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诸多公共事件中，“临时工”频频被推向风口浪尖：“飞腿踏头”的城管是临时工，发飙砸人的警花也是临时工；强拆民房的是临时工，引发火灾的也是临时工……结果，临时工往往被迅速辞退，相关领导却仍屹然不倒。对此，临时工自嘲为魔咒、宿命，舆论界则穷追猛打、质疑不断。
　　是的，为什么总是临时工？
　　长期以来，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到位，公共管理事务有增无减。在机构改革、简编定岗的大背景下，很多行政事业单位转而聘用大量的临时工。临时工的艰辛劳动、重要贡献自然不容否认，但也应当看到，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临时工越来越被异化成为“替罪羊”。在部分官员的眼中，平时让临时工冲锋陷阵，出事时祭出临时工，成为了一种屡试不爽的“政治智慧”。
　　以延安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为例，被处理的最高领导只是监察支队分管副支队长，所谓的“处理”也只是停职待岗，市城管局领导层竟无一人站出来担责。坏事是临时工干的，都已经开除了，说明领导是重视的，临时工的下场也很可怜，舆论又何必非要置人于死地？
　　如此“壁虎断尾”之术，看似高明至极，既保全了自己的官位，又保全了职能部门的形象，实则严重透支了政府公信力，欠下了民众的感情债、公平债，成为酿就更大矛盾的导火索。
　　从法理的角度看，临时工不具有被授权或被委托实施行政执法权的资质和条件，不具有行政执法权。一旦在工作过程中造成损害，首先应当由其所在的行政机关承担对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行政机关担责之后，方才进行内部追责。
　　不过，在实践中，官员问责屡屡遭遇棘手难题。首先，“领导责任”到底应当如何界定？什么样的事故可导致更高级别官员被问责？现有法律法规语焉不详。在操作上，副职问责显著多于正职问责，副职顶缸现象一点也不逊色于临时工。但事实上，很多决策往往由“一把手”最终拍板。现代行政理论认为，有权必有责，权责要一致。何种情况只需分管副职官员辞职，何种情况主管正职官员也要辞职？至今仍无明文规定。
　　其次，潜规则仍时常兴风作浪。比如，辽宁某县委书记乘坐豪车，至少涉及两大违规：一是车辆严重超标，二是套用警车牌照。事后，肇事官员回应，车辆是跟朋友借的，已经退还；军牌是临时工司机套用，司机已主动辞职。荒谬的是，监管部门居然默认结果，不再有问责下文。如此一来，临时工岂止是被问责主体安排的卸责对象，更像是监管部门与被问责权力的公然合谋。而由于各种明规则与潜规则纠缠不清，对于地方阳奉阴违、违规提拔被问责官员等问题，甚至连中央部委也无可奈何。
　　显然易见，非霹雳手段不足以服众，也不足以震慑官员。在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过程中，必须切实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保障媒体、司法的相对独立性。谁赋予临时工行政执法权的？谁允许擅自聘用临时工的？临时工的工资福利从何而来？这些关键事实，都需要来自行政体系之外的独立调查。
　　而全面清理规范临时工，也已迫在眉睫。我国究竟有多少临时工？迄今，尚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由此，可管窥编外人员管理的混乱。可喜的是，今年3月，《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明确要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杜绝合同工、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6月，南京市政府也专门发文，规定行政机关编外人员不得超出行政编制的10%；编外人员实行公开招聘；公安、城管等部门必须实行实名制管理。
　　从更长远来看，还应当启动一场更深层面的“编制革命”。有关部门不仅应对每一起临时工事件进行彻查问责，还应花大力气健全劳动用工制度。质而言之，就是在更大范围内实施聘任制、合同制，从而彻底打碎在编人员的“铁饭碗”，彻底破除在编人员的“贵族化”。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形成竞争压力，做到能者上、庸者让，谁用工、谁担责，下属违法、领导问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