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己来日无多，以后也不在党组织了，但我从内心里永远感恩组织，愿意终身追随组织，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修身养性，认真改造，重新做人。”已落马的原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忏悔书里这样写道。
　　2018年11月13日，“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作为反腐成果，项俊波的这封忏悔书，与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江西省原副省长李贻煌等省部级高官的悔罪书、党纪处分决定等材料一起，至今还被陈列在展览中，接受着数以万计观众的打量。
　　这并非落马官员忏悔材料的第一次公开。2017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就曾经展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等人的部分忏悔书。
　　贪官悔过书，通常是指落马官员在梳理自身错误、反思思想根源的基础上撰写的文字材料，记录其思想认识的转变历程。
　　近日，记者收集了近百份贪官悔过书，上自副国级、下至乡科级，甚至还有村干部。梳理发现，落马官员同中有异的心路历程，或明或暗的贪腐世界，都隐匿在这一颇具特色的文体中。

悔过书的“三段论”    级别不同风格不一

　　贪官悔过书有着大致相同的悔过路径，较为常见的是“三段论”格式。
　　在开头，很多人喜欢追忆昔日时光。
　　苏荣在一封写于2014年10月的悔过书中提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因‘文革’的发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回家当了农民，从大队会计干起，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从十三大算起，一直到十八大，连续参加六届党代会，连续任候补、中委四届二十年，亲人为我自豪、家乡人为我骄傲……”
　　他在悔过书里用的“培养”一词，落马省部级官员在悔过书中也尤为喜欢用。浙江省委原常委许运鸿是这么写的：“我是一个在党组织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则在悔过书开篇感谢“党把我从一个穷孩子、苦孩子培养成为高级领导干部”。
　　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局长曾涛，是厅级官员，他在忏悔书的开端用较多笔墨呈现了自己光鲜的过去：“成为省直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院里的收入由我接手时的5000多万元增长到我离开时的2.4亿元”。
　　顺着开头往下读，便是悔过书的“第二章节”。
　　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相似的身影，他们家境普通，有些甚至出身贫寒，通过勤奋读书走出农村，步入仕途，但在利益的诱惑下，一步步坠入铁网。
　　大多数贪腐都因心理不平衡。“平时与一些老板的交往中，我看到他们腰缠万贯、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心理开始失衡，欲望开始膨胀。”成都市政协原副主席周学文在悔过书中写道，“论知识、能力和水平，我不比他们差，可挣的钱却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些濒临退休的官员，往往是想为退休后的自己找条后路。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张泽忠在忏悔书里谈起自己曾做过的退休梦：“退休以后，冬天住海南，夏天住青岛，春秋住济南。有人请我，我就去讲讲课，每年到外地旅游，没事就抱抱外孙，尽享天伦之乐。”正是这种享乐思想让他觉得“钱多一点还是方便”。
　　更有甚者，贪腐是为了情人。江苏省南通市气象局办公室原主任余震东回忆，随着出入高档歌厅次数增多，他认识了一些“所谓的女朋友”，经济上额外的需要也是导致受贿的原因之一。重庆市规划局原党组書记蒋勇也是因情人而贪腐，利用权力为情人谋利。
　　在悔过书里，贪官们分析完贪腐动机与路径，一般便到了“第三章节”。
　　这时，他们会从宏观角度总结思想根源，抑或分析造成的危害。思想原因的关键词大抵逃不出侥幸心理、价值观错位、自制力不强、义利观扭曲等。
　　上海社保案的关键人物祝均一分析了自己的贪腐源心态，断定自己的质变时间大约在50岁左右。因为对个人发展“结构封顶”的心理阴影，“我对自己的提升不得志有着强烈的不平衡心态。回顾自己的成功历程，我突然产生一种要创造一个超越所有部门、超越所有人的光辉业绩，并用这种业绩让所有人重新认识我的才能与能力的想法。”
　　于是，祝均一在企业年金与社保基金运作中，不顾国家法令与规定，违规操作。为了让自己的“运作业绩”成为全国第一，“我贸然用十多亿元保险基金违规运作，……我在年金运作中为了掩盖实际已损失的某机构运作的业绩，用与保险基金偷梁换柱的方法，使保险的那部分实物资产被高估。为了个人运作业绩的脸面，使社保基金直接受损。”
　　不过，即使悔过书的反思路径相仿，悔过书的语言风格和写作口吻也各不相同。
　　不少落马官员喜爱引用古语。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以“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来形容自己不拘小节，最终落得“淹死在酒里，烧死在烟里，压死在不义钱物里的可悲下场”。而“温水煮青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则是贪官们常用的几句教训。
　　此外，悔过书里，也蕴藏着不少具有文学色彩的陈述。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许志锐的悔过书记录了自己在看守所写的小诗：“冬日斜阳倚墙照，窗外小鸟林中跳。墙高庭深兰花瘦，空怀壮志仰天笑”。
　　有人喜欢在忏悔书中引用《阿房宫赋》里最切题的那句话作为结尾，借以提醒手中仍握有权力的官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在篇幅上，级别越低的落马官员，悔过书的篇幅往往越短，到乡科一级，犯罪行为大多并不复杂，也不会在悔过书中过多追忆往昔荣光和曾经取得的政绩。

写悔过书能带来什么？

　　每个阶段的忏悔书有一定共性，但也存在不同特点。
　　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的悔过书，写于他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他在悔过书里这样认为：“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最后悔的便是从政，“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现在应该已经是教授了”。
　　更多的悔过书，和这份行刑之前所作的忏悔并不相同。中纪委官方网站上有解释：“被审查人员的忏悔反思录，一般是在审查期间进行撰写，要求被审查人员在忏悔录中系统交代自身问题。”
　　浙江一位长期从事纪检工作的人士称，往往是在纪委调查即将结束时，官员认识到错误，自愿写下悔过书，悔过书会附案卷移交检察院。“悔过书代表认罪态度，认罪态度好对之后判刑也有帮助。”
　　一般而言，官员们在接受纪委调查期间写悔过书，更易谈及具体贪腐内容。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中纪委对其立案调查期间写下的悔过书里提到：“就是在中央纪委对我的问题进行初核调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仍然把组织监督放在一边，收受各类人员礼金、贿赂一百余万元。”

　　相比之下，贪官们在庭判的最后陈述则更为感性。2014年12月10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宣判。他在陈述中痛哭流涕，“我每每看到起诉书，都在反问我自己，这是我吗？怎么会到今天？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是哪里呀？”
　　在看守所或监狱中完成的悔过书里，贪官们往往触景生情，提及对自由的渴望。2006年的新年，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许志锐在看守所写下悔过书，提及最多的还是家人，他反复懊悔，“我亲手把这个美好的家打碎了”;也感喟自由珍贵：“自由在人们享有它的时候，感觉不到它的可贵，就像太阳、空气那样，一切是那么自然。”
　　一位省级监狱管理局内部人士透露，所有服刑人员在其入监后均需撰写忏悔书，包括职务犯，忏悔书能帮助减刑加分，“忏悔书原则上不予对外公开，作为狱内服刑人员自我教育的材料。如确需公开，一般需征得服刑人员本人同意”。

人情之网

　　悔过书中，更多人都自认为是被动地卷入了贪腐旋涡。笼罩在旋涡之上的是一张巨大的人情网络，亲人、朋友、情人、下属，都是细密网络上的节点。
　　多份忏悔书显示，子女出国读书的费用、亲戚工作岗位的安排，往往成为贪官的软肋，进而令公权成为攫取家族利益的私器。
　　沈阳军区哈尔滨房地产管理局原局长国玉斌的贪腐金额，主要用于支付女儿女婿在国外读书的费用;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主任李永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儿子的公司办贷款、为弟弟协调贷款、为侄儿招揽装修工程、为丈夫调动工作。
　　四川省粮食局原党组书记李益良在忏悔书里回顾行贿人的常用套路，行贿者利用各种名义送礼，得知其子要出国念书，便以几万元红包相赠，听到其妻子无意中说要给儿子买房，便将自己的房子送给她。
　　有人的贪腐则因念手足之情。四川雅安市原市委书记徐孟加多年在外工作，双亲皆靠家中哥哥照料。2008年，在一次偶然的考察中，他得知哥哥口中顺风顺水的生意，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在事业上没有后顾之忧。愧疚之情涌来。于是，徐孟加在一个又一个项目中，让哥哥和自己非法获利，贪腐金额一筆大过一笔，总计收取贿赂和干股共计折合人民币548万元（未遂150万元），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2亿余元人民币。他在忏悔书里写道：“我非但没让哥哥扬眉吐气，反而让他成为我受贿的帮凶，也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贪官中，确有人家庭遇到了困难。合肥市肥东经开区规划建设局原局长陈兴献贪腐的89.3万元，就主要被用于父亲、妻子的重病治疗。2010年，妻子查出胃癌，紧接着，父亲又患上脑萎缩。这时，老同学找到他，想要承接工程设计业务，并允诺给予他一定好处费。为让老同学顺利拿到业务，陈兴献将大工程的设计业务，像分蛋糕一样化整为零，把每次设计业务工程量控制在20万元以内。在忏悔书中，他反思道：“入狱以后我才明白，老同学之所以给我好处费，看中的是我手中的权力。”
　　大部分落马官员在忏悔时，都会反思官场上友情的虚妄和现实，一位贪官写道：“这些所谓的朋友绝大多数跟我交往都是有目的的，都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能为他们办事。他们当中有的人搞所谓的长期感情投资，平时找你喝酒唱歌搓麻将，貌似关系很铁，其实是拖你下水，关键时刻第一个出卖你的很可能也是这些‘称兄道弟的朋友’。”

贪腐的“技巧”

　　贪腐时，贪官们也讲究“技巧”。广西高院原副院长欧绍轩深知“不能以审判权索要钱财，这样对立面大风险大，也不能逢钱见物都收，这样交际面广，同样风险也大”。因此，他选择了自己认为最为隐蔽安全的顺水人情，“拉住一个律师长期合作”“稳住一个公司，吃喝消费图个方便”，法院最终认定他受贿889万元，被判死缓。
　　海南昌江县教育局原局长符军采取的办法是，将收的钱存在亲戚名下。在任教育局长的后几年，他先后收受500余万元贿款，他不敢将这些钱放在家里或办公室，也不敢告诉家人。于是，他将受贿款存在几个亲戚名下。“当时我想的是，一旦出事，只要自己不说，这些钱就不会被查出。”
　　而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局长曾涛，采取的是有选择受贿的办法，在不同级别的人面前，有不一样的脸孔。“普通职工的一概不收。我的这种虚伪行为蒙骗了很多群众。但对有职位的处级干部的‘朝贡’，我笑纳了。”就这样，他在清廉和贪婪之间切换自如。 　　近百份悔過书中，多数官员的堕落都是“温水煮青蛙”般的渐变过程。
　　梁宗林是江苏省盱眙县农委渔业科原科长，2008年，他明知盱眙县贝加尔虾业达不到申报江苏省高效设施渔业项目要求后，仍积极帮助审核申报并提交研究，100亩的水面获取了60万元项目资金，而他个人收取了6万元好处费。梁宗林思想防线的崩塌正始于这6万元。直到案发，他才知晓，行贿人隔三差五送上的三五千元累计达17万余元。
　　透过忏悔书，还能发现一些知名公共事件的细节。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称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的一起经济犯罪案件”，其以“涉案金额之大、人员之多、案件之复杂、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之严重”，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李纪周即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通过厦门的领导认识了赖昌星，“赖看中公安部这个重要部门和我这个副部长的重要职务，同我拉关系，多次送给我钱物，我都接受了”。
　　“我拿了人家的钱物，就成了他的俘虏。”李纪周写道。

都记得第一笔贿款

　　不约而同的是，贪官中的大部分人，都记得自己收受的第一笔贿款。
　　四川省古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文云碧，是被3000元打开了心中的贪欲之门。“当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二十三个煤矿老板以拜年为由找到我时，我再也无法悬崖勒马”，4年里，他累计收受红包63.6万元。有官员反思，收红包“看起来是小节，但小节守不住，就很难守住大节”。
　　海南省盐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邢福煌在收到第一笔巨额好处费后，“脑子一片混乱”，但30万元的巨大诱惑又使得他舍不得拒绝，防线彻底崩溃，他给自己这样的心理安慰：按惯例应给的好处费，恐怕算不上受贿，别人也不会知晓。
　　而这并非个例，抱有侥幸心理，用“‘一对一’交易风险不大”说服自己坦然接受好处，是不少贪官第一次受贿时的真实心态。
　　许多贪官的“第一次”也很惶恐。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原副巡视员王世坤第一次伸出手后，“心里非常害怕，连续几天睡不着”;云南省永善县墨翰乡原党委书记陈勇第一次收钱时，害怕被人发现断送前程，“好几天没有睡好觉”。
　　不过，这样的惶恐，在之后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说服中，在行贿者一次又一次的主动行贿后，逐渐淡去。陈勇的一句话也是大多数官员的心态：“从那以后，我就管不住自己了。”
　　此后，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看似安全的贪官们过起了两种人生，以两种不同的面目示人。
　　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在悔过书中写道：“这些年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中切换。”在工作岗位和业余生活中，他是“正儿八经的领导”，读书、运动、一副正人君子的形象;在放松的时间和特殊场合，“依然纵欲而为”。
　　然而在众多忏悔书的叙述里，这样的双面人生并不牢靠，也不让人安心。
　　2014年春夏之交，海南教育系统官场“地震”，看着一篇篇贪官落马报道，符军如坐针毡。那一阵子，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他不敢接;遇到纪委、检察院的熟人，他躲着走;就连看到警车，他也会心惊胆战。焦虑与煎熬之中，他走向自首。惶恐之情在他写下的忏悔书中显露无遗。
　　（周雪晶荐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