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记者座谈”是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上海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自己的组织。“记者座谈”的出现,以及他们所办的《记者座谈》专栏,是当时中国新闻行业职业化进程向前迈进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记者座谈 《记者座谈》 新闻职业化
“记者座谈”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部分新闻从业者自发组织的新闻组织,与由上海日报公会等由报业业主和经理组成的组织不同,其参与者是在职的普通新闻记者,他们自发地参与组织,目的是为了提高学术修养、探讨新闻理论、确定自我价值。这个团体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新闻学学理,包括对地方新闻界现状的报道、集纳理论的探讨、记者职业道德与修养的讨论,等等。后期,通过报道国际新闻事件、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等方式参与到抗战宣传中来,在当时的上海新闻界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以笔者可以搜集到的材料看,关于《记者座谈》本身的研究,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是非常少的,特别是针对座谈内容、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相关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组织的负责人和发起人上,主要有恽逸群、陆诒、袁殊等人的生平、新闻活动及其与《记者座谈》的关系上。
对于“记者座谈”,它的发起人之一袁殊曾给过这样一个定义:“记者座谈,是新闻从业员,(包括新闻社外勤,内勤、印刷、经营各部门的人员)在目前这样现实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一种职业同人自己的生活教养的环境。”①在这一定义中,“记者座谈”被视为一种职业教育的环境,是一种非正式的组织,是新闻界同人团体自发建立的一种松散的组合。
为了突出这个组织的非正式性,在“记者座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具有宣言性的代发刊词的文章中即公开申明:“座谈并非组织,我们欢迎一切同情的友侣。”②强调了这个松散组织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它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聚会,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没有任何章程,只是口头约定”。③这种组织是建立在职业友人的闲谈和学术探讨、现实评判基础上的,之所以反复强调它的非正式性,是为了把“记者座谈”区别于当时大多数“官方”性质的新闻组织。这里所谓的“官方”性质,并非指政府当局控制的新闻组织,而是指那些由各报业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包括经理人、社长、总编辑联合起来组织的新闻组织,如上海日报记者公会、全国报界联合会等。
一、“闲谈”中的“记者座谈”
与当时大多数新闻组织的兴起一样,“记者座谈”的兴起,也是为了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和对社会时事的探讨,尤其是为了培养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教养。主要负责人恽逸群曾回忆说:“从闲谈之中发觉大家都有生活忙碌而缺乏进修的机会的共同感触”,④为互相交流而推进彼此专业学理的进步,因而约定每周一聚。
这种闲谈,始于1932年夏,至1937年上海沦陷时停止,主要参与者有上海新声通讯社编辑恽逸群、上海新声通讯社记者袁殊、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上海申时通讯社记者鲁风(即刘祖澄)、上海《大美晚报》编辑吴半农等人。这种闲谈,“并不有在什么特殊的严重的意味,因为我们这一群,都是职业的新闻记者,在目前这样的经济生活与物质生活两都贫穷的现实环境里,除了要忠于自己的社会行为(忠于自己的事业),常是主观的或客观的囚役在一种莫名的苦难里”⑤。作为主要参与人,袁殊的上述说法,把当时时局给知识分子造成的那种困惑迷茫状态、精神生活枯燥乏味也作为“闲谈”的原因提了出来,显然,这是更深层的原因。袁殊对当时新闻界人士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进行了描述:“不知所从,幽然也,把时间踟躇着过去”,“我们这一群,都是怀着这苦恼的。在闲暇的时候,大家遇着了,不是说‘今天真是熬呀!’便是从要人的访问记而说‘没有办法,做亡国奴也罢’,那种可惊的悲愤消极的自嘲。”⑥
二、《记者座谈》专栏
座谈兴起之后,“最先,只是三两人的交谈,渐渐地同行友伴的互谅深厚了,人也增多了。”于是,“为要‘活跃起来’,便有了座谈的集合了。”⑦这种集合预示着除了参加人数增多之外,也由于沟通的增加,成员之间有了接近的思想构成和潜在的组织规则,也就是组织的形成。正是基于此,才有了从聚餐式“闲谈”到出版专栏《记者座谈》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座谈会的告白》一文中有详细说明:“仅仅是在星期日的夜会座谈,每感到零乱,许多谈过的话,没有记录,似觉可惜,许多要谈的问题,在热闹与匆忙的时间里,也有感言不尽意之处;于是又有座谈进而感到刊物的需要了。《大美晚报》努力于文化报道的工作,成全了我们这一企望,到今天,就在刊物上开始和先辈同业及读者们见面了。”⑧显然,转变是为了更深入系统地进行新闻学理探讨,也为了更大范围的培养职业同人的教养。
选择《大美晚报》,表面上看是因为“《大美晚报》努力于文化报道的工作” 和“座谈”的成员吴半农是《大美晚报》的编辑,便于联系和沟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9·18事变”之后,《大美晚报》这份英文日刊在宣传报道方面开始重视有关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报道。这种愈益鲜明的抗日宣传方向,证明了刊发“记者座谈”时期的《大美晚报》也或多或少地具备了一定的民主的政治倾向。而且,《大美晚报》是“洋商办的报纸,可以避免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所的种种麻烦”,⑨其地处租借,受国民党当局控制束缚较少,在宣传报道中较之中国人创办的一般报刊,更加敢于披露一些抗日战况和抗日言论,该报发表过诸如《日本与满洲》等文章,表示对日本侵华的严重不满。
1934年8月31日,《记者座谈》创刊,创刊初期定为周刊,每周五出版。“记者座谈”依托《大美晚报》成立固定专栏之后,对“记者座谈”这一团体的研究有了具体的文本,因为专栏的主要内容是“有时候无忌惮的分析时事,有时候无忌惮的探讨集纳理论,或批评任何一方面新闻纸上的言论编辑等等”⑩加上参加“座谈”的人来自各个报社,他们的“政治态度差异很大,左、中、右都有,有的人是客观主义者”。所以这种闲谈的内容比较庞杂,牵涉面较广,因此在他们随后出版的《记者座谈》专刊中,也较之单纯的理论研究的团体要更多反映新闻业界和现实社会的实况。
三、《记者座谈》专栏的休刊
《大美晚报》本身所具有的相对进步民主的政治倾向,使得《记者座谈》得以依附它而存在。然而,《大美晚报》所提供的媒介环境不可能是完全自由民主的,它仍然受制于它的所有者——美国在华势力的控制,同时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限制。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张,也给这份倾向鼓吹抗日的报纸以很大压力。
1935年下半年之后,《记者座谈》的反日宣传倾向明显加剧,当时尚准备对日本妥协隐忍的国民党当局显然不能容忍,但是,《大美晚报》地处租借,不能直接勒令停刊。于是在1936年,国民党当局联系《大美晚报》美国负责人,让他劝说该报中文版负责编辑张似旭停止刊发《记者座谈》,国民党当局通过这层关系停止出版《记者座谈》,《记者座谈》不得不休刊。除此之外,恽逸群后来回忆道:“我们既不愿做别人的代言人,而大美晚报的环境,又不许我们说自己要说的话,于是座谈虽继续进行,刊物只好暂时休息了。”显然,在《大美晚报》决定停发《记者座谈》之前,对专栏内容已进行了控制,而专栏不愿接受这种控制,也是停刊的重要原因。
《记者座谈》作为专栏正式出现在《大美晚报》上之后,设立了编辑委员会,撰稿者主要是参加座谈活动的人。由恽逸群、陆诒、刘祖澄负责编辑。稿件来源主要是记者座谈人员撰稿,也有少部分是社会人员来稿,这些社会人士虽不是座谈中人,却大多是座谈中人所相识的人,袁殊曾提及《记者座谈》中“署名为林云、伍宜、李仲光的文字,却不是我作的;他们也不是‘座谈’中人,只因他们是我的好朋友,由我介绍寄稿”。
《记者座谈》专栏自1934年8月31日起,至1936年5月7日终刊,中间因漏掉31期,自32期起一直错号到休刊,故90期《记者座谈》实际上只有89期,专刊自第二期起每周五出版,自1935年后又改为每周四出版。
综观89期《记者座谈》的内容,大致可分为集纳理论的探究及时事评析、地方新闻发展及新闻教育机关介绍、新闻实务研究、业内情况通报、新近的座谈内容、国际新闻活动介绍、中国新闻史等7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如“故都集纳人”等这样的零散专栏,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全面。在内容设定上,基本体现了供业内学习进修之需、评议时事这个目的,专门介绍北京新闻界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一般来说,每期的第一篇文章都是关于新闻理论或时事评析方面的内容,如“标准新闻之性质”、“报纸与社会”、“应有保守新闻来源秘密权”、“历史学与新闻学”等等,进行集纳理论探讨。在这一板块,文章的内容集中体现在“新女性”事件所发表的关于记者风纪问题和国民党颁布的《出版法》的相关文章上。固定专栏有“新闻街大小事”、“新闻之新闻”等,以短讯形式报道新闻界业内新近发生的事件。
参考文献
①记者座谈会,在“座谈席”上[N].《大美晚报》中文版,《记者座谈》专栏,1934-8-31(1)
②丁淦林,丁淦林文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5
③陆诒,“青记”的前身——上海记者座谈[J].新闻与传播研究,1981-02
④成舍我,三种报纸的出路[J].《大美晚报》中文版,《记者座谈》专栏,1935-10-17
⑤恽逸群,记者道序[M].袁殊,记者道,上海,上海群力出版社,1936
⑥⑦⑧⑨⑩记者座谈会,在“座谈席”上[N].《大美晚报》中文版,《记者座谈》专栏,1934-8-31(1)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姚少宝 周蕾
【关键词】记者座谈 《记者座谈》 新闻职业化
“记者座谈”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部分新闻从业者自发组织的新闻组织,与由上海日报公会等由报业业主和经理组成的组织不同,其参与者是在职的普通新闻记者,他们自发地参与组织,目的是为了提高学术修养、探讨新闻理论、确定自我价值。这个团体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新闻学学理,包括对地方新闻界现状的报道、集纳理论的探讨、记者职业道德与修养的讨论,等等。后期,通过报道国际新闻事件、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等方式参与到抗战宣传中来,在当时的上海新闻界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以笔者可以搜集到的材料看,关于《记者座谈》本身的研究,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是非常少的,特别是针对座谈内容、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相关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组织的负责人和发起人上,主要有恽逸群、陆诒、袁殊等人的生平、新闻活动及其与《记者座谈》的关系上。
对于“记者座谈”,它的发起人之一袁殊曾给过这样一个定义:“记者座谈,是新闻从业员,(包括新闻社外勤,内勤、印刷、经营各部门的人员)在目前这样现实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一种职业同人自己的生活教养的环境。”①在这一定义中,“记者座谈”被视为一种职业教育的环境,是一种非正式的组织,是新闻界同人团体自发建立的一种松散的组合。
为了突出这个组织的非正式性,在“记者座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具有宣言性的代发刊词的文章中即公开申明:“座谈并非组织,我们欢迎一切同情的友侣。”②强调了这个松散组织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它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聚会,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没有任何章程,只是口头约定”。③这种组织是建立在职业友人的闲谈和学术探讨、现实评判基础上的,之所以反复强调它的非正式性,是为了把“记者座谈”区别于当时大多数“官方”性质的新闻组织。这里所谓的“官方”性质,并非指政府当局控制的新闻组织,而是指那些由各报业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包括经理人、社长、总编辑联合起来组织的新闻组织,如上海日报记者公会、全国报界联合会等。
一、“闲谈”中的“记者座谈”
与当时大多数新闻组织的兴起一样,“记者座谈”的兴起,也是为了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和对社会时事的探讨,尤其是为了培养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教养。主要负责人恽逸群曾回忆说:“从闲谈之中发觉大家都有生活忙碌而缺乏进修的机会的共同感触”,④为互相交流而推进彼此专业学理的进步,因而约定每周一聚。
这种闲谈,始于1932年夏,至1937年上海沦陷时停止,主要参与者有上海新声通讯社编辑恽逸群、上海新声通讯社记者袁殊、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上海申时通讯社记者鲁风(即刘祖澄)、上海《大美晚报》编辑吴半农等人。这种闲谈,“并不有在什么特殊的严重的意味,因为我们这一群,都是职业的新闻记者,在目前这样的经济生活与物质生活两都贫穷的现实环境里,除了要忠于自己的社会行为(忠于自己的事业),常是主观的或客观的囚役在一种莫名的苦难里”⑤。作为主要参与人,袁殊的上述说法,把当时时局给知识分子造成的那种困惑迷茫状态、精神生活枯燥乏味也作为“闲谈”的原因提了出来,显然,这是更深层的原因。袁殊对当时新闻界人士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进行了描述:“不知所从,幽然也,把时间踟躇着过去”,“我们这一群,都是怀着这苦恼的。在闲暇的时候,大家遇着了,不是说‘今天真是熬呀!’便是从要人的访问记而说‘没有办法,做亡国奴也罢’,那种可惊的悲愤消极的自嘲。”⑥
二、《记者座谈》专栏
座谈兴起之后,“最先,只是三两人的交谈,渐渐地同行友伴的互谅深厚了,人也增多了。”于是,“为要‘活跃起来’,便有了座谈的集合了。”⑦这种集合预示着除了参加人数增多之外,也由于沟通的增加,成员之间有了接近的思想构成和潜在的组织规则,也就是组织的形成。正是基于此,才有了从聚餐式“闲谈”到出版专栏《记者座谈》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座谈会的告白》一文中有详细说明:“仅仅是在星期日的夜会座谈,每感到零乱,许多谈过的话,没有记录,似觉可惜,许多要谈的问题,在热闹与匆忙的时间里,也有感言不尽意之处;于是又有座谈进而感到刊物的需要了。《大美晚报》努力于文化报道的工作,成全了我们这一企望,到今天,就在刊物上开始和先辈同业及读者们见面了。”⑧显然,转变是为了更深入系统地进行新闻学理探讨,也为了更大范围的培养职业同人的教养。
选择《大美晚报》,表面上看是因为“《大美晚报》努力于文化报道的工作” 和“座谈”的成员吴半农是《大美晚报》的编辑,便于联系和沟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9·18事变”之后,《大美晚报》这份英文日刊在宣传报道方面开始重视有关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报道。这种愈益鲜明的抗日宣传方向,证明了刊发“记者座谈”时期的《大美晚报》也或多或少地具备了一定的民主的政治倾向。而且,《大美晚报》是“洋商办的报纸,可以避免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所的种种麻烦”,⑨其地处租借,受国民党当局控制束缚较少,在宣传报道中较之中国人创办的一般报刊,更加敢于披露一些抗日战况和抗日言论,该报发表过诸如《日本与满洲》等文章,表示对日本侵华的严重不满。
1934年8月31日,《记者座谈》创刊,创刊初期定为周刊,每周五出版。“记者座谈”依托《大美晚报》成立固定专栏之后,对“记者座谈”这一团体的研究有了具体的文本,因为专栏的主要内容是“有时候无忌惮的分析时事,有时候无忌惮的探讨集纳理论,或批评任何一方面新闻纸上的言论编辑等等”⑩加上参加“座谈”的人来自各个报社,他们的“政治态度差异很大,左、中、右都有,有的人是客观主义者”。所以这种闲谈的内容比较庞杂,牵涉面较广,因此在他们随后出版的《记者座谈》专刊中,也较之单纯的理论研究的团体要更多反映新闻业界和现实社会的实况。
三、《记者座谈》专栏的休刊
《大美晚报》本身所具有的相对进步民主的政治倾向,使得《记者座谈》得以依附它而存在。然而,《大美晚报》所提供的媒介环境不可能是完全自由民主的,它仍然受制于它的所有者——美国在华势力的控制,同时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限制。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张,也给这份倾向鼓吹抗日的报纸以很大压力。
1935年下半年之后,《记者座谈》的反日宣传倾向明显加剧,当时尚准备对日本妥协隐忍的国民党当局显然不能容忍,但是,《大美晚报》地处租借,不能直接勒令停刊。于是在1936年,国民党当局联系《大美晚报》美国负责人,让他劝说该报中文版负责编辑张似旭停止刊发《记者座谈》,国民党当局通过这层关系停止出版《记者座谈》,《记者座谈》不得不休刊。除此之外,恽逸群后来回忆道:“我们既不愿做别人的代言人,而大美晚报的环境,又不许我们说自己要说的话,于是座谈虽继续进行,刊物只好暂时休息了。”显然,在《大美晚报》决定停发《记者座谈》之前,对专栏内容已进行了控制,而专栏不愿接受这种控制,也是停刊的重要原因。
《记者座谈》作为专栏正式出现在《大美晚报》上之后,设立了编辑委员会,撰稿者主要是参加座谈活动的人。由恽逸群、陆诒、刘祖澄负责编辑。稿件来源主要是记者座谈人员撰稿,也有少部分是社会人员来稿,这些社会人士虽不是座谈中人,却大多是座谈中人所相识的人,袁殊曾提及《记者座谈》中“署名为林云、伍宜、李仲光的文字,却不是我作的;他们也不是‘座谈’中人,只因他们是我的好朋友,由我介绍寄稿”。
《记者座谈》专栏自1934年8月31日起,至1936年5月7日终刊,中间因漏掉31期,自32期起一直错号到休刊,故90期《记者座谈》实际上只有89期,专刊自第二期起每周五出版,自1935年后又改为每周四出版。
综观89期《记者座谈》的内容,大致可分为集纳理论的探究及时事评析、地方新闻发展及新闻教育机关介绍、新闻实务研究、业内情况通报、新近的座谈内容、国际新闻活动介绍、中国新闻史等7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如“故都集纳人”等这样的零散专栏,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全面。在内容设定上,基本体现了供业内学习进修之需、评议时事这个目的,专门介绍北京新闻界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一般来说,每期的第一篇文章都是关于新闻理论或时事评析方面的内容,如“标准新闻之性质”、“报纸与社会”、“应有保守新闻来源秘密权”、“历史学与新闻学”等等,进行集纳理论探讨。在这一板块,文章的内容集中体现在“新女性”事件所发表的关于记者风纪问题和国民党颁布的《出版法》的相关文章上。固定专栏有“新闻街大小事”、“新闻之新闻”等,以短讯形式报道新闻界业内新近发生的事件。
参考文献
①记者座谈会,在“座谈席”上[N].《大美晚报》中文版,《记者座谈》专栏,1934-8-31(1)
②丁淦林,丁淦林文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5
③陆诒,“青记”的前身——上海记者座谈[J].新闻与传播研究,1981-02
④成舍我,三种报纸的出路[J].《大美晚报》中文版,《记者座谈》专栏,1935-10-17
⑤恽逸群,记者道序[M].袁殊,记者道,上海,上海群力出版社,1936
⑥⑦⑧⑨⑩记者座谈会,在“座谈席”上[N].《大美晚报》中文版,《记者座谈》专栏,1934-8-31(1)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姚少宝 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