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之间，中国已经超越法国，正式成为世界上拥有第二多核电站数量的大国，仅次于美国。
　　 中国建设和运行56座核电站这一数量在2019年得到了刷新，最新数据已经变更为62座，至此，中国全面进入三代核电建设周期。
　　 时光倒退回45年前的北京长安街，最西端的京西宾馆迎来一群特别的上海客人，缪鸿兴便是其中一员，身为“秦山一期核电”副总设计师的他，从那一天起，与中国自行设计的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命运，牢牢绑定在一起。
　　 1970年，一场关乎中国核工业发展起步的浪潮正愈来愈近。
　　 1970年2月春节前夕，周恩来总理指示：从长远来看，华东地区缺煤少油，要解决华东地区用电的问题，需要搞核电，同意上海市研发核电站。1970年2月8日，上海市召开会议，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动员和部署上海核电研究和开发工作。
　　 缪鸿兴所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潜艇动力教研室的一行23人（含家属）集体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举家南迁，调入当时上海成立的“一二二工程筹备处”（后称“728”工程筹备处）参加上海核电工程的建设。
　　 创业的热情过后，難题紧随而至。
　　 缪鸿兴认为，以当时的境况来说，中国搞核电站最大的困难是材料和设备制造。他当时负责控制仪器仪表和反应堆保护系统方面的总体设计和把关。1976年的某一天，他和同事发现秦山一期核电站的安全相环节之一——柴油机调速器出了问题。
　　  当时的要求是，柴油机必须在10秒钟之内从0转速升到满转速，否则它所驱动的安全注射系统就无法及时把水注入相应位置，进而影响整个反应堆的安全性。
　　  调速器是“728”工程处委托天津调速器厂加工的。“728”工程处马上派人赶到天津，按照对方的质保程序一步步检验，发现是对方的标准出了问题。早已成型多年的工艺，应该怎么才能改进呢？
　　   缪鸿兴和同伴便派专人“盯”在厂里，从生产到质检严格把关，几乎每天都要和厂负责人做沟通，对样品验了又验，最终的成品不仅满足要求还有了提升，仅需7～8秒就可以达到满速。
　　 周恩来提出了最关心的问题，即核电站的安全和废料处理的问题。听完缪鸿兴的汇报他抛出疑问：“高放乏核燃料你们打算怎么处理？”随后，又提问关于废水处理的问题。
　　  事实上，在核废料处理的难题之前，“一二二工程筹备处”还面临过熔盐堆的挑战。当时这种堆型对中国当时的工业科技水平而言还是太超前了。筹备处专家解释说：“打个比方，这个堆型要求熔盐中所含的杂质硼、镉等的含量要小于0.1ppm数量级，即要达到千万分之一以上的纯度。且不说分析手段是否具备，单就上千摄氏度的高温、接近真空的超低压和长时间的蒸馏技术也难以做到。我们搞了三年，发现这些瓶颈受限于当时技术实在难以突破，不得不放弃熔盐堆，把目光投向了操作性更强的压水堆。”
　　 从1973年开始，缪鸿兴所在的团队针对压水堆搞了一年的试验和技术验证，最终印证了它的可行性。
　　  谈及这段“插曲”时，缪鸿兴很难受地向周恩来汇报表示，之前搞的这种很不成熟的堆型，花了300万元人民币。周恩来听了，摆摆手说：“300万花了就花了，就当作是教训费了。”
　　  那场会开完，缪鸿兴等一行人满载而归：中央批准了其建设压水堆的方案，同时周恩来亲自同意拨款8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后续科研建设工作。
　　  在当时，这是难以想象的金额。
　　  在中央提供的坚实后盾下，中国核电发展事业翻开了第一页。
　　 （摘自《经济观察报》 王雅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