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收藏热红火。笔者每赴沪上，逛古玩集市，首选必去东台路串街。多年前，曾于某家旧书画铺玻璃窗内，见一折扇，画幅远山云烟近树，笔墨荒疏而中规中矩，题款十分工整，具名李恩绩。可惜所用扇面纸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纸笺店的行货，并非洒金古扇如发纤泥金之类名贵品，真如上海话所谓有点“伤实”。依稀记得浙江省文史馆馆员蔡彦才先生早年曾对人提起过，李恩绩仿佛是其绍兴同乡，工诗善绘。蔡彦才是蔡东藩之子，曾来笔者家乡海宁海盐一带作画求售。那时他在硖石夜宿西南河诸姓裱画铺，而中餐、晚餐均由寒舍供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老画师生活都曾偃蹇困顿，跼居在绍兴乡下，有时一天只吃两顿粥度日。李恩绩竟把积存案头的许多甲骨文拓本和摹本，整理校勘四百余页，用稀饭浆水当作浆糊胶，依次粘贴，装订成册。这是他年轻时在上海哈同花园工作糊口时积存的，其中不少是我们海宁乡先贤王国维先曾经手摩考证过的，即所谓《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它们后来被胡厚宣教授编入集子。初期有几册还送给海宁一位姓金的教育界人士(即如今市博物馆金雪的祖父辈。那些集子也还收藏在她父处)。
　　“文革”浩劫之末，香港《文汇报》金尧如、曾敏之先生从老作家柯灵处获得了李恩绩遗稿，在《百花周刊》连载。此中便有披露相关甲文拓本的故事。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恩绩遗稿由香港三联书店正式结集出版为《爱俪园梦影》，柯灵也作了题为《爱俪园的噩梦》的代序。人们方才从李恩绩的遗著，发现许多国维先生不少真实的史迹。柯灵还告诉读者，当年贫病交迫中的李恩绩缩住在上海南市贫民区，“文革”中竟有人想起要批斗他，以致其所残存少量书画古物落人造反派手中。难怪笔者能从老城厢市肆中发现李氏手泽，那一定是其墨宝于南市最后的残迹了吧?
　　实际上李恩绩的书稿中，还有不少追忆关系到王国维的事迹，甚而有对金石钟鼎文的考证存疑之类。这也足证李恩绩老人腹笥深广，学识卓著，够资格自称是王国维先生再传弟子。
　　至于有些年长学者，当年受教于王国维先生或是其亲朋故交，却随时光流逝，人数愈来愈少；能留下点滴文字，或者辗转实录下来有关王国维者实属难能可贵。如南京大学黄淬伯(1899一1970年，江苏南通人)教授早年就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诸名师，毕业时论文题为《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慧琳是唐代关中一位高僧，著有《一切经音义》一百卷，解释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余卷佛经的音义。黄氏为之所作论文，博观约取，条分缕析，文笔也在上乘。王国维先生为之亲笔批一个“甲”字，将名次列在一位名学者之前。半个多世纪之后，黄淬伯教授自己也步入老年，然而但凡提及恩师时，还是言必恭称“观堂师”；直至病殁，从未在小辈面前妄敢尊大。此也可见王国维先生留在学子中的崇高形象，终未稍减。
　　当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者中间，有许多外籍学子，时常会用小板车送过来一箱一箱的书籍，赠给老师们。观堂师翻了又翻，看了又看，然后轻轻地说：“哦，这些题目我不研究，送给别的先生吧!”那时节学生若向他质疑某类题目，如果并非王国维先生研究范围的，他绝对不会故弄玄虚，总会歉意地夹杂海宁乡音说：“依格个问题，阿拉弗晓得。”王国维先生读书做学问强调“专”、“全”。他若要搞一个选题，便将能觅得的文献、杂著、工具书或实物资料，全放至书桌上，一一查阅，不肯半点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