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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绍钧同志是我的本家,我们相识、相交已有十余年。他是中国丁玲研究会、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馆员,很早就从事丁玲研究工作。在我与陈明老的接触过程中,他便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绍钧自学成才,很不容易;在学会的日常工作中,更是一位难得的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他用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精神,赢得了广大会员的信任和尊敬。同时,在从事研究丁玲的学术工作中,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以下简称《丁玲》)原为作者在纪念丁玲诞辰100周年前夕,应约撰写的一部39集的电视连续剧剧本,后因经费不能到位等原因,未能启动和正式开始拍摄。不久前,作者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地从头至尾进行了补充、改写,以“纪实文学”的形式,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9年初出版。全书除《引子》和《后记》共24章36万字。我有幸将全书仔细读完,深深感到这是一部独具一格、独出心裁的丁玲传记著作;它形象地展现了丁玲献身革命、献身文学事业的光辉人生,对“丁玲精神”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完整的阐释,是“丁玲精神”真实的、生动的影像。与我已读过的一些已出版的丁玲传记不同,《丁玲》一书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一、信而有证,有依有据
作者将这部传记定位为“纪实文学”,想必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目前,关于‘纪实文学”的界定,还没有—致的看法。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首要的是一个“实”字,“真实性”是传记文艺作品的灵魂和生命。也就是说,它属于所谓‘‘非虚构性文学作品”范围,真实可靠性成为读者最关注的焦点;违背实际的“非真实”凭空编造,绝对不是纪实文学的品格和本质。当然,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却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合理虚构的成分,只不过对文学想象有相当严格的、科学的限制。
一般说来,传记纪实文学与其它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描写的核心内容,应当是现实或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不能凭空杜撰、虚构和捏造。作者对历史人物及其生平事迹的叙说和解读,都必须依据确切的、已有的真人真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和范围内,才容许以个人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方式,进行文学性的历史背景的解析和细节的描绘,做到忠实历史、还原历史、解读历史。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文坛上却充斥着大量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胡编滥造、胡言乱语的所谓“纪实文学”,有的还一度成为流行的畅销货。以关于丁玲的个人生平事迹的论著来说,就有种种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似是而非地“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在媒体时时出现。例如,广泛传播的什么丁玲在延安是“暴露黑暗派”,什么“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什么“不解的恩怨和谜团”,以及丁玲“溺水的故事”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出现,甚至闹得沸沸扬扬、煞有介事。这些歪曲事实、混淆视昕的“纪实”,以讹传讹,误导了读者对真实历史和当事人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严重混乱。
涂绍钧的《丁玲》完全与这类所谓“纪实文学作品”不同,他在书的《后记》中特别声明:“所记几乎都是真人真事,包括不少人物对话,都能找到出处。”其实,作者早在2003年出版的《走近丁玲》中,便严肃地指出:“近些年来,国内有些学者,甚至包括个别曾自诩为‘丁玲研究专家’的先生们,却在贬损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文艺家的鼓噪声中,追赶浪潮,对丁玲及其作品进行酷评,恣意歪曲,变来变去,无疑是一种学术良知的缺失。”遗憾的是,直到如今,这股“学术良知缺失”的浪潮,依然还不时喧闹、翻腾。正是怀着对包括丁玲在内的革命文艺家及其优秀传统的热爱和尊崇,他不辞辛苦、坚持不懈,以澄清历史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本真,以及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恒心,完成了这部近500页的新著。
传记采取倒叙方式,从1975年5月18日的北京秦城监狱拉开序幕。丁玲在这座铁窗中被关押五年后,终于被释放发配到山西省长治市嶂头村。途中她暗暗思忖:“为什么眼前常常是一团白雾,一团拨不开的白雾?这团白色,不能不勾起我无限的思绪,让我想起儿时我父亲死后那满屋的一片白色,想起我,那不幸的母亲,想起我漫漫七十多年的风雨人生…””于是,我们看到,丁玲从四岁父亲去世成为一个《伶仃孤女》、《少年叛逆者》,经过不断的奋斗然后如同《展翅高飞的鸟儿》、《闯荡北京》;再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成长为著名革命作家的不平凡的历程。
丁玲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十分坎坷曲折、艰难险阻的漫长岁月,可说是近一个世纪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几上几下、几起几伏。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漩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她曾经在风口浪尖、暴风骤雨中叱咤风云、冲锋陷阵,也曾遭遇到魑魅魍魉、陷于绝境;她有过光彩夺目、身居高位,名扬四海、声誉鹊起,也几度昏天黑地、祸从天降,几乎一蹶不振、永劫沉沦。
从传记的标题中,读者便可看到,丁玲的第一次大起大落,大致上是从《初登文坛》,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接着是《出版(红黑)受挫》、丈夫胡也频被捕并牺牲(《“文艺的花是带血的”》);她化悲痛为力量,参加“左联”、编辑《北斗》,《踏上新的征途》,随后遭国民党反动派绑架、监禁,《身陷囹圄》、《抗争在魍魉世界》。
丁玲的第二次起伏是经过党组织的营救,经历了千辛万苦、千难万险,风雨交加、风驰电掣,才于1936年11月抵达陕北,由“昨日文小姐”转变为《“今日武将军”》;然后再《初抵延安》、《奔赴抗日前线》,带领《西战团在西安》,主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等等作品的《窑洞岁月》,接着开始党内整风、审干、被批评、审查而带来又一次《转折》。
第三次的波折最大、时间最长,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出版并荣获斯大林文学奖(《桑干河上》、《走向世界》、《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到《风云突变》被错误地蒙冤划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到北大荒去》、《把心磨出厚厚的茧子》)。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掀起,她和陈明同时被投送北京秦城监狱,度过五年铁窗生涯,直到71岁才摆脱了牢狱生活,发配到《太行山下》。1979年1月12日,历经坎坷的丁玲终于回到了北京,《重返文坛》。
涂绍钧接触和研究过大量有关丁玲的第一手材料,多次沿着传主生前的足迹,寻访过全国许许多多地方,亲身体验着她的人生道路和心坚石穿。书中叙述的主要人物、事件和情节,在《丁玲全集》、陈明的《我说丁玲》、《我与丁玲五十年》以及《丁玲年谱长编》等等著作中,基本上都不难查对、核实、印证,真正做到了信而有证、有根有据,真实可靠、忠实史实。因此,从 总体上看,这本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可称为信史、青史、诗史、正史。
丁玲的确是“一位历尽磨难,九死不悔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从《丁玲》一书中,读者不难体味到,她走过的82个岁月,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近400万字的各类优秀的、鼓舞人心的作品;更多地还有她对旧世界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反抗和斗争,对党和人民的坚信不移、忠心耿耿,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对人类理想的不懈追求和鞠躬尽瘁,它们集聚和显现为光彩照人的丁玲精神。丁玲是一位新型女性,是巾帼精神的完美表现;丁玲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延安精神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丁玲是一位杰出的革命作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代表;丁玲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是人类理想精神的写照。纪实文学《丁玲》深层地、多方面地挖掘了丁玲精神的精髓,不愧为丁玲精神的写实画卷。
二、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纪实文学兼备纪卖性和文学性。前面已经提到,长篇纪实文学《丁玲》这本著作,是根据作者多年前撰写的电视连续剧剧本改写而成的。现在经过加工和修改,作为传记文学作品的构架和形态,仍然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电视剧的模式,因而显现出与一般的传记作品有很明显的不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它更加注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具有更多的影像因素及其组合,而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录和事件的简单罗歹0堆积。从形式上也许可以说,它是一部电视纪实文学作品,兼有纪实和电视剧的品性。或者说,《丁玲》这部传记著作,呈现出电视剧和纪实文学两种体裁的交叉和融合,是将两者嫁接的尝试。
《丁玲》书中的描写,有的来源于史料,有的源于作家本人的创作,有的根据亲朋好友的回忆,有的则为作者亲自与丁玲接触访谈的记录和对丁玲研究的成果。纪实文学作品的纪实性和文学性,是统一于一体的。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它容许进行艺术性的描绘和形象塑造。这部纪实文学另一个独特的亮点,就是描绘的生动性和鲜活性,让读者感受到的是有血有肉、情真意切的丁玲,是立体的、栩栩如生的丁玲,是可信可亲、如见其人的丁玲。或者说,这部书是丁玲一生的生活纪实、生存纪实、生命纪实、形象纪实和灵魂纪实。
首先,在《丁玲》一书中运用了大量对话,通过各种人物相互之间的交谈,既展现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又突出了他们的不同关系。当已是共产党员的冯雪峰与丁玲初次在北京会面时,年青的冰之便坦诚地向他倾诉内心的苦闷说:“面对这充满虚伪、欺诈和弱肉强食的社会,我只有愤恨,想反抗吧,又常常感到无助、孤单。”冯雪峰立即回答:“‘你笔下的那个‘梦珂’,就是一个在绝望中力图挣扎,刻意追求的新女『生嘛。如果我们的中国有更多的女性觉醒,更多的男同胞觉悟,不就有了希望么?”丁玲接着便说:“冯先生过奖了,我只是借助梦珂的形象发泄了我这几年来的苦闷。其实,寂寞中我真希望和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
这里记述的俩人初次见面的几句话,简洁而意味深长。它表达了丁玲当时所处的窘迫而又无奈的社会背景,以及内心强烈的渴望和追求;同时,又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对这位“笨拙的农村型的”共产党人的一见如故和一见钟情,为以后两人的情感纠葛和终身友谊埋下了伏笔。而从冯雪峰的答词中,可以明白他之前虽未与丁玲见过面,可早已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了解,特别是对她的处女作《梦珂》,有相当透彻的解读和深刻的评价,足以说明他是一位高水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
其次,《丁玲》中的有些描写,是依据作家的作品改写的。例如,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和审干结束后,丁玲、陈明和画家石鲁到一个贫困的、易患大骨节病的村庄深入生活和访问,创作了《三日杂记》。她以质朴的、写实的“报告文学”的形式,分别用《到麻塔去》、《老村长》、《娃娃们》、《看谁纺的好》和《五月的夜》几个小标题,生动、感人地记叙了她这次不寻常的农村三日之行。虽然访问时间很短,但在她的思想和创作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三日杂记》是丁玲调到边区文协后写的第一篇作品,可说是她最初的“新写作作风”的代表作之一。毛泽东看过这篇作品后非常高兴,表扬“丁玲能够和柳拐子病的婆姨睡一个炕,很不错。深入生活”。
《丁玲》一书中的第十六章《转折》,着重用了三节篇幅再现了这段历史,尤其对毛泽东提到的“和柳拐子婆姨睡在一块聊天”作了细致地描写。丁玲他们从延安出发步行几乎走了一天,黄昏时“转过一个山坡,传来了几声吆喝牲口的声音。一排错落的窑洞出现在他们面前。忽然,他们身旁窜出一群羊来。大羊身边,还有不少小羊羔。—位六十来岁的老汉甩着羊鞭:咩一”丁玲走上前去:“老乡,这哒是麻塔村么?茆村长在哪里?”牧羊人:“这哒就是。俺就是村长,茆克万。”这些描写与原作十分吻合。但是,接着他们在村中的活动,书中却改为通过丁玲与陈明的交谈呈现出来。第二天早上,当陈明去找丁玲时,她告诉说:晚上“和茆村长的婆姨聊得太久,我和她睡在一条炕上。唉,实在是个可怜的女人啊!她说搭帮她老汉是个好人,一生勤俭、忠厚、可是命太苦,她嫁过来没有几年就得了病。柳拐子病啊,四肢都伸不直,胳膊、手指、腿上的关节都暴了出来,就像老柳树的树节—样。整天不能下地,还坐在炕E纺线线,缝缝补补……”陈明回答说:“真要感谢主席的那个《讲话》,号召作家们深入生活,写工农兵,要不是深入下来,农村的生活我们哪里知道这么多!,,接着,陈明又对丁玲说:“现在算是真正可以轻装上阵了。你不知道,幸好那年中组部给你作了一个正式结论,不然,在抢救运动中,还不晓得有多少麻烦!”看到这里,读者不难明白,这一章的标题《转折》,含意包括了丁玲这一时期处境的方方面面,从思想、工作到创作的变化,多么丰富、复杂!
再如,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到东北丁玲和陈明所在的宝泉岭农场时,有一天丁玲突然被一伙人带走。陈明为找丁玲,便请假四处打听和奔走,一个多月三次到汤原,最终才见到丁玲并将她接回原来的住地。这段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曲折经历,经两人的共同回忆,由陈明于1979年6月写成《三访汤原》的长文。《丁玲》—书没有复叙陈明三到汤原的详细经过,而是选取丁玲在汤原时给一位值夜班的工人缝补破被套的细节,说明她和看守的工人在非常时期的浓厚情谊。通过两人的对话,交代了陈明先后三次来看望她。丁玲说:“他第一次来,给我送来衣服,可惜没见上面。昨天来,有宝泉岭的造反派李威在这里,很凶呵!我们也只说了几句话,我让他走了,免得吃眼前亏。老陈总是不放心我,其实,我在这里蛮好的。”等到丁玲离开后,“老王头望着丁玲的背影,喃喃地说:‘好人哪,为什么总要遭罪呢?’明亮的灯光下,可以看见泪光在他浑浊的眼里闪动…一”丁玲与陈明夫妻在最深重苦难的岁月中,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恩爱情恋,通过这组镜头的闪现,生动感人、原汁原味 地表露出来。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通过以上举例说明的这些片断画面,以及绘声绘色的镜头系列衔接和有机组合,读者已不难看到,不同时期与丁玲相关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事件,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他们不是简单的、原状的现实生活的照搬与罗列,而是鲜明的、生动的、具体的视觉形象,是具有文学魅力和感召力的典型。以丁玲为代表的我国革命文艺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清越而暇不自掩,洁白而物莫污”等等的高风亮节、崇高风范,出神入化、自然而然地立体凸现在读者面前。长篇纪实文学《丁玲》的个性特征和激励人心的艺术力量,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体现。
三、情真意切,乡土乡味
《丁玲》的作者涂绍钧与传主是同乡,长期生活、工作在湖南临澧,并从事丁玲研究和丁玲学会的组织工作数十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更重要的是,作者有幸与丁玲结识、相交多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便访问过重返文坛的丁玲,并撰写了访问记,赞美她是“一支乐于牺牲自己,把光明留赠人间的蜡烛!”1982年10月,丁玲和陈明回湖南临澧家乡,他全程陪同他们。在丁玲病危的日子里,又专程从湖南赶到北京,见证了她与病魔顽强博斗的情景,为她的倔强和乐观主义深深感动。丁玲去世后,有些著作急待整理出版,当时他又协助陈明工作。因此,对传主丁玲和家人的身世、经历、情感、心理和创作的了解和感受,日积月累、越来越深。这些,都是作者写作的动力和基础。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情真意切。与过去出版和发表的有关TN的生平事迹和历史传记的论著相比,它无疑地具有更多、更浓的湘土味、湘西情。
翻开《丁玲》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呈现的是上世纪初湘西风情的丁玲父亲蒋保黔的灵堂。“黑压压一大片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道士们超度亡灵的木鱼声、鼓乐声,伴着抑扬顿挫的念经声从屋内飘出。两扇漆黑的大门上贴着白色挽联。大门内前后三进堂屋及天井两旁的厢房四壁,都挂满了白绫祭幛。上堂屋是灵堂。供案上陈列着祭品和香烛,满屋香烟缭绕。长明灯后,供着灵牌,上书‘故显考蒋公保黔大人之灵位’。”在来来回回、川『流不息的奔丧的人群中,四岁的冰之穿着孝服孝鞋,头上扎着白色的绢花,依偎在泪流满面的母亲怀抱里。这一幕幕空镜头和儿时场景,就是终身铭刻在丁玲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家乡最深刻的白色印记。
美籍华人丁淑芳在她的《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一书中写道:“对丁玲与其母亲来说,家与国之间并没有利害关系的冲突。救国思想已被五四运动唤醒,而日本侵略进一步激起情感波澜。因此在家与国之间相对容易变换为母——女/国——民互相依存和为更大的利益自我牺牲这两种思想。曼贞热情爱国比女儿先行一步。因此丁玲以后献身于国家也同样可以被看做是在完成母亲的愿望。”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年纪轻轻时就守寡,在困境中自强自立,三十多岁还去长沙女师读书,后来因生计窘迫只好中断学业,到桃源县立女校谋了一个职务。不久,又回常德创办公立育德女校、任常德妇女检德会评议部部长,自办常德平民工读女校任校长。后来又聘为临澧县女校校长,常德检德会文艺女校校长,为当地妇女界做了大量工作。湖南“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不再让她出来做事,兵荒马乱中,全靠丁玲寄去的一点稿费和朋友接济糊口。从丈夫去世丁玲成为“伶仃孤女”,到“风云突变”前的1953年5月4日余曼贞在北京病逝,她与儿女一起分担和经受着各种各样的风云变幻、酸甜苦辣。她照料、教育、陪伴女儿度过半个多世纪;每当丁玲遭遇最困难的时刻,总是母亲相随、相伴、相慰在身边。母女两代人的接力棒传递下来,丁玲继承的是包括母亲在内的老一辈先进女性的优秀传统。书中通过向警予之口对丁玲说:“你妈妈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是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人,你父亲死后,她非常困苦。只是为条件所限,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从书中可以看到,这位优秀的常德先进女性,不仅是丁玲家中的“管理员”,同时还是全家人“最贴心的朋友”、“生命的支柱”。
沈从文与丁玲这一对著名的湘西乡亲作家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坛热烈议论不休的话题。涂绍钧曾经针对某些人诬陷丁玲的“大被同眠”、“世态炎凉,不念旧情”等等,依据大量史实写过长篇文章辩驳,使许许多多的读者感到“颇快人心”,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丁玲》传记中,他再次实事求是、严格按照历史真相,刻画了这两位湘西作家几十年间的交往、交谊、交流和交情。从在北京与胡也频一道,前往银闸胡同通丰公寓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的三人会见,沈从文说:“我们是一条沅水边上的,那沅水呀,好清亮啊”;到1929年共同筹办《红黑》月刊和《红黑丛书》,以及《人间》杂志;再至0胡也频被捕、遇难,沈从文陪同丁玲回常德;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身陷囹圄,沈从文到南京看望,劝说她“到教育部找一份差事”;相隔10余年新中国成立后,丁玲从沈阳来北京,听说沈从文自杀,专程前去看望;随后又与陈明、何其芳一道,驱车前往沈从文家中,希望他“振作起来,继续从事创作。抛掉自己的过去越快越多越好!”直到最后《重返文坛》,在友谊宾馆餐厅中,与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偶遇和相互关照;这时丁玲尚未完全平反,党籍仍没有恢复。涂绍钧以一个湘西评论家的特殊身份,描写了这两位同是湘西的著名作家几十年来的相互分离和关切。数十年的人间沧桑、生离死别,在淡入淡出、渐显渐隐,溶出溶入、化出化人的画面中复现。总的说来,作者实话实说、实实在在,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合情合理,“持之有故,言之有理”。
书中还有不少人物、事件、情节、对话,也或多或少带有湘西的乡俗、乡情、乡音。例如,上面举例的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刊物,沈从文便说这刊名便是:“红黑,在常德、湘西一带就是反正、横竖的意思。不错,是个土得有特点的方言。”又如,丁玲的母亲在北京家中缝补衣服,感触地对女儿说:“家乡有句老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夹袄补补还能穿。”书中如数家珍,还提到常德丝弦《孟姜女寻夫》,以及传唱的儿歌:“金打铁,银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的耳朵剪个缺…一”和“三十晚上月亮大,有人地里偷黄瓜。瞎子看见的,聋子听见的,哑巴一声喊,跛子跟着赶……”都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作者特意描绘的常德笔架城、孤峰塔、招屈亭、文庙、丝瓜井,以及江边吊脚楼的风景名胜、景观景点,引人人胜、韵味无穷,往往让读者眼花缭乱、心驰神往。丁玲说过:“我的根子不是扎在小小的故土,而是扎在祖国的大地。但现在却因为这块可爱的故土,使我有了一种新的温情,这大概就是所谓故乡情了吧。”丁玲属于湘西的故乡、故土,更属于炎黄子孙的广袤大地,还属于新世纪全球化的全世界!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在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学史中,丁玲都堪称一位少见的传奇女性。她几度大红大紫、大起大落,遭受了不同的难以置信的磨难和痛苦。可她的顽强,她的坚定,她的信念,使她不仅没有屈服、没有气馁、没有畏缩、没有倒退,反而更加奋发、更加坚韧、更加辉煌、更加光彩照人。丁玲的历史是一部奋斗史、荣辱史、艰辛史;她的一生言行和留存下的各类脍炙人口的著作,凝聚和形成了宝贵的丁玲精神。这种精神是巾帼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延安精神的突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精神夺目的象征,是人类理想精神的现实写照。“纤笔一支谁与似”?涂绍钧的纪实文学传记《丁玲》,展示了丁玲光彩照人、高风亮节的感人事迹,不能不使广大读者为这位中华优秀儿女、巾帼英雄的铁中铮铮、庸中佼佼所感动和敬佩。读完这部记实文学作品,我们再一次为丁玲精神的伟大所感动。丁玲精神的魅力和感召力,永远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以下简称《丁玲》)原为作者在纪念丁玲诞辰100周年前夕,应约撰写的一部39集的电视连续剧剧本,后因经费不能到位等原因,未能启动和正式开始拍摄。不久前,作者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地从头至尾进行了补充、改写,以“纪实文学”的形式,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9年初出版。全书除《引子》和《后记》共24章36万字。我有幸将全书仔细读完,深深感到这是一部独具一格、独出心裁的丁玲传记著作;它形象地展现了丁玲献身革命、献身文学事业的光辉人生,对“丁玲精神”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完整的阐释,是“丁玲精神”真实的、生动的影像。与我已读过的一些已出版的丁玲传记不同,《丁玲》一书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一、信而有证,有依有据
作者将这部传记定位为“纪实文学”,想必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目前,关于‘纪实文学”的界定,还没有—致的看法。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首要的是一个“实”字,“真实性”是传记文艺作品的灵魂和生命。也就是说,它属于所谓‘‘非虚构性文学作品”范围,真实可靠性成为读者最关注的焦点;违背实际的“非真实”凭空编造,绝对不是纪实文学的品格和本质。当然,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却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合理虚构的成分,只不过对文学想象有相当严格的、科学的限制。
一般说来,传记纪实文学与其它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描写的核心内容,应当是现实或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不能凭空杜撰、虚构和捏造。作者对历史人物及其生平事迹的叙说和解读,都必须依据确切的、已有的真人真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和范围内,才容许以个人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方式,进行文学性的历史背景的解析和细节的描绘,做到忠实历史、还原历史、解读历史。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文坛上却充斥着大量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胡编滥造、胡言乱语的所谓“纪实文学”,有的还一度成为流行的畅销货。以关于丁玲的个人生平事迹的论著来说,就有种种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似是而非地“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在媒体时时出现。例如,广泛传播的什么丁玲在延安是“暴露黑暗派”,什么“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什么“不解的恩怨和谜团”,以及丁玲“溺水的故事”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出现,甚至闹得沸沸扬扬、煞有介事。这些歪曲事实、混淆视昕的“纪实”,以讹传讹,误导了读者对真实历史和当事人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严重混乱。
涂绍钧的《丁玲》完全与这类所谓“纪实文学作品”不同,他在书的《后记》中特别声明:“所记几乎都是真人真事,包括不少人物对话,都能找到出处。”其实,作者早在2003年出版的《走近丁玲》中,便严肃地指出:“近些年来,国内有些学者,甚至包括个别曾自诩为‘丁玲研究专家’的先生们,却在贬损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文艺家的鼓噪声中,追赶浪潮,对丁玲及其作品进行酷评,恣意歪曲,变来变去,无疑是一种学术良知的缺失。”遗憾的是,直到如今,这股“学术良知缺失”的浪潮,依然还不时喧闹、翻腾。正是怀着对包括丁玲在内的革命文艺家及其优秀传统的热爱和尊崇,他不辞辛苦、坚持不懈,以澄清历史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本真,以及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恒心,完成了这部近500页的新著。
传记采取倒叙方式,从1975年5月18日的北京秦城监狱拉开序幕。丁玲在这座铁窗中被关押五年后,终于被释放发配到山西省长治市嶂头村。途中她暗暗思忖:“为什么眼前常常是一团白雾,一团拨不开的白雾?这团白色,不能不勾起我无限的思绪,让我想起儿时我父亲死后那满屋的一片白色,想起我,那不幸的母亲,想起我漫漫七十多年的风雨人生…””于是,我们看到,丁玲从四岁父亲去世成为一个《伶仃孤女》、《少年叛逆者》,经过不断的奋斗然后如同《展翅高飞的鸟儿》、《闯荡北京》;再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成长为著名革命作家的不平凡的历程。
丁玲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十分坎坷曲折、艰难险阻的漫长岁月,可说是近一个世纪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几上几下、几起几伏。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漩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她曾经在风口浪尖、暴风骤雨中叱咤风云、冲锋陷阵,也曾遭遇到魑魅魍魉、陷于绝境;她有过光彩夺目、身居高位,名扬四海、声誉鹊起,也几度昏天黑地、祸从天降,几乎一蹶不振、永劫沉沦。
从传记的标题中,读者便可看到,丁玲的第一次大起大落,大致上是从《初登文坛》,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接着是《出版(红黑)受挫》、丈夫胡也频被捕并牺牲(《“文艺的花是带血的”》);她化悲痛为力量,参加“左联”、编辑《北斗》,《踏上新的征途》,随后遭国民党反动派绑架、监禁,《身陷囹圄》、《抗争在魍魉世界》。
丁玲的第二次起伏是经过党组织的营救,经历了千辛万苦、千难万险,风雨交加、风驰电掣,才于1936年11月抵达陕北,由“昨日文小姐”转变为《“今日武将军”》;然后再《初抵延安》、《奔赴抗日前线》,带领《西战团在西安》,主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等等作品的《窑洞岁月》,接着开始党内整风、审干、被批评、审查而带来又一次《转折》。
第三次的波折最大、时间最长,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出版并荣获斯大林文学奖(《桑干河上》、《走向世界》、《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到《风云突变》被错误地蒙冤划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到北大荒去》、《把心磨出厚厚的茧子》)。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掀起,她和陈明同时被投送北京秦城监狱,度过五年铁窗生涯,直到71岁才摆脱了牢狱生活,发配到《太行山下》。1979年1月12日,历经坎坷的丁玲终于回到了北京,《重返文坛》。
涂绍钧接触和研究过大量有关丁玲的第一手材料,多次沿着传主生前的足迹,寻访过全国许许多多地方,亲身体验着她的人生道路和心坚石穿。书中叙述的主要人物、事件和情节,在《丁玲全集》、陈明的《我说丁玲》、《我与丁玲五十年》以及《丁玲年谱长编》等等著作中,基本上都不难查对、核实、印证,真正做到了信而有证、有根有据,真实可靠、忠实史实。因此,从 总体上看,这本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可称为信史、青史、诗史、正史。
丁玲的确是“一位历尽磨难,九死不悔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从《丁玲》一书中,读者不难体味到,她走过的82个岁月,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近400万字的各类优秀的、鼓舞人心的作品;更多地还有她对旧世界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反抗和斗争,对党和人民的坚信不移、忠心耿耿,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对人类理想的不懈追求和鞠躬尽瘁,它们集聚和显现为光彩照人的丁玲精神。丁玲是一位新型女性,是巾帼精神的完美表现;丁玲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延安精神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丁玲是一位杰出的革命作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代表;丁玲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是人类理想精神的写照。纪实文学《丁玲》深层地、多方面地挖掘了丁玲精神的精髓,不愧为丁玲精神的写实画卷。
二、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纪实文学兼备纪卖性和文学性。前面已经提到,长篇纪实文学《丁玲》这本著作,是根据作者多年前撰写的电视连续剧剧本改写而成的。现在经过加工和修改,作为传记文学作品的构架和形态,仍然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电视剧的模式,因而显现出与一般的传记作品有很明显的不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它更加注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具有更多的影像因素及其组合,而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录和事件的简单罗歹0堆积。从形式上也许可以说,它是一部电视纪实文学作品,兼有纪实和电视剧的品性。或者说,《丁玲》这部传记著作,呈现出电视剧和纪实文学两种体裁的交叉和融合,是将两者嫁接的尝试。
《丁玲》书中的描写,有的来源于史料,有的源于作家本人的创作,有的根据亲朋好友的回忆,有的则为作者亲自与丁玲接触访谈的记录和对丁玲研究的成果。纪实文学作品的纪实性和文学性,是统一于一体的。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它容许进行艺术性的描绘和形象塑造。这部纪实文学另一个独特的亮点,就是描绘的生动性和鲜活性,让读者感受到的是有血有肉、情真意切的丁玲,是立体的、栩栩如生的丁玲,是可信可亲、如见其人的丁玲。或者说,这部书是丁玲一生的生活纪实、生存纪实、生命纪实、形象纪实和灵魂纪实。
首先,在《丁玲》一书中运用了大量对话,通过各种人物相互之间的交谈,既展现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又突出了他们的不同关系。当已是共产党员的冯雪峰与丁玲初次在北京会面时,年青的冰之便坦诚地向他倾诉内心的苦闷说:“面对这充满虚伪、欺诈和弱肉强食的社会,我只有愤恨,想反抗吧,又常常感到无助、孤单。”冯雪峰立即回答:“‘你笔下的那个‘梦珂’,就是一个在绝望中力图挣扎,刻意追求的新女『生嘛。如果我们的中国有更多的女性觉醒,更多的男同胞觉悟,不就有了希望么?”丁玲接着便说:“冯先生过奖了,我只是借助梦珂的形象发泄了我这几年来的苦闷。其实,寂寞中我真希望和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
这里记述的俩人初次见面的几句话,简洁而意味深长。它表达了丁玲当时所处的窘迫而又无奈的社会背景,以及内心强烈的渴望和追求;同时,又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对这位“笨拙的农村型的”共产党人的一见如故和一见钟情,为以后两人的情感纠葛和终身友谊埋下了伏笔。而从冯雪峰的答词中,可以明白他之前虽未与丁玲见过面,可早已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了解,特别是对她的处女作《梦珂》,有相当透彻的解读和深刻的评价,足以说明他是一位高水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
其次,《丁玲》中的有些描写,是依据作家的作品改写的。例如,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和审干结束后,丁玲、陈明和画家石鲁到一个贫困的、易患大骨节病的村庄深入生活和访问,创作了《三日杂记》。她以质朴的、写实的“报告文学”的形式,分别用《到麻塔去》、《老村长》、《娃娃们》、《看谁纺的好》和《五月的夜》几个小标题,生动、感人地记叙了她这次不寻常的农村三日之行。虽然访问时间很短,但在她的思想和创作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三日杂记》是丁玲调到边区文协后写的第一篇作品,可说是她最初的“新写作作风”的代表作之一。毛泽东看过这篇作品后非常高兴,表扬“丁玲能够和柳拐子病的婆姨睡一个炕,很不错。深入生活”。
《丁玲》一书中的第十六章《转折》,着重用了三节篇幅再现了这段历史,尤其对毛泽东提到的“和柳拐子婆姨睡在一块聊天”作了细致地描写。丁玲他们从延安出发步行几乎走了一天,黄昏时“转过一个山坡,传来了几声吆喝牲口的声音。一排错落的窑洞出现在他们面前。忽然,他们身旁窜出一群羊来。大羊身边,还有不少小羊羔。—位六十来岁的老汉甩着羊鞭:咩一”丁玲走上前去:“老乡,这哒是麻塔村么?茆村长在哪里?”牧羊人:“这哒就是。俺就是村长,茆克万。”这些描写与原作十分吻合。但是,接着他们在村中的活动,书中却改为通过丁玲与陈明的交谈呈现出来。第二天早上,当陈明去找丁玲时,她告诉说:晚上“和茆村长的婆姨聊得太久,我和她睡在一条炕上。唉,实在是个可怜的女人啊!她说搭帮她老汉是个好人,一生勤俭、忠厚、可是命太苦,她嫁过来没有几年就得了病。柳拐子病啊,四肢都伸不直,胳膊、手指、腿上的关节都暴了出来,就像老柳树的树节—样。整天不能下地,还坐在炕E纺线线,缝缝补补……”陈明回答说:“真要感谢主席的那个《讲话》,号召作家们深入生活,写工农兵,要不是深入下来,农村的生活我们哪里知道这么多!,,接着,陈明又对丁玲说:“现在算是真正可以轻装上阵了。你不知道,幸好那年中组部给你作了一个正式结论,不然,在抢救运动中,还不晓得有多少麻烦!”看到这里,读者不难明白,这一章的标题《转折》,含意包括了丁玲这一时期处境的方方面面,从思想、工作到创作的变化,多么丰富、复杂!
再如,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到东北丁玲和陈明所在的宝泉岭农场时,有一天丁玲突然被一伙人带走。陈明为找丁玲,便请假四处打听和奔走,一个多月三次到汤原,最终才见到丁玲并将她接回原来的住地。这段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曲折经历,经两人的共同回忆,由陈明于1979年6月写成《三访汤原》的长文。《丁玲》—书没有复叙陈明三到汤原的详细经过,而是选取丁玲在汤原时给一位值夜班的工人缝补破被套的细节,说明她和看守的工人在非常时期的浓厚情谊。通过两人的对话,交代了陈明先后三次来看望她。丁玲说:“他第一次来,给我送来衣服,可惜没见上面。昨天来,有宝泉岭的造反派李威在这里,很凶呵!我们也只说了几句话,我让他走了,免得吃眼前亏。老陈总是不放心我,其实,我在这里蛮好的。”等到丁玲离开后,“老王头望着丁玲的背影,喃喃地说:‘好人哪,为什么总要遭罪呢?’明亮的灯光下,可以看见泪光在他浑浊的眼里闪动…一”丁玲与陈明夫妻在最深重苦难的岁月中,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恩爱情恋,通过这组镜头的闪现,生动感人、原汁原味 地表露出来。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通过以上举例说明的这些片断画面,以及绘声绘色的镜头系列衔接和有机组合,读者已不难看到,不同时期与丁玲相关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事件,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他们不是简单的、原状的现实生活的照搬与罗列,而是鲜明的、生动的、具体的视觉形象,是具有文学魅力和感召力的典型。以丁玲为代表的我国革命文艺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清越而暇不自掩,洁白而物莫污”等等的高风亮节、崇高风范,出神入化、自然而然地立体凸现在读者面前。长篇纪实文学《丁玲》的个性特征和激励人心的艺术力量,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体现。
三、情真意切,乡土乡味
《丁玲》的作者涂绍钧与传主是同乡,长期生活、工作在湖南临澧,并从事丁玲研究和丁玲学会的组织工作数十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更重要的是,作者有幸与丁玲结识、相交多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便访问过重返文坛的丁玲,并撰写了访问记,赞美她是“一支乐于牺牲自己,把光明留赠人间的蜡烛!”1982年10月,丁玲和陈明回湖南临澧家乡,他全程陪同他们。在丁玲病危的日子里,又专程从湖南赶到北京,见证了她与病魔顽强博斗的情景,为她的倔强和乐观主义深深感动。丁玲去世后,有些著作急待整理出版,当时他又协助陈明工作。因此,对传主丁玲和家人的身世、经历、情感、心理和创作的了解和感受,日积月累、越来越深。这些,都是作者写作的动力和基础。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情真意切。与过去出版和发表的有关TN的生平事迹和历史传记的论著相比,它无疑地具有更多、更浓的湘土味、湘西情。
翻开《丁玲》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呈现的是上世纪初湘西风情的丁玲父亲蒋保黔的灵堂。“黑压压一大片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道士们超度亡灵的木鱼声、鼓乐声,伴着抑扬顿挫的念经声从屋内飘出。两扇漆黑的大门上贴着白色挽联。大门内前后三进堂屋及天井两旁的厢房四壁,都挂满了白绫祭幛。上堂屋是灵堂。供案上陈列着祭品和香烛,满屋香烟缭绕。长明灯后,供着灵牌,上书‘故显考蒋公保黔大人之灵位’。”在来来回回、川『流不息的奔丧的人群中,四岁的冰之穿着孝服孝鞋,头上扎着白色的绢花,依偎在泪流满面的母亲怀抱里。这一幕幕空镜头和儿时场景,就是终身铭刻在丁玲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家乡最深刻的白色印记。
美籍华人丁淑芳在她的《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一书中写道:“对丁玲与其母亲来说,家与国之间并没有利害关系的冲突。救国思想已被五四运动唤醒,而日本侵略进一步激起情感波澜。因此在家与国之间相对容易变换为母——女/国——民互相依存和为更大的利益自我牺牲这两种思想。曼贞热情爱国比女儿先行一步。因此丁玲以后献身于国家也同样可以被看做是在完成母亲的愿望。”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年纪轻轻时就守寡,在困境中自强自立,三十多岁还去长沙女师读书,后来因生计窘迫只好中断学业,到桃源县立女校谋了一个职务。不久,又回常德创办公立育德女校、任常德妇女检德会评议部部长,自办常德平民工读女校任校长。后来又聘为临澧县女校校长,常德检德会文艺女校校长,为当地妇女界做了大量工作。湖南“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不再让她出来做事,兵荒马乱中,全靠丁玲寄去的一点稿费和朋友接济糊口。从丈夫去世丁玲成为“伶仃孤女”,到“风云突变”前的1953年5月4日余曼贞在北京病逝,她与儿女一起分担和经受着各种各样的风云变幻、酸甜苦辣。她照料、教育、陪伴女儿度过半个多世纪;每当丁玲遭遇最困难的时刻,总是母亲相随、相伴、相慰在身边。母女两代人的接力棒传递下来,丁玲继承的是包括母亲在内的老一辈先进女性的优秀传统。书中通过向警予之口对丁玲说:“你妈妈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是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人,你父亲死后,她非常困苦。只是为条件所限,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从书中可以看到,这位优秀的常德先进女性,不仅是丁玲家中的“管理员”,同时还是全家人“最贴心的朋友”、“生命的支柱”。
沈从文与丁玲这一对著名的湘西乡亲作家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坛热烈议论不休的话题。涂绍钧曾经针对某些人诬陷丁玲的“大被同眠”、“世态炎凉,不念旧情”等等,依据大量史实写过长篇文章辩驳,使许许多多的读者感到“颇快人心”,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丁玲》传记中,他再次实事求是、严格按照历史真相,刻画了这两位湘西作家几十年间的交往、交谊、交流和交情。从在北京与胡也频一道,前往银闸胡同通丰公寓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的三人会见,沈从文说:“我们是一条沅水边上的,那沅水呀,好清亮啊”;到1929年共同筹办《红黑》月刊和《红黑丛书》,以及《人间》杂志;再至0胡也频被捕、遇难,沈从文陪同丁玲回常德;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身陷囹圄,沈从文到南京看望,劝说她“到教育部找一份差事”;相隔10余年新中国成立后,丁玲从沈阳来北京,听说沈从文自杀,专程前去看望;随后又与陈明、何其芳一道,驱车前往沈从文家中,希望他“振作起来,继续从事创作。抛掉自己的过去越快越多越好!”直到最后《重返文坛》,在友谊宾馆餐厅中,与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偶遇和相互关照;这时丁玲尚未完全平反,党籍仍没有恢复。涂绍钧以一个湘西评论家的特殊身份,描写了这两位同是湘西的著名作家几十年来的相互分离和关切。数十年的人间沧桑、生离死别,在淡入淡出、渐显渐隐,溶出溶入、化出化人的画面中复现。总的说来,作者实话实说、实实在在,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合情合理,“持之有故,言之有理”。
书中还有不少人物、事件、情节、对话,也或多或少带有湘西的乡俗、乡情、乡音。例如,上面举例的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刊物,沈从文便说这刊名便是:“红黑,在常德、湘西一带就是反正、横竖的意思。不错,是个土得有特点的方言。”又如,丁玲的母亲在北京家中缝补衣服,感触地对女儿说:“家乡有句老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夹袄补补还能穿。”书中如数家珍,还提到常德丝弦《孟姜女寻夫》,以及传唱的儿歌:“金打铁,银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的耳朵剪个缺…一”和“三十晚上月亮大,有人地里偷黄瓜。瞎子看见的,聋子听见的,哑巴一声喊,跛子跟着赶……”都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作者特意描绘的常德笔架城、孤峰塔、招屈亭、文庙、丝瓜井,以及江边吊脚楼的风景名胜、景观景点,引人人胜、韵味无穷,往往让读者眼花缭乱、心驰神往。丁玲说过:“我的根子不是扎在小小的故土,而是扎在祖国的大地。但现在却因为这块可爱的故土,使我有了一种新的温情,这大概就是所谓故乡情了吧。”丁玲属于湘西的故乡、故土,更属于炎黄子孙的广袤大地,还属于新世纪全球化的全世界!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在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学史中,丁玲都堪称一位少见的传奇女性。她几度大红大紫、大起大落,遭受了不同的难以置信的磨难和痛苦。可她的顽强,她的坚定,她的信念,使她不仅没有屈服、没有气馁、没有畏缩、没有倒退,反而更加奋发、更加坚韧、更加辉煌、更加光彩照人。丁玲的历史是一部奋斗史、荣辱史、艰辛史;她的一生言行和留存下的各类脍炙人口的著作,凝聚和形成了宝贵的丁玲精神。这种精神是巾帼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延安精神的突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精神夺目的象征,是人类理想精神的现实写照。“纤笔一支谁与似”?涂绍钧的纪实文学传记《丁玲》,展示了丁玲光彩照人、高风亮节的感人事迹,不能不使广大读者为这位中华优秀儿女、巾帼英雄的铁中铮铮、庸中佼佼所感动和敬佩。读完这部记实文学作品,我们再一次为丁玲精神的伟大所感动。丁玲精神的魅力和感召力,永远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