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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绍钧同志是我的本家，我们相识、相交已有十余年。他是中国丁玲研究会、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馆员，很早就从事丁玲研究工作。在我与陈明老的接触过程中，他便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绍钧自学成才，很不容易；在学会的日常工作中，更是一位难得的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他用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精神，赢得了广大会员的信任和尊敬。同时，在从事研究丁玲的学术工作中，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以下简称《丁玲》)原为作者在纪念丁玲诞辰100周年前夕，应约撰写的一部39集的电视连续剧剧本，后因经费不能到位等原因，未能启动和正式开始拍摄。不久前，作者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地从头至尾进行了补充、改写，以“纪实文学”的形式，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9年初出版。全书除《引子》和《后记》共24章36万字。我有幸将全书仔细读完，深深感到这是一部独具一格、独出心裁的丁玲传记著作；它形象地展现了丁玲献身革命、献身文学事业的光辉人生，对“丁玲精神”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完整的阐释，是“丁玲精神”真实的、生动的影像。与我已读过的一些已出版的丁玲传记不同，《丁玲》一书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一、信而有证，有依有据
作者将这部传记定位为“纪实文学”，想必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目前，关于‘纪实文学”的界定，还没有—致的看法。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首要的是一个“实”字，“真实性”是传记文艺作品的灵魂和生命。也就是说，它属于所谓‘‘非虚构性文学作品”范围，真实可靠性成为读者最关注的焦点；违背实际的“非真实”凭空编造，绝对不是纪实文学的品格和本质。当然，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却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合理虚构的成分，只不过对文学想象有相当严格的、科学的限制。
一般说来，传记纪实文学与其它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描写的核心内容，应当是现实或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不能凭空杜撰、虚构和捏造。作者对历史人物及其生平事迹的叙说和解读，都必须依据确切的、已有的真人真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和范围内，才容许以个人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方式，进行文学性的历史背景的解析和细节的描绘，做到忠实历史、还原历史、解读历史。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文坛上却充斥着大量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胡编滥造、胡言乱语的所谓“纪实文学”，有的还一度成为流行的畅销货。以关于丁玲的个人生平事迹的论著来说，就有种种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似是而非地“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在媒体时时出现。例如，广泛传播的什么丁玲在延安是“暴露黑暗派”，什么“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什么“不解的恩怨和谜团”，以及丁玲“溺水的故事”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出现，甚至闹得沸沸扬扬、煞有介事。这些歪曲事实、混淆视昕的“纪实”，以讹传讹，误导了读者对真实历史和当事人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严重混乱。
涂绍钧的《丁玲》完全与这类所谓“纪实文学作品”不同，他在书的《后记》中特别声明：“所记几乎都是真人真事，包括不少人物对话，都能找到出处。”其实，作者早在2003年出版的《走近丁玲》中，便严肃地指出：“近些年来，国内有些学者，甚至包括个别曾自诩为‘丁玲研究专家’的先生们，却在贬损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文艺家的鼓噪声中，追赶浪潮，对丁玲及其作品进行酷评，恣意歪曲，变来变去，无疑是一种学术良知的缺失。”遗憾的是，直到如今，这股“学术良知缺失”的浪潮，依然还不时喧闹、翻腾。正是怀着对包括丁玲在内的革命文艺家及其优秀传统的热爱和尊崇，他不辞辛苦、坚持不懈，以澄清历史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本真，以及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恒心，完成了这部近500页的新著。
传记采取倒叙方式，从1975年5月18日的北京秦城监狱拉开序幕。丁玲在这座铁窗中被关押五年后，终于被释放发配到山西省长治市嶂头村。途中她暗暗思忖：“为什么眼前常常是一团白雾，一团拨不开的白雾?这团白色，不能不勾起我无限的思绪，让我想起儿时我父亲死后那满屋的一片白色，想起我，那不幸的母亲，想起我漫漫七十多年的风雨人生…””于是，我们看到，丁玲从四岁父亲去世成为一个《伶仃孤女》、《少年叛逆者》，经过不断的奋斗然后如同《展翅高飞的鸟儿》、《闯荡北京》；再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成长为著名革命作家的不平凡的历程。
丁玲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十分坎坷曲折、艰难险阻的漫长岁月，可说是近一个世纪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几上几下、几起几伏。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漩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她曾经在风口浪尖、暴风骤雨中叱咤风云、冲锋陷阵，也曾遭遇到魑魅魍魉、陷于绝境；她有过光彩夺目、身居高位，名扬四海、声誉鹊起，也几度昏天黑地、祸从天降，几乎一蹶不振、永劫沉沦。
从传记的标题中，读者便可看到，丁玲的第一次大起大落，大致上是从《初登文坛》，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接着是《出版(红黑)受挫》、丈夫胡也频被捕并牺牲(《“文艺的花是带血的”》)；她化悲痛为力量，参加“左联”、编辑《北斗》，《踏上新的征途》，随后遭国民党反动派绑架、监禁，《身陷囹圄》、《抗争在魍魉世界》。
丁玲的第二次起伏是经过党组织的营救，经历了千辛万苦、千难万险，风雨交加、风驰电掣，才于1936年11月抵达陕北，由“昨日文小姐”转变为《“今日武将军”》；然后再《初抵延安》、《奔赴抗日前线》，带领《西战团在西安》，主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等等作品的《窑洞岁月》，接着开始党内整风、审干、被批评、审查而带来又一次《转折》。
第三次的波折最大、时间最长，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出版并荣获斯大林文学奖(《桑干河上》、《走向世界》、《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到《风云突变》被错误地蒙冤划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到北大荒去》、《把心磨出厚厚的茧子》)。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掀起，她和陈明同时被投送北京秦城监狱，度过五年铁窗生涯，直到71岁才摆脱了牢狱生活，发配到《太行山下》。1979年1月12日，历经坎坷的丁玲终于回到了北京，《重返文坛》。
涂绍钧接触和研究过大量有关丁玲的第一手材料，多次沿着传主生前的足迹，寻访过全国许许多多地方，亲身体验着她的人生道路和心坚石穿。书中叙述的主要人物、事件和情节，在《丁玲全集》、陈明的《我说丁玲》、《我与丁玲五十年》以及《丁玲年谱长编》等等著作中，基本上都不难查对、核实、印证，真正做到了信而有证、有根有据，真实可靠、忠实史实。因此，从 总体上看，这本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可称为信史、青史、诗史、正史。
丁玲的确是“一位历尽磨难，九死不悔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从《丁玲》一书中，读者不难体味到，她走过的82个岁月，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近400万字的各类优秀的、鼓舞人心的作品；更多地还有她对旧世界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反抗和斗争，对党和人民的坚信不移、忠心耿耿，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对人类理想的不懈追求和鞠躬尽瘁，它们集聚和显现为光彩照人的丁玲精神。丁玲是一位新型女性，是巾帼精神的完美表现；丁玲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延安精神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丁玲是一位杰出的革命作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代表；丁玲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是人类理想精神的写照。纪实文学《丁玲》深层地、多方面地挖掘了丁玲精神的精髓，不愧为丁玲精神的写实画卷。
二、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纪实文学兼备纪卖性和文学性。前面已经提到，长篇纪实文学《丁玲》这本著作，是根据作者多年前撰写的电视连续剧剧本改写而成的。现在经过加工和修改，作为传记文学作品的构架和形态，仍然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电视剧的模式，因而显现出与一般的传记作品有很明显的不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它更加注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具有更多的影像因素及其组合，而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录和事件的简单罗歹0堆积。从形式上也许可以说，它是一部电视纪实文学作品，兼有纪实和电视剧的品性。或者说，《丁玲》这部传记著作，呈现出电视剧和纪实文学两种体裁的交叉和融合，是将两者嫁接的尝试。
《丁玲》书中的描写，有的来源于史料，有的源于作家本人的创作，有的根据亲朋好友的回忆，有的则为作者亲自与丁玲接触访谈的记录和对丁玲研究的成果。纪实文学作品的纪实性和文学性，是统一于一体的。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它容许进行艺术性的描绘和形象塑造。这部纪实文学另一个独特的亮点，就是描绘的生动性和鲜活性，让读者感受到的是有血有肉、情真意切的丁玲，是立体的、栩栩如生的丁玲，是可信可亲、如见其人的丁玲。或者说，这部书是丁玲一生的生活纪实、生存纪实、生命纪实、形象纪实和灵魂纪实。
首先，在《丁玲》一书中运用了大量对话，通过各种人物相互之间的交谈，既展现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又突出了他们的不同关系。当已是共产党员的冯雪峰与丁玲初次在北京会面时，年青的冰之便坦诚地向他倾诉内心的苦闷说：“面对这充满虚伪、欺诈和弱肉强食的社会，我只有愤恨，想反抗吧，又常常感到无助、孤单。”冯雪峰立即回答：“‘你笔下的那个‘梦珂’，就是一个在绝望中力图挣扎，刻意追求的新女『生嘛。如果我们的中国有更多的女性觉醒，更多的男同胞觉悟，不就有了希望么?”丁玲接着便说：“冯先生过奖了，我只是借助梦珂的形象发泄了我这几年来的苦闷。其实，寂寞中我真希望和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
这里记述的俩人初次见面的几句话，简洁而意味深长。它表达了丁玲当时所处的窘迫而又无奈的社会背景，以及内心强烈的渴望和追求；同时，又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对这位“笨拙的农村型的”共产党人的一见如故和一见钟情，为以后两人的情感纠葛和终身友谊埋下了伏笔。而从冯雪峰的答词中，可以明白他之前虽未与丁玲见过面，可早已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了解，特别是对她的处女作《梦珂》，有相当透彻的解读和深刻的评价，足以说明他是一位高水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
其次，《丁玲》中的有些描写，是依据作家的作品改写的。例如，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和审干结束后，丁玲、陈明和画家石鲁到一个贫困的、易患大骨节病的村庄深入生活和访问，创作了《三日杂记》。她以质朴的、写实的“报告文学”的形式，分别用《到麻塔去》、《老村长》、《娃娃们》、《看谁纺的好》和《五月的夜》几个小标题，生动、感人地记叙了她这次不寻常的农村三日之行。虽然访问时间很短，但在她的思想和创作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三日杂记》是丁玲调到边区文协后写的第一篇作品，可说是她最初的“新写作作风”的代表作之一。毛泽东看过这篇作品后非常高兴，表扬“丁玲能够和柳拐子病的婆姨睡一个炕，很不错。深入生活”。
《丁玲》一书中的第十六章《转折》，着重用了三节篇幅再现了这段历史，尤其对毛泽东提到的“和柳拐子婆姨睡在一块聊天”作了细致地描写。丁玲他们从延安出发步行几乎走了一天，黄昏时“转过一个山坡，传来了几声吆喝牲口的声音。一排错落的窑洞出现在他们面前。忽然，他们身旁窜出一群羊来。大羊身边，还有不少小羊羔。—位六十来岁的老汉甩着羊鞭：咩一”丁玲走上前去：“老乡，这哒是麻塔村么?茆村长在哪里?”牧羊人：“这哒就是。俺就是村长，茆克万。”这些描写与原作十分吻合。但是，接着他们在村中的活动，书中却改为通过丁玲与陈明的交谈呈现出来。第二天早上，当陈明去找丁玲时，她告诉说：晚上“和茆村长的婆姨聊得太久，我和她睡在一条炕上。唉，实在是个可怜的女人啊!她说搭帮她老汉是个好人，一生勤俭、忠厚、可是命太苦，她嫁过来没有几年就得了病。柳拐子病啊，四肢都伸不直，胳膊、手指、腿上的关节都暴了出来，就像老柳树的树节—样。整天不能下地，还坐在炕E纺线线，缝缝补补……”陈明回答说：“真要感谢主席的那个《讲话》，号召作家们深入生活，写工农兵，要不是深入下来，农村的生活我们哪里知道这么多!，，接着，陈明又对丁玲说：“现在算是真正可以轻装上阵了。你不知道，幸好那年中组部给你作了一个正式结论，不然，在抢救运动中，还不晓得有多少麻烦!”看到这里，读者不难明白，这一章的标题《转折》，含意包括了丁玲这一时期处境的方方面面，从思想、工作到创作的变化，多么丰富、复杂!
再如，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到东北丁玲和陈明所在的宝泉岭农场时，有一天丁玲突然被一伙人带走。陈明为找丁玲，便请假四处打听和奔走，一个多月三次到汤原，最终才见到丁玲并将她接回原来的住地。这段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曲折经历，经两人的共同回忆，由陈明于1979年6月写成《三访汤原》的长文。《丁玲》—书没有复叙陈明三到汤原的详细经过，而是选取丁玲在汤原时给一位值夜班的工人缝补破被套的细节，说明她和看守的工人在非常时期的浓厚情谊。通过两人的对话，交代了陈明先后三次来看望她。丁玲说：“他第一次来，给我送来衣服，可惜没见上面。昨天来，有宝泉岭的造反派李威在这里，很凶呵!我们也只说了几句话，我让他走了，免得吃眼前亏。老陈总是不放心我，其实，我在这里蛮好的。”等到丁玲离开后，“老王头望着丁玲的背影，喃喃地说：‘好人哪，为什么总要遭罪呢?’明亮的灯光下，可以看见泪光在他浑浊的眼里闪动…一”丁玲与陈明夫妻在最深重苦难的岁月中，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恩爱情恋，通过这组镜头的闪现，生动感人、原汁原味 地表露出来。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通过以上举例说明的这些片断画面，以及绘声绘色的镜头系列衔接和有机组合，读者已不难看到，不同时期与丁玲相关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事件，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他们不是简单的、原状的现实生活的照搬与罗列，而是鲜明的、生动的、具体的视觉形象，是具有文学魅力和感召力的典型。以丁玲为代表的我国革命文艺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清越而暇不自掩，洁白而物莫污”等等的高风亮节、崇高风范，出神入化、自然而然地立体凸现在读者面前。长篇纪实文学《丁玲》的个性特征和激励人心的艺术力量，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体现。
三、情真意切，乡土乡味
《丁玲》的作者涂绍钧与传主是同乡，长期生活、工作在湖南临澧，并从事丁玲研究和丁玲学会的组织工作数十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更重要的是，作者有幸与丁玲结识、相交多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便访问过重返文坛的丁玲，并撰写了访问记，赞美她是“一支乐于牺牲自己，把光明留赠人间的蜡烛!”1982年10月，丁玲和陈明回湖南临澧家乡，他全程陪同他们。在丁玲病危的日子里，又专程从湖南赶到北京，见证了她与病魔顽强博斗的情景，为她的倔强和乐观主义深深感动。丁玲去世后，有些著作急待整理出版，当时他又协助陈明工作。因此，对传主丁玲和家人的身世、经历、情感、心理和创作的了解和感受，日积月累、越来越深。这些，都是作者写作的动力和基础。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情真意切。与过去出版和发表的有关TN的生平事迹和历史传记的论著相比，它无疑地具有更多、更浓的湘土味、湘西情。
翻开《丁玲》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呈现的是上世纪初湘西风情的丁玲父亲蒋保黔的灵堂。“黑压压一大片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道士们超度亡灵的木鱼声、鼓乐声，伴着抑扬顿挫的念经声从屋内飘出。两扇漆黑的大门上贴着白色挽联。大门内前后三进堂屋及天井两旁的厢房四壁，都挂满了白绫祭幛。上堂屋是灵堂。供案上陈列着祭品和香烛，满屋香烟缭绕。长明灯后，供着灵牌，上书‘故显考蒋公保黔大人之灵位’。”在来来回回、川『流不息的奔丧的人群中，四岁的冰之穿着孝服孝鞋，头上扎着白色的绢花，依偎在泪流满面的母亲怀抱里。这一幕幕空镜头和儿时场景，就是终身铭刻在丁玲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家乡最深刻的白色印记。
美籍华人丁淑芳在她的《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一书中写道：“对丁玲与其母亲来说，家与国之间并没有利害关系的冲突。救国思想已被五四运动唤醒，而日本侵略进一步激起情感波澜。因此在家与国之间相对容易变换为母——女／国——民互相依存和为更大的利益自我牺牲这两种思想。曼贞热情爱国比女儿先行一步。因此丁玲以后献身于国家也同样可以被看做是在完成母亲的愿望。”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年纪轻轻时就守寡，在困境中自强自立，三十多岁还去长沙女师读书，后来因生计窘迫只好中断学业，到桃源县立女校谋了一个职务。不久，又回常德创办公立育德女校、任常德妇女检德会评议部部长，自办常德平民工读女校任校长。后来又聘为临澧县女校校长，常德检德会文艺女校校长，为当地妇女界做了大量工作。湖南“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不再让她出来做事，兵荒马乱中，全靠丁玲寄去的一点稿费和朋友接济糊口。从丈夫去世丁玲成为“伶仃孤女”，到“风云突变”前的1953年5月4日余曼贞在北京病逝，她与儿女一起分担和经受着各种各样的风云变幻、酸甜苦辣。她照料、教育、陪伴女儿度过半个多世纪；每当丁玲遭遇最困难的时刻，总是母亲相随、相伴、相慰在身边。母女两代人的接力棒传递下来，丁玲继承的是包括母亲在内的老一辈先进女性的优秀传统。书中通过向警予之口对丁玲说：“你妈妈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是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人，你父亲死后，她非常困苦。只是为条件所限，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从书中可以看到，这位优秀的常德先进女性，不仅是丁玲家中的“管理员”，同时还是全家人“最贴心的朋友”、“生命的支柱”。
沈从文与丁玲这一对著名的湘西乡亲作家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坛热烈议论不休的话题。涂绍钧曾经针对某些人诬陷丁玲的“大被同眠”、“世态炎凉，不念旧情”等等，依据大量史实写过长篇文章辩驳，使许许多多的读者感到“颇快人心”，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丁玲》传记中，他再次实事求是、严格按照历史真相，刻画了这两位湘西作家几十年间的交往、交谊、交流和交情。从在北京与胡也频一道，前往银闸胡同通丰公寓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的三人会见，沈从文说：“我们是一条沅水边上的，那沅水呀，好清亮啊”；到1929年共同筹办《红黑》月刊和《红黑丛书》，以及《人间》杂志；再至0胡也频被捕、遇难，沈从文陪同丁玲回常德；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身陷囹圄，沈从文到南京看望，劝说她“到教育部找一份差事”；相隔10余年新中国成立后，丁玲从沈阳来北京，听说沈从文自杀，专程前去看望；随后又与陈明、何其芳一道，驱车前往沈从文家中，希望他“振作起来，继续从事创作。抛掉自己的过去越快越多越好!”直到最后《重返文坛》，在友谊宾馆餐厅中，与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偶遇和相互关照；这时丁玲尚未完全平反，党籍仍没有恢复。涂绍钧以一个湘西评论家的特殊身份，描写了这两位同是湘西的著名作家几十年来的相互分离和关切。数十年的人间沧桑、生离死别，在淡入淡出、渐显渐隐，溶出溶入、化出化人的画面中复现。总的说来，作者实话实说、实实在在，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合情合理，“持之有故，言之有理”。
书中还有不少人物、事件、情节、对话，也或多或少带有湘西的乡俗、乡情、乡音。例如，上面举例的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刊物，沈从文便说这刊名便是：“红黑，在常德、湘西一带就是反正、横竖的意思。不错，是个土得有特点的方言。”又如，丁玲的母亲在北京家中缝补衣服，感触地对女儿说：“家乡有句老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夹袄补补还能穿。”书中如数家珍，还提到常德丝弦《孟姜女寻夫》，以及传唱的儿歌：“金打铁，银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的耳朵剪个缺…一”和“三十晚上月亮大，有人地里偷黄瓜。瞎子看见的，聋子听见的，哑巴一声喊，跛子跟着赶……”都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作者特意描绘的常德笔架城、孤峰塔、招屈亭、文庙、丝瓜井，以及江边吊脚楼的风景名胜、景观景点，引人人胜、韵味无穷，往往让读者眼花缭乱、心驰神往。丁玲说过：“我的根子不是扎在小小的故土，而是扎在祖国的大地。但现在却因为这块可爱的故土，使我有了一种新的温情，这大概就是所谓故乡情了吧。”丁玲属于湘西的故乡、故土，更属于炎黄子孙的广袤大地，还属于新世纪全球化的全世界!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在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学史中，丁玲都堪称一位少见的传奇女性。她几度大红大紫、大起大落，遭受了不同的难以置信的磨难和痛苦。可她的顽强，她的坚定，她的信念，使她不仅没有屈服、没有气馁、没有畏缩、没有倒退，反而更加奋发、更加坚韧、更加辉煌、更加光彩照人。丁玲的历史是一部奋斗史、荣辱史、艰辛史；她的一生言行和留存下的各类脍炙人口的著作，凝聚和形成了宝贵的丁玲精神。这种精神是巾帼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延安精神的突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精神夺目的象征，是人类理想精神的现实写照。“纤笔一支谁与似”?涂绍钧的纪实文学传记《丁玲》，展示了丁玲光彩照人、高风亮节的感人事迹，不能不使广大读者为这位中华优秀儿女、巾帼英雄的铁中铮铮、庸中佼佼所感动和敬佩。读完这部记实文学作品，我们再一次为丁玲精神的伟大所感动。丁玲精神的魅力和感召力，永远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以下简称《丁玲》)原为作者在纪念丁玲诞辰100周年前夕，应约撰写的一部39集的电视连续剧剧本，后因经费不能到位等原因，未能启动和正式开始拍摄。不久前，作者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地从头至尾进行了补充、改写，以“纪实文学”的形式，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9年初出版。全书除《引子》和《后记》共24章36万字。我有幸将全书仔细读完，深深感到这是一部独具一格、独出心裁的丁玲传记著作；它形象地展现了丁玲献身革命、献身文学事业的光辉人生，对“丁玲精神”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完整的阐释，是“丁玲精神”真实的、生动的影像。与我已读过的一些已出版的丁玲传记不同，《丁玲》一书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一、信而有证，有依有据
作者将这部传记定位为“纪实文学”，想必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目前，关于‘纪实文学”的界定，还没有—致的看法。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首要的是一个“实”字，“真实性”是传记文艺作品的灵魂和生命。也就是说，它属于所谓‘‘非虚构性文学作品”范围，真实可靠性成为读者最关注的焦点；违背实际的“非真实”凭空编造，绝对不是纪实文学的品格和本质。当然，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却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合理虚构的成分，只不过对文学想象有相当严格的、科学的限制。
一般说来，传记纪实文学与其它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描写的核心内容，应当是现实或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不能凭空杜撰、虚构和捏造。作者对历史人物及其生平事迹的叙说和解读，都必须依据确切的、已有的真人真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和范围内，才容许以个人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方式，进行文学性的历史背景的解析和细节的描绘，做到忠实历史、还原历史、解读历史。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文坛上却充斥着大量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胡编滥造、胡言乱语的所谓“纪实文学”，有的还一度成为流行的畅销货。以关于丁玲的个人生平事迹的论著来说，就有种种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似是而非地“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在媒体时时出现。例如，广泛传播的什么丁玲在延安是“暴露黑暗派”，什么“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什么“不解的恩怨和谜团”，以及丁玲“溺水的故事”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出现，甚至闹得沸沸扬扬、煞有介事。这些歪曲事实、混淆视昕的“纪实”，以讹传讹，误导了读者对真实历史和当事人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严重混乱。
涂绍钧的《丁玲》完全与这类所谓“纪实文学作品”不同，他在书的《后记》中特别声明：“所记几乎都是真人真事，包括不少人物对话，都能找到出处。”其实，作者早在2003年出版的《走近丁玲》中，便严肃地指出：“近些年来，国内有些学者，甚至包括个别曾自诩为‘丁玲研究专家’的先生们，却在贬损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文艺家的鼓噪声中，追赶浪潮，对丁玲及其作品进行酷评，恣意歪曲，变来变去，无疑是一种学术良知的缺失。”遗憾的是，直到如今，这股“学术良知缺失”的浪潮，依然还不时喧闹、翻腾。正是怀着对包括丁玲在内的革命文艺家及其优秀传统的热爱和尊崇，他不辞辛苦、坚持不懈，以澄清历史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本真，以及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恒心，完成了这部近500页的新著。
传记采取倒叙方式，从1975年5月18日的北京秦城监狱拉开序幕。丁玲在这座铁窗中被关押五年后，终于被释放发配到山西省长治市嶂头村。途中她暗暗思忖：“为什么眼前常常是一团白雾，一团拨不开的白雾?这团白色，不能不勾起我无限的思绪，让我想起儿时我父亲死后那满屋的一片白色，想起我，那不幸的母亲，想起我漫漫七十多年的风雨人生…””于是，我们看到，丁玲从四岁父亲去世成为一个《伶仃孤女》、《少年叛逆者》，经过不断的奋斗然后如同《展翅高飞的鸟儿》、《闯荡北京》；再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成长为著名革命作家的不平凡的历程。
丁玲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十分坎坷曲折、艰难险阻的漫长岁月，可说是近一个世纪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几上几下、几起几伏。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漩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她曾经在风口浪尖、暴风骤雨中叱咤风云、冲锋陷阵，也曾遭遇到魑魅魍魉、陷于绝境；她有过光彩夺目、身居高位，名扬四海、声誉鹊起，也几度昏天黑地、祸从天降，几乎一蹶不振、永劫沉沦。
从传记的标题中，读者便可看到，丁玲的第一次大起大落，大致上是从《初登文坛》，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接着是《出版(红黑)受挫》、丈夫胡也频被捕并牺牲(《“文艺的花是带血的”》)；她化悲痛为力量，参加“左联”、编辑《北斗》，《踏上新的征途》，随后遭国民党反动派绑架、监禁，《身陷囹圄》、《抗争在魍魉世界》。
丁玲的第二次起伏是经过党组织的营救，经历了千辛万苦、千难万险，风雨交加、风驰电掣，才于1936年11月抵达陕北，由“昨日文小姐”转变为《“今日武将军”》；然后再《初抵延安》、《奔赴抗日前线》，带领《西战团在西安》，主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等等作品的《窑洞岁月》，接着开始党内整风、审干、被批评、审查而带来又一次《转折》。
第三次的波折最大、时间最长，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出版并荣获斯大林文学奖(《桑干河上》、《走向世界》、《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到《风云突变》被错误地蒙冤划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到北大荒去》、《把心磨出厚厚的茧子》)。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掀起，她和陈明同时被投送北京秦城监狱，度过五年铁窗生涯，直到71岁才摆脱了牢狱生活，发配到《太行山下》。1979年1月12日，历经坎坷的丁玲终于回到了北京，《重返文坛》。
涂绍钧接触和研究过大量有关丁玲的第一手材料，多次沿着传主生前的足迹，寻访过全国许许多多地方，亲身体验着她的人生道路和心坚石穿。书中叙述的主要人物、事件和情节，在《丁玲全集》、陈明的《我说丁玲》、《我与丁玲五十年》以及《丁玲年谱长编》等等著作中，基本上都不难查对、核实、印证，真正做到了信而有证、有根有据，真实可靠、忠实史实。因此，从 总体上看，这本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可称为信史、青史、诗史、正史。
丁玲的确是“一位历尽磨难，九死不悔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从《丁玲》一书中，读者不难体味到，她走过的82个岁月，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近400万字的各类优秀的、鼓舞人心的作品；更多地还有她对旧世界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反抗和斗争，对党和人民的坚信不移、忠心耿耿，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对人类理想的不懈追求和鞠躬尽瘁，它们集聚和显现为光彩照人的丁玲精神。丁玲是一位新型女性，是巾帼精神的完美表现；丁玲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延安精神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丁玲是一位杰出的革命作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代表；丁玲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是人类理想精神的写照。纪实文学《丁玲》深层地、多方面地挖掘了丁玲精神的精髓，不愧为丁玲精神的写实画卷。
二、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纪实文学兼备纪卖性和文学性。前面已经提到，长篇纪实文学《丁玲》这本著作，是根据作者多年前撰写的电视连续剧剧本改写而成的。现在经过加工和修改，作为传记文学作品的构架和形态，仍然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电视剧的模式，因而显现出与一般的传记作品有很明显的不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它更加注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具有更多的影像因素及其组合，而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录和事件的简单罗歹0堆积。从形式上也许可以说，它是一部电视纪实文学作品，兼有纪实和电视剧的品性。或者说，《丁玲》这部传记著作，呈现出电视剧和纪实文学两种体裁的交叉和融合，是将两者嫁接的尝试。
《丁玲》书中的描写，有的来源于史料，有的源于作家本人的创作，有的根据亲朋好友的回忆，有的则为作者亲自与丁玲接触访谈的记录和对丁玲研究的成果。纪实文学作品的纪实性和文学性，是统一于一体的。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它容许进行艺术性的描绘和形象塑造。这部纪实文学另一个独特的亮点，就是描绘的生动性和鲜活性，让读者感受到的是有血有肉、情真意切的丁玲，是立体的、栩栩如生的丁玲，是可信可亲、如见其人的丁玲。或者说，这部书是丁玲一生的生活纪实、生存纪实、生命纪实、形象纪实和灵魂纪实。
首先，在《丁玲》一书中运用了大量对话，通过各种人物相互之间的交谈，既展现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又突出了他们的不同关系。当已是共产党员的冯雪峰与丁玲初次在北京会面时，年青的冰之便坦诚地向他倾诉内心的苦闷说：“面对这充满虚伪、欺诈和弱肉强食的社会，我只有愤恨，想反抗吧，又常常感到无助、孤单。”冯雪峰立即回答：“‘你笔下的那个‘梦珂’，就是一个在绝望中力图挣扎，刻意追求的新女『生嘛。如果我们的中国有更多的女性觉醒，更多的男同胞觉悟，不就有了希望么?”丁玲接着便说：“冯先生过奖了，我只是借助梦珂的形象发泄了我这几年来的苦闷。其实，寂寞中我真希望和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
这里记述的俩人初次见面的几句话，简洁而意味深长。它表达了丁玲当时所处的窘迫而又无奈的社会背景，以及内心强烈的渴望和追求；同时，又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对这位“笨拙的农村型的”共产党人的一见如故和一见钟情，为以后两人的情感纠葛和终身友谊埋下了伏笔。而从冯雪峰的答词中，可以明白他之前虽未与丁玲见过面，可早已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了解，特别是对她的处女作《梦珂》，有相当透彻的解读和深刻的评价，足以说明他是一位高水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
其次，《丁玲》中的有些描写，是依据作家的作品改写的。例如，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和审干结束后，丁玲、陈明和画家石鲁到一个贫困的、易患大骨节病的村庄深入生活和访问，创作了《三日杂记》。她以质朴的、写实的“报告文学”的形式，分别用《到麻塔去》、《老村长》、《娃娃们》、《看谁纺的好》和《五月的夜》几个小标题，生动、感人地记叙了她这次不寻常的农村三日之行。虽然访问时间很短，但在她的思想和创作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三日杂记》是丁玲调到边区文协后写的第一篇作品，可说是她最初的“新写作作风”的代表作之一。毛泽东看过这篇作品后非常高兴，表扬“丁玲能够和柳拐子病的婆姨睡一个炕，很不错。深入生活”。
《丁玲》一书中的第十六章《转折》，着重用了三节篇幅再现了这段历史，尤其对毛泽东提到的“和柳拐子婆姨睡在一块聊天”作了细致地描写。丁玲他们从延安出发步行几乎走了一天，黄昏时“转过一个山坡，传来了几声吆喝牲口的声音。一排错落的窑洞出现在他们面前。忽然，他们身旁窜出一群羊来。大羊身边，还有不少小羊羔。—位六十来岁的老汉甩着羊鞭：咩一”丁玲走上前去：“老乡，这哒是麻塔村么?茆村长在哪里?”牧羊人：“这哒就是。俺就是村长，茆克万。”这些描写与原作十分吻合。但是，接着他们在村中的活动，书中却改为通过丁玲与陈明的交谈呈现出来。第二天早上，当陈明去找丁玲时，她告诉说：晚上“和茆村长的婆姨聊得太久，我和她睡在一条炕上。唉，实在是个可怜的女人啊!她说搭帮她老汉是个好人，一生勤俭、忠厚、可是命太苦，她嫁过来没有几年就得了病。柳拐子病啊，四肢都伸不直，胳膊、手指、腿上的关节都暴了出来，就像老柳树的树节—样。整天不能下地，还坐在炕E纺线线，缝缝补补……”陈明回答说：“真要感谢主席的那个《讲话》，号召作家们深入生活，写工农兵，要不是深入下来，农村的生活我们哪里知道这么多!，，接着，陈明又对丁玲说：“现在算是真正可以轻装上阵了。你不知道，幸好那年中组部给你作了一个正式结论，不然，在抢救运动中，还不晓得有多少麻烦!”看到这里，读者不难明白，这一章的标题《转折》，含意包括了丁玲这一时期处境的方方面面，从思想、工作到创作的变化，多么丰富、复杂!
再如，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到东北丁玲和陈明所在的宝泉岭农场时，有一天丁玲突然被一伙人带走。陈明为找丁玲，便请假四处打听和奔走，一个多月三次到汤原，最终才见到丁玲并将她接回原来的住地。这段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曲折经历，经两人的共同回忆，由陈明于1979年6月写成《三访汤原》的长文。《丁玲》—书没有复叙陈明三到汤原的详细经过，而是选取丁玲在汤原时给一位值夜班的工人缝补破被套的细节，说明她和看守的工人在非常时期的浓厚情谊。通过两人的对话，交代了陈明先后三次来看望她。丁玲说：“他第一次来，给我送来衣服，可惜没见上面。昨天来，有宝泉岭的造反派李威在这里，很凶呵!我们也只说了几句话，我让他走了，免得吃眼前亏。老陈总是不放心我，其实，我在这里蛮好的。”等到丁玲离开后，“老王头望着丁玲的背影，喃喃地说：‘好人哪，为什么总要遭罪呢?’明亮的灯光下，可以看见泪光在他浑浊的眼里闪动…一”丁玲与陈明夫妻在最深重苦难的岁月中，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恩爱情恋，通过这组镜头的闪现，生动感人、原汁原味 地表露出来。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通过以上举例说明的这些片断画面，以及绘声绘色的镜头系列衔接和有机组合，读者已不难看到，不同时期与丁玲相关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事件，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他们不是简单的、原状的现实生活的照搬与罗列，而是鲜明的、生动的、具体的视觉形象，是具有文学魅力和感召力的典型。以丁玲为代表的我国革命文艺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清越而暇不自掩，洁白而物莫污”等等的高风亮节、崇高风范，出神入化、自然而然地立体凸现在读者面前。长篇纪实文学《丁玲》的个性特征和激励人心的艺术力量，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体现。
三、情真意切，乡土乡味
《丁玲》的作者涂绍钧与传主是同乡，长期生活、工作在湖南临澧，并从事丁玲研究和丁玲学会的组织工作数十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更重要的是，作者有幸与丁玲结识、相交多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便访问过重返文坛的丁玲，并撰写了访问记，赞美她是“一支乐于牺牲自己，把光明留赠人间的蜡烛!”1982年10月，丁玲和陈明回湖南临澧家乡，他全程陪同他们。在丁玲病危的日子里，又专程从湖南赶到北京，见证了她与病魔顽强博斗的情景，为她的倔强和乐观主义深深感动。丁玲去世后，有些著作急待整理出版，当时他又协助陈明工作。因此，对传主丁玲和家人的身世、经历、情感、心理和创作的了解和感受，日积月累、越来越深。这些，都是作者写作的动力和基础。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情真意切。与过去出版和发表的有关TN的生平事迹和历史传记的论著相比，它无疑地具有更多、更浓的湘土味、湘西情。
翻开《丁玲》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呈现的是上世纪初湘西风情的丁玲父亲蒋保黔的灵堂。“黑压压一大片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道士们超度亡灵的木鱼声、鼓乐声，伴着抑扬顿挫的念经声从屋内飘出。两扇漆黑的大门上贴着白色挽联。大门内前后三进堂屋及天井两旁的厢房四壁，都挂满了白绫祭幛。上堂屋是灵堂。供案上陈列着祭品和香烛，满屋香烟缭绕。长明灯后，供着灵牌，上书‘故显考蒋公保黔大人之灵位’。”在来来回回、川『流不息的奔丧的人群中，四岁的冰之穿着孝服孝鞋，头上扎着白色的绢花，依偎在泪流满面的母亲怀抱里。这一幕幕空镜头和儿时场景，就是终身铭刻在丁玲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家乡最深刻的白色印记。
美籍华人丁淑芳在她的《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一书中写道：“对丁玲与其母亲来说，家与国之间并没有利害关系的冲突。救国思想已被五四运动唤醒，而日本侵略进一步激起情感波澜。因此在家与国之间相对容易变换为母——女／国——民互相依存和为更大的利益自我牺牲这两种思想。曼贞热情爱国比女儿先行一步。因此丁玲以后献身于国家也同样可以被看做是在完成母亲的愿望。”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年纪轻轻时就守寡，在困境中自强自立，三十多岁还去长沙女师读书，后来因生计窘迫只好中断学业，到桃源县立女校谋了一个职务。不久，又回常德创办公立育德女校、任常德妇女检德会评议部部长，自办常德平民工读女校任校长。后来又聘为临澧县女校校长，常德检德会文艺女校校长，为当地妇女界做了大量工作。湖南“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不再让她出来做事，兵荒马乱中，全靠丁玲寄去的一点稿费和朋友接济糊口。从丈夫去世丁玲成为“伶仃孤女”，到“风云突变”前的1953年5月4日余曼贞在北京病逝，她与儿女一起分担和经受着各种各样的风云变幻、酸甜苦辣。她照料、教育、陪伴女儿度过半个多世纪；每当丁玲遭遇最困难的时刻，总是母亲相随、相伴、相慰在身边。母女两代人的接力棒传递下来，丁玲继承的是包括母亲在内的老一辈先进女性的优秀传统。书中通过向警予之口对丁玲说：“你妈妈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是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人，你父亲死后，她非常困苦。只是为条件所限，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从书中可以看到，这位优秀的常德先进女性，不仅是丁玲家中的“管理员”，同时还是全家人“最贴心的朋友”、“生命的支柱”。
沈从文与丁玲这一对著名的湘西乡亲作家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坛热烈议论不休的话题。涂绍钧曾经针对某些人诬陷丁玲的“大被同眠”、“世态炎凉，不念旧情”等等，依据大量史实写过长篇文章辩驳，使许许多多的读者感到“颇快人心”，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丁玲》传记中，他再次实事求是、严格按照历史真相，刻画了这两位湘西作家几十年间的交往、交谊、交流和交情。从在北京与胡也频一道，前往银闸胡同通丰公寓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的三人会见，沈从文说：“我们是一条沅水边上的，那沅水呀，好清亮啊”；到1929年共同筹办《红黑》月刊和《红黑丛书》，以及《人间》杂志；再至0胡也频被捕、遇难，沈从文陪同丁玲回常德；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身陷囹圄，沈从文到南京看望，劝说她“到教育部找一份差事”；相隔10余年新中国成立后，丁玲从沈阳来北京，听说沈从文自杀，专程前去看望；随后又与陈明、何其芳一道，驱车前往沈从文家中，希望他“振作起来，继续从事创作。抛掉自己的过去越快越多越好!”直到最后《重返文坛》，在友谊宾馆餐厅中，与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偶遇和相互关照；这时丁玲尚未完全平反，党籍仍没有恢复。涂绍钧以一个湘西评论家的特殊身份，描写了这两位同是湘西的著名作家几十年来的相互分离和关切。数十年的人间沧桑、生离死别，在淡入淡出、渐显渐隐，溶出溶入、化出化人的画面中复现。总的说来，作者实话实说、实实在在，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合情合理，“持之有故，言之有理”。
书中还有不少人物、事件、情节、对话，也或多或少带有湘西的乡俗、乡情、乡音。例如，上面举例的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刊物，沈从文便说这刊名便是：“红黑，在常德、湘西一带就是反正、横竖的意思。不错，是个土得有特点的方言。”又如，丁玲的母亲在北京家中缝补衣服，感触地对女儿说：“家乡有句老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夹袄补补还能穿。”书中如数家珍，还提到常德丝弦《孟姜女寻夫》，以及传唱的儿歌：“金打铁，银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的耳朵剪个缺…一”和“三十晚上月亮大，有人地里偷黄瓜。瞎子看见的，聋子听见的，哑巴一声喊，跛子跟着赶……”都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作者特意描绘的常德笔架城、孤峰塔、招屈亭、文庙、丝瓜井，以及江边吊脚楼的风景名胜、景观景点，引人人胜、韵味无穷，往往让读者眼花缭乱、心驰神往。丁玲说过：“我的根子不是扎在小小的故土，而是扎在祖国的大地。但现在却因为这块可爱的故土，使我有了一种新的温情，这大概就是所谓故乡情了吧。”丁玲属于湘西的故乡、故土，更属于炎黄子孙的广袤大地，还属于新世纪全球化的全世界!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在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学史中，丁玲都堪称一位少见的传奇女性。她几度大红大紫、大起大落，遭受了不同的难以置信的磨难和痛苦。可她的顽强，她的坚定，她的信念，使她不仅没有屈服、没有气馁、没有畏缩、没有倒退，反而更加奋发、更加坚韧、更加辉煌、更加光彩照人。丁玲的历史是一部奋斗史、荣辱史、艰辛史；她的一生言行和留存下的各类脍炙人口的著作，凝聚和形成了宝贵的丁玲精神。这种精神是巾帼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延安精神的突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精神夺目的象征，是人类理想精神的现实写照。“纤笔一支谁与似”?涂绍钧的纪实文学传记《丁玲》，展示了丁玲光彩照人、高风亮节的感人事迹，不能不使广大读者为这位中华优秀儿女、巾帼英雄的铁中铮铮、庸中佼佼所感动和敬佩。读完这部记实文学作品，我们再一次为丁玲精神的伟大所感动。丁玲精神的魅力和感召力，永远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