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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国门的体育留学生们，用实际行动宣告体育精神的觉醒。
2020年，世界本该将目光聚焦至东京，迎来第32届奥运会，感受这场体育盛事给夏日增添的快乐，但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所有计划，奥运会的安排也随之搁浅。短短几个月内，多国代表队宣布退赛，最后日本方面宣布将奥运推迟至2021年。即便如此，奥运会能否在迟到一年后顺利举行，也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这些等待奥运会的日子里，回顾一下过往，倒也不失为一种消遣的方式。如今体育留学已经渐成气候，但留学史上仍然较少提及这一部分，其实仔细发掘，这段历史也有不少值得一提的人物与故事。
甲午战争与“东亚病夫”
体育意识的觉醒与民族抗争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但五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与反复辩论，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面前，都显得有些无力。昔日不曾将日本视为对手的中国，此时终于不可能再维持任何“天朝上国”的幻想。
“东亚病夫”（sick man of Asia）这一词汇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的《原强》中使用了“病夫”一词，他在文章中说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文中指出存在种种问题的中国正如体弱多病的病人，想要身强体健，不能急于速成，而是要对症下药。
1896年，《伦敦学校岁报》论及“东方病夫”，这是西方人第一次提及这个问题。同年10月17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转载了其中一文;11月1日的《时务报》第14册转译了该文：“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
1904年，曾朴在写作《孽海花》时，使用的笔名便是“东亚病夫”，他是国内第一个使用该词汇的人。自然，使用这个笔名的曾朴抱持的情怀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病夫”警醒着中国人要奋发图强，改变自身贫弱的形象。
这个词汇起初更多地形容近代中国的制度落后与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后来逐渐固定为形容中国人精神羸弱、体质不强和体育活动落后的专用名词。第一批体育留学生中，不少人正是为了促进中国近代体育运动发展，培育国民体育精神，提升中国人身体素质才出国留学，这批人中，不乏回国后兴办学校，以实际行动推广体育意识的杰出人士。
甲午战争落败后，中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日本。由于地域、文化等较为接近，且日本也是从19世纪60年代后从封建社会逐步向近代化国家转变，更具有借鉴意义，1896年，第一批留日学生13人出发前往日本，1903年，留日学生已增加至1300余人。最早的体育专业留学生就在这些人中，他们学成归国后，根据日本大森体育会的教材体系、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科规划创办了不少体育学校，如大通体育师范（1905）、云南体操专修科（1906）、四川体育专门学校（1906）、河南体操专科学堂（1907）和中国体操学校（1908）等。
學以致用首开先河
徐傅霖（1880—1961）是中国体育留学第一人，除了兴办体育学校外，他还是知名的戏剧家，他创作并表演了众多如《凌波仙子》《红玫瑰》等滑稽戏，与李叔同等创演话剧，开中国话剧之先河，被称为“东方卓别林”;还写作了《此何声耶》《二十世纪奇迹》等小说，1920年代初，他与汪优游创办“开心”“蜡烛”影片公司，拍摄滑稽影片;后期与欧阳予倩等人组成“新民社”剧团，创办《笑画》、《新上海》等杂志，担任《时事新报》、《晨报》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担任文史馆官员。
徐傅霖在文艺界的成就我们暂且不再深入，留待更为恰当的时机再行介绍。实际上，即便他在其他领域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对中国体育发展做出的贡献也不曾因此被忽 略。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徐傅霖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体操学校先后学习徒手操、哑铃操、棍棒操等专业（“体操”即“体育”，非指现代体操），据他的朋友，人称“报刊补白大王”的郑逸梅说，徐傅霖的夫人汤剑娥也留学日本学习体育专业，“各学校争聘他夫妇俩来教徒手哑铃等操，若干年来培养出许多体育人才。”
徐傅霖曾在1938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九〇五年，余毕业日本体操学校。尔时我国学校尚无体育一科，故余即在上海办体操游戏传习所两届，以养成速成体育教员，供各校所需。”他所回忆的事实是，当时中国普通学校尚无针对学生的体育训练，只是借军队操练之法或传统武术等锻炼身体，《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校都要开设体育课，但当时的中国各专业师资都相当缺乏，更遑论专门的体育教师，与他一同创办中国体操学校的徐一冰就曾指出，很多学校的体操科目教师“既不识教授为何物，又不知学校为何地，酗酒狂赌，好勇斗狠，无所不为;不一年，学校之名誉扫地，社会之信仰尽失，学生父兄，多仇视体操一科……”在这种背景下，传习所作为“应急”的手段，为中国培养出了一些体育教员。
1908年，徐傅霖和徐一冰、王季鲁等人共同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体育专业学校——中国体操学校，他在文章中回忆：“光绪戊申三十四年，余始与友人王君季鲁、徐君一冰，创办一体育专门学校于上海，曰中国体操学校。是实为我国最早之体专，规模较为完备，学生亦相当发达，初时经费奇窘，支持颇非易事。余等皆埋头苦干，数年间从未支薪水半文。余专司学科，王季鲁君办理校务，徐一冰君担任训育。三人努力前进，不厌不倦。”
1908年至1927年办学期间，这所学校培养了36届1500余名毕业生，他们前往全国各地的初级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等学校担任体操、游技科教师，填补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专业人才空缺。上海两江女校创办人陆礼华，中华武术会创办人吴志青，学校体育“三段教学法”创始人王怀琪等人都是该校毕业生。
之前提到，徐傅霖在文艺界有着相当高的成就，除了创作戏剧、小说外，翻译也是他的专长之一。在日本留学时，他参加了大量翻译工作，加之当时学日语渐成风气，他在口译、书籍翻译方面都有所建树。毕业回国后，他着手编写了几本体育入门教科书，画出各类体操动作的示意图，各学校纷纷采用。在《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吴小鸥著）中，徐傅霖“从初等小学到师范学校，从普通体操到兵式体操，从教科书到教授书，从男子学校到女子学校……他在晚清民初编译（撰）了10种不同的体操教科（授）书，而且还编译了小学手工及中学乐典教科书。”
2020年，世界本该将目光聚焦至东京，迎来第32届奥运会，感受这场体育盛事给夏日增添的快乐，但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所有计划，奥运会的安排也随之搁浅。短短几个月内，多国代表队宣布退赛，最后日本方面宣布将奥运推迟至2021年。即便如此，奥运会能否在迟到一年后顺利举行，也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这些等待奥运会的日子里，回顾一下过往，倒也不失为一种消遣的方式。如今体育留学已经渐成气候，但留学史上仍然较少提及这一部分，其实仔细发掘，这段历史也有不少值得一提的人物与故事。
甲午战争与“东亚病夫”
体育意识的觉醒与民族抗争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但五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与反复辩论，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面前，都显得有些无力。昔日不曾将日本视为对手的中国，此时终于不可能再维持任何“天朝上国”的幻想。
“东亚病夫”（sick man of Asia）这一词汇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的《原强》中使用了“病夫”一词，他在文章中说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文中指出存在种种问题的中国正如体弱多病的病人，想要身强体健，不能急于速成，而是要对症下药。
1896年，《伦敦学校岁报》论及“东方病夫”，这是西方人第一次提及这个问题。同年10月17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转载了其中一文;11月1日的《时务报》第14册转译了该文：“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
1904年，曾朴在写作《孽海花》时，使用的笔名便是“东亚病夫”，他是国内第一个使用该词汇的人。自然，使用这个笔名的曾朴抱持的情怀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病夫”警醒着中国人要奋发图强，改变自身贫弱的形象。
这个词汇起初更多地形容近代中国的制度落后与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后来逐渐固定为形容中国人精神羸弱、体质不强和体育活动落后的专用名词。第一批体育留学生中，不少人正是为了促进中国近代体育运动发展，培育国民体育精神，提升中国人身体素质才出国留学，这批人中，不乏回国后兴办学校，以实际行动推广体育意识的杰出人士。
甲午战争落败后，中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日本。由于地域、文化等较为接近，且日本也是从19世纪60年代后从封建社会逐步向近代化国家转变，更具有借鉴意义，1896年，第一批留日学生13人出发前往日本，1903年，留日学生已增加至1300余人。最早的体育专业留学生就在这些人中，他们学成归国后，根据日本大森体育会的教材体系、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科规划创办了不少体育学校，如大通体育师范（1905）、云南体操专修科（1906）、四川体育专门学校（1906）、河南体操专科学堂（1907）和中国体操学校（1908）等。
學以致用首开先河
徐傅霖（1880—1961）是中国体育留学第一人，除了兴办体育学校外，他还是知名的戏剧家，他创作并表演了众多如《凌波仙子》《红玫瑰》等滑稽戏，与李叔同等创演话剧，开中国话剧之先河，被称为“东方卓别林”;还写作了《此何声耶》《二十世纪奇迹》等小说，1920年代初，他与汪优游创办“开心”“蜡烛”影片公司，拍摄滑稽影片;后期与欧阳予倩等人组成“新民社”剧团，创办《笑画》、《新上海》等杂志，担任《时事新报》、《晨报》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担任文史馆官员。
徐傅霖在文艺界的成就我们暂且不再深入，留待更为恰当的时机再行介绍。实际上，即便他在其他领域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对中国体育发展做出的贡献也不曾因此被忽 略。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徐傅霖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体操学校先后学习徒手操、哑铃操、棍棒操等专业（“体操”即“体育”，非指现代体操），据他的朋友，人称“报刊补白大王”的郑逸梅说，徐傅霖的夫人汤剑娥也留学日本学习体育专业，“各学校争聘他夫妇俩来教徒手哑铃等操，若干年来培养出许多体育人才。”
徐傅霖曾在1938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九〇五年，余毕业日本体操学校。尔时我国学校尚无体育一科，故余即在上海办体操游戏传习所两届，以养成速成体育教员，供各校所需。”他所回忆的事实是，当时中国普通学校尚无针对学生的体育训练，只是借军队操练之法或传统武术等锻炼身体，《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校都要开设体育课，但当时的中国各专业师资都相当缺乏，更遑论专门的体育教师，与他一同创办中国体操学校的徐一冰就曾指出，很多学校的体操科目教师“既不识教授为何物，又不知学校为何地，酗酒狂赌，好勇斗狠，无所不为;不一年，学校之名誉扫地，社会之信仰尽失，学生父兄，多仇视体操一科……”在这种背景下，传习所作为“应急”的手段，为中国培养出了一些体育教员。
1908年，徐傅霖和徐一冰、王季鲁等人共同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体育专业学校——中国体操学校，他在文章中回忆：“光绪戊申三十四年，余始与友人王君季鲁、徐君一冰，创办一体育专门学校于上海，曰中国体操学校。是实为我国最早之体专，规模较为完备，学生亦相当发达，初时经费奇窘，支持颇非易事。余等皆埋头苦干，数年间从未支薪水半文。余专司学科，王季鲁君办理校务，徐一冰君担任训育。三人努力前进，不厌不倦。”
1908年至1927年办学期间，这所学校培养了36届1500余名毕业生，他们前往全国各地的初级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等学校担任体操、游技科教师，填补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专业人才空缺。上海两江女校创办人陆礼华，中华武术会创办人吴志青，学校体育“三段教学法”创始人王怀琪等人都是该校毕业生。
之前提到，徐傅霖在文艺界有着相当高的成就，除了创作戏剧、小说外，翻译也是他的专长之一。在日本留学时，他参加了大量翻译工作，加之当时学日语渐成风气，他在口译、书籍翻译方面都有所建树。毕业回国后，他着手编写了几本体育入门教科书，画出各类体操动作的示意图，各学校纷纷采用。在《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吴小鸥著）中，徐傅霖“从初等小学到师范学校，从普通体操到兵式体操，从教科书到教授书，从男子学校到女子学校……他在晚清民初编译（撰）了10种不同的体操教科（授）书，而且还编译了小学手工及中学乐典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