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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治和国家治理的区别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解放思想，加强顶层设计，总结地方创新经验，借鉴外国国家治理经验，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提高治理主体的素质这六个方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尤为重要。对于国家治理中的“治理”和“统治”的区别，俞可平阐述道：首先“治理”是上个世纪末才被提出的新的政治概念，它不同于一直以来的“统治”，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这也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治理”与“统治”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次，这两者的权威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同时，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另外，权力运行的向度也是不同的，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最后，这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也是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目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局部存在的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执政危机。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有哪些标准？俞可平认为，有五项标准：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
战胜未来的六种能力
广州日报刊文说，我们正从一个讲求逻辑与计算器效能的信息时代，转化为一个重视创新、同理心与整合力的感性时代。下面是六种攸关未来有无前途的关键能力：
一、不只有功能，还重设计。光是提供堪用的产品、服务、体验或生活形态，已经不够了。如今无论为赚钱或为成就感，都必须创作出好看、独特，或令人感动的东西；
二、不只有论点，还说故事。现代人面对过量信息，一味据理力争是不够的。总有人会找到相反例证来反驳你的说法。想要说服别人、灌输信息，甚至说服自己，都必须具备编织故事的能力；
三、不只谈专业，还须整合。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需要专业和专才，但随着白领工作或被外包出去，或被软件取代，与专业相反的才能也开始受到重视：也就是化零为整的整合能力。今日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分析而是综合综观大趋势、跨越藩篱、结合独立元素成为新好产品的能力；
四、不只讲逻辑，还给关怀。逻辑思考是人类专属能力之一。不过在一个信息爆炸、分析工具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光靠逻辑是不行的。想在未来继续生存，必须了解他人的喜好需求、建立关系，并展现同理心；
五、不只能正经，还会玩乐。太多证据显示多笑、保持愉悦心情、玩游戏和幽默感，对健康与工作都有极大好处。当然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不过太过正经对事业不见得有益，对健康更有害；
六、不只顾赚钱，还重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为充裕的世界。无数人因此挣脱了营生桎梏，得以追求更深层的渴望：生命目的、处世意义以及性灵满足。
这六种关键能力又来自两种感知：高感性与高体会。高感性指的是观察趋势和机会，以创造优美或感动人心的作品，编织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结合看似不相干的概念，转化为新事物的能力。高体会则是体察他人情感，熟悉人与人微妙互动，懂得为自己与他人寻找喜乐，以及在繁琐俗务间发掘意义与目的的能力。
“文化折扣”阻碍中国电影远行
中国电影的繁荣令世界瞩目。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电影产量和市场容量大幅增长，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跻身全球十大电影市场。继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大关之后，2011年票房再次突破130亿元，完成华丽的飞跃。
然而，在华丽数字的背后，中国电影的国际生存境况如何？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力如何？中国要向世界输出带有哪些文化符号的电影？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如何才能通过电影最有效地被世界认知？北京师范大学曾经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合作，在全世界9 个国家18个语种的1308名观众中进行了一份有关中国电影海外市场和国际传播的问卷调查，问卷中反映出隐忧：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容乐观。一方面，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电影输出相对滞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以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文化自身缺乏足够定力，模仿、照搬之风盛行，文化模式被歪曲、降格、肢解。
电影是承载文化责任、民族价值最重要的载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个国家的电影能走多远，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就能走多远，这个国家就能走多远。”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感慨。 “电影交流的意义就在于‘互相讲故事’，传播各自的世界观，了解对方的内心，从而达到情感和文化的沟通。”这是沃尔特·迪斯尼影视制作公司执行副总裁杰森·里德的立身名言。84年来，这个“一切从一只老鼠开始”的“造梦机”不仅成功地将“美国梦”输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更成功地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的高端。前不久美国《财富》杂志在网络版公布了美国企业最新500强名单，其中迪斯尼公司位居第65位，年营收380.63亿美元，其中电影票房占总收入的25%左右。
“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成为电影产业大国的重要指标，就是看它拥有多大规模的海外票房市场。”IDG全球常务副总裁熊晓鸽说。美国的电影生产尽管只占全世界总量的5%至6%，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观影总时间的80%。美国长期稳居世界电影产业霸主地位，重要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电影运行系统，能够在保持本土市场相对稳定或略有下滑的情况下，依靠庞大的海外市场分销体系牢牢确立自己的优势。“美国票房是中国的7倍左右，几乎全是靠‘美国制造’取得的，中国票房中只有一半为‘中国制造’，另一半则靠进口大片取得，这种票房模式是极不稳定的。”熊晓鸽说。
影响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和国际传播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语言、观念、技术、思维、表达、阅历、习俗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中国电影在世界市场遭遇普遍的“文化折扣”；一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运作模式仍然比较落后。“文化折扣”是指对于产品所反映的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社会制度等内容不熟悉的消费者，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影响力大大降低的现象。近年来，虽然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但西方观众对我们的文化内涵依然陌生，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串串饱含孔子、故宫、长城等繁琐表象的符号，一些影片被过多赋予政治说教色彩，只要文化背景稍稍复杂一些，海外观众就感觉理解吃力、不能接受甚至非常反感。“在这种意义上，如何用国际普遍接受的认知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就尤其重要。”中宣部文艺局影视处处长王强说。
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必急功近利
文艺报刊文说，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只要扎扎实实地推进，就会有光明的前景。以前我们推出文化产品时有太多的功利目的，包括政治功利和经济功利。但如果我们的文化产品进入不了国外的主流市场，那对于消除国外对我们的偏见所起的作用就会很有限。中外文化交流目前主要缺乏深层次上的文化沟通，也就是说还没有让双方在心理上达成一种默契。我们的文学“走出去”，不光是针对精英层次的，还要考虑到国外那些对中国文学抱有浓厚兴趣的普通民众。要认真地思考一下后者的文化需求以及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让人家读懂并理解我们文学作品的鲜活内容，是消除沟通障碍和误解偏见的最好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彼此间的“灵魂共舞”。
中国作家的主要写作对象还是本土的读者，直接翻译成外文的话，当然会感觉话语不匹配。这时必须要有高品质的翻译能跟得上，可以让国外读者更容易接受，并从中发现中国文学新的东西。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翻译学已经变成一门重要的独立学问。以前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本身就是一名作家，对于作品的风格把握很有讲究。但现在翻译水准并没有提高多少，反而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也许跟我们社会整体的浮躁有关系。不能光指望个别汉学家，实际上更多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翻译要做到神形兼备的确很难，因此才更需要从译好每个字词做起。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项需要我们付出巨大耐心的工作，不要总是寄希望于短时间内就见效，应该一点一滴地多做基础性工作。过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再看，局面也许会完全不同。书要一本一本出，杂志要一期一期做，最终肯定是会有效果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路不一定是一马平川的高速路，也会遇到艰难而漫长的山间小径，只要我们扎实迈好每一步，我们的文学之灯的光芒会渐渐地越来越亮，能够照到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解放思想，加强顶层设计，总结地方创新经验，借鉴外国国家治理经验，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提高治理主体的素质这六个方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尤为重要。对于国家治理中的“治理”和“统治”的区别，俞可平阐述道：首先“治理”是上个世纪末才被提出的新的政治概念，它不同于一直以来的“统治”，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这也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治理”与“统治”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次，这两者的权威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同时，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另外，权力运行的向度也是不同的，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最后，这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也是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目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局部存在的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执政危机。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有哪些标准？俞可平认为，有五项标准：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
战胜未来的六种能力
广州日报刊文说，我们正从一个讲求逻辑与计算器效能的信息时代，转化为一个重视创新、同理心与整合力的感性时代。下面是六种攸关未来有无前途的关键能力：
一、不只有功能，还重设计。光是提供堪用的产品、服务、体验或生活形态，已经不够了。如今无论为赚钱或为成就感，都必须创作出好看、独特，或令人感动的东西；
二、不只有论点，还说故事。现代人面对过量信息，一味据理力争是不够的。总有人会找到相反例证来反驳你的说法。想要说服别人、灌输信息，甚至说服自己，都必须具备编织故事的能力；
三、不只谈专业，还须整合。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需要专业和专才，但随着白领工作或被外包出去，或被软件取代，与专业相反的才能也开始受到重视：也就是化零为整的整合能力。今日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分析而是综合综观大趋势、跨越藩篱、结合独立元素成为新好产品的能力；
四、不只讲逻辑，还给关怀。逻辑思考是人类专属能力之一。不过在一个信息爆炸、分析工具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光靠逻辑是不行的。想在未来继续生存，必须了解他人的喜好需求、建立关系，并展现同理心；
五、不只能正经，还会玩乐。太多证据显示多笑、保持愉悦心情、玩游戏和幽默感，对健康与工作都有极大好处。当然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不过太过正经对事业不见得有益，对健康更有害；
六、不只顾赚钱，还重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为充裕的世界。无数人因此挣脱了营生桎梏，得以追求更深层的渴望：生命目的、处世意义以及性灵满足。
这六种关键能力又来自两种感知：高感性与高体会。高感性指的是观察趋势和机会，以创造优美或感动人心的作品，编织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结合看似不相干的概念，转化为新事物的能力。高体会则是体察他人情感，熟悉人与人微妙互动，懂得为自己与他人寻找喜乐，以及在繁琐俗务间发掘意义与目的的能力。
“文化折扣”阻碍中国电影远行
中国电影的繁荣令世界瞩目。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电影产量和市场容量大幅增长，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跻身全球十大电影市场。继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大关之后，2011年票房再次突破130亿元，完成华丽的飞跃。
然而，在华丽数字的背后，中国电影的国际生存境况如何？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力如何？中国要向世界输出带有哪些文化符号的电影？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如何才能通过电影最有效地被世界认知？北京师范大学曾经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合作，在全世界9 个国家18个语种的1308名观众中进行了一份有关中国电影海外市场和国际传播的问卷调查，问卷中反映出隐忧：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容乐观。一方面，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电影输出相对滞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以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文化自身缺乏足够定力，模仿、照搬之风盛行，文化模式被歪曲、降格、肢解。
电影是承载文化责任、民族价值最重要的载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个国家的电影能走多远，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就能走多远，这个国家就能走多远。”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感慨。 “电影交流的意义就在于‘互相讲故事’，传播各自的世界观，了解对方的内心，从而达到情感和文化的沟通。”这是沃尔特·迪斯尼影视制作公司执行副总裁杰森·里德的立身名言。84年来，这个“一切从一只老鼠开始”的“造梦机”不仅成功地将“美国梦”输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更成功地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的高端。前不久美国《财富》杂志在网络版公布了美国企业最新500强名单，其中迪斯尼公司位居第65位，年营收380.63亿美元，其中电影票房占总收入的25%左右。
“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成为电影产业大国的重要指标，就是看它拥有多大规模的海外票房市场。”IDG全球常务副总裁熊晓鸽说。美国的电影生产尽管只占全世界总量的5%至6%，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观影总时间的80%。美国长期稳居世界电影产业霸主地位，重要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电影运行系统，能够在保持本土市场相对稳定或略有下滑的情况下，依靠庞大的海外市场分销体系牢牢确立自己的优势。“美国票房是中国的7倍左右，几乎全是靠‘美国制造’取得的，中国票房中只有一半为‘中国制造’，另一半则靠进口大片取得，这种票房模式是极不稳定的。”熊晓鸽说。
影响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和国际传播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语言、观念、技术、思维、表达、阅历、习俗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中国电影在世界市场遭遇普遍的“文化折扣”；一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运作模式仍然比较落后。“文化折扣”是指对于产品所反映的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社会制度等内容不熟悉的消费者，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影响力大大降低的现象。近年来，虽然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但西方观众对我们的文化内涵依然陌生，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串串饱含孔子、故宫、长城等繁琐表象的符号，一些影片被过多赋予政治说教色彩，只要文化背景稍稍复杂一些，海外观众就感觉理解吃力、不能接受甚至非常反感。“在这种意义上，如何用国际普遍接受的认知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就尤其重要。”中宣部文艺局影视处处长王强说。
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必急功近利
文艺报刊文说，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只要扎扎实实地推进，就会有光明的前景。以前我们推出文化产品时有太多的功利目的，包括政治功利和经济功利。但如果我们的文化产品进入不了国外的主流市场，那对于消除国外对我们的偏见所起的作用就会很有限。中外文化交流目前主要缺乏深层次上的文化沟通，也就是说还没有让双方在心理上达成一种默契。我们的文学“走出去”，不光是针对精英层次的，还要考虑到国外那些对中国文学抱有浓厚兴趣的普通民众。要认真地思考一下后者的文化需求以及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让人家读懂并理解我们文学作品的鲜活内容，是消除沟通障碍和误解偏见的最好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彼此间的“灵魂共舞”。
中国作家的主要写作对象还是本土的读者，直接翻译成外文的话，当然会感觉话语不匹配。这时必须要有高品质的翻译能跟得上，可以让国外读者更容易接受，并从中发现中国文学新的东西。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翻译学已经变成一门重要的独立学问。以前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本身就是一名作家，对于作品的风格把握很有讲究。但现在翻译水准并没有提高多少，反而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也许跟我们社会整体的浮躁有关系。不能光指望个别汉学家，实际上更多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翻译要做到神形兼备的确很难，因此才更需要从译好每个字词做起。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项需要我们付出巨大耐心的工作，不要总是寄希望于短时间内就见效，应该一点一滴地多做基础性工作。过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再看，局面也许会完全不同。书要一本一本出，杂志要一期一期做，最终肯定是会有效果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路不一定是一马平川的高速路，也会遇到艰难而漫长的山间小径，只要我们扎实迈好每一步，我们的文学之灯的光芒会渐渐地越来越亮，能够照到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