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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了提高。本文以《中国关键词》为例，简要分析该系列图书“走出去”的举措和经验，旨在为出版“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参考及建议。
关键词：出版“走出去”；跨文化传播；策略建议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0-0203-03
我国出版行业认真贯彻党中央的部署，积极应对新形势，一批批展现中国风采的出版物不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传播了中国声音，讲述了中国故事[1]。诸多出版机构在“走出去”实践中积极探索，积累了经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一、出版“走出去”的发展现状
“十三五”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出版“走出去”工作。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年又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中宣部等相关部门也先后出台了相应规划和方案，为出版“走出去”指明了方向[1]。
随着国际影响力日渐提升，文化自信日益增强，中国出版业已经从最初简单的版权、出版物输出逐渐步入资本输出阶段，出版业所承担的重任已不仅仅是简单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而是主动“走出去”，精准选题、精准定位、精准营销，依托媒介技术，通过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出版更多高品质的作品，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使命。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及相关政策的日益完善，如2016年《“十三五”时期新闻出版“走出去”专项规划》的颁布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项目的启动，促进了我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提升了我国出版物的国际影响力。近几年来，我国出版业与世界范围内近70个国家达成了合作协议，在海外设立了上百家出版机构，积极参加各大国际书展和活动，如法兰克福书展、意大利都灵国际图书沙龙等，在各大出版领域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出版内容、渠道不断拓展，做到了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2]。
而“十四五”期间，随着文化强国战略深入推进，出版同相邻产业的界限也进一步被打破，产业链重构及出版产业的跨界融合、纵深发展或将成必然趋势。我国出版业将在中华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高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本领、更好地肩负起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担当中发挥更大作用[1]。
二、《中国关键词》实现“走出去”的举措和经验
2019年是新中国对外出版发行事业创立70周年，也是中国外文局建局70周年。在这七十年中，外文局始终坚持向世界介绍中国，全方位地展示中国的发展成就，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外文局策划出版的《中国关键词》多语种系列图书目前已出版发行《中国关键词：第一辑》《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中国关键词：十九大篇》《中国关键词：治国理政篇》等多本图书，这是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海外受到热烈欢迎后中国外文局在中国政治话语主题出版领域推出的又一力作，《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既是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多角度补充，也是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又一次创新尝试。
目前，《中国关键词》多语种系列图书已出版了数十种语种版本，在海外受到热烈欢迎，成为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又一成功案例[3]。本文对《中国关键词》的“走出去”路径进行分析，总结其在内容、定位、渠道三个方面的成功经验。
（一）内容优质，增强中国故事的可读性
优质的内容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基础。出版“走出去”应当从内容入手，深入挖掘中国故事的精神文化内核，讲述中国的使命与担当，融通中外不同的话语模式，借助优质的内容架起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桥梁。
《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标题简洁明了，一目了然，直指核心内容，所选关键词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图书将所有的内容分门别类，逻辑脉络清晰有序，方便读者选择阅读。同时，该图书系列还能与时俱进，及时将中国故事讲述给海内外读者。例如，2020年4月起，《中国关键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篇》多语种电子书陆续上线。该书分为上、下两册，分别被译为英、法、西、日、韩五个语种对外发布，涵盖中国抗击疫情的决策安排、与疫情相关的词汇及国际社会的援助等方面内容。
此外，该系列图书文字表达风格平易近人，兼顾权威性和易读性，以海内外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严谨、正式的权威话语模式转变为生动、活泼的叙事话语。落实在微观层面，该书在编写过程中致力于寻找这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关键词”与海外受众的关联，在中文词条的编写中，并不是机械地复制相关文件和报告，而是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写作方法，如改变句子结构、减少修辞手法等，贴合了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该书的翻译也尽可能避免直译，融通了中国及输入国的语言特点，保证了文本翻译的可读性与准确度。
除内容的可读性之外，《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特殊的文本形式及短小的篇幅也是其成功的又一因素。该系列图书摒弃了以往主题图书篇幅长、容量大的模式，以“关键词”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使读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重要的核心信息，从而快速了解中国，大大降低了外国读者的认知门槛和难度。
（二）拓寬传播渠道，促进融合传播
5G的到来意味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传播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出版业面临巨大挑战；与此同时，新技术也为其提供了相应的机会，加快了出版业改革升级的步伐，拓宽了其“走出去”的渠道。
出版业应在深入了解技术与受众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渠道，把握新媒体在传播速度与效率上的优势，积极尝试传统媒介与数字媒介的融合方式，以优质内容为核心打造传播矩阵，真正做到渠道与内容的融合，提高文化传播的精度、广度与深度，让出版“走出去”拥有更广阔的前景。 以往单纯依靠传统纸质媒介的主题图书出版虽然能深入地讲好中国故事，但这种方式传播渠道狭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传播的人群辐射面也较小，查找难度较大。相比之下，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传播渠道虽然在深度传播方面有一定的欠缺，但却能更快速、更高效地到达更多受众，形式较为灵活，能够兼顾更加多元化的受众需求。
因此，“出版”走出去要重视传统与数字的融合，在优质内容的基础上积极应用互联网平台。《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就尝试了“平台+出版”的全媒体融合形式，详细阐述了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不仅将书籍作为内容载体，还将其打造成了以内容为基础的全媒体平台，使之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
在平台设计方面，为使读者更加方便地获取信息，出版方以读者为中心增加了互动功能，提高了传播时效。另外，考虑到当下读者对碎片化内容的需求，出版方也十分注重内容在移动端、云端的传播，通过移动应用软件、社交媒体等媒介平台进行了碎片化传播，同时还根据平台特点，利用图表、微视频等形式进行可视化呈现，语言简洁明了，这增强了文字的易读性，吸引了更多读者[4]。
与此同时，传统的传播渠道也没有被出版方忽视，多语种版本的口袋书、电子书等也被不断推出。此外，出版方还积极参加传统的首发式、推介会，成立了海外编辑部等，多方面尝试“走出去”的新形式、新方法。
（三）立足国际视野，重视跨文化传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极化的发展，来自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文化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迁移、扩散、变动。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政治背景不同，使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也呈现多样性的特征。面对不同的文化，由于传播者和受众话语体系之间的偏差，很容易出现“文化折扣”现象。在出版“走出去”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上，我国一向以输出国家为核心，在深入了解出版输出国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出版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差异的基础上，做到从内容到形式的本土化，推出了适应不同国家的出版物，促进了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为了使内容更贴近各语种国家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在图书制作过程中打破了以往先撰稿后翻译的编辑流程，从一开始的中文编写过程就借力翻译专家和外宣人员，从跨文化传播角度进行策划设计。同时，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在翻译时，该系列图书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经验丰富的翻译家和外文定稿人组成专家团队，在尊重各国各地区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各语种国家的语言习惯，摆脱了程式化的翻译，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技巧，形成了翻译—修改—审核—定稿的灵活机制，并就不同语种内容在翻译中表现出的共性和特色等进行了充分讨论，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翻译出版。
三、有关出版“走出去”的建议
推动出版“走出去”需要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做好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工作。经济“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前提和基础，出版“走出去”作为一个长期工程，需要形成合力。虽然出版“走出去”在“十三五”期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在诸多关键层面还略显不足[5]。为此，要转变思维方式，调整策略，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疫情为图书阅读市场带来的变化以及对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影响，积极布局后疫情时期的发展规划，主动把握时机，实现跨越[6]。
结合《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的“走出去”路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出版“走出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与此同时，在市场化、产业化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一）锁定目标市场，丰富运营经验，加快数字化转型
推动出版成功“走出去”不但要求出版方深入了解输出国的基本特质，更要求其加深对自身的了解，包括图书产品特征、运营能力、主体优势等。在出版国际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出版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目标市场、合作对象等；另一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输出国的经济、文化等情况确定出版物的形式、内容及合作方式，实现与国际出版市场的有效连接。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更加紧密，新一轮变革和创新将助力出版业的发展。
在融媒体时代，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出版业可以联合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介平台发展适合自身的运营模式。出版业在优质内容产出方面具有优势，其他相关行业则在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双方可以推动优势互补，建立互惠共赢的信息化平台和互动社区。对于出版业来说，这既可以加强与读者的互动，又可以提高传播速度与效果[7]。
此外，出版业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全面推动数字出版“走出去”，让读者切实体会到数字传播的时效性，以及通过终端进行内容获取和学习的便捷性，突出数字出版的优势。此外，随着5G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出版业的内容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将会出现更多新技术，将拥有更多的可能。
（二）树立文化品牌，推动产业融合，实现重点突破
传统出版行业还可以努力推动与其他产业的融合，通过形成融合发展产业链，实现出版流程全环节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以用户思维和场景思维实现出版“走出去”的创新与升级。可以采取重点突破、稳步推进的策略，及时调整“走出去”图书的品种结构，增强“走出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抓住新媒体发展的机遇，转变方式，另辟蹊径，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具体而言，在出版业融合发展产业链中，要以以内容为基础的图书产品为核心，强化其产品特性背后的媒介属性。参与图书出版的所有主体，如出版者、作者、讀者、平台渠道、广告商等，均要以图书为媒介进行互动，实现产业间的资源整合与再利用[8]。
对于出版方而言，其面对的不仅仅是销售渠道与终端，更是整个出版产业生态圈的深度融合。以《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为例，出版方可以以该图书本体为媒介，联合设计、电商等产业进行再设计与再利用，开发一批衍生品，如宣传标志、二维码或周边文具、书签等等，以树立文化品牌，丰富品牌元素。还可以以图书产品及其衍生品为媒介，建立社群，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实现多向绑定，传播品牌价值。要容纳、鼓励更多行业的进入，推动涉及产业全域的改造，实现出版“走出去”的改革与发展。 四、结语
当前，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瞬息万变，中国以其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吸引了世界人民的目光。中国在不斷摸索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的和平发展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民族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的发展之路充满好奇。
实践证明，有关中国发展内容的出版物很受国际社会的欢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中国元素为主题的出版物已然成为国际出版商优质内容的来源地。为了让海外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当代中国，不仅要推动中医、人文、美食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大众出版类图书“走出去”，出版者更应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技术进展等记录下来，如量子卫星、高铁、火星探测等凝结着中国智慧的伟大成就。这些主题更容易与国际对接，更容易进入海外读者圈，可以使出版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之一。
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版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推动出版“走出去”需要科学、合理地开拓海外互联网平台，把握跨文化传播规律，不断增强出版业的中国文化品牌意识，打造出版“走出去”融合发展新产业链。
中国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出版者应当顺应时代潮流，顺势而为，积极响应海外需求，主动策划出版“走出去”，尝试多种新颖的模式与途径，扩大出版传播力，这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助力。
参考文献：
[1] 范军，邹开元.“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走出去发展报告[J].中国出版，2020（24）：3-10.
[2] 路玥.中国出版“走出去”提质增效的路径探索——以中少总社对外出版成果及资助项目出版图书为例[J].出版广角，2020（12）：39-41.
[3] 李旭.中国话语主题图书海外传播实践案例与启示——以《中国关键词》在俄罗斯的宣传和推介为例[J].对外传播，2019（11）：21-22.
[4] 孙敬鑫.借“中国关键词”讲好中国故事[J].对外传播，2016（02）：43-44.
[5] 李婷，韩建民，杜恩龙.“十四五”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展望与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1（1）：27-35.
[6] 戚德祥，蒋欣悦.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中国出版，2020（13）：22-27.
[7] 路玥.中国出版“走出去”提质增效的路径探索——以中少总社对外出版成果及资助项目出版图书为例[J].出版广角，2020（12）：39-41.
[8] 金书羽.打造融合发展生态圈——融媒体时代图书出版产业创新路径探析[J].中国传媒科技，2020（01）：94-96.
作者简介：陈进才（1971—），男，福建厦门人，硕士，副编审，研究方向：编辑出版。
李峰伟（1983—），女，浙江舟山人，硕士，编辑，研究方向：编辑出版。
关键词：出版“走出去”；跨文化传播；策略建议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0-0203-03
我国出版行业认真贯彻党中央的部署，积极应对新形势，一批批展现中国风采的出版物不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传播了中国声音，讲述了中国故事[1]。诸多出版机构在“走出去”实践中积极探索，积累了经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一、出版“走出去”的发展现状
“十三五”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出版“走出去”工作。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年又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中宣部等相关部门也先后出台了相应规划和方案，为出版“走出去”指明了方向[1]。
随着国际影响力日渐提升，文化自信日益增强，中国出版业已经从最初简单的版权、出版物输出逐渐步入资本输出阶段，出版业所承担的重任已不仅仅是简单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而是主动“走出去”，精准选题、精准定位、精准营销，依托媒介技术，通过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出版更多高品质的作品，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使命。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及相关政策的日益完善，如2016年《“十三五”时期新闻出版“走出去”专项规划》的颁布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项目的启动，促进了我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提升了我国出版物的国际影响力。近几年来，我国出版业与世界范围内近70个国家达成了合作协议，在海外设立了上百家出版机构，积极参加各大国际书展和活动，如法兰克福书展、意大利都灵国际图书沙龙等，在各大出版领域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出版内容、渠道不断拓展，做到了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2]。
而“十四五”期间，随着文化强国战略深入推进，出版同相邻产业的界限也进一步被打破，产业链重构及出版产业的跨界融合、纵深发展或将成必然趋势。我国出版业将在中华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高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本领、更好地肩负起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担当中发挥更大作用[1]。
二、《中国关键词》实现“走出去”的举措和经验
2019年是新中国对外出版发行事业创立70周年，也是中国外文局建局70周年。在这七十年中，外文局始终坚持向世界介绍中国，全方位地展示中国的发展成就，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外文局策划出版的《中国关键词》多语种系列图书目前已出版发行《中国关键词：第一辑》《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中国关键词：十九大篇》《中国关键词：治国理政篇》等多本图书，这是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海外受到热烈欢迎后中国外文局在中国政治话语主题出版领域推出的又一力作，《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既是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多角度补充，也是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又一次创新尝试。
目前，《中国关键词》多语种系列图书已出版了数十种语种版本，在海外受到热烈欢迎，成为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又一成功案例[3]。本文对《中国关键词》的“走出去”路径进行分析，总结其在内容、定位、渠道三个方面的成功经验。
（一）内容优质，增强中国故事的可读性
优质的内容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基础。出版“走出去”应当从内容入手，深入挖掘中国故事的精神文化内核，讲述中国的使命与担当，融通中外不同的话语模式，借助优质的内容架起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桥梁。
《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标题简洁明了，一目了然，直指核心内容，所选关键词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图书将所有的内容分门别类，逻辑脉络清晰有序，方便读者选择阅读。同时，该图书系列还能与时俱进，及时将中国故事讲述给海内外读者。例如，2020年4月起，《中国关键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篇》多语种电子书陆续上线。该书分为上、下两册，分别被译为英、法、西、日、韩五个语种对外发布，涵盖中国抗击疫情的决策安排、与疫情相关的词汇及国际社会的援助等方面内容。
此外，该系列图书文字表达风格平易近人，兼顾权威性和易读性，以海内外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严谨、正式的权威话语模式转变为生动、活泼的叙事话语。落实在微观层面，该书在编写过程中致力于寻找这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关键词”与海外受众的关联，在中文词条的编写中，并不是机械地复制相关文件和报告，而是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写作方法，如改变句子结构、减少修辞手法等，贴合了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该书的翻译也尽可能避免直译，融通了中国及输入国的语言特点，保证了文本翻译的可读性与准确度。
除内容的可读性之外，《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特殊的文本形式及短小的篇幅也是其成功的又一因素。该系列图书摒弃了以往主题图书篇幅长、容量大的模式，以“关键词”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使读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重要的核心信息，从而快速了解中国，大大降低了外国读者的认知门槛和难度。
（二）拓寬传播渠道，促进融合传播
5G的到来意味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传播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出版业面临巨大挑战；与此同时，新技术也为其提供了相应的机会，加快了出版业改革升级的步伐，拓宽了其“走出去”的渠道。
出版业应在深入了解技术与受众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渠道，把握新媒体在传播速度与效率上的优势，积极尝试传统媒介与数字媒介的融合方式，以优质内容为核心打造传播矩阵，真正做到渠道与内容的融合，提高文化传播的精度、广度与深度，让出版“走出去”拥有更广阔的前景。 以往单纯依靠传统纸质媒介的主题图书出版虽然能深入地讲好中国故事，但这种方式传播渠道狭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传播的人群辐射面也较小，查找难度较大。相比之下，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传播渠道虽然在深度传播方面有一定的欠缺，但却能更快速、更高效地到达更多受众，形式较为灵活，能够兼顾更加多元化的受众需求。
因此，“出版”走出去要重视传统与数字的融合，在优质内容的基础上积极应用互联网平台。《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就尝试了“平台+出版”的全媒体融合形式，详细阐述了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不仅将书籍作为内容载体，还将其打造成了以内容为基础的全媒体平台，使之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
在平台设计方面，为使读者更加方便地获取信息，出版方以读者为中心增加了互动功能，提高了传播时效。另外，考虑到当下读者对碎片化内容的需求，出版方也十分注重内容在移动端、云端的传播，通过移动应用软件、社交媒体等媒介平台进行了碎片化传播，同时还根据平台特点，利用图表、微视频等形式进行可视化呈现，语言简洁明了，这增强了文字的易读性，吸引了更多读者[4]。
与此同时，传统的传播渠道也没有被出版方忽视，多语种版本的口袋书、电子书等也被不断推出。此外，出版方还积极参加传统的首发式、推介会，成立了海外编辑部等，多方面尝试“走出去”的新形式、新方法。
（三）立足国际视野，重视跨文化传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极化的发展，来自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文化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迁移、扩散、变动。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政治背景不同，使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也呈现多样性的特征。面对不同的文化，由于传播者和受众话语体系之间的偏差，很容易出现“文化折扣”现象。在出版“走出去”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上，我国一向以输出国家为核心，在深入了解出版输出国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出版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差异的基础上，做到从内容到形式的本土化，推出了适应不同国家的出版物，促进了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为了使内容更贴近各语种国家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在图书制作过程中打破了以往先撰稿后翻译的编辑流程，从一开始的中文编写过程就借力翻译专家和外宣人员，从跨文化传播角度进行策划设计。同时，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在翻译时，该系列图书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经验丰富的翻译家和外文定稿人组成专家团队，在尊重各国各地区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各语种国家的语言习惯，摆脱了程式化的翻译，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技巧，形成了翻译—修改—审核—定稿的灵活机制，并就不同语种内容在翻译中表现出的共性和特色等进行了充分讨论，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翻译出版。
三、有关出版“走出去”的建议
推动出版“走出去”需要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做好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工作。经济“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前提和基础，出版“走出去”作为一个长期工程，需要形成合力。虽然出版“走出去”在“十三五”期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在诸多关键层面还略显不足[5]。为此，要转变思维方式，调整策略，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疫情为图书阅读市场带来的变化以及对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影响，积极布局后疫情时期的发展规划，主动把握时机，实现跨越[6]。
结合《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的“走出去”路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出版“走出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与此同时，在市场化、产业化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一）锁定目标市场，丰富运营经验，加快数字化转型
推动出版成功“走出去”不但要求出版方深入了解输出国的基本特质，更要求其加深对自身的了解，包括图书产品特征、运营能力、主体优势等。在出版国际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出版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目标市场、合作对象等；另一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输出国的经济、文化等情况确定出版物的形式、内容及合作方式，实现与国际出版市场的有效连接。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更加紧密，新一轮变革和创新将助力出版业的发展。
在融媒体时代，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出版业可以联合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介平台发展适合自身的运营模式。出版业在优质内容产出方面具有优势，其他相关行业则在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双方可以推动优势互补，建立互惠共赢的信息化平台和互动社区。对于出版业来说，这既可以加强与读者的互动，又可以提高传播速度与效果[7]。
此外，出版业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全面推动数字出版“走出去”，让读者切实体会到数字传播的时效性，以及通过终端进行内容获取和学习的便捷性，突出数字出版的优势。此外，随着5G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出版业的内容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将会出现更多新技术，将拥有更多的可能。
（二）树立文化品牌，推动产业融合，实现重点突破
传统出版行业还可以努力推动与其他产业的融合，通过形成融合发展产业链，实现出版流程全环节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以用户思维和场景思维实现出版“走出去”的创新与升级。可以采取重点突破、稳步推进的策略，及时调整“走出去”图书的品种结构，增强“走出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抓住新媒体发展的机遇，转变方式，另辟蹊径，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具体而言，在出版业融合发展产业链中，要以以内容为基础的图书产品为核心，强化其产品特性背后的媒介属性。参与图书出版的所有主体，如出版者、作者、讀者、平台渠道、广告商等，均要以图书为媒介进行互动，实现产业间的资源整合与再利用[8]。
对于出版方而言，其面对的不仅仅是销售渠道与终端，更是整个出版产业生态圈的深度融合。以《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为例，出版方可以以该图书本体为媒介，联合设计、电商等产业进行再设计与再利用，开发一批衍生品，如宣传标志、二维码或周边文具、书签等等，以树立文化品牌，丰富品牌元素。还可以以图书产品及其衍生品为媒介，建立社群，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实现多向绑定，传播品牌价值。要容纳、鼓励更多行业的进入，推动涉及产业全域的改造，实现出版“走出去”的改革与发展。 四、结语
当前，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瞬息万变，中国以其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吸引了世界人民的目光。中国在不斷摸索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的和平发展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民族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的发展之路充满好奇。
实践证明，有关中国发展内容的出版物很受国际社会的欢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中国元素为主题的出版物已然成为国际出版商优质内容的来源地。为了让海外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当代中国，不仅要推动中医、人文、美食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大众出版类图书“走出去”，出版者更应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技术进展等记录下来，如量子卫星、高铁、火星探测等凝结着中国智慧的伟大成就。这些主题更容易与国际对接，更容易进入海外读者圈，可以使出版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之一。
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版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推动出版“走出去”需要科学、合理地开拓海外互联网平台，把握跨文化传播规律，不断增强出版业的中国文化品牌意识，打造出版“走出去”融合发展新产业链。
中国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出版者应当顺应时代潮流，顺势而为，积极响应海外需求，主动策划出版“走出去”，尝试多种新颖的模式与途径，扩大出版传播力，这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助力。
参考文献：
[1] 范军，邹开元.“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走出去发展报告[J].中国出版，2020（24）：3-10.
[2] 路玥.中国出版“走出去”提质增效的路径探索——以中少总社对外出版成果及资助项目出版图书为例[J].出版广角，2020（12）：39-41.
[3] 李旭.中国话语主题图书海外传播实践案例与启示——以《中国关键词》在俄罗斯的宣传和推介为例[J].对外传播，2019（11）：21-22.
[4] 孙敬鑫.借“中国关键词”讲好中国故事[J].对外传播，2016（02）：43-44.
[5] 李婷，韩建民，杜恩龙.“十四五”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展望与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1（1）：27-35.
[6] 戚德祥，蒋欣悦.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中国出版，2020（13）：22-27.
[7] 路玥.中国出版“走出去”提质增效的路径探索——以中少总社对外出版成果及资助项目出版图书为例[J].出版广角，2020（12）：39-41.
[8] 金书羽.打造融合发展生态圈——融媒体时代图书出版产业创新路径探析[J].中国传媒科技，2020（01）：94-96.
作者简介：陈进才（1971—），男，福建厦门人，硕士，副编审，研究方向：编辑出版。
李峰伟（1983—），女，浙江舟山人，硕士，编辑，研究方向：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