些更为年轻的诗人而言咖啡馆也许与诗歌有关，但是更与越来越没有意义和丧失了精神性诉求的生活有关。 在一个个新鲜的碎片集束化生产的时候我们讨论新诗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吊诡而艰难。谈到诗歌的“口味”更是让人瞠目——诗歌的标准以及判断的差异性总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如果你喜欢用口语大白话，人们会说你的诗过于粗鄙直接；如果你的诗讲究修辞策略喜欢暗示、象征和隐喻，人们就说你的诗云里雾里像小女人一样绕来绕去磨磨唧唧；你写亲吻写身体写做爱，就有人义正辞严骂你是下半身臭流氓大坏蛋；你写宗教写高蹈，就有人说你不接地气有精神病；如果你写宏大题材和主旋律，立刻就有人过来说你是假大空；如果你专注于个人情感世界和私人生活又会有人指责你不关心现实远离了时代。如此种种诘难就像运动场上，你作为跳高运动员裁判却说你跳得不够远，面对马拉松运动员裁判却说你没有爆发力。甚至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公众对诗歌的解读（误读）形成集体性的道德判断。甚至，诗歌的历史由此被修改。鉴于新诗话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愈益复杂难解的生态场域，那些持“纯诗”立场或“及物写作”“见证诗学”姿态的人们都有完备的理由来为新诗辩护。你可以认为诗歌就是纯粹自足的修辞练习，也可以认为是社会的回音室。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沟通的机制。对于新诗而言任何一种观点、说辞、立场和姿态都会遭遇到其他论调的不满或愤怒。专业的读者和诗人、评论家一直语重心长甚至义愤填膺地强调或警告普通读者要“把诗当做诗”来阅读。可是真正把诗置放于公共空间，诗歌专业人士的“纯诗”愿望必然会落空。“纯诗”和“不纯诗”的相互博弈和胶着构成了诗歌史的两面。诗歌与批评、阅读的复杂共生关系是所有文体中最难以说清的。因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但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指责、攻讦。这就是“新诗”和“现代诗人”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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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哈特·克兰曾乐观地认为诗歌在机器时代的功能与它在其他任何时代一样，“它对人的价值最综合最完满的表现力仍在本质上不受科学的侵袭”。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在一个自媒体全面敞开的时代，在一个新闻化的焦点话题时代，在全面城市化的去除“乡土性”的时代，为何“现实”重新成为写作者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写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又难解？诗人在处理当下现实的时候该如何发声？这种发声是否遇到了来自于文学和社会学新的挑战？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就是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而今天，已经到了必须重新谈论、认识和评价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的话题了。由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草根诗人”“底层诗人”“工人诗人”“乡土诗人”，我們注意到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比如天津氰化钠爆炸后很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几十万首的诗歌，但是这些与社会新闻和公共事件直接相关的写作几乎没有可供持续传播和认可的代表性诗作，这些诗歌可能比那片废墟看上去更像是“废墟”。
写作者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似乎正印证了一句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一部分人强调诗歌的“介入”“见证”“及物”“现实性”，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现场和烟尘滚滚的生活面前，将自己纳入到工厂甚至上千度的高温中去感受生活的残酷性；另一部分则认为诗歌应该保持独立性和纯粹性以及个体主体性，认为应该重新对“生活”“现实”“时代”惊醒衡估和再认识，也就是说难道有诗人是在“生活”之外写作吗？实际上二者各持的观点并非水火不容，关键之处是应注意到诗歌的“现实感”最终是“语言的现实”，因为诗歌的语言不是日常交际和约定俗成的，而是生成性和表现性的。而我们看到的则是微信话语、新闻话语和日常话语等“消息性语言”对“诗意语言”的冲击。而“现实”成为“现实感”必须要通过语言、修辞、记忆、经验和想象力来转换并最终完成为“文本现实”。在写作群体空前庞大，作品数量与日俱增的情势下，写作者的“整体图景”“个人风格”“公信力”“辨识度”正在空前降低。这是个体诗学空前膨胀的时代，而诗歌的现实介入能力、文体创造能力、精神成长能力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里也相应受到阻碍。而新媒体话语对诗人个体性写作的空前鼓吹，全球化语境下诗人的“世界写作”的幻觉膨胀，这都使得私人经验僭越了本土经验，小抒情取代了宏达叙事。也由此使得口语写作、私人经验、个体抒情、消解诗意、日常叙事的无难度写作成为普遍现象，“口语”沦为“口水”，“个体写作”导向的是“平庸”和“碎片化”，“自由”“开放”导向的是“自恋”和“自闭”。换言之，全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空间如此开放，而每个人的写作格局和精神世界竟然如此狭仄，每个写作者都在关心自我却缺乏“关怀”，每个人都热衷于发言表态却罕见真正建设性的震撼人心的诗歌文本。这让人们联想到当年《芝加哥论坛报》对雷蒙德·卡佛的小说评价，人性关怀是第一要素——“他这些角色可能属于混蛋、晦气鬼、失败者、傻瓜、同性恋，但每一个这样的角色又都心存关怀。”
就目前的现实化的诗歌写作现象来看，机器、城市、现代性无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整体生存境遇以及精神状态都带来了非常“现实”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人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业诗人”，而是来自于底层和生产一线的打工者。这体现了诗歌的大众化和写作泛化趋向。对于身处底层的工人诗人来说，他们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奔赴现实，而是直接身处现实之中。他们的写作是直接来自于自身的生命体验，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进行对话，真诚质朴有痛感，是写实写真的具体而感人的“命运之诗”，展示了艺术最原初的鲜活形态。这一文学经验不仅关乎个人冷暖和阶层状态，而且与整个时代精神直接呼应。这些诗朴实、深沉，直接与生命和现实体验对话，具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底层诗人”“基层诗人”写作也有尤其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对现实和自我的认识深度不够，在处理现实题材和个体经验的时候没较好地完成从“日常现实”到“诗歌现实”的转换、过滤和提升。其中的写作有浮泛、狭窄、单一和道德化倾向，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4
一个不断重临的时代话题，同时这也是一个时代诗人所必须面对的难题是我们都在热衷于谈论诗歌与时代、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的真实景观与诗歌镜像之间的转化关系。当下诗人热衷于带给我们的是细小、日常、个体的日常现实，尽管这一切都生发于日常生活流之中，可是它们却呈现了并不轻松的一面。当下很多已经日益成熟的诗人已经一次次在生活的现场制造了一个个精神生活的寓言。我们需要剥开日常的多层表皮才能与内核和真相相遇。这可能正是诗人们需要做的——文本中的现实。“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这句疑问正在强烈地敲打每个写作者的内心。实际上，“历史病”有时候就是“现实病”。
当公共生活不断强行进入到个体的现实生活甚至诗歌写作的精神生活当中的时候，应该正视无论是一个政治极权的时代还是紧张而又涣散的城市化时代，我们的精神生活都远没有那么轻松。我在当下很多诗人的文本世界中不断与那些密集的灰色人流相遇，与一个个近乎废弃的落寞的村庄相遇，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相遇，与一个个车站和一条条交错的道路相遇，与一个个斑驳的内心暗疾或者精神幻象相遇。也许，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对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重提“生活”“现实”和“时代”这些老旧的字眼，而问题正在于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正在空前增加。甚至当写作者表达对生活和现实理解的时候竟然出现了那么多经验和修辞都空前同质化的文本。由此，在诗歌数量不断激增的情势下做一个有“方向感”和精神难度的可辨识的诗人就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现实”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当我们的诗歌中近年来频频出现祖国、时代、现实和人民的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集体性的错觉和幻觉，即诗人和诗歌离现实越来越近了。而事实真是如此吗？显然不是。更多的关涉所谓“现实”的诗歌更多的是仿真器具一样的仿写与套用，诗歌的精神重量已经远远抵不上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新闻报道。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个寓言化的时代，现实的可能性已经超出了很多作家想象能力的极限。而在此现实和写作情势之下，我们如何能够让写作有更为辽阔的可能？
米沃什就二十世纪的西方诗人批评过他们缺乏写作的“真实感”，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仍然是有力的提请。所以，文学没有进化论，有的只是老调重弹却时时奏效。“诗歌与现实”这一话题的讨论仍将持续。诗人如何在场而又离场？如何本土而又世界？如何个人而又担当？显而易见的一个常识是诗歌不能硬性而直接地与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发生关系，而应该保持其独立性和纯粹性。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对写作和评论的“现实性”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写作的现实性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体验性的写作要比之那些隔靴搔痒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以及飞速的交通工具得来的“一吨鹦鹉的废话”（西川）要重要得多，“親自走在乡间道路上的感受与乘飞机从上面飞过时的感受是不同的”（瓦尔特·本雅明）。当然，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和桎梏。这或者正如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成为时代的“见证”。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诗学问题是，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社会现实”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也就是说很多诗人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换言之，在当下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那里社会学僭越了文学，伦理学超越了美学。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悖论：在每一个诗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离现实如此贴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集体缺失了“文学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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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空间和地方所承载的这种文化和诗学的维度不断在削弱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的地方性知识在这种高速城市化的时代和交通工具迅疾发展的时代渐渐成了被弃置之物，很多城市空间所呈现出来的同质化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去任何一个城市和地方，直接呈现给我们的就是铺天盖地故意煽情的房地产广告。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每个城市雷同的建筑风格以及相似的生活经验与精神状态。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大大小小的二线、三线城市正在成为中国现代性巨兽的“欲望之城”。它能使你神经兴奋，使你感官敏锐。图画、音乐、街上的喧嚣、店铺、花市、时装、衣料、诗、思想，似乎一切都把人引向半感官、半理智的心醉神迷的境地。甚至在诗人廖伟棠看来，曾经的具有“波西米亚”特征的香港也正经历了巨大“岁月神偷”般的“地方性”巨变。当廖伟棠因为工作和爱情的原因一次次深入了解了北京，北京也在他的诗歌中呈现为想象中的历史和日常城市生活之间的错位、摩擦和龃龉。1936年卓别林《摩登时代》正在21世纪的中国上演——人与机器的战争、城市与故乡的对垒。对于当年的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城市在诗歌中尽管也是悲剧性的，但是仍然是熟悉的记忆，“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但是对于谢湘南这样经历了由乡村到城市、由故乡到异地的剧烈时代转捩的一代人而言，他们仿佛是突然之间由乡村被空投到城市。由此，卡夫卡式的陌生、分裂、紧张、焦灼成为了“异乡人”的时代体验和诗歌话语的精神征候。
曾经的故地已经成为拆迁的城市化时代的一个个被操作和涂抹的经济利益驱动的抽象数字。一个个地方和空间已经在不复存在中成为痛苦的记忆。一个去地方和地方性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当下中国诗人而言，城市、广场、街道、厂区、农村、城郊、“高尚”社区、私人会馆无不体现了空间以及建筑等的伦理功能。城市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插科打诨或者声色犬马，另一个则是走向逃避、自我沉溺甚至愤怒的批判。
诗人患上了深深的时间焦虑症，往事的记忆成为病痛，犹如体内的桃花短暂的饱满、红润过后就是长久的荒芜、无尽的迷乱与哀愁。这是新世纪一代人的“回乡偶书”，不一样的时代却是同样的陌生、荒诞、痛彻骨髓。在故乡和时代面前“诗人”身份显得空前可疑。故乡的土路充满泥泞，当有一天它们被翻建成了公路，我们会有感于时代的交通方便，但与此同时以水泥路为原点扩散开来的区域永远不再适合种植庄稼、道义和良知了。我们已经无乡可返，可我们却在文字中一次次乐此不疲地制造着归来的梦幻。诗歌成为回家的梯子，而面对永失的故乡我们最多是自相矛盾的造梦者。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诗人关于“节气”的诗歌写作，这反拨了物理时间和公元纪年对一个国度集体想象的覆盖和漠视。当时间最终以“节气”的本土方式呈现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在重新翻动中值得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不断检视和自省。在“失去中寻找”正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悲剧性命运。 当年那些先锋诗人曾不断以铁轨和远方来强势表征一代人的梦想与荣光，但是到了当下诗人这里“火车”和“铁轨”作为时间和时代的双重表征在碾压过后留下的却是“孤独”“卑微”“冷酷”，甚至还有“死亡”以及同样被碾压的“村庄”的“心脏”。 在这样一个去地方化的经验趋同的时代，诗人该如何写作？诗歌写作不光是个人美学和语言学上的成就，它还应该与空间、历史、文化、时代以及现场发生摩擦和对话关系。所以不管是从历史的维度还是从诗学自身来说，诗歌与空间和地理的关系是值得深入谈论的。诗人在某一个空间上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精神成长，有一个关键词在中国一直是有禁忌的。这就是身体诗学。当把它还原为地理空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人的成长，不管是物理的生长状态还是人与周边环境和历史文化以及习惯的关系，都是融入到血液里面去的。也就是人是从地方生长出来的，而诗歌是从身体中生长出来的。简单举例，江南的诗歌与西藏的诗歌有着本质的区别。百年以来的新诗研究者，对诗歌与空间的关系有过一些精辟的论述，但是不多。现在阅读很多杂志包括民族性质的杂志，很多诗人都强调我是什么什么族，但你看他的诗歌跟他的身份、地方性却没有任何关系。当强调诗人身份的时候，特殊的空間，民族性的空间，或者行政性的区域却与诗人身份和写作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在一个诗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他背后有那么强大的悠久的历史支持和文化滋养，看不到地理精神征候和相应的诗歌传统。我们此前一直强调的是诗歌的政治化，后来到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强调则是诗歌的个人化。这种个人化写作在不断地强化和膨胀自我主体性的同时也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包括八十年代的海子，为什么他在诗歌里面不断地转向高原和西南地区，这就是地方性和理想主义早就出了海子这样一个行动性的诗人。我觉得在当下的中国诗歌里面已经看不到所谓任何的神秘性、精神性以及向上的思想，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日常性和表层化叙述。很多的日常性让我们感受不到任何能震憾我们灵魂的东西，这个时代的写作我觉得诗人的写作姿态变了，变得贫乏而虚弱。诗人不是在“高原”和“远方”写作，而是沉溺在日常经验当中。当写作、发表、评奖、出版变得如此简单而随意，当自媒体时代每个人接受的信息如出一辙，当每个人都在拿手机幻觉享有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每个人都变得如此惊人地相像。那么我们如何发现自我的特质，发现这种空间和地带差异性就变得非常艰难了。
当诗人更多地胶着于现实写作的时候，当人们更多地在生存空间为日常生活计较得失的时候，精神的空间与远方正在空前消减。尤其是高速发展全面推进的城市化时代通过一个个密集而又高速的航线、高铁、城铁、动车、高速公路、国家公路正在消解“地方”的差异性。拆除法则以及“地方”差异性空间的取消都使得没有“远方”的时代正在来临。当年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公路上。这正在成为世界性的事实。
几十年来对于故乡的河流我倍感陌生，尽管儿时门前的河水大雨暴涨时能够淹没那条并不宽阔的乡间土路。甚至在1990年夏天的特大暴雨时，门前的河水居然上涨了两米多到了院墙外的台阶上。那时我十五岁，似乎并没有因遭受暴雨和涝灾而苦恼，而是沿着被水淹没的道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抓鱼。那时的乡村实际上已经没有道路可言，巨大的白杨树竟然被连根拔起而交错倒在水中。在无数次回乡的路上，我遭遇的则是当年“流放者归来”一样的命运——“他在寻找已经不再存在的东西。他所寻找的并不是他的童年，当然，童年是一去不复返的，而是从童年起就永远不忘的一种特质，一种身有所属之感，一种生活于故乡之感，那里的人说他的方言，有和他共同的兴趣。现在他身无所属——自从新混凝土公路建成，家乡变了样；树林消失了，茂密的铁杉树被砍倒了，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只剩下树桩、枯干的树梢、枝丫和木柴。人也变了——他现在可以写他们，但不能为他们写作，不能重新加入他们的共同生活。而且，他自己也变了，无论他在哪里生活，他都是个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