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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闯说，广州是个经常有人会制造“麻烦”的城市，政府在一次次“麻烦”之后知道怎么弄了。而他是这个城市事务的参与者，参与其中，并且在其中成长。
最近，广州又有了新麻烦。4月，一名叫彭燕辉的网友在博客上发起“征集1000光头照亮广州”行动，向广州市政府施压，反对耗资1.5亿、为保持亚运后的灯光美景，对珠江沿岸及海心沙周边进行升级改造的光亮工程。
雷闯第一个留言表示对“光亮哥”的认同。他剪了个光头，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支持，并接力这个行动，继续征集光头，向广州市建委递交建议信，并获得了建委领导的接见。
在此之前，更多人认识雷闯，是因为他“乙肝斗士”的身份。因为呼吁在招生中消除乙肝歧视，从2007年起，雷闯以“雷人”的方式四处闯荡，用各种吸引眼球的方式，为自己的维权行动争取人气。
他曾致信524位中科院院士、1983所高校校长，呼吁在招生中消除乙肝歧视。每天给总理寄信希望以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请总理吃饭，还曾在多个权力部门及多家企业门前，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为受歧视者群体维权。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博客和微博上不止一次感叹：“我为何为雷闯们感动？”乙肝病毒携带者、香港明星刘德华直呼雷闯为“偶像”，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报道里，白岩松评价雷闯时说，“是一个敢于闯雷区的小伙子”。
去过很城市，跟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打过交道，广州政府部门的反应最让他满意。同样是送“鸭梨”，他在深圳被拒，并被斥；在广州，则被工作人员笑纳，并称会将“鸭梨”转化为动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雷闯说他喜欢广州，因为这里的市民热爱他们的城市，愿意参与城市的事务，很给力。“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人觉得我挺另类，在广州，就会觉得我这种人太普通了。”现在他住在广州的朋友阿卡租的小屋。
这个城市，可能是暂时的落脚点，也可能是未来的归宿，但他说最重要的是，他有权利过问政府的决策，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关心大的项目开展。
用温和的方式
南都周刊：更多的人知道你，是因为你一直在做的反对乙肝歧视，这次对广州光亮工程的关注，出于什么原因？
雷闯：至少我现在生活在广州，未来也有可能在广州，这是个实际利益的角度。另一点是，我有权利过问政府的决策，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关心大的项目开展。在广州的氛围里，做这种事情也容易得到回应。因为在广州，一个无形的网络已经形成，只要有第一批响应形成，慢慢影响力就会扩散，当然只限你为公共利益做的事情。我比较喜欢用新颖的方式做公益，所以想到了征集光头照亮广州这么个形式。
征集光头的形式，开始我们感觉也挺温和的，光头只是一个噱头，希望吸引眼球，有更多人关注光亮工程事件本身。第一个剃光头的是我的朋友彭燕辉，当时我们还准备了几个“托儿”，想着如果微博上大家只是观望犹豫的时候抛出来，可是响应的人立刻一个接一个发来照片，我们安排的“托儿”根本就没派上用场。
南都周刊：你用了PK的字眼，让人感觉似乎站到了有关部门的对立面。
雷闯：我一个人的力量其实很有限，所以我就会非常注重策略。我的办事原则就是用迂回的方式，不直接对抗，用很温柔又不缺乏力量的方式，我从来没有做哪件事情，好像触碰到了有关部门的底线。
跟政府部门博弈，也是一门学问。我积累的经验显示，一个人去抗衡不了，但如果你懂得运用策略，就能达到好的效果。但征集光头这个事情，现在让我有泄气的感觉，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弄了。那天吃晚饭时还说万一微博被删就没辙了，结果回来一看，新浪微博真的被删掉了，当时有点蒙，心凉了半截，连阵地都没了，工具都没了，这个事情不好弄了！后来想来想去，光亮工程这件事一定要关注下去。
我和朋友们又谈起可以用别的表达方式。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在跟政府沟通的过程中，要用更温和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搞定，说明我又成长了。这两天征集大拇指，要求广州建委公布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拇指姑娘”小阳，我们也是认识的，对于她的参与，我也在给予支持。
南都周刊：你去过这么多城市，跟那么多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打过交道，各个城市不同的气质在你的经历中有什么不同的体现？
雷闯：有很大差别。比如说同样是送鸭梨，广州和深圳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反应就完全不同，前者笑纳，后者斥责。
今年2月份，我举报了一家电子公司违法偷偷对员工进行乙肝项目检查。然后，我去广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要个说法。去到后我发现，在闪光灯和摄像机下，对方派工作人员收下了鸭梨，还说会化“鸭梨”为动力，我奇怪他们准备工作怎么做得这么充足，完全出乎我意料，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情节发展太过于完美。后来才知道有个前新闻发言人做了指导，我想如果我临时去，他们不可能来得及找发言人，我推测是因为去之前的一天我发了条微博，声明要去送10斤鸭梨。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要做事情，我都会提前打招呼，有时是在博客上写，有时会打电话去告诉他们，如果能注重策略，可以起到很好的沟通。
南都周刊：但是，在深圳你的鸭梨就被拒收了。
雷闯：是的，以我有限的接触，尤其是送鸭梨这件事情上，感到了深圳的封闭和不开放。因为举报深圳违规查乙肝项目的医院，深圳市卫生局也没有任何处理。3月9日，我去深圳市卫生局送鸭梨，当着媒体记者的面，工作人员把鸭梨退回给我，还训斥我作秀，要我好好向旭日阳刚学习，踏踏实实做事，并威吓说：“不要因为这件事，断送了你的后半生。”那样的经历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印象深刻，我不知道，给他送鸭梨有这么恼火吗？
东莞要比深圳好一些。对于我举报的违法查乙肝的两家医院，东莞市卫生局都做了相应的处理。3月10日，我第一次到东莞，不知道东莞火车站离市区很远，打车从火车站到卫生局花了203元，花光了包里所有的钱，然后去东莞市劳动监察支队举报查乙肝的一家企业，并接受东莞当地媒体采访，结束时已是晚上8点，我没时间吃晚饭就坐上了从东莞回广州的大巴。在大巴上，吃着前一天被深圳卫生局退回的鸭梨充饥，吃着吃着，眼泪却止不住掉下来。
南都周刊：就算受了委屈，也仍然坚持用温和的方式继续？
雷闯：一定要用温和的方式。我以前给中科院的院士写过500多封信，我知道可以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要用温和、可以对话的行为艺术方式去搭个平台，跟有关部门对话，这种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广州市民很给力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不同城市对待你的不同态度？
雷闯：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跟什么有关，经济是前提，广州改革开放时间比较早，一百多年前就跟西方接触，受港澳影响，不是一两天就有这个氛围，这是个大环境。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人觉得我挺另类，在广州，就会觉得我这种人太普通了。
你发起一个行动，最后给不给力，不在于发起者，而在于市民是否愿意参与，刚好广州市民有这么一个氛围，最给力的是每一个参与的人。
广州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但是深圳相对来说外来人口多，没有文化的根。广州是个经常有人会制造“麻烦”的城市，政府在一次次“麻烦”之后知道怎么弄了，对我们来说是锻炼的机会，对政府也是锻炼的机会。城市也好，人也好，也要一次次经历了之后才能吸取教训，才有经验。我就是一个参与者，参与当中有很多收获，是无形资产，可以成长。这是我喜欢广州的原因之一。
南都周刊：对你的质疑多是什么？
雷闯：多是说我想出名，炒作自己，要是靠这样得名，我欢迎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能出名！我只能说那是大家的一个认可，是我个人价值的体现，开始我只是想谋公平，如果能够持续这样做下去，做成个事业或者职业，也挺好的。
有些政府部门的人说的话，我听了真的不舒服。但是你去跟他们吵有用吗？没用的。你跟他再吵再闹，不能给他们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只有有媒体关注，或让他的上级知道，这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我只是想通过策略制造有实质性的压力。并不是因为我做公益，就想着他们会理所当然地重视。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这是我两年来总结出的成功经验。
南都周刊：你现在是以学生身份参与公共事务，怎么跟学校交待？
雷闯：我申请了休学，第一次填的理由是“特殊原因”，学校没批，后来，我找了家公益机构帮我开了张“全职实习”的证明，才成功休学。学生这个身份挺好，至少做许多事情的时候还很自由，不会有来自单位之类的压力。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两件一生难忘的事情。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做了。
南都周刊：你做了这么多惹“麻烦”的事，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吗？想过将来吗？
雷闯：前几天跟中山大学的学生交流，有个学生问我，雷闯，为什么你幸存到现在？说实话我也怕相关部门太关注我，那样我会越来越恼火。我觉得我从来没把政府当成敌人，即使他们做得不好。比如说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事情，就算他们的工作人员对我口出恶言，也不会把他放在对立面，因为没有必要。
最近，广州又有了新麻烦。4月，一名叫彭燕辉的网友在博客上发起“征集1000光头照亮广州”行动，向广州市政府施压，反对耗资1.5亿、为保持亚运后的灯光美景，对珠江沿岸及海心沙周边进行升级改造的光亮工程。
雷闯第一个留言表示对“光亮哥”的认同。他剪了个光头，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支持，并接力这个行动，继续征集光头，向广州市建委递交建议信，并获得了建委领导的接见。
在此之前，更多人认识雷闯，是因为他“乙肝斗士”的身份。因为呼吁在招生中消除乙肝歧视，从2007年起，雷闯以“雷人”的方式四处闯荡，用各种吸引眼球的方式，为自己的维权行动争取人气。
他曾致信524位中科院院士、1983所高校校长，呼吁在招生中消除乙肝歧视。每天给总理寄信希望以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请总理吃饭，还曾在多个权力部门及多家企业门前，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为受歧视者群体维权。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博客和微博上不止一次感叹：“我为何为雷闯们感动？”乙肝病毒携带者、香港明星刘德华直呼雷闯为“偶像”，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报道里，白岩松评价雷闯时说，“是一个敢于闯雷区的小伙子”。
去过很城市，跟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打过交道，广州政府部门的反应最让他满意。同样是送“鸭梨”，他在深圳被拒，并被斥；在广州，则被工作人员笑纳，并称会将“鸭梨”转化为动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雷闯说他喜欢广州，因为这里的市民热爱他们的城市，愿意参与城市的事务，很给力。“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人觉得我挺另类，在广州，就会觉得我这种人太普通了。”现在他住在广州的朋友阿卡租的小屋。
这个城市，可能是暂时的落脚点，也可能是未来的归宿，但他说最重要的是，他有权利过问政府的决策，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关心大的项目开展。
用温和的方式
南都周刊：更多的人知道你，是因为你一直在做的反对乙肝歧视，这次对广州光亮工程的关注，出于什么原因？
雷闯：至少我现在生活在广州，未来也有可能在广州，这是个实际利益的角度。另一点是，我有权利过问政府的决策，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关心大的项目开展。在广州的氛围里，做这种事情也容易得到回应。因为在广州，一个无形的网络已经形成，只要有第一批响应形成，慢慢影响力就会扩散，当然只限你为公共利益做的事情。我比较喜欢用新颖的方式做公益，所以想到了征集光头照亮广州这么个形式。
征集光头的形式，开始我们感觉也挺温和的，光头只是一个噱头，希望吸引眼球，有更多人关注光亮工程事件本身。第一个剃光头的是我的朋友彭燕辉，当时我们还准备了几个“托儿”，想着如果微博上大家只是观望犹豫的时候抛出来，可是响应的人立刻一个接一个发来照片，我们安排的“托儿”根本就没派上用场。
南都周刊：你用了PK的字眼，让人感觉似乎站到了有关部门的对立面。
雷闯：我一个人的力量其实很有限，所以我就会非常注重策略。我的办事原则就是用迂回的方式，不直接对抗，用很温柔又不缺乏力量的方式，我从来没有做哪件事情，好像触碰到了有关部门的底线。
跟政府部门博弈，也是一门学问。我积累的经验显示，一个人去抗衡不了，但如果你懂得运用策略，就能达到好的效果。但征集光头这个事情，现在让我有泄气的感觉，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弄了。那天吃晚饭时还说万一微博被删就没辙了，结果回来一看，新浪微博真的被删掉了，当时有点蒙，心凉了半截，连阵地都没了，工具都没了，这个事情不好弄了！后来想来想去，光亮工程这件事一定要关注下去。
我和朋友们又谈起可以用别的表达方式。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在跟政府沟通的过程中，要用更温和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搞定，说明我又成长了。这两天征集大拇指，要求广州建委公布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拇指姑娘”小阳，我们也是认识的，对于她的参与，我也在给予支持。
南都周刊：你去过这么多城市，跟那么多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打过交道，各个城市不同的气质在你的经历中有什么不同的体现？
雷闯：有很大差别。比如说同样是送鸭梨，广州和深圳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反应就完全不同，前者笑纳，后者斥责。
今年2月份，我举报了一家电子公司违法偷偷对员工进行乙肝项目检查。然后，我去广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要个说法。去到后我发现，在闪光灯和摄像机下，对方派工作人员收下了鸭梨，还说会化“鸭梨”为动力，我奇怪他们准备工作怎么做得这么充足，完全出乎我意料，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情节发展太过于完美。后来才知道有个前新闻发言人做了指导，我想如果我临时去，他们不可能来得及找发言人，我推测是因为去之前的一天我发了条微博，声明要去送10斤鸭梨。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要做事情，我都会提前打招呼，有时是在博客上写，有时会打电话去告诉他们，如果能注重策略，可以起到很好的沟通。
南都周刊：但是，在深圳你的鸭梨就被拒收了。
雷闯：是的，以我有限的接触，尤其是送鸭梨这件事情上，感到了深圳的封闭和不开放。因为举报深圳违规查乙肝项目的医院，深圳市卫生局也没有任何处理。3月9日，我去深圳市卫生局送鸭梨，当着媒体记者的面，工作人员把鸭梨退回给我，还训斥我作秀，要我好好向旭日阳刚学习，踏踏实实做事，并威吓说：“不要因为这件事，断送了你的后半生。”那样的经历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印象深刻，我不知道，给他送鸭梨有这么恼火吗？
东莞要比深圳好一些。对于我举报的违法查乙肝的两家医院，东莞市卫生局都做了相应的处理。3月10日，我第一次到东莞，不知道东莞火车站离市区很远，打车从火车站到卫生局花了203元，花光了包里所有的钱，然后去东莞市劳动监察支队举报查乙肝的一家企业，并接受东莞当地媒体采访，结束时已是晚上8点，我没时间吃晚饭就坐上了从东莞回广州的大巴。在大巴上，吃着前一天被深圳卫生局退回的鸭梨充饥，吃着吃着，眼泪却止不住掉下来。
南都周刊：就算受了委屈，也仍然坚持用温和的方式继续？
雷闯：一定要用温和的方式。我以前给中科院的院士写过500多封信，我知道可以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要用温和、可以对话的行为艺术方式去搭个平台，跟有关部门对话，这种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广州市民很给力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不同城市对待你的不同态度？
雷闯：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跟什么有关，经济是前提，广州改革开放时间比较早，一百多年前就跟西方接触，受港澳影响，不是一两天就有这个氛围，这是个大环境。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人觉得我挺另类，在广州，就会觉得我这种人太普通了。
你发起一个行动，最后给不给力，不在于发起者，而在于市民是否愿意参与，刚好广州市民有这么一个氛围，最给力的是每一个参与的人。
广州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但是深圳相对来说外来人口多，没有文化的根。广州是个经常有人会制造“麻烦”的城市，政府在一次次“麻烦”之后知道怎么弄了，对我们来说是锻炼的机会，对政府也是锻炼的机会。城市也好，人也好，也要一次次经历了之后才能吸取教训，才有经验。我就是一个参与者，参与当中有很多收获，是无形资产，可以成长。这是我喜欢广州的原因之一。
南都周刊：对你的质疑多是什么？
雷闯：多是说我想出名，炒作自己，要是靠这样得名，我欢迎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能出名！我只能说那是大家的一个认可，是我个人价值的体现，开始我只是想谋公平，如果能够持续这样做下去，做成个事业或者职业，也挺好的。
有些政府部门的人说的话，我听了真的不舒服。但是你去跟他们吵有用吗？没用的。你跟他再吵再闹，不能给他们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只有有媒体关注，或让他的上级知道，这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我只是想通过策略制造有实质性的压力。并不是因为我做公益，就想着他们会理所当然地重视。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这是我两年来总结出的成功经验。
南都周刊：你现在是以学生身份参与公共事务，怎么跟学校交待？
雷闯：我申请了休学，第一次填的理由是“特殊原因”，学校没批，后来，我找了家公益机构帮我开了张“全职实习”的证明，才成功休学。学生这个身份挺好，至少做许多事情的时候还很自由，不会有来自单位之类的压力。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两件一生难忘的事情。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做了。
南都周刊：你做了这么多惹“麻烦”的事，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吗？想过将来吗？
雷闯：前几天跟中山大学的学生交流，有个学生问我，雷闯，为什么你幸存到现在？说实话我也怕相关部门太关注我，那样我会越来越恼火。我觉得我从来没把政府当成敌人，即使他们做得不好。比如说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事情，就算他们的工作人员对我口出恶言，也不会把他放在对立面，因为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