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俄罗斯公民谢尔盖·谢列任科在多瑙河上的小城纳季马罗什同匈牙利姑娘马尔基特·海恩相识了。二战结束后．苏军部队派这位年仅22岁的中尉到匈牙利的这座小城去担任警备司令。当时是1946年。
　　警备司令大楼耸立在多瑙河畔，相邻拐角的一栋楼里住进了匈牙利人海恩一家。有一次，谢列任科在巡视自己的领地时，看见一个身子柔弱，粗大的辫子直垂到腰上的栗色眼睛的姑娘正在隔壁菜园里忙活。他们的目光一相遇，两人一下子都呆住了，从此小伙子就像中了魔似的。
　　他们后来再度相遇，终于有了相互认识的可能。那个姑娘叫马尔基特，她全然听不懂俄语，而谢列任科又来不及学匈牙利语。后来有人问他，他们是怎样找到共同语言的，他也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的马尔基特才16岁，完全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一眼看上了气宇轩昂的苏联中尉军官，这是很自然的事。马尔基特的父母也同意这桩婚事。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两个年轻人的频繁约会会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谢列任科和马尔基特的热恋迅速升温，半年后姑娘怀上了孩子，结婚的事不能再拖了。年轻人这时急着赶去布达佩斯找苏联大使馆，要求结婚，并马上回苏联。
　　“她懂俄语?”大使先生朝马尔基特点了点头。
　　“不懂，一句话也听不懂。”谢列任科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你仔细听我讲，小伙子。我劝你马上同这个女士断绝来往，她可是个外国人!我告诉你，如果你一意孤行，结局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相当的糟糕。”
　　这几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第二天就有两个苏军战士将谢列任科逮捕，押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22岁的小伙子听到的是断然的判决。
　　“凭什么?”年轻人有些不知所措。
　　“就凭爱青!”肃反工作人员恶狠狠地一拍桌子，故意把“爱情”说成“爱青”。
　　谢列任科明白，一旦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他就再没有出头之日了。他被关进单人囚室里，每天被提出来审讯，肃反工作人员想从他口中得到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证据，怀疑他在搞间谍活动，问他为什么想和匈牙利女人结婚。在一次审讯时，侦查员抄起一个金属烟灰缸便朝他头部砍去，以至谢列任科到现在额头上还留下一个鼓包。
　　幸运的是，谢列任科没有被判死刑，只被判发配科雷马劳改12年。去劳改营的途中一共花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在这列火车上死了300多名犯人。谢列任科当时是作为重犯被关押在单人囚室式的铁笼子里的，不少人在这种窒闷的单人囚室里或是精神错乱，或是因缺氧而憋死。他之所以能坚持活下来，因为他曾发誓要挺过这一切灾难后同马尔基特重逢。他一直在猜测，她到底给他生了个儿子还是女儿，他夜里常常梦见他们见面的情景。
　　谢列任科在劳改营里呆了10年半后被提前释放，他于1957年回到阔别已久的伏尔加沿岸的故乡小城恩格斯。刚一下火车，便有好几个军人围了上来，把他扭送进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所长说：“限你10天内找到老婆，要不还把你送去劳改。别再想去找那个匈牙利娘儿们了，那对你来说只会更糟糕!”
　　谢列任科到底是怎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女邻居安娜弄到手的，他已记不得了，总之，婚礼照派出所的要求如期举行。他们俩共同生活了30多年，孕育了两个儿子。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始终对安娜爱不起来。
　　但是，谢列任科无法去找马尔基特，因为克格勃经常监视他，骚扰得他不得安宁。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之后，谢列任科才斗胆写信找国际红十字会帮忙。1992年他接到回信，得知马尔基特一家早已从乡下小镇搬到布达佩斯居住，可他们的住址暂时还没能查到。
　　妻子安娜死后，谢列任科一直在给当地红十字会和匈牙利使馆写信，每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年内答复您。”年复一年，这种找到亲人的希望像春雪一样在慢慢消融，谢列任科已经绝望了，可突然有一天，电话铃声响起。
　　“您是谢尔盖·谢列任科?”对方用半通不通的俄语拖长着声音问，“您是不是在找布达佩斯的马尔基特·海恩?我们找到她了。下午4点您等电话。”谢列任科一下子瘫倒在床上，他一动不动地在电话机前坐了3个多小时，担心错过电话。
　　就在约定的时间，一阵响得很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室内的寂静。“我是翻译，”对于谢列任科来说，连这个冷漠的女声也成了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马尔基特在1947年给您生了个女儿……”后来，他只听见对方那边的呼吸声和抽泣声，后来他听见那头有人在喊：“爸爸……”
　　谢列任科取出全部积蓄去匈牙利，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居然在40年后一眼便认出了马尔基特，还没等她向前走上一步，一个金发女郎跑过来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脖子。这是他的女儿，马尔基特给她取了个俄罗斯名字——玛丽娅。
　　结婚的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新郎买了西服，新娘买了婚纱……但是，距喜庆日子剩下一个月时间时，马尔基特病故了。
　　“你们到不了一起!”在遥远的1947年，肃反工作人员说过的这句话终于应验了。在老太太葬礼的这天，这句话像千万个小锤敲击着铁砧，一直在谢列任科的大脑里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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