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常是漫长的、不愉快的、难过的。我的田野之旅最后阶段更是如此，被迫坐得笔直，像个老姑婆啜饮瓶装矿泉水，全副注意力都放在我汹涌作呕的肠胃，同时间，飞机上以超大音量播放法国调情电影，供我取乐。撒哈拉沙漠消失于我的脚下。
　　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出聪明点子，要在换机的罗马停留一晚。我眼前浮现美丽景象──安静凉快的房间，微微浆过的干净床单。绿叶繁茂的树影洒落床铺；或许还有宁静的喷泉。
　　下机后，我发现自己虚弱到无力提行李，只好放到寄放处。我看着宝贵的田野笔记、相机消失于张大嘴的门后，怀疑它们还会现身，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疯狂到与它们分离。紧紧抓在我手上的是因旅行而污损的衣物，牧师娘给我的裤子吸引优雅的罗马人好奇注视，狂野双眼与憔悴面容则招来轻骑兵行注目礼。
　　我找到房间，又热又吵，灯光闪烁嗡响，价格高到离谱。这正是渴望与现实的真正关系。我躺下睡觉。
　　一般人较少注意非洲村落与欧洲城市的最大差别在时间的流逝。对习惯农居生活节奏、脑袋里只有季节而不知今夕何夕的人而言，都市住民似乎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营营碌碌呼啸而过。漫步罗马街头，我觉得自己就像多瓦悠巫师，神秘的缓慢速度标示出我的仪式角色与身旁日常活动的差异。小餐馆的菜色太多，我无力应付：多瓦悠生活的别无选择使我失去决定能力。还在多瓦悠时，我成日幻想狂吃痛饮；眼前，却点了火腿三明治。
　　人们老是警告我在罗马免不了被抢、被打、惨遭当街劫掠，我特地只带足够买火腿三明治的钱。或许我对接下来的际遇不该吃惊，返回灯泡嗡嗡作响的旅馆房间，门上铰链已被撬开，东西被洗劫一空：飞机票、护照、钱，甚至我从多瓦悠带回来的衣物也都不翼而飞。旅馆人员坚称他们不负责行李保管责任，我的西非式愤怒尖叫能力虽令他们钦佩，却于事无补。我火速检查口袋，全身只余一英镑。这种情形，下一步很明显。我走进餐馆，省略火腿三明治，直接点了一杯啤酒，哀悼我的不幸。餐馆主人是个壮硕古怪的人，摸清我的国籍、职业、婚姻状况后，拿出一张翻到破烂的照片，上面是他的大群可爱孩子。他说曾在韦尔斯做过战俘，略带腼腆说韦尔斯女孩非常热情。不久，我也对他倾吐遭遇。
　　他以奇怪的罗马/克尔特口音说：“所以，你没钱、没机票、没身份证明。”我说是的。他说：“那我借你一万里拉。”他拿出一叠纸钞放在吧台上。我点了一份火腿三明治。在我的困惑状态里，这种超乎寻常的慷慨似乎不比我先前的可悲遭遇更不可思议。我又摆荡回田野工作的备档心情。
　　我的恩人打电话给英国大使馆，我则闷然不悦还要和官僚打交道，想象自己在罗马无止尽奔波，拿着公文四处盖章，还要挣脱小孩的包围纠缠，才能登上飞机。他和大使馆说好了。我先到警局作笔录，然后大使馆会安排我遣送回国。“遣送”听起来好像上镣铐运回国。
　　警察局挤满愤怒、绝望、沮丧的各国观光客，全惨遭罗马青年的劫掠。许久之后，我终于被带到地下室深处的办公室，由一个警察询问。“你在火车站被抢？”“不是，在旅馆。”他哼了一声，记下来。“损失什么？”我一一列出丢掉的财物。“多少现金？”“大约一千英镑。”他蹒跚走开。
　　另一个警官出现，一言不发，将一个眼神狂乱、浑身毛发惊人、手戴镣铐的男人安置在我对面椅上，转身离去。那名男子弯身向前，疯狂瞪视我。我们都知道如果此刻我转开眼神，他就会掐死我。他瞪着我，我也回瞪他。两人都不说话。不知过了多久，询问我的警察终于回来，完全无视多毛男子，叫我签笔录。书写漂亮的意大利文并不难解。上面宣称我在火车站被抢了一千英镑。我可受过比这更不堪的官僚待遇，高高兴兴地签了名。
　　现在我该进攻大使馆了。那里又是大批惨遭蹂躏的观光客，由一个面容严厉、嘴角紧抿的领事馆女性人员发落。她正对一个非常年轻、肮脏、穿着破牛仔裤的女孩说教。“这是你第三次在火车站被抢。我们没法一直补发护照给你。我要打电话给你的父母。”那位浪荡的流浪女嗤之以鼻：“他们在乎吗？”领事馆人员紧抿双唇表示不满：“我要打电话给你父母，在这里等着。”她转身离去，留下我们面面相觑，对年轻女孩感到同情、难堪与好奇。女孩以挑战眼神望着我们。我前面的男人对她说了些什么，她开心笑了，一起走开，坐到窗边的椅上。我则再度掉入生命暂时停摆的状态。
　　终于，那位一本正经的领事馆人员回来了。“过来。我已经和你的父母商量好，我们先预支一笔钱给你回英国，但是你不能继续留在意大利。明天就走。”
　　我们颇感紧张，觉得那位少女绝非含羞紫罗兰，肯乖乖接受安排。出乎我们的意料，她甜甜蜜蜜地笑道：“没关系，亲爱的。这个家伙，”她指指刚才和她说话的男人，“邀请我去住在他的游艇上。”说完，两人联袂在我们沉默的热烈喝彩中离去。
　　我的案件处理则属一般流程。她嫌恶地瞄了我的裤子一眼，撅嘴表示不满，便安排了我的遣返。我小心调整自己的陈述，以符合笔录所载。
　　阔别十八个月，我终于回到英国，身无长物，只有一件破裤子、七本记载西非洲笔记的破烂练习本、一架蒙了沙的相机，还有一份意大利文笔录。我瘦了四十磅，黑得像炭，眼白发黄。
　　让数学家颇感困扰的矛盾之一是爱因斯坦的时光旅行者。他以极高速航行宇宙数个月，回到地球，却发现已过了十年了。人类学旅行者正好相反。他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待了不可思议之久，思索宇宙之谜，快速老化。当他回到家乡，却仅仅过了数月。他种下的橡实并未长成大树；时间太短，嫩芽还来不及探头。他的小孩并未变成大人；唯有最亲近的朋友，才注意到他曾离开过一段时间。
　　世界少了他依然正常运转，这实在太侮辱了。当人类学旅行者远行异乡，寻找印证他的基本假设，旁人的生活却不受干扰、甜蜜行进。他的朋友继续搜罗成套的法国炖锅。草坪下的刺槐依旧长得很好。
　　返乡的人类学者不期望英雄式欢迎，但是某些朋友的平常以待实在太过分了。返家后一个小时，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简短说：“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但是大约两年前，你丢了一件套头毛衣在我家。什么时候要来拿？”你觉得这类问题岂在返乡先知的思虑范围内？ 　　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现在“作为英国人”对我而言，就像“假扮多瓦悠人”般作态。当朋友与你讨论一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时，你发现自己居然怀抱一种疏离的严肃态度，好像在多瓦悠村落与人讨论巫术一样。这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更因举目望去都是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更加严重。
　　举凡和购物有关的事都变得非常困难。看到超级市场的货架沉重呻吟堆满食物，我不是作呕厌恶，就是无助发抖。我会连绕三圈仍无法决定买些什么，或者疯狂大买奢侈商品，因害怕被人抢走而恐惧抽噎。
　　长期独处后，礼貌性谈话也变得非常艰难，一些小事则带来无限满足。我疯狂迷上奶油蛋糕；另一个从田野场回来的朋友则不可自抑大啖草莓。自来水、电力真是神奇。同时间我染上怪癖，百般不舍丢掉空瓶子或纸袋；它们在西非洲可是珍贵之物。一天里最棒的时刻莫过早上醒来，发现我已不在非洲，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穿过全身。我的笔记丢在书桌全没整理；连续好几个月，只要看到或碰到它们，我都感到恶心。
　　最奇怪的心理经验是目睹我数个月前从非洲寄出的瓦瓮抵达。当初，我细心用多瓦悠布疋包裹它们，装在铁制行李柜里，上面贴了四种语言的“易碎物品”警语标志。接到自己寄的包裹本来就是奇怪经验；微带一种人格分裂的味道，尤其寄件的我对收件的我而言，已经逐渐变成陌生人。
　　此刻，你不可能不评估此行损益。我当然学知了西非洲某个无足轻重小民族的许多事情。田野工作的完成与否完全是定义问题而非事实认定。我可以继续待在多瓦悠兰五年，获致微小的研究成果，却仍无法穷尽“了解一个全然陌生民族”的研究目标。但是想要获得特殊成就，总要有一般能力做基础。现在我阅读人类学文献有全然不同的眼光，能察觉某些句子是刻意模糊、逃避或者勉强，也能察觉某些数据不恰当或无关。若非去了多瓦悠兰，我不可能有此能力。我的研究也让其他有兴趣的人类学者工作起来较轻松。我甚至认为我在解开多瓦悠宇宙观上的成果，验证了某些常用的解释模型与文化象征间的关联。整体而言，我的研究结论颇站得住脚，我很满意它们在整体人类学的地位。
　　至于我个人有了许多改变。与其他田野工作者一样，我的健康毁了一阵子。我曾对第三世界文化与经济的最终救赎怀抱模糊的自由主义信念，现在则遭重击。这是返乡田野工作者的共同特色，当他们像返回地球的航天员一般踉跄笨拙地游走于自己的文化时，只能莫名感激自己是西方人，生活在一个突然间变得珍贵万分也脆弱无比的文化里；我也不例外。但是人类学田野工作会阴险让人成瘾。田野工作的宿醉头疼不比厌恶疗法更有效。返乡数周后，我打电话给那个当初鼓动我投入田野工作的朋友。
　　“啊，你回来了。”
　　“是的。”
　　“乏味吧？”
　　“是的。”
　　“你有没有病得要死？”
　　“有。”
　　“你带回来的笔记是否充满不知所云的东西，而且忘了问许多重要问题？”
　　“是的。”
　　“你什么时候要回去？”
　　我虚弱发笑。但是六个月后，我回到多瓦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