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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闯说,广州是个经常有人会制造“麻烦”的城市,政府在一次次“麻烦”之后知道怎么弄了。而他是这个城市事务的参与者,参与其中,并且在其中成长。
最近,广州又有了新麻烦。4月,一名叫彭燕辉的网友在博客上发起“征集1000光头照亮广州”行动,向广州市政府施压,反对耗资1.5亿、为保持亚运后的灯光美景,对珠江沿岸及海心沙周边进行升级改造的光亮工程。
雷闯第一个留言表示对“光亮哥”的认同。他剪了个光头,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支持,并接力这个行动,继续征集光头,向广州市建委递交建议信,并获得了建委领导的接见。
在此之前,更多人认识雷闯,是因为他“乙肝斗士”的身份。因为呼吁在招生中消除乙肝歧视,从2007年起,雷闯以“雷人”的方式四处闯荡,用各种吸引眼球的方式,为自己的维权行动争取人气。
他曾致信524位中科院院士、1983所高校校长,呼吁在招生中消除乙肝歧视。每天给总理寄信希望以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请总理吃饭,还曾在多个权力部门及多家企业门前,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为受歧视者群体维权。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博客和微博上不止一次感叹:“我为何为雷闯们感动?”乙肝病毒携带者、香港明星刘德华直呼雷闯为“偶像”,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报道里,白岩松评价雷闯时说,“是一个敢于闯雷区的小伙子”。
去过很城市,跟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打过交道,广州政府部门的反应最让他满意。同样是送“鸭梨”,他在深圳被拒,并被斥;在广州,则被工作人员笑纳,并称会将“鸭梨”转化为动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雷闯说他喜欢广州,因为这里的市民热爱他们的城市,愿意参与城市的事务,很给力。“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人觉得我挺另类,在广州,就会觉得我这种人太普通了。”现在他住在广州的朋友阿卡租的小屋。
这个城市,可能是暂时的落脚点,也可能是未来的归宿,但他说最重要的是,他有权利过问政府的决策,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关心大的项目开展。
用温和的方式
南都周刊:更多的人知道你,是因为你一直在做的反对乙肝歧视,这次对广州光亮工程的关注,出于什么原因?
雷闯:至少我现在生活在广州,未来也有可能在广州,这是个实际利益的角度。另一点是,我有权利过问政府的决策,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关心大的项目开展。在广州的氛围里,做这种事情也容易得到回应。因为在广州,一个无形的网络已经形成,只要有第一批响应形成,慢慢影响力就会扩散,当然只限你为公共利益做的事情。我比较喜欢用新颖的方式做公益,所以想到了征集光头照亮广州这么个形式。
征集光头的形式,开始我们感觉也挺温和的,光头只是一个噱头,希望吸引眼球,有更多人关注光亮工程事件本身。第一个剃光头的是我的朋友彭燕辉,当时我们还准备了几个“托儿”,想着如果微博上大家只是观望犹豫的时候抛出来,可是响应的人立刻一个接一个发来照片,我们安排的“托儿”根本就没派上用场。
南都周刊:你用了PK的字眼,让人感觉似乎站到了有关部门的对立面。
雷闯:我一个人的力量其实很有限,所以我就会非常注重策略。我的办事原则就是用迂回的方式,不直接对抗,用很温柔又不缺乏力量的方式,我从来没有做哪件事情,好像触碰到了有关部门的底线。
跟政府部门博弈,也是一门学问。我积累的经验显示,一个人去抗衡不了,但如果你懂得运用策略,就能达到好的效果。但征集光头这个事情,现在让我有泄气的感觉,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弄了。那天吃晚饭时还说万一微博被删就没辙了,结果回来一看,新浪微博真的被删掉了,当时有点蒙,心凉了半截,连阵地都没了,工具都没了,这个事情不好弄了!后来想来想去,光亮工程这件事一定要关注下去。
我和朋友们又谈起可以用别的表达方式。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在跟政府沟通的过程中,要用更温和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搞定,说明我又成长了。这两天征集大拇指,要求广州建委公布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拇指姑娘”小阳,我们也是认识的,对于她的参与,我也在给予支持。
南都周刊:你去过这么多城市,跟那么多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打过交道,各个城市不同的气质在你的经历中有什么不同的体现?
雷闯:有很大差别。比如说同样是送鸭梨,广州和深圳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反应就完全不同,前者笑纳,后者斥责。
今年2月份,我举报了一家电子公司违法偷偷对员工进行乙肝项目检查。然后,我去广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要个说法。去到后我发现,在闪光灯和摄像机下,对方派工作人员收下了鸭梨,还说会化“鸭梨”为动力,我奇怪他们准备工作怎么做得这么充足,完全出乎我意料,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情节发展太过于完美。后来才知道有个前新闻发言人做了指导,我想如果我临时去,他们不可能来得及找发言人,我推测是因为去之前的一天我发了条微博,声明要去送10斤鸭梨。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要做事情,我都会提前打招呼,有时是在博客上写,有时会打电话去告诉他们,如果能注重策略,可以起到很好的沟通。
南都周刊:但是,在深圳你的鸭梨就被拒收了。
雷闯:是的,以我有限的接触,尤其是送鸭梨这件事情上,感到了深圳的封闭和不开放。因为举报深圳违规查乙肝项目的医院,深圳市卫生局也没有任何处理。3月9日,我去深圳市卫生局送鸭梨,当着媒体记者的面,工作人员把鸭梨退回给我,还训斥我作秀,要我好好向旭日阳刚学习,踏踏实实做事,并威吓说:“不要因为这件事,断送了你的后半生。”那样的经历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印象深刻,我不知道,给他送鸭梨有这么恼火吗?
东莞要比深圳好一些。对于我举报的违法查乙肝的两家医院,东莞市卫生局都做了相应的处理。3月10日,我第一次到东莞,不知道东莞火车站离市区很远,打车从火车站到卫生局花了203元,花光了包里所有的钱,然后去东莞市劳动监察支队举报查乙肝的一家企业,并接受东莞当地媒体采访,结束时已是晚上8点,我没时间吃晚饭就坐上了从东莞回广州的大巴。在大巴上,吃着前一天被深圳卫生局退回的鸭梨充饥,吃着吃着,眼泪却止不住掉下来。
南都周刊:就算受了委屈,也仍然坚持用温和的方式继续?
雷闯:一定要用温和的方式。我以前给中科院的院士写过500多封信,我知道可以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要用温和、可以对话的行为艺术方式去搭个平台,跟有关部门对话,这种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广州市民很给力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不同城市对待你的不同态度?
雷闯: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跟什么有关,经济是前提,广州改革开放时间比较早,一百多年前就跟西方接触,受港澳影响,不是一两天就有这个氛围,这是个大环境。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人觉得我挺另类,在广州,就会觉得我这种人太普通了。
你发起一个行动,最后给不给力,不在于发起者,而在于市民是否愿意参与,刚好广州市民有这么一个氛围,最给力的是每一个参与的人。
广州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但是深圳相对来说外来人口多,没有文化的根。广州是个经常有人会制造“麻烦”的城市,政府在一次次“麻烦”之后知道怎么弄了,对我们来说是锻炼的机会,对政府也是锻炼的机会。城市也好,人也好,也要一次次经历了之后才能吸取教训,才有经验。我就是一个参与者,参与当中有很多收获,是无形资产,可以成长。这是我喜欢广州的原因之一。
南都周刊:对你的质疑多是什么?
雷闯:多是说我想出名,炒作自己,要是靠这样得名,我欢迎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能出名!我只能说那是大家的一个认可,是我个人价值的体现,开始我只是想谋公平,如果能够持续这样做下去,做成个事业或者职业,也挺好的。
有些政府部门的人说的话,我听了真的不舒服。但是你去跟他们吵有用吗?没用的。你跟他再吵再闹,不能给他们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只有有媒体关注,或让他的上级知道,这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我只是想通过策略制造有实质性的压力。并不是因为我做公益,就想着他们会理所当然地重视。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这是我两年来总结出的成功经验。
南都周刊:你现在是以学生身份参与公共事务,怎么跟学校交待?
雷闯:我申请了休学,第一次填的理由是“特殊原因”,学校没批,后来,我找了家公益机构帮我开了张“全职实习”的证明,才成功休学。学生这个身份挺好,至少做许多事情的时候还很自由,不会有来自单位之类的压力。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两件一生难忘的事情。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做了。
南都周刊:你做了这么多惹“麻烦”的事,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吗?想过将来吗?
雷闯:前几天跟中山大学的学生交流,有个学生问我,雷闯,为什么你幸存到现在?说实话我也怕相关部门太关注我,那样我会越来越恼火。我觉得我从来没把政府当成敌人,即使他们做得不好。比如说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事情,就算他们的工作人员对我口出恶言,也不会把他放在对立面,因为没有必要。
最近,广州又有了新麻烦。4月,一名叫彭燕辉的网友在博客上发起“征集1000光头照亮广州”行动,向广州市政府施压,反对耗资1.5亿、为保持亚运后的灯光美景,对珠江沿岸及海心沙周边进行升级改造的光亮工程。
雷闯第一个留言表示对“光亮哥”的认同。他剪了个光头,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支持,并接力这个行动,继续征集光头,向广州市建委递交建议信,并获得了建委领导的接见。
在此之前,更多人认识雷闯,是因为他“乙肝斗士”的身份。因为呼吁在招生中消除乙肝歧视,从2007年起,雷闯以“雷人”的方式四处闯荡,用各种吸引眼球的方式,为自己的维权行动争取人气。
他曾致信524位中科院院士、1983所高校校长,呼吁在招生中消除乙肝歧视。每天给总理寄信希望以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请总理吃饭,还曾在多个权力部门及多家企业门前,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为受歧视者群体维权。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博客和微博上不止一次感叹:“我为何为雷闯们感动?”乙肝病毒携带者、香港明星刘德华直呼雷闯为“偶像”,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报道里,白岩松评价雷闯时说,“是一个敢于闯雷区的小伙子”。
去过很城市,跟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打过交道,广州政府部门的反应最让他满意。同样是送“鸭梨”,他在深圳被拒,并被斥;在广州,则被工作人员笑纳,并称会将“鸭梨”转化为动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雷闯说他喜欢广州,因为这里的市民热爱他们的城市,愿意参与城市的事务,很给力。“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人觉得我挺另类,在广州,就会觉得我这种人太普通了。”现在他住在广州的朋友阿卡租的小屋。
这个城市,可能是暂时的落脚点,也可能是未来的归宿,但他说最重要的是,他有权利过问政府的决策,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关心大的项目开展。
用温和的方式
南都周刊:更多的人知道你,是因为你一直在做的反对乙肝歧视,这次对广州光亮工程的关注,出于什么原因?
雷闯:至少我现在生活在广州,未来也有可能在广州,这是个实际利益的角度。另一点是,我有权利过问政府的决策,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关心大的项目开展。在广州的氛围里,做这种事情也容易得到回应。因为在广州,一个无形的网络已经形成,只要有第一批响应形成,慢慢影响力就会扩散,当然只限你为公共利益做的事情。我比较喜欢用新颖的方式做公益,所以想到了征集光头照亮广州这么个形式。
征集光头的形式,开始我们感觉也挺温和的,光头只是一个噱头,希望吸引眼球,有更多人关注光亮工程事件本身。第一个剃光头的是我的朋友彭燕辉,当时我们还准备了几个“托儿”,想着如果微博上大家只是观望犹豫的时候抛出来,可是响应的人立刻一个接一个发来照片,我们安排的“托儿”根本就没派上用场。
南都周刊:你用了PK的字眼,让人感觉似乎站到了有关部门的对立面。
雷闯:我一个人的力量其实很有限,所以我就会非常注重策略。我的办事原则就是用迂回的方式,不直接对抗,用很温柔又不缺乏力量的方式,我从来没有做哪件事情,好像触碰到了有关部门的底线。
跟政府部门博弈,也是一门学问。我积累的经验显示,一个人去抗衡不了,但如果你懂得运用策略,就能达到好的效果。但征集光头这个事情,现在让我有泄气的感觉,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弄了。那天吃晚饭时还说万一微博被删就没辙了,结果回来一看,新浪微博真的被删掉了,当时有点蒙,心凉了半截,连阵地都没了,工具都没了,这个事情不好弄了!后来想来想去,光亮工程这件事一定要关注下去。
我和朋友们又谈起可以用别的表达方式。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在跟政府沟通的过程中,要用更温和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搞定,说明我又成长了。这两天征集大拇指,要求广州建委公布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拇指姑娘”小阳,我们也是认识的,对于她的参与,我也在给予支持。
南都周刊:你去过这么多城市,跟那么多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打过交道,各个城市不同的气质在你的经历中有什么不同的体现?
雷闯:有很大差别。比如说同样是送鸭梨,广州和深圳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反应就完全不同,前者笑纳,后者斥责。
今年2月份,我举报了一家电子公司违法偷偷对员工进行乙肝项目检查。然后,我去广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要个说法。去到后我发现,在闪光灯和摄像机下,对方派工作人员收下了鸭梨,还说会化“鸭梨”为动力,我奇怪他们准备工作怎么做得这么充足,完全出乎我意料,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情节发展太过于完美。后来才知道有个前新闻发言人做了指导,我想如果我临时去,他们不可能来得及找发言人,我推测是因为去之前的一天我发了条微博,声明要去送10斤鸭梨。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要做事情,我都会提前打招呼,有时是在博客上写,有时会打电话去告诉他们,如果能注重策略,可以起到很好的沟通。
南都周刊:但是,在深圳你的鸭梨就被拒收了。
雷闯:是的,以我有限的接触,尤其是送鸭梨这件事情上,感到了深圳的封闭和不开放。因为举报深圳违规查乙肝项目的医院,深圳市卫生局也没有任何处理。3月9日,我去深圳市卫生局送鸭梨,当着媒体记者的面,工作人员把鸭梨退回给我,还训斥我作秀,要我好好向旭日阳刚学习,踏踏实实做事,并威吓说:“不要因为这件事,断送了你的后半生。”那样的经历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印象深刻,我不知道,给他送鸭梨有这么恼火吗?
东莞要比深圳好一些。对于我举报的违法查乙肝的两家医院,东莞市卫生局都做了相应的处理。3月10日,我第一次到东莞,不知道东莞火车站离市区很远,打车从火车站到卫生局花了203元,花光了包里所有的钱,然后去东莞市劳动监察支队举报查乙肝的一家企业,并接受东莞当地媒体采访,结束时已是晚上8点,我没时间吃晚饭就坐上了从东莞回广州的大巴。在大巴上,吃着前一天被深圳卫生局退回的鸭梨充饥,吃着吃着,眼泪却止不住掉下来。
南都周刊:就算受了委屈,也仍然坚持用温和的方式继续?
雷闯:一定要用温和的方式。我以前给中科院的院士写过500多封信,我知道可以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要用温和、可以对话的行为艺术方式去搭个平台,跟有关部门对话,这种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广州市民很给力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不同城市对待你的不同态度?
雷闯: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跟什么有关,经济是前提,广州改革开放时间比较早,一百多年前就跟西方接触,受港澳影响,不是一两天就有这个氛围,这是个大环境。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人觉得我挺另类,在广州,就会觉得我这种人太普通了。
你发起一个行动,最后给不给力,不在于发起者,而在于市民是否愿意参与,刚好广州市民有这么一个氛围,最给力的是每一个参与的人。
广州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但是深圳相对来说外来人口多,没有文化的根。广州是个经常有人会制造“麻烦”的城市,政府在一次次“麻烦”之后知道怎么弄了,对我们来说是锻炼的机会,对政府也是锻炼的机会。城市也好,人也好,也要一次次经历了之后才能吸取教训,才有经验。我就是一个参与者,参与当中有很多收获,是无形资产,可以成长。这是我喜欢广州的原因之一。
南都周刊:对你的质疑多是什么?
雷闯:多是说我想出名,炒作自己,要是靠这样得名,我欢迎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能出名!我只能说那是大家的一个认可,是我个人价值的体现,开始我只是想谋公平,如果能够持续这样做下去,做成个事业或者职业,也挺好的。
有些政府部门的人说的话,我听了真的不舒服。但是你去跟他们吵有用吗?没用的。你跟他再吵再闹,不能给他们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只有有媒体关注,或让他的上级知道,这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我只是想通过策略制造有实质性的压力。并不是因为我做公益,就想着他们会理所当然地重视。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这是我两年来总结出的成功经验。
南都周刊:你现在是以学生身份参与公共事务,怎么跟学校交待?
雷闯:我申请了休学,第一次填的理由是“特殊原因”,学校没批,后来,我找了家公益机构帮我开了张“全职实习”的证明,才成功休学。学生这个身份挺好,至少做许多事情的时候还很自由,不会有来自单位之类的压力。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两件一生难忘的事情。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做了。
南都周刊:你做了这么多惹“麻烦”的事,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吗?想过将来吗?
雷闯:前几天跟中山大学的学生交流,有个学生问我,雷闯,为什么你幸存到现在?说实话我也怕相关部门太关注我,那样我会越来越恼火。我觉得我从来没把政府当成敌人,即使他们做得不好。比如说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事情,就算他们的工作人员对我口出恶言,也不会把他放在对立面,因为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