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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介绍的是刘秀峰及其妻杨改梅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段故事。1940年11月～1943年3月，刘秀峰任祁县抗日政府县长、中共祁县县委副书记兼独立营营长。他和他的战友们英勇顽强，屡屡重挫敌人，为祁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受当地老人们的称颂。本文作者是他的大女儿。她跟随母亲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更熟悉“助夫打日本，育儿立功劳”的妈妈。作者通过她记忆中的一件件实事，说明抗日战争中，为祖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不只是战斗在前方的男儿，还有他们作为抗属的妻子。
还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我妈就理解并支持我爸的抗日志向
我爸刘秀峰（小名保儿），1912年生于山西省榆社县牛村，念私塾后又上了小学和中学。我妈杨改梅（小名梅子），和我爸同年生，比我爸大半岁，娘家在周村。她只念过私塾，但喜欢阅读，我爸读什么她读什么。他们不仅有青梅竹马的童年，而且有情投意合的婚后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人生目标。
1936年，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伊始，我爸加入了该会。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太原的那天，我爸从他教书的榆次回到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
我妈从1937年10月到11月的一个月里，接连经历了三件事：一是在我爸选择“抗日岗位”的日子里，我爸天天一早往太原跑，我妈天天半夜三更在榆次等，焦虑非常；二是从榆次回家的那天，日军已经逼近榆次，并狂轰滥炸，我们只得绕道走，一天的路程走了三四天；三是和我爸一起，绞尽脑汁劝说我爷爷同意我爸参军。这三件事一个接着一个，使我妈心力交瘁，奶水急速稀少。还不会吃饭的我弟弟突遭断奶，夭折了！
如果您没有见过日军的“三光”政策，就请听听我们家的故事
1940年11月，我爸到祁县（完全沦陷）任县长兼独立营营长，路过我村，匆忙间，对我妈和爷爷说了些“听干部指挥”、“坚壁清野”之类的话。
但爷爷不相信日军会那么残忍，说：“日本人也是人嘛。”他不许把粮食藏到山里，更不做逃难准备。直到有一天夜里，日军进了村东口，我们一家五口才被我大舅从另一面“拽”出村去。
村里的人，凡是逃出来的，都集中在北山上。第二天黎明，趴在山顶上的爷爷大喊：“完了！完了！”原来，他看到村子里冒起了大火。根据着火的位置判断，我们家的房子被烧了。
我们村是个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我们家在村子最高处的一个土台台上，院子南面有个土包。土包跟前有棵老槐树。
爷爷望到村里的火苗后，不管村里是否还有日军，跌跌撞撞往家跑。我妈把两个妹妹托给邻居，拉着我去追爷爷。当我也爬到高台台上时，正好看到前面的爷爷身子一歪，向老槐树摔去。
这把火毁掉的，不只是我们家当年的全部粮食、柴草，还是我爷爷一辈子的劳动所得。里外两进院子，全成了一片废墟，就连那两眼窑洞的门，也都成了灰烬。
爷爷倒下了，全部重担压在我妈一个人肩上。
第一个问题是住哪儿。我爷爷病重，不可能借住“别人”家，快死的人住在别人家，人家是忌讳的。我妈决定住那两间没有门的窑洞，我大舅割了些野草，编了两个厚重的门帘，算是对我们做了安置。
第二个问题是吃什么。粮食全被烧焦了，被压在断垣残壁之下。我们扒出焦了的粮食吃，焦了的粮食和盐很苦很苦。
第三是没有柴烧。我家的柴草全被烧光了，只好到坍塌的房子下面，寻找没有烧透的木质材料。
第四是没有人给我爷爷看病。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付不起诊疗费（这一点看病先生倒不十分计较），主要是因为看病先生怕和“抗属”有牵连——日军传出话来说，这次突袭牛村，为的就是教训刘秀峰。谁要继续帮助刘秀峰家，与他家同样下场。
在传统观念面前如何行为，也是对“抗属”的一种考验
我爷爷过世了，这是1941年年初的事。爷爷去世，“人主家”要求三点：一是我爸必须亲临丧事现场；二是吊唁仪式至少进行三天；三是爷爷身上内外衣服和被褥，必须是绸子的，而且不能是白色的或黑色的。
我妈最发愁的是第一点。因为她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大舅和“人主家”意见一致。怎么办？她低头思忖，计上心来：“老舅，要不咱多请些亲戚和本家来商量商量？”“人主家”点点头。
商量结果，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人主家”说：“那就派人去找保儿吧。孝子一到，咱就发丧。”“这就派人去找。”我大舅说。“上哪儿找？”我妈大声问。“找咱县里的八路军打听啊！他们是通消息的。”大舅说，很有信心。“好啊，敌人正悬赏捉拿他呢！你再兴师动众地去找，正好带路。”我妈说着，生气地找块石头坐下了。“咱咋能兴师动众呢？悄悄把他找回来，悄悄办完事，让他悄悄找个地方躲起来，不比总在风口浪尖上安全些？”大舅说。“躲起来？躲到哪里去？大家都不抗日了，还有根据地吗？还有躲的地方吗？你总不能让他躲到鬼子的炮楼里去吧？你总不能让他躲到日本国去吧？你总不能让他当汉奸去吧？”我妈气得口不择言。“狗咬吕洞宾！”大舅也气了。“保儿家的！你咋这样说你哥！”我二婆以婆婆的身份教训起我妈来了。
正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时，人群后面钻出个年轻人来。他叫裴全维——当时知道他是抗日政府的村长，后来知道他那时已是地下党员了——他大步走到我大舅跟前，安抚地说：“周村大哥，您是好心，可来不及了。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我替我哥当孝子！”一直没有说话的我叔叔说。众人把目光投向我二婆，我二婆神情凝重，不说话。
我妈立即意识到这是给二婆出了个大难题——让叔叔在我爷爷灵前喊着“爹”哭丧，对我二爷爷是个诅咒啊！我妈说：“我当孝子！”“儿媳妇有儿媳妇的位置！”“人主家”不同意。“那就让云儿替他爸！”我妈又说。
“咱们且不说云儿是个女孩子。咱们就是把她当男孩子用，那也得讲究个忌讳。按常理，孙子打幡，是因为儿子……”
“人主家”没有把“死了”二字说出来，但我妈明白了。她马上说：“老舅，我也是万般无奈呀！这个时候，我何尝不希望云儿她爸在跟前……可，他是提着脑袋和敌人拼的呀！几天几夜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是常事。这种情况下，我去告诉他说‘你爹死了’！忍心吗？说实话吧，老舅，我——不只——不同意——您把他找回来，根本也就——不打算把我爹去世的事情——告诉他！”我妈亦泣亦诉地、断断续续地表述了她的心迹，号啕大哭了。众人都哭。我妈止住哭，坚定地说：“就是云儿了。我不迷信！”面对我妈的“不容商量”，“人主家”只好点头。
“我耕我织！”我妈说
办完爷爷的丧事，我妈昏睡了几天几夜。
我妈终于醒了。醒了的我妈精神了许多，但也消瘦了许多。看着她那消瘦而现出了皱纹的脸，我不禁想起了1937年秋冬我妈在榆次时的模样。那时候的我妈真漂亮，短短的头发椭圆脸，圆圆的眼睛双眼皮，白皙的皮肤透着潮红，像初春的朝日一样，放射着无限的活力和明丽的光芒。她深思的时候，一对黑亮的眸子里透着睿智；开心的时候，一对浅浅的酒窝盛满笑意。她黑色布鞋白袜子，湖蓝色夹袍外，是一件浅灰色无领开衫薄毛衣。体态匀称，儒雅大方。
正当我思绪万千的时候，大舅来了。他接我们到姥姥家长住。我很高兴，但我妈摇头：“敌人盯上了刘秀峰，我不能让娘家也家破人亡。”“以保儿的名义写一纸休书，给姓刘的族长留下，你带着孩子跟我走就是了，哪有那么多说法！”大舅说。“哥，亏你说得出。他在前方打日军，你在后方抄他的老窝！”“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再说，我又没有逼你改嫁。日军走了再说嘛。咱村里回娘家住的‘抗属’有好几家了。有的婆家就给儿媳妇写了休书。”“别人家的事我管不了，我家的事，我做主。我一不能对不起云儿她爸，二不能让日军汉奸高兴。”“可你咋过？”大舅大声问。他生气了。“人家咋过我咋过！”“人家男耕女织，你家谁耕谁织？”“我耕我织！”我妈说，冷峻而坚定。大舅摇摇头，领着在我家住着的姥姥走了。
面对哭作一团的孩子，我妈说：“胜利了，就好啦！”
送走姥姥和大舅，我妈带着从8个月到8岁半的三个女孩子，独立支撑起一个片瓦无存的农家。
按照我们那地方规矩，女人是不能到井台上的。但人们对我和我妈采取了宽容态度，有时甚至帮着打水。可母亲尽量避开别人。她说我们得学会挑水，不能怕井深，不能怕井台上有冰。但她不让我到井边上，怕我掉进井里。开始时我们俩抬水，后来她一人挑两个半桶水，再后来她一个人挑两桶水。
村边上的荒草干叶，早就被人打走了。我们得到深山野岭去打柴。而深山野岭里，常有饿狼出没。更严重的问题是，在野草和树叶发芽前，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考验是真正意义上的“饿”。
没有挨过饿的人，永远不能想象“挨饿”是什么滋味。心慌，胃疼，浑身无力。有一次，我们家断粮好几天，邻居送来一把枣儿。可光吃枣儿，胃疼。所以，看到枣儿，我们就哭了起来。我妈面对哭成一团的孩子，两手一搂，把我们仨搂在怀里。一边用她满面泪水的脸，擦抹我们脸上的泪水，一边拍我们的背，连连说：“不哭，不哭。胜利了，就好啦！”
“胜利了，就好啦！”是我爸的话。爷爷去世后，我爸来过信。信上就有这句话。就是这句话，支撑我妈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
经历了春种秋收，我妈学会了“耕”
春耕的第一道工序是给土地施肥。
往地里送粪，本来是头年冬天的事，但由于日军的“扫荡”和爷爷的生病、去世，没有顾及此事。春天来了，立志“我耕我织”的我妈，必须抓紧时间完成这个任务。这时候我们家已经没有了牲口和羊。原来的牲口粪，也被压在被烧毁的牲口棚里了。可羊圈还在，所以我妈和我在往地里运送茅坑里的粪肥之后，接着送羊粪出去。我和我妈学会了挑担子，我妈用的是根成人用的扁担，我用根小扁担。我们把粪肥送到地里，学着别人家的样子，成行成伍地堆成小堆……
春耕的时间到了，家家户户赶着牲口，起五更睡半夜地去犁地。我们家没有牲口，犁、耧、锄、耙的木质部分也被日军烧坏了。幸亏我大舅在早些时候给我们修好了些铁锹和镢头之类的农具。于是，我和我妈也扛着铁锹和镢头到山里撒粪、翻地去了。我抱着比我高一大截的镢头舞动了几下，就宣布“拿不动”而理直气壮地坐到一边休息了。我妈呢，她其实也不会用镢头，甚至不知道两只手应该放在镢头把的什么位置，折腾了一天以后回家时，手上都是血泡。但她既没有批评我吃不了苦，也没有诉说她自己的腰酸腿疼和手上血泡的滋味。几天后，随着手上血泡的逐渐愈合，她能顺手地撒粪和翻地了。
就这样，我妈把小块土地用镢头翻了一遍。村边几块面积比较大的地，则是大舅和表哥赶着牲口带着农具来给翻的。大舅检查了我妈翻过的地，评价说：像个庄稼人做的活。他对我妈在边边角角上的活计特别高评，说有些偷懒的男人都做不到这个程度。他还夸奖我妈给每块地都加高了地堰，说那是继承了我爷爷的做法。还说这种做法对山坡地来说非常有好处，能让这块地越种越好。大舅是难得夸奖人的，但那天，他的话真多。
自然，我妈后来还学会锄草、松土、间苗、架秧、收割等一系列农活。
我妈还有思想上的心得，她对我说：“你爷爷和你大舅，常说读书比种庄稼容易。我总不信，现在看来，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那我以后不读书了？”我问我妈。“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妈赶快说，生怕我厌恶了读书。
狼和房子的关系
狼和房子有什么关系呢？
从挑水到打柴，从春耕到秋收，我妈在哪儿我在哪儿。因为，在人迹罕见的深山野岭间忙活，不仅可能遇到豺狼虎豹，而且可能遇到地痞流氓。我陪着我妈，第一起放哨作用，第二起壮胆作用。常有的情况是，发现可疑的情况，我妈抓住我的手就跑。有时候，我还“虚张声势”，看见个不怀好意的家伙走来，便放声大喊：“大舅，等等我们！”以造成大舅离我们很近的景象。
家里就靠我二妹了。1941年的一个夏日，天已经很黑了，我们还没有到家。6岁半的二妹，点了一把麻秆，拉着刚会走路的三妹，在老槐树下等我们。等着等着，见一只四脚动物向她们走近。开始，二妹以为是一只狗。后来才发现，那畜生的尾巴是耷拉下来的。“狼！”二妹喊道，同时，本能地把三妹塞到身后，边喊“狼来了”，边挥舞麻杆。这一挥舞，麻杆急剧地燃了起来，火红的火把，把狼轰跑了。当邻居们赶来的时候，见到的只是走远了的狼和两个吓哭了的小姊妹。
狼的进村，又一次揪住我妈的心。从敌人烧光我家房子那时起，我们就住在用草帘子代替木门的窑洞里。没有门的窑洞，即便白天，也比院子里黑。我们家又没有点灯的油。所以，我们回家晚了，两个妹妹害怕，就在老槐树下等。我妈只想到没有门的窑洞和老槐树下都可能遭遇坏人，但绝没有想到入夏以后，狼还会进村。
但是，日军的杀人放火，把夏天的狼，引进村了。
“必须盖房子。必须！”当天晚上，我妈就这样自言自语地说着，端详着一间间被烧毁的房子，最后定睛于原农具房的废墟上。
从那天晚上起，我妈和我，一早一晚开始清理那堆废墟。我们先打土坯，最后，在大舅和乡亲们的帮助下，两间极为简陋的新房，终于盖起来了。
我们刚刚住进还没有干透的新房，便传来了日军要来抢秋粮的消息。一般人家都在山里准备个避难之所，何况我家是抗属……但是，打窑洞，容易吗？一时间，我妈两眉拧在一起。但她很快有主意了，拉起我的手，到深山里转了起来。几天以后，终于相中了一块地方。那地方离村子足够远，土崖相当高而且成半圆形矗立。土崖前面，是我家的几块坡地。地边，有条常年有水的小河。
那以后，早上下地的时候，我们就用瓦罐带点儿瓜菜汤，中午到“土崖”前喝点汤，算是吃饭和休息，然后乘着太阳当头，在土崖上打洞。当时只想打个小小的洞，地上铺点儿草，口上安块木板，我们娘儿四个能弯着腰钻进去、躺下来睡个觉。可巧一位路过的八路军女干部在我家住了一宿，留下份报纸。那报纸上有幅延安窑洞的照片。我妈根据那窑洞的外形，对内部结构做了想象，画了张图出来，准备分阶段完成设计中的这个窑洞。这件事让全维叔叔知道了。
为了对付日军的抢粮行动，几位八路军战士受命到了我们村，指名帮助刘秀峰家收割秋庄稼。村长裴全维一听，说：“秋收，当然很重要，不过，他们家更困难的事情是……”全维叔叔把窑洞的事情和我妈画的图一说，八路军同志也很感动。他们说：“两件事，我们都干。”他们调来了工兵，其中还有木匠……
那年冬天，我们就住到深山的窑洞里了。我妈买了些棉花，姥姥纺线她织布，给我们更换冬衣。姥姥认为我也应该学纺线，我妈不同意。她让我和二妹抓住冬天的时间念书。
我们所用的教材有抗日小学发的，有我爸爸托人捎来的。我爸爸捎来的教材中有从大后方买的，也有我爸自己编写的。我爸自己编的，都是工楷书写。我爸的字，像他的人一样，端良方正，苍劲有力。看着它们，就能想到爸爸对我们的爱和期望。教书的自然是我妈。麻油灯下，织布机旁，她听我们背书，教我们认字，给我点评作文。那严格和慈爱的交融，让我至今都觉着她在促我们上进。
我妈有时也读书。她读过的一本书是这样的：油印本，各色粉连纸混合装订，比我们用的小学课本大而且厚。有一次，她一边烧火，一边读那本书。读到高兴之处，对我们说：英国人做鞋，不是为了自己穿，而是为了卖……我当时不理解妈妈说些什么，现在看来，她读的是本政治经济学的科普书。那样的书，肯定是我爸捎给她的。
关于日军
除了“三光”政策，还有一“策”：造谣。
我们家的有些地在村边上，而我妈在村边上干活的时候，我和二妹就可以带着三妹到学校去上学了。为这，1942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回村住了。
有一天，我们刚到学校，就看到同学三三五五地窃窃私语，我们姊妹刚想凑过去，他们又散开了。我从捕捉到的只言片语中，觉着他们的话题似乎和我爸有关。我爸怎么啦？心里着急，跑去问女老师张翠娥。张老师平时对我们姊妹很好。可这次，她躲我们。我更急了，追过去抱住她就哭。张老师只好拉我躲开二妹说了个大概，还嘱咐我千万先别告诉我妈。我哪儿听得下这吩咐！没等她说完，一溜烟跑到我妈干活的地里。此时，大舅已经在地边的树下，正招手叫我妈过来。我想知道大舅的说法，便站到个他们看不见的地方静听。也就在这个时候，张老师搂住了我，全维叔叔则站到了我旁边——原来，他们是跟着我跑过来的。
大舅对我妈说的，和张老师对我说的一样：我爸新近娶了祁县财主家的女儿，双双骑着大马，带着警卫员，来给我爷爷上坟……我妈一听，身子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靠到树上。但她立即扬起头，用手指理了理额上的散发，站直了身子，不容置疑地说：“不可能！”“有人看见了！”我大舅说。“您看见了？”“非得我看见？”“哥，别人不相信他，你不能不相信他！”“人是会变的！”“他只能越变越好！”“你怎么这样死心眼！”“不是我死心眼。哥，您想想。他从小学的是仁、义、礼、智、信。后来当老师，讲的是为人师表。1936年参加了牺盟会，1937年参加了八路军。到祁县之前，他就知道那里是狼窝虎穴，可他二话不说就上任去了。这样的人，你说他能变坏？”我妈充满感情地说。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挣脱张老师的怀抱，一个箭步奔向妈妈。张老师和全维叔叔也趋前一步，站到了我妈的对面，与我大舅并排而立。
我妈向张老师等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搂住我的头，替我擦泪。“云儿，相信你爸。他不会忘记咱们的。”“不会忘记？这一年半，家里出了多少事！他要心里有你们，就不怕你们饿死？就不能回来看一眼？”大舅说。
“哥！你以为他在那里教书？你以为他一抬脚就能回来？他在打仗呀，他有他的责任呀！不错，我坚信他没有忘记我们；可我也清楚知道，我们在他的心里，绝不占头等地位。你也见过八路军嘛，他们谁不是人生父母养？谁没有妻子儿女？可他们从南方、从北平、从东北、从日军占领和没有占领的地方到咱们这儿来，帮咱们打鬼子、挖窑洞、春种秋收，反扫荡的时候，帮着咱们抱孩子，搀扶老人……您说，如果他们心里把自己的家人放到第一位，他们能够做到这一切吗？云儿她爸，也是一样的，肯定是把他负责的那地区的老百姓放在第一位的。哥，您理解他、相信他吧！”我妈说着，禁不住哭出声来。
大舅还不服气。
全维叔叔走到我大舅身边：“周村大哥，这事交给我吧，我一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若干天以后，全维叔叔带着我大舅来了，说县里锄奸部主持了这起谣言的彻查工作。结果，破获了一个汉奸网。裴全维还说，县里对我母亲在听到谣言时的表现既惊奇又敬佩。
但是，不到半年，敌人故伎重演；而且这一次，说我爸的人头被挂在祁县城的城门楼上了……我妈没有听清后面的话，就晕倒在老槐树下。婶子大娘们一边给我妈揉胸捶背，一边叫“醒醒”。正在大家六神无主的时候，大舅和全维叔叔领着几个背着电话机的八路军战士来了。大舅抱住我妈的上身，摩挲着她的头，着急地叫着：“梅子，醒醒，醒醒，云儿她爸活着，活着……电话机来了，你马上能和他说话，你……”
我妈睁开了眼，盯住我大舅看了一阵，又看他的左右和身后，失望地摇摇头，再次晕了过去。大舅于是拼命摇我妈的肩膀，喊她。但不管大舅怎么喊，我妈还是毫无反应。大舅便掉转头要电话机：“电话！电话！”电话机果然给拉过来了。大舅抓住话筒，“保弟！梅子在我身边。她还是昏迷不醒。你要叫醒她，对！使劲叫！”大舅说着，把话筒的一端放到我妈的耳朵上：“梅子，你听，你听，是云儿她爸！”我妈睁开了眼，眼睛里放出了光，自己用力抓住话筒，凝神静听，脸上现出笑意。人们高兴了，但我妈却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又没气了。我爸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声音大了起来：“梅姐，我活着！梅姐，我活得好好的。梅姐，你醒醒！你醒醒！”
我妈对我姥姥说：“娘，革命对咱有好处”
1942年秋，我爸回家了。他是半夜回家的。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见我妈边做饭边给我爸烘烤衣服。便问：“妈，您夜半三更给我爸洗衣服？”“何止是洗？还得煮呢！虱子那个多呀！一层一层的。”我妈说。“虱子是革命虫。我们还比谁的身上虱子多呢！谁的虱子最多，谁就最革命！”我爸说，骄傲而顽皮。“行啦！您就少给我革会儿命吧！你那衣服，得拿出去晒晒。反正中午你走的时候能干。”我妈说着，找出一套我爸以前穿的衣服。那衣服，里面的是白衫黑裤，外面是海蓝色洋布大衫！
我爸穿上那套衣服站到地下，边扣扣子边说：“这衣服，可以带走。穿这样的衣服进城，挺像个商人！像不像？你说！你说呀。”我爸在我妈面前摆弄身姿，征求意见。“你不是拿走好几套了吗？还要！可只剩这一套了啊。”“那几套，立大功了。掩护了好些同志。这一套，我也要！最后一套，是不是？没有关系。我们快胜利了!”我爸说着，脱掉了大衫。
快晌午的时候，我爸换上了他那身尚未干透的灰衣服。警卫员也来了。他们边吃边说下午的行程。说得过日本人的封锁线，那里有人掩护他们，考虑到路上或许还会遇到麻烦，所以必须早点出发。我妈见状，催他们快吃快走，并给他们准备干粮。
他们刚放下碗，我姥姥进来了。她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娘！时间紧，没有去看您！”我爸一边扶我姥姥炕沿上坐，一边解释。同时向警卫员使眼色，让他出门等着。姥姥满脸怒气,，问：“你是不是要走？”“是。娘，我得走。我现在就得走。”我爸说。“你敢！你要走，我当下就打断你这两条腿。”姥姥坐到炕沿上，拐棍捣地咚咚响。我妈过来了。“娘，慢慢说。您还没有吃饭吧，您先吃饭？”“你走开！不是你处处迁就他，他敢扔下你们一走就是两年？”姥姥推开我妈，继续责问我爸：“我，从小对你怎样？”“我5岁没有了娘，是您把我拉扯大的。您一直把我当亲儿子。这，我这辈子都记着，我会报答您的。”我爸想起了小时候的事，一出溜跪到了地上，趴到姥姥腿上，流起泪来了。姥姥感觉到我爸心情的变化，扔掉拐棍，两手放到我爸背上，摩挲着，声音沙哑地说：“我不要你报答我，我要你心疼俺闺女。你看看，俺梅子，才30岁的人，又瘦又黑，两手长满了老茧，像个老汉汉！你心疼她了吗？你……”姥姥说到这里，情绪又变了，放声大哭起来，两手使劲地捶打我爸的背。
我爸仿佛没有感到我姥姥的捶打，倒觉着她说出了他十几个小时来最想说的话。他回来以前就知道我妈吃了很多苦，也曾想象过战争会给她容貌上留下印迹。可当他昨天夜里在麻油灯下看到相别两年的妻子时，惊愕得差点儿叫出声来。不过他及时管住了自己，用惯有的幽默调节了空气，给他的爱妻以尽可能多的愉快。而此时此刻，他管不住自己了，摇晃着我姥姥的腿，嗷嗷哭了起来。
这时，院子里有很多人。他们本来是来看我爸的，这时却见证着这一家老少三代对日本人的声讨和控诉。
我妈记起了我爸的行军任务，着急地对我姥姥说：“娘，您让他走吧，过了预定的时间，他会危险的。”“危险？当真危险？”姥姥愣愣地盯住我妈的眼睛问。愣了一阵，对我爸说：“要是真的危险，我更不能让你走。保儿，你寻思我就只心疼梅子！你也是我的心头肉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让我日后怎么去见你娘？”姥姥想起了她的干姊妹——我的奶奶，拦腰紧紧抱住我爸，哭得更厉害了。
大舅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他坐在灶火边的小板凳上抽烟。他如今也认识到把我爸拉回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说：“娘，保儿是铁了心要革命的，让他走吧！”“‘割’命？保儿！我问你，‘割’命对你有啥好处？你为啥就非得‘割’命？你已经把你爹的命‘割’掉了，还要把婆姨娃娃的命搭上？”姥姥气愤地责问着，举起的拐棍，就要落在我爸头上。我妈手快，架住了拐棍，说：“娘，革命对咱有好处！”“什么？‘割’命对你有好处？梅子，你没有说胡话吧？”姥姥没有想到女儿竟然这般态度。“娘！”我妈搂住姥姥的肩膀，摇晃着，温婉地说：“您想想嘛！要不是革命，您闺女我，生了三个女孩儿，还不让婆家给休了！”“休了？三个女孩，休了？”姥姥顿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举着的拐仗慢慢下落。是啊！祖祖辈辈，做媳妇的头胎生个女儿，勉强过得去。要是二胎又是女儿，公婆丈夫就给脸色看了。如果第三胎还是女儿，这个媳妇可就惨了。她不是被休，就得容忍丈夫娶二房。可民主政府建立以后，这样的事情没有了。“这么说，这‘割’命……”姥姥说着，拐棍已经落到地上……
“还不快走！”大舅推了我爸一把。我爸醒悟了，迈步就走。在院里，匆匆和乡亲们告别，走到槐树底下，走到等着他的我妈跟前，当着警卫员和一院子乡邻，拥住了我妈：“生死相依！”“活着回来！”我妈说，泪流满面。
我爸对我妈的评价：“助夫打日本，育儿立功劳，一家之柱”
1943年．日军只能龟缩在少数据点里了。根据地急速地扩大，推行减租减息，发展民主政权，老百姓的生活普遍有了改善。妇救会、儿童团、民兵等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解放区的天，当真明朗起来了。
我妈很活跃，除了教妇女识字外，支前活动处处带头。她做的军鞋结实而好穿，常被作为示范品传看。她的表现也得到政府和乡亲们的夸赞。那年夏天，榆社县抗日政府为我妈颁发了奖牌。那奖牌是布做的，蓝色，中国地图状。地图的中间有两个白色横宽竖短的矩形框框。上面的框大，下面的框小。上面的框里绣有“模范抗属”四个字，下面的框里绣着我妈的名字“杨改梅”。字，都是红色的。
我妈是见过世面的，什么场合都落落大方，但那天颁奖仪式，却是被嫂子大婶们推到前面的。让她讲话时，她说：“其实我真的没有想什么。我想的就是丈夫和孩子。还有就是——我盼着胜利！”
静静的场子里顿时响起了掌声。
1944年的春节来临了。与往年不同的是，已经腊月二十几了，还没有传出日军要来扫荡的消息。这对于年年都要与“春节大扫荡”抗争的根据地老百姓来说，不能不说是件大好的事情。不过，我们家还是在腊月初就搬到深山的窑洞里去了。我妈说，家里没有男人，凡事小心点好。
更让人大喜过望的是，除夕那天晚上，我爸回来了。他到家时已经很晚。一进门就说可以在家里住两三天。我和二妹高兴得不知怎么是好，马上商量了个主意出来：“爸，人家过年请爷爷，我们不要别的爷爷，就要个灶王爷吧！”“这么晚了，上哪儿给你们去找个灶王爷？”给我爸做饭的我妈反对。“我给你们画吧！”我爸稍一思忖，就给了个积极的表态。“好啊！”我和二妹立即同意。“不过有个条件，除了三闺女，都不许看。”3岁多的三妹受到重视，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和二妹躲到了一边。
我妈给我爸做好饭的时候，我爸喊道：“云儿，亚云，来吧，好了！”我们两个跑过去一看，傻了。那是张铅笔画，画的是我妈——鹅蛋脸，大眼睛，后脑勺上一个大大的髻。上身是带大襟深浅相间的格子布棉袄，下身是深蓝色布裤——整个一个健壮的农妇。“不行，这是我妈！不是灶王爷！”我和二妹反对。“你们要灶王爷干什么？”“灶王爷管饭呀！”“在咱们家，谁管你们的饭？”“我——妈！”我们的声音越来越低了。但二妹机灵，又提了个要求：“那您给我们写副对联吧。”“行！”我爸说。他要来笔、墨、纸、砚，挥笔写下：助夫打日本，育儿立功劳。横批是：一家之柱。
面对那个“柱”字，我心潮涌动。我觉着，这个字用得好。是啊，我妈不是一家之“主”，而是一家之“柱”，没有她，这个家能撑到现在吗？我又把“柱”字、“画像”和现实中我妈的模样排在一起想象——这幅画有些地方很像我妈，比如那脸盘，那目光，那气质，那神韵，都像。不仅像现在的我妈，而且像榆次时的我妈。但也不完全像，比如，正因为作“柱”，我妈的模样和过去大不一样了。那肤色，那脸上的光泽，那变了形的手指，那弯了的脊梁……但是，这一切，我们的父亲都没有画出来，他有意识地把我妈画年轻了健康了漂亮了！这是为什么？我感受到我爸对我妈的心疼、尊敬和感激——我靠到我爸身上了。
也许，二妹也感觉到这一点，因为，她也靠到我爸身上了。
（责编 岩春）
还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我妈就理解并支持我爸的抗日志向
我爸刘秀峰（小名保儿），1912年生于山西省榆社县牛村，念私塾后又上了小学和中学。我妈杨改梅（小名梅子），和我爸同年生，比我爸大半岁，娘家在周村。她只念过私塾，但喜欢阅读，我爸读什么她读什么。他们不仅有青梅竹马的童年，而且有情投意合的婚后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人生目标。
1936年，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伊始，我爸加入了该会。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太原的那天，我爸从他教书的榆次回到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
我妈从1937年10月到11月的一个月里，接连经历了三件事：一是在我爸选择“抗日岗位”的日子里，我爸天天一早往太原跑，我妈天天半夜三更在榆次等，焦虑非常；二是从榆次回家的那天，日军已经逼近榆次，并狂轰滥炸，我们只得绕道走，一天的路程走了三四天；三是和我爸一起，绞尽脑汁劝说我爷爷同意我爸参军。这三件事一个接着一个，使我妈心力交瘁，奶水急速稀少。还不会吃饭的我弟弟突遭断奶，夭折了！
如果您没有见过日军的“三光”政策，就请听听我们家的故事
1940年11月，我爸到祁县（完全沦陷）任县长兼独立营营长，路过我村，匆忙间，对我妈和爷爷说了些“听干部指挥”、“坚壁清野”之类的话。
但爷爷不相信日军会那么残忍，说：“日本人也是人嘛。”他不许把粮食藏到山里，更不做逃难准备。直到有一天夜里，日军进了村东口，我们一家五口才被我大舅从另一面“拽”出村去。
村里的人，凡是逃出来的，都集中在北山上。第二天黎明，趴在山顶上的爷爷大喊：“完了！完了！”原来，他看到村子里冒起了大火。根据着火的位置判断，我们家的房子被烧了。
我们村是个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我们家在村子最高处的一个土台台上，院子南面有个土包。土包跟前有棵老槐树。
爷爷望到村里的火苗后，不管村里是否还有日军，跌跌撞撞往家跑。我妈把两个妹妹托给邻居，拉着我去追爷爷。当我也爬到高台台上时，正好看到前面的爷爷身子一歪，向老槐树摔去。
这把火毁掉的，不只是我们家当年的全部粮食、柴草，还是我爷爷一辈子的劳动所得。里外两进院子，全成了一片废墟，就连那两眼窑洞的门，也都成了灰烬。
爷爷倒下了，全部重担压在我妈一个人肩上。
第一个问题是住哪儿。我爷爷病重，不可能借住“别人”家，快死的人住在别人家，人家是忌讳的。我妈决定住那两间没有门的窑洞，我大舅割了些野草，编了两个厚重的门帘，算是对我们做了安置。
第二个问题是吃什么。粮食全被烧焦了，被压在断垣残壁之下。我们扒出焦了的粮食吃，焦了的粮食和盐很苦很苦。
第三是没有柴烧。我家的柴草全被烧光了，只好到坍塌的房子下面，寻找没有烧透的木质材料。
第四是没有人给我爷爷看病。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付不起诊疗费（这一点看病先生倒不十分计较），主要是因为看病先生怕和“抗属”有牵连——日军传出话来说，这次突袭牛村，为的就是教训刘秀峰。谁要继续帮助刘秀峰家，与他家同样下场。
在传统观念面前如何行为，也是对“抗属”的一种考验
我爷爷过世了，这是1941年年初的事。爷爷去世，“人主家”要求三点：一是我爸必须亲临丧事现场；二是吊唁仪式至少进行三天；三是爷爷身上内外衣服和被褥，必须是绸子的，而且不能是白色的或黑色的。
我妈最发愁的是第一点。因为她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大舅和“人主家”意见一致。怎么办？她低头思忖，计上心来：“老舅，要不咱多请些亲戚和本家来商量商量？”“人主家”点点头。
商量结果，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人主家”说：“那就派人去找保儿吧。孝子一到，咱就发丧。”“这就派人去找。”我大舅说。“上哪儿找？”我妈大声问。“找咱县里的八路军打听啊！他们是通消息的。”大舅说，很有信心。“好啊，敌人正悬赏捉拿他呢！你再兴师动众地去找，正好带路。”我妈说着，生气地找块石头坐下了。“咱咋能兴师动众呢？悄悄把他找回来，悄悄办完事，让他悄悄找个地方躲起来，不比总在风口浪尖上安全些？”大舅说。“躲起来？躲到哪里去？大家都不抗日了，还有根据地吗？还有躲的地方吗？你总不能让他躲到鬼子的炮楼里去吧？你总不能让他躲到日本国去吧？你总不能让他当汉奸去吧？”我妈气得口不择言。“狗咬吕洞宾！”大舅也气了。“保儿家的！你咋这样说你哥！”我二婆以婆婆的身份教训起我妈来了。
正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时，人群后面钻出个年轻人来。他叫裴全维——当时知道他是抗日政府的村长，后来知道他那时已是地下党员了——他大步走到我大舅跟前，安抚地说：“周村大哥，您是好心，可来不及了。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我替我哥当孝子！”一直没有说话的我叔叔说。众人把目光投向我二婆，我二婆神情凝重，不说话。
我妈立即意识到这是给二婆出了个大难题——让叔叔在我爷爷灵前喊着“爹”哭丧，对我二爷爷是个诅咒啊！我妈说：“我当孝子！”“儿媳妇有儿媳妇的位置！”“人主家”不同意。“那就让云儿替他爸！”我妈又说。
“咱们且不说云儿是个女孩子。咱们就是把她当男孩子用，那也得讲究个忌讳。按常理，孙子打幡，是因为儿子……”
“人主家”没有把“死了”二字说出来，但我妈明白了。她马上说：“老舅，我也是万般无奈呀！这个时候，我何尝不希望云儿她爸在跟前……可，他是提着脑袋和敌人拼的呀！几天几夜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是常事。这种情况下，我去告诉他说‘你爹死了’！忍心吗？说实话吧，老舅，我——不只——不同意——您把他找回来，根本也就——不打算把我爹去世的事情——告诉他！”我妈亦泣亦诉地、断断续续地表述了她的心迹，号啕大哭了。众人都哭。我妈止住哭，坚定地说：“就是云儿了。我不迷信！”面对我妈的“不容商量”，“人主家”只好点头。
“我耕我织！”我妈说
办完爷爷的丧事，我妈昏睡了几天几夜。
我妈终于醒了。醒了的我妈精神了许多，但也消瘦了许多。看着她那消瘦而现出了皱纹的脸，我不禁想起了1937年秋冬我妈在榆次时的模样。那时候的我妈真漂亮，短短的头发椭圆脸，圆圆的眼睛双眼皮，白皙的皮肤透着潮红，像初春的朝日一样，放射着无限的活力和明丽的光芒。她深思的时候，一对黑亮的眸子里透着睿智；开心的时候，一对浅浅的酒窝盛满笑意。她黑色布鞋白袜子，湖蓝色夹袍外，是一件浅灰色无领开衫薄毛衣。体态匀称，儒雅大方。
正当我思绪万千的时候，大舅来了。他接我们到姥姥家长住。我很高兴，但我妈摇头：“敌人盯上了刘秀峰，我不能让娘家也家破人亡。”“以保儿的名义写一纸休书，给姓刘的族长留下，你带着孩子跟我走就是了，哪有那么多说法！”大舅说。“哥，亏你说得出。他在前方打日军，你在后方抄他的老窝！”“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再说，我又没有逼你改嫁。日军走了再说嘛。咱村里回娘家住的‘抗属’有好几家了。有的婆家就给儿媳妇写了休书。”“别人家的事我管不了，我家的事，我做主。我一不能对不起云儿她爸，二不能让日军汉奸高兴。”“可你咋过？”大舅大声问。他生气了。“人家咋过我咋过！”“人家男耕女织，你家谁耕谁织？”“我耕我织！”我妈说，冷峻而坚定。大舅摇摇头，领着在我家住着的姥姥走了。
面对哭作一团的孩子，我妈说：“胜利了，就好啦！”
送走姥姥和大舅，我妈带着从8个月到8岁半的三个女孩子，独立支撑起一个片瓦无存的农家。
按照我们那地方规矩，女人是不能到井台上的。但人们对我和我妈采取了宽容态度，有时甚至帮着打水。可母亲尽量避开别人。她说我们得学会挑水，不能怕井深，不能怕井台上有冰。但她不让我到井边上，怕我掉进井里。开始时我们俩抬水，后来她一人挑两个半桶水，再后来她一个人挑两桶水。
村边上的荒草干叶，早就被人打走了。我们得到深山野岭去打柴。而深山野岭里，常有饿狼出没。更严重的问题是，在野草和树叶发芽前，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考验是真正意义上的“饿”。
没有挨过饿的人，永远不能想象“挨饿”是什么滋味。心慌，胃疼，浑身无力。有一次，我们家断粮好几天，邻居送来一把枣儿。可光吃枣儿，胃疼。所以，看到枣儿，我们就哭了起来。我妈面对哭成一团的孩子，两手一搂，把我们仨搂在怀里。一边用她满面泪水的脸，擦抹我们脸上的泪水，一边拍我们的背，连连说：“不哭，不哭。胜利了，就好啦！”
“胜利了，就好啦！”是我爸的话。爷爷去世后，我爸来过信。信上就有这句话。就是这句话，支撑我妈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
经历了春种秋收，我妈学会了“耕”
春耕的第一道工序是给土地施肥。
往地里送粪，本来是头年冬天的事，但由于日军的“扫荡”和爷爷的生病、去世，没有顾及此事。春天来了，立志“我耕我织”的我妈，必须抓紧时间完成这个任务。这时候我们家已经没有了牲口和羊。原来的牲口粪，也被压在被烧毁的牲口棚里了。可羊圈还在，所以我妈和我在往地里运送茅坑里的粪肥之后，接着送羊粪出去。我和我妈学会了挑担子，我妈用的是根成人用的扁担，我用根小扁担。我们把粪肥送到地里，学着别人家的样子，成行成伍地堆成小堆……
春耕的时间到了，家家户户赶着牲口，起五更睡半夜地去犁地。我们家没有牲口，犁、耧、锄、耙的木质部分也被日军烧坏了。幸亏我大舅在早些时候给我们修好了些铁锹和镢头之类的农具。于是，我和我妈也扛着铁锹和镢头到山里撒粪、翻地去了。我抱着比我高一大截的镢头舞动了几下，就宣布“拿不动”而理直气壮地坐到一边休息了。我妈呢，她其实也不会用镢头，甚至不知道两只手应该放在镢头把的什么位置，折腾了一天以后回家时，手上都是血泡。但她既没有批评我吃不了苦，也没有诉说她自己的腰酸腿疼和手上血泡的滋味。几天后，随着手上血泡的逐渐愈合，她能顺手地撒粪和翻地了。
就这样，我妈把小块土地用镢头翻了一遍。村边几块面积比较大的地，则是大舅和表哥赶着牲口带着农具来给翻的。大舅检查了我妈翻过的地，评价说：像个庄稼人做的活。他对我妈在边边角角上的活计特别高评，说有些偷懒的男人都做不到这个程度。他还夸奖我妈给每块地都加高了地堰，说那是继承了我爷爷的做法。还说这种做法对山坡地来说非常有好处，能让这块地越种越好。大舅是难得夸奖人的，但那天，他的话真多。
自然，我妈后来还学会锄草、松土、间苗、架秧、收割等一系列农活。
我妈还有思想上的心得，她对我说：“你爷爷和你大舅，常说读书比种庄稼容易。我总不信，现在看来，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那我以后不读书了？”我问我妈。“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妈赶快说，生怕我厌恶了读书。
狼和房子的关系
狼和房子有什么关系呢？
从挑水到打柴，从春耕到秋收，我妈在哪儿我在哪儿。因为，在人迹罕见的深山野岭间忙活，不仅可能遇到豺狼虎豹，而且可能遇到地痞流氓。我陪着我妈，第一起放哨作用，第二起壮胆作用。常有的情况是，发现可疑的情况，我妈抓住我的手就跑。有时候，我还“虚张声势”，看见个不怀好意的家伙走来，便放声大喊：“大舅，等等我们！”以造成大舅离我们很近的景象。
家里就靠我二妹了。1941年的一个夏日，天已经很黑了，我们还没有到家。6岁半的二妹，点了一把麻秆，拉着刚会走路的三妹，在老槐树下等我们。等着等着，见一只四脚动物向她们走近。开始，二妹以为是一只狗。后来才发现，那畜生的尾巴是耷拉下来的。“狼！”二妹喊道，同时，本能地把三妹塞到身后，边喊“狼来了”，边挥舞麻杆。这一挥舞，麻杆急剧地燃了起来，火红的火把，把狼轰跑了。当邻居们赶来的时候，见到的只是走远了的狼和两个吓哭了的小姊妹。
狼的进村，又一次揪住我妈的心。从敌人烧光我家房子那时起，我们就住在用草帘子代替木门的窑洞里。没有门的窑洞，即便白天，也比院子里黑。我们家又没有点灯的油。所以，我们回家晚了，两个妹妹害怕，就在老槐树下等。我妈只想到没有门的窑洞和老槐树下都可能遭遇坏人，但绝没有想到入夏以后，狼还会进村。
但是，日军的杀人放火，把夏天的狼，引进村了。
“必须盖房子。必须！”当天晚上，我妈就这样自言自语地说着，端详着一间间被烧毁的房子，最后定睛于原农具房的废墟上。
从那天晚上起，我妈和我，一早一晚开始清理那堆废墟。我们先打土坯，最后，在大舅和乡亲们的帮助下，两间极为简陋的新房，终于盖起来了。
我们刚刚住进还没有干透的新房，便传来了日军要来抢秋粮的消息。一般人家都在山里准备个避难之所，何况我家是抗属……但是，打窑洞，容易吗？一时间，我妈两眉拧在一起。但她很快有主意了，拉起我的手，到深山里转了起来。几天以后，终于相中了一块地方。那地方离村子足够远，土崖相当高而且成半圆形矗立。土崖前面，是我家的几块坡地。地边，有条常年有水的小河。
那以后，早上下地的时候，我们就用瓦罐带点儿瓜菜汤，中午到“土崖”前喝点汤，算是吃饭和休息，然后乘着太阳当头，在土崖上打洞。当时只想打个小小的洞，地上铺点儿草，口上安块木板，我们娘儿四个能弯着腰钻进去、躺下来睡个觉。可巧一位路过的八路军女干部在我家住了一宿，留下份报纸。那报纸上有幅延安窑洞的照片。我妈根据那窑洞的外形，对内部结构做了想象，画了张图出来，准备分阶段完成设计中的这个窑洞。这件事让全维叔叔知道了。
为了对付日军的抢粮行动，几位八路军战士受命到了我们村，指名帮助刘秀峰家收割秋庄稼。村长裴全维一听，说：“秋收，当然很重要，不过，他们家更困难的事情是……”全维叔叔把窑洞的事情和我妈画的图一说，八路军同志也很感动。他们说：“两件事，我们都干。”他们调来了工兵，其中还有木匠……
那年冬天，我们就住到深山的窑洞里了。我妈买了些棉花，姥姥纺线她织布，给我们更换冬衣。姥姥认为我也应该学纺线，我妈不同意。她让我和二妹抓住冬天的时间念书。
我们所用的教材有抗日小学发的，有我爸爸托人捎来的。我爸爸捎来的教材中有从大后方买的，也有我爸自己编写的。我爸自己编的，都是工楷书写。我爸的字，像他的人一样，端良方正，苍劲有力。看着它们，就能想到爸爸对我们的爱和期望。教书的自然是我妈。麻油灯下，织布机旁，她听我们背书，教我们认字，给我点评作文。那严格和慈爱的交融，让我至今都觉着她在促我们上进。
我妈有时也读书。她读过的一本书是这样的：油印本，各色粉连纸混合装订，比我们用的小学课本大而且厚。有一次，她一边烧火，一边读那本书。读到高兴之处，对我们说：英国人做鞋，不是为了自己穿，而是为了卖……我当时不理解妈妈说些什么，现在看来，她读的是本政治经济学的科普书。那样的书，肯定是我爸捎给她的。
关于日军
除了“三光”政策，还有一“策”：造谣。
我们家的有些地在村边上，而我妈在村边上干活的时候，我和二妹就可以带着三妹到学校去上学了。为这，1942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回村住了。
有一天，我们刚到学校，就看到同学三三五五地窃窃私语，我们姊妹刚想凑过去，他们又散开了。我从捕捉到的只言片语中，觉着他们的话题似乎和我爸有关。我爸怎么啦？心里着急，跑去问女老师张翠娥。张老师平时对我们姊妹很好。可这次，她躲我们。我更急了，追过去抱住她就哭。张老师只好拉我躲开二妹说了个大概，还嘱咐我千万先别告诉我妈。我哪儿听得下这吩咐！没等她说完，一溜烟跑到我妈干活的地里。此时，大舅已经在地边的树下，正招手叫我妈过来。我想知道大舅的说法，便站到个他们看不见的地方静听。也就在这个时候，张老师搂住了我，全维叔叔则站到了我旁边——原来，他们是跟着我跑过来的。
大舅对我妈说的，和张老师对我说的一样：我爸新近娶了祁县财主家的女儿，双双骑着大马，带着警卫员，来给我爷爷上坟……我妈一听，身子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靠到树上。但她立即扬起头，用手指理了理额上的散发，站直了身子，不容置疑地说：“不可能！”“有人看见了！”我大舅说。“您看见了？”“非得我看见？”“哥，别人不相信他，你不能不相信他！”“人是会变的！”“他只能越变越好！”“你怎么这样死心眼！”“不是我死心眼。哥，您想想。他从小学的是仁、义、礼、智、信。后来当老师，讲的是为人师表。1936年参加了牺盟会，1937年参加了八路军。到祁县之前，他就知道那里是狼窝虎穴，可他二话不说就上任去了。这样的人，你说他能变坏？”我妈充满感情地说。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挣脱张老师的怀抱，一个箭步奔向妈妈。张老师和全维叔叔也趋前一步，站到了我妈的对面，与我大舅并排而立。
我妈向张老师等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搂住我的头，替我擦泪。“云儿，相信你爸。他不会忘记咱们的。”“不会忘记？这一年半，家里出了多少事！他要心里有你们，就不怕你们饿死？就不能回来看一眼？”大舅说。
“哥！你以为他在那里教书？你以为他一抬脚就能回来？他在打仗呀，他有他的责任呀！不错，我坚信他没有忘记我们；可我也清楚知道，我们在他的心里，绝不占头等地位。你也见过八路军嘛，他们谁不是人生父母养？谁没有妻子儿女？可他们从南方、从北平、从东北、从日军占领和没有占领的地方到咱们这儿来，帮咱们打鬼子、挖窑洞、春种秋收，反扫荡的时候，帮着咱们抱孩子，搀扶老人……您说，如果他们心里把自己的家人放到第一位，他们能够做到这一切吗？云儿她爸，也是一样的，肯定是把他负责的那地区的老百姓放在第一位的。哥，您理解他、相信他吧！”我妈说着，禁不住哭出声来。
大舅还不服气。
全维叔叔走到我大舅身边：“周村大哥，这事交给我吧，我一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若干天以后，全维叔叔带着我大舅来了，说县里锄奸部主持了这起谣言的彻查工作。结果，破获了一个汉奸网。裴全维还说，县里对我母亲在听到谣言时的表现既惊奇又敬佩。
但是，不到半年，敌人故伎重演；而且这一次，说我爸的人头被挂在祁县城的城门楼上了……我妈没有听清后面的话，就晕倒在老槐树下。婶子大娘们一边给我妈揉胸捶背，一边叫“醒醒”。正在大家六神无主的时候，大舅和全维叔叔领着几个背着电话机的八路军战士来了。大舅抱住我妈的上身，摩挲着她的头，着急地叫着：“梅子，醒醒，醒醒，云儿她爸活着，活着……电话机来了，你马上能和他说话，你……”
我妈睁开了眼，盯住我大舅看了一阵，又看他的左右和身后，失望地摇摇头，再次晕了过去。大舅于是拼命摇我妈的肩膀，喊她。但不管大舅怎么喊，我妈还是毫无反应。大舅便掉转头要电话机：“电话！电话！”电话机果然给拉过来了。大舅抓住话筒，“保弟！梅子在我身边。她还是昏迷不醒。你要叫醒她，对！使劲叫！”大舅说着，把话筒的一端放到我妈的耳朵上：“梅子，你听，你听，是云儿她爸！”我妈睁开了眼，眼睛里放出了光，自己用力抓住话筒，凝神静听，脸上现出笑意。人们高兴了，但我妈却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又没气了。我爸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声音大了起来：“梅姐，我活着！梅姐，我活得好好的。梅姐，你醒醒！你醒醒！”
我妈对我姥姥说：“娘，革命对咱有好处”
1942年秋，我爸回家了。他是半夜回家的。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见我妈边做饭边给我爸烘烤衣服。便问：“妈，您夜半三更给我爸洗衣服？”“何止是洗？还得煮呢！虱子那个多呀！一层一层的。”我妈说。“虱子是革命虫。我们还比谁的身上虱子多呢！谁的虱子最多，谁就最革命！”我爸说，骄傲而顽皮。“行啦！您就少给我革会儿命吧！你那衣服，得拿出去晒晒。反正中午你走的时候能干。”我妈说着，找出一套我爸以前穿的衣服。那衣服，里面的是白衫黑裤，外面是海蓝色洋布大衫！
我爸穿上那套衣服站到地下，边扣扣子边说：“这衣服，可以带走。穿这样的衣服进城，挺像个商人！像不像？你说！你说呀。”我爸在我妈面前摆弄身姿，征求意见。“你不是拿走好几套了吗？还要！可只剩这一套了啊。”“那几套，立大功了。掩护了好些同志。这一套，我也要！最后一套，是不是？没有关系。我们快胜利了!”我爸说着，脱掉了大衫。
快晌午的时候，我爸换上了他那身尚未干透的灰衣服。警卫员也来了。他们边吃边说下午的行程。说得过日本人的封锁线，那里有人掩护他们，考虑到路上或许还会遇到麻烦，所以必须早点出发。我妈见状，催他们快吃快走，并给他们准备干粮。
他们刚放下碗，我姥姥进来了。她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娘！时间紧，没有去看您！”我爸一边扶我姥姥炕沿上坐，一边解释。同时向警卫员使眼色，让他出门等着。姥姥满脸怒气,，问：“你是不是要走？”“是。娘，我得走。我现在就得走。”我爸说。“你敢！你要走，我当下就打断你这两条腿。”姥姥坐到炕沿上，拐棍捣地咚咚响。我妈过来了。“娘，慢慢说。您还没有吃饭吧，您先吃饭？”“你走开！不是你处处迁就他，他敢扔下你们一走就是两年？”姥姥推开我妈，继续责问我爸：“我，从小对你怎样？”“我5岁没有了娘，是您把我拉扯大的。您一直把我当亲儿子。这，我这辈子都记着，我会报答您的。”我爸想起了小时候的事，一出溜跪到了地上，趴到姥姥腿上，流起泪来了。姥姥感觉到我爸心情的变化，扔掉拐棍，两手放到我爸背上，摩挲着，声音沙哑地说：“我不要你报答我，我要你心疼俺闺女。你看看，俺梅子，才30岁的人，又瘦又黑，两手长满了老茧，像个老汉汉！你心疼她了吗？你……”姥姥说到这里，情绪又变了，放声大哭起来，两手使劲地捶打我爸的背。
我爸仿佛没有感到我姥姥的捶打，倒觉着她说出了他十几个小时来最想说的话。他回来以前就知道我妈吃了很多苦，也曾想象过战争会给她容貌上留下印迹。可当他昨天夜里在麻油灯下看到相别两年的妻子时，惊愕得差点儿叫出声来。不过他及时管住了自己，用惯有的幽默调节了空气，给他的爱妻以尽可能多的愉快。而此时此刻，他管不住自己了，摇晃着我姥姥的腿，嗷嗷哭了起来。
这时，院子里有很多人。他们本来是来看我爸的，这时却见证着这一家老少三代对日本人的声讨和控诉。
我妈记起了我爸的行军任务，着急地对我姥姥说：“娘，您让他走吧，过了预定的时间，他会危险的。”“危险？当真危险？”姥姥愣愣地盯住我妈的眼睛问。愣了一阵，对我爸说：“要是真的危险，我更不能让你走。保儿，你寻思我就只心疼梅子！你也是我的心头肉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让我日后怎么去见你娘？”姥姥想起了她的干姊妹——我的奶奶，拦腰紧紧抱住我爸，哭得更厉害了。
大舅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他坐在灶火边的小板凳上抽烟。他如今也认识到把我爸拉回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说：“娘，保儿是铁了心要革命的，让他走吧！”“‘割’命？保儿！我问你，‘割’命对你有啥好处？你为啥就非得‘割’命？你已经把你爹的命‘割’掉了，还要把婆姨娃娃的命搭上？”姥姥气愤地责问着，举起的拐棍，就要落在我爸头上。我妈手快，架住了拐棍，说：“娘，革命对咱有好处！”“什么？‘割’命对你有好处？梅子，你没有说胡话吧？”姥姥没有想到女儿竟然这般态度。“娘！”我妈搂住姥姥的肩膀，摇晃着，温婉地说：“您想想嘛！要不是革命，您闺女我，生了三个女孩儿，还不让婆家给休了！”“休了？三个女孩，休了？”姥姥顿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举着的拐仗慢慢下落。是啊！祖祖辈辈，做媳妇的头胎生个女儿，勉强过得去。要是二胎又是女儿，公婆丈夫就给脸色看了。如果第三胎还是女儿，这个媳妇可就惨了。她不是被休，就得容忍丈夫娶二房。可民主政府建立以后，这样的事情没有了。“这么说，这‘割’命……”姥姥说着，拐棍已经落到地上……
“还不快走！”大舅推了我爸一把。我爸醒悟了，迈步就走。在院里，匆匆和乡亲们告别，走到槐树底下，走到等着他的我妈跟前，当着警卫员和一院子乡邻，拥住了我妈：“生死相依！”“活着回来！”我妈说，泪流满面。
我爸对我妈的评价：“助夫打日本，育儿立功劳，一家之柱”
1943年．日军只能龟缩在少数据点里了。根据地急速地扩大，推行减租减息，发展民主政权，老百姓的生活普遍有了改善。妇救会、儿童团、民兵等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解放区的天，当真明朗起来了。
我妈很活跃，除了教妇女识字外，支前活动处处带头。她做的军鞋结实而好穿，常被作为示范品传看。她的表现也得到政府和乡亲们的夸赞。那年夏天，榆社县抗日政府为我妈颁发了奖牌。那奖牌是布做的，蓝色，中国地图状。地图的中间有两个白色横宽竖短的矩形框框。上面的框大，下面的框小。上面的框里绣有“模范抗属”四个字，下面的框里绣着我妈的名字“杨改梅”。字，都是红色的。
我妈是见过世面的，什么场合都落落大方，但那天颁奖仪式，却是被嫂子大婶们推到前面的。让她讲话时，她说：“其实我真的没有想什么。我想的就是丈夫和孩子。还有就是——我盼着胜利！”
静静的场子里顿时响起了掌声。
1944年的春节来临了。与往年不同的是，已经腊月二十几了，还没有传出日军要来扫荡的消息。这对于年年都要与“春节大扫荡”抗争的根据地老百姓来说，不能不说是件大好的事情。不过，我们家还是在腊月初就搬到深山的窑洞里去了。我妈说，家里没有男人，凡事小心点好。
更让人大喜过望的是，除夕那天晚上，我爸回来了。他到家时已经很晚。一进门就说可以在家里住两三天。我和二妹高兴得不知怎么是好，马上商量了个主意出来：“爸，人家过年请爷爷，我们不要别的爷爷，就要个灶王爷吧！”“这么晚了，上哪儿给你们去找个灶王爷？”给我爸做饭的我妈反对。“我给你们画吧！”我爸稍一思忖，就给了个积极的表态。“好啊！”我和二妹立即同意。“不过有个条件，除了三闺女，都不许看。”3岁多的三妹受到重视，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和二妹躲到了一边。
我妈给我爸做好饭的时候，我爸喊道：“云儿，亚云，来吧，好了！”我们两个跑过去一看，傻了。那是张铅笔画，画的是我妈——鹅蛋脸，大眼睛，后脑勺上一个大大的髻。上身是带大襟深浅相间的格子布棉袄，下身是深蓝色布裤——整个一个健壮的农妇。“不行，这是我妈！不是灶王爷！”我和二妹反对。“你们要灶王爷干什么？”“灶王爷管饭呀！”“在咱们家，谁管你们的饭？”“我——妈！”我们的声音越来越低了。但二妹机灵，又提了个要求：“那您给我们写副对联吧。”“行！”我爸说。他要来笔、墨、纸、砚，挥笔写下：助夫打日本，育儿立功劳。横批是：一家之柱。
面对那个“柱”字，我心潮涌动。我觉着，这个字用得好。是啊，我妈不是一家之“主”，而是一家之“柱”，没有她，这个家能撑到现在吗？我又把“柱”字、“画像”和现实中我妈的模样排在一起想象——这幅画有些地方很像我妈，比如那脸盘，那目光，那气质，那神韵，都像。不仅像现在的我妈，而且像榆次时的我妈。但也不完全像，比如，正因为作“柱”，我妈的模样和过去大不一样了。那肤色，那脸上的光泽，那变了形的手指，那弯了的脊梁……但是，这一切，我们的父亲都没有画出来，他有意识地把我妈画年轻了健康了漂亮了！这是为什么？我感受到我爸对我妈的心疼、尊敬和感激——我靠到我爸身上了。
也许，二妹也感觉到这一点，因为，她也靠到我爸身上了。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