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余世存的新书《中国男》写点评论之语,可突然感觉到很难下笔。
　　关注余世存的文字已经好几年了。余世存是体制外的人,他的文字便有了诸多“体制外”的意味。
　　与余世存缘悭一面,所知尽在神交。他应该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率性而为,率真而活。在世俗的眼中,他本有一个极好的出身和前程,晋身的阶梯也已经修筑完毕,顺着既有的轨道走下去,他便会荣华富贵,前程锦绣。可余世存不知动了什么心思,非要从通向成功和奢华、人人羡慕的“人生快车”上飞身跃下,落窠于草根,起步于莽原,在没有路的沙漠上跋涉。北京大学毕业生、中学教师资格、国家官员身份、报社编辑职业,这些在别人眼中炙手可热的铭牌和身份,余世存弃之如敝履,毫不可惜地甩在身后,大步流星地在他认定的荒漠上前行。这种人,不是另类,便是志存高远,心胸远大。
　　作为自由撰稿人,余世存的新作《中国男》,依旧关注的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他早几年的著作《非常道》、《常言道》一样,余世存坚守在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沉淀池中,打捞、磨洗那些历史记忆的碎片,为我们重新拼凑一幅幅带着强烈“余氏”印记的历史图像。《中国男》应该说是余世存的读史人物笔记,是“用话语涂绘的人物肖像画册”。
　　《中国男》类似司马迁《史记》中的“列传”,余世存选择了41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冠之以衰人、过人、士人、圣人、强人、译人、才人、牛人、悲人、寡人等等最腐朽的界定之语,在定性与描述之间,先是给读者设定了一个尖锐冲突的场面。
　　选择本身就是明显的价值判断和臧否取舍。为什么单单是这41人,而不是其他同样或精彩或叛逆或撩人心弦的“非常之人”,评判的标尺在余世存的心中,别人无从置喙。然而,余世存的过度张扬不仅仅是在“选择”上,而是他将这41个历史人物,像捏面人一般,完全塞进了他的语境和时空之中,让这些过去时代的皇帝、遗老、军阀、旧臣、思想家、改革者、阿谀之人、叛逆之徒,完全成了他余世存思想的代言人和旁证者。余世存的百无禁忌和胆大妄为于此得到了充分展现。这正是体制外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优势。
　　《中国男》的第一篇是“衰世中的男人”龚自珍。余世存是将龚自珍做为大变局中的天才来推崇的。“在这种文明衰败并且要见光死之际,汤显祖的梦已经做完了,李贽自杀了,徐文长疯了,顾、王、黄们的眼泪也哭干了,容若公子夭折了,曹雪芹的红楼不了也了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更痛切地感受做一个华夏文明人的耻辱和败落。第一个感受这种耻辱和败落的天才男儿是龚自珍。”
　　当然,这个天才既无能贡献于国是,又无能跟他身处的文明决裂,只能把精力发泄到别处,所有传统文明最好的或最猎奇的心态世态他都经历过了,最后,只剩下一片“万马齐喑”的衰世局面。有论者指出,“在全书的开卷处,龚自珍傲然独立,俨然是作者的自画像,也是通向本书各条路径的守门人。”
　　余世存论闻一多,是把他放在“诗人多面相”中考量的,这多多少少让闻一多饮弹特务枪口之下的高大形象打了一点折扣。闻一多在大学讲课时,常常是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然而,西安事变发生后,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一致反对张学良,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教授,此时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余世存说,闻一多的热血、耿直似乎遮蔽了他的丰富,但实际上,透过他生活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了解,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文化中所谓的狂狷之士。余世存的这个判定,相信是游离于大多数人对闻一多的思维定势之外的。
　　余世存津津乐道于张静江。称他是“奇人”,是“人杰开辟新世纪”。
　　张静江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谜”。他长袖善舞,长于经商和经营,出身豪门,家产万贯,而又忠义诚信,向往革命。余世存感慨道:“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展。”余世存正是把张静江放在这样的语境中来赞颂的。
　　张静江游历于欧洲,经商致富。1905年,他乘船外出办事,得知孙中山也在船上,便去拜访。他说,愿助孙中山成革命之事,若需资金,尽管言说。张静江将地址留给了孙中山,并约定以英文字母ABCDE为暗号,分别代表1至5万法郎,需要多少,张静江一定奉上。两年后,东京同盟会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万般无奈之际想起了张静江的邂逅与约定之事,便往巴黎拍了一个电报,电文只一“C”字。黄兴等人大惑不解,说孙中山幼稚可笑,滑稽荒唐。有人嘲笑说:“仅凭一个C字,能讨来3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数日后,果然有3万法郎由巴黎汇至东京。张静江如约践诺!
　　张静江后来的所有奇绝之事,由此找到了渊薮。
　　余世存特别欣赏张静江家的故居:张静江故居在湖州古镇南浔,是典型的江南豪宅。大厅内有清末状元张謇所题的匾额“尊德堂”,中堂系谢公展的画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则为翁同龢(同治光绪两代帝师)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著名对联。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已泽亲朋,更惠及后世。
　　学者朱大可与余世存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为《中国男》一书所写的序言,充满着理性的思辩和剖析。朱大可说:世存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和志愿者,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却长期保持言说的独立性。职业和生活的剧烈变动,并不能改变他的这一信念。这是大多数当代学人所望尘莫及的。知识分子被视为世界真理和历史真相的代言人,但有一些人背叛了这种社会属性,沦为世俗势力的奴隶,心安理得地书写着公共谎言;而把历史叙事的通俗化当做摇钱树,则引发了另一场叙事灾难。这两种阴郁的势力夹击着独立史学,令其难以获得呼吸的空间。这部人物志是一种犀利的尝试,它不但试图喊出历史人物的真相,而且要为那些真相下定义,从中找出符合人本主义精神的造像。在转型中的中国阅读这样的好书,犹如寒夜里面对浓酽的好酒。
　　余世存可能无暇坐下来品这杯好酒。他永远在路上,他还在北京“漂”着……据说,他骑一辆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踽踽独行,坚定不移地找寻着思想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