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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奈伊斯·宁(Anais Nin,一九○三——一九七七)并不是以文学成就而出名的女作家。比如我第一次听说安奈伊斯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卖相不错的法国香水的牌子,就叫“安奈伊斯·安奈伊斯”(Anais Anais)。那种香水装在白色的瓷瓶里,白底上盛开着大朵大朵绚烂艳丽的花。第一次知道安奈伊斯是个作家则是在北美的大连锁书店的情色文学部分,她的几本书赫然在架。而且在各种女性情色文学选集中,安奈伊斯·宁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
后来稍加留意,就知道安奈伊斯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巴黎和五六十年代纽约、洛杉矶文艺圈中的一个有趣的角色。她那娇小的如少女般的身影,细致又时时带着戏剧化表情的脸,以及那典雅又藏着几许异国情趣的衣着打扮,共同创造了一个由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的“品牌”。当然最使她出名的还是她与亨利·米勒的亦文友亦情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被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电影《亨利与琼》(Henry and June)加以通俗化和传奇化;还有她那“臭名昭著”的《安奈伊斯·宁日记(一九三一——一九六六)》。这七大本日记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八五年间在欧美各地陆续出版,日记的原稿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收藏,一般人很难见到。
对如此一个私生活丰富有趣的“尤物”,可想而知,传记作家们当然不会放过。自一九七七年安奈伊斯·宁死后,有关安奈伊斯·宁的传记已不下十余种。而其中佼佼者当推蓓尔(Deirdre Bair)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安奈伊斯·宁传记。作为大学教授的蓓尔写人物传记有史有据,但又流畅可读。她写的萨缪尔·贝克特的传记于一九八一年获国家图书奖,写于一九九○年的西蒙·波伏瓦的传记也深受好评。也许正是有关于另一位女性作家的写作在先,这本安奈伊斯·宁的传记在看似平实流畅的故事叙述中,其实隐含着很多令读者思索的一些女性问题:如现代女性与自我,女性的写作方式,女性的性与性别是怎样建立在与她周围的男人与女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上,如母亲、父亲、丈夫、情人以及女友等等。
尽管从安奈伊斯·宁的社会身份看,她属于一个传统的依赖丈夫生存的有闲阶级的“夫人/太太”,但她那“背道忘义”十分开放的私生活以及她那些大胆实验的日记写作使她在六七十年代文化反叛和女性主义高涨期间被一度偶像为女性主义的先驱。她那极度主观化、私人日记式的写作被视为女性写作的一种典型。当政治文化的大潮退去,安奈伊斯·宁更多是以“人物”而不是“写作”留名于史。虽然她曾经引以为耻的几本色情小说成为畅销书和研究女性情色文学的范本,但她一生用尽心机、绞尽脑汁所追求的“艺术家”目标还是有一步之遥。不过她的日记作为文化史和精神分析的案例,也作为私人写作、“身体写作”的始作俑者,也许对我们今天的女性写作的理解和批评不无裨益。
要理解安奈伊斯·宁日记的存在意义,首先得稍微了解一点她作为一位现代人的个人生活。安奈伊斯·宁在其一生中,不仅有许许多多的情人和一夜情关系,而且在其晚年,竟然“法”定下两个丈夫,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纽约。这种双重生活她维持了有二十年之久。这种把自我建立在对爱和亲密关系的极度渴望和占有之上的行为方式,与她的早年生活有关,也影响了她后来的自我形成和写作方向。
安奈伊斯·宁在古巴出生,她出身于一个古巴贵族之女和一个西班牙音乐家的家庭。但这个家庭在她很小时就破碎了。她父亲是个天才音乐家但也天生的风流成性。安奈伊斯很早就随父母在欧洲各地表演而漂移迁居,习得多种语言。一九一三年她十岁时父亲终于抛弃了母亲和三个孩子。十一岁的她跟随被弃的母亲迁居纽约。二十岁(一九二四)时又随在银行工作的丈夫雨果(Hugh Parker Guiler,爱称Hugo)移居巴黎。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首次接触现代派作品如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亨利·米勒等人的著作,并开始了她的写作尝试,与当时巴黎的艺术家共同体验着最初一代现代人的艺术和生活。“二战”爆发,一九三九年冬安奈伊斯随夫搬回纽约。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她结识了很多流浪的艺术家,他们同她在巴黎认识的那些人一样,是本世纪现代派的始作俑者,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欧洲的精神分析的最早实践者。不过,安奈伊斯·宁在美国东岸并不愉快,她认为自己的艺术之根是在法国,美国文化的“平庸”和“粗鄙”也不接受她那“细致入微”的内心生活和“超现实的写作”,尤其主流商业出版社。虽然雨果为她提供了纽约城内的高级公寓和欧洲或墨西哥的假期,以及各种出入上层人物聚会沙龙的机会,她总是觉得自己在东岸不仅无根而且不被赏识。后来闯入她生活的一个普通男人鲁伯特(Rupert Pole)把她带到了西岸,在那里,安奈伊斯建立了另一个秘密的家庭生活和艺术圈子,使她体验了另一重自我。从一九四七年春天开始了她每年在东西两岸穿梭的双重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七年她去世。有趣的是,当时已经出名的她,在《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登的讣告都是两个版本,一个是G夫人,一个是P夫人。
可以说,安奈伊斯的生命是充满了漂泊、分裂和别离的一生。不仅在物质和处所,而且在文化、语言和精神层面。这种生命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代表了二十世纪个人生存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有在理解了这种极度紧张、分裂、游移、不安全和寻找归属的生命背景上,我们才能理解日记对女性生存的至关重要。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安奈伊斯的日记是她十一岁时开始的,就在被弃的母亲带着孩子从欧洲移居纽约的途中。她最初的日记是以信的形式出现,对象就是那个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却又移情别恋永远缺席的父亲。渐渐,正进入青春期的敏感的安奈伊斯几乎完全依赖日记来建立自我与外面世界游移不定的关系。据传记称,她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日记上,而写日记成了她少女时代与世隔绝的最好的借口。“我决心不在家人之外交朋友,也不再需要其他感情。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会在哪里待下去。而当离别的时候,分离的痛苦无法让人忍受。”日记为她屏蔽出一块自我的天地,在那里,她可以避开外部世界的干扰和威胁,同时可以随心所欲地建立一种想象但永远忠诚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安奈伊斯代表了现代人的最初生命体验,那么日记这种形式在她那里正是作为一种安全毯(Security Blanket)的形式给了现代自我以一种时间和地点的连续和归属感。
这里要加上几句关于安全毯的解释。我最初对安全毯的认识是通过一位好友的两岁的女儿。那年,她刚刚被人从国内的外公、外婆家带回到在加拿大的父母身边。可以看出,这个虽只有两岁的孩子,对陌生的环境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每次门开,她都要走过去看是不是外公、外婆。她小小的手中总是攥着一块小毛毯,无论走到哪里。小毯子已经在地上拖得很肮脏,可她的母亲怎么也无法说服她放弃这块毯子,甚至换下来洗一洗。那孩子是一睁眼就抓着它,晚上睡觉也不离手。
后来我看了儿童心理学的书才知道这其实是儿童成长时期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安全毯现象。在孩子早期的自我发展中,建立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一块长期陪伴她的毛毯或玩具就是小孩子能够认同的物质存在,可以随她移来移去而不变化,因而它为她制造了一种熟悉感和安全感。
当我们长大成人,好像是走出安全毯的阶段。但事实上,这种归属情结和在陌生中寻找熟悉的渴望将贯穿着我们的一生。不妨仔细观察和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安全毯情结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对家乡故乡的留恋,甚至在饮食习惯、文化语言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安全毯情结的痕迹。
后来稍加留意,就知道安奈伊斯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巴黎和五六十年代纽约、洛杉矶文艺圈中的一个有趣的角色。她那娇小的如少女般的身影,细致又时时带着戏剧化表情的脸,以及那典雅又藏着几许异国情趣的衣着打扮,共同创造了一个由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的“品牌”。当然最使她出名的还是她与亨利·米勒的亦文友亦情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被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电影《亨利与琼》(Henry and June)加以通俗化和传奇化;还有她那“臭名昭著”的《安奈伊斯·宁日记(一九三一——一九六六)》。这七大本日记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八五年间在欧美各地陆续出版,日记的原稿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收藏,一般人很难见到。
对如此一个私生活丰富有趣的“尤物”,可想而知,传记作家们当然不会放过。自一九七七年安奈伊斯·宁死后,有关安奈伊斯·宁的传记已不下十余种。而其中佼佼者当推蓓尔(Deirdre Bair)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安奈伊斯·宁传记。作为大学教授的蓓尔写人物传记有史有据,但又流畅可读。她写的萨缪尔·贝克特的传记于一九八一年获国家图书奖,写于一九九○年的西蒙·波伏瓦的传记也深受好评。也许正是有关于另一位女性作家的写作在先,这本安奈伊斯·宁的传记在看似平实流畅的故事叙述中,其实隐含着很多令读者思索的一些女性问题:如现代女性与自我,女性的写作方式,女性的性与性别是怎样建立在与她周围的男人与女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上,如母亲、父亲、丈夫、情人以及女友等等。
尽管从安奈伊斯·宁的社会身份看,她属于一个传统的依赖丈夫生存的有闲阶级的“夫人/太太”,但她那“背道忘义”十分开放的私生活以及她那些大胆实验的日记写作使她在六七十年代文化反叛和女性主义高涨期间被一度偶像为女性主义的先驱。她那极度主观化、私人日记式的写作被视为女性写作的一种典型。当政治文化的大潮退去,安奈伊斯·宁更多是以“人物”而不是“写作”留名于史。虽然她曾经引以为耻的几本色情小说成为畅销书和研究女性情色文学的范本,但她一生用尽心机、绞尽脑汁所追求的“艺术家”目标还是有一步之遥。不过她的日记作为文化史和精神分析的案例,也作为私人写作、“身体写作”的始作俑者,也许对我们今天的女性写作的理解和批评不无裨益。
要理解安奈伊斯·宁日记的存在意义,首先得稍微了解一点她作为一位现代人的个人生活。安奈伊斯·宁在其一生中,不仅有许许多多的情人和一夜情关系,而且在其晚年,竟然“法”定下两个丈夫,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纽约。这种双重生活她维持了有二十年之久。这种把自我建立在对爱和亲密关系的极度渴望和占有之上的行为方式,与她的早年生活有关,也影响了她后来的自我形成和写作方向。
安奈伊斯·宁在古巴出生,她出身于一个古巴贵族之女和一个西班牙音乐家的家庭。但这个家庭在她很小时就破碎了。她父亲是个天才音乐家但也天生的风流成性。安奈伊斯很早就随父母在欧洲各地表演而漂移迁居,习得多种语言。一九一三年她十岁时父亲终于抛弃了母亲和三个孩子。十一岁的她跟随被弃的母亲迁居纽约。二十岁(一九二四)时又随在银行工作的丈夫雨果(Hugh Parker Guiler,爱称Hugo)移居巴黎。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首次接触现代派作品如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亨利·米勒等人的著作,并开始了她的写作尝试,与当时巴黎的艺术家共同体验着最初一代现代人的艺术和生活。“二战”爆发,一九三九年冬安奈伊斯随夫搬回纽约。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她结识了很多流浪的艺术家,他们同她在巴黎认识的那些人一样,是本世纪现代派的始作俑者,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欧洲的精神分析的最早实践者。不过,安奈伊斯·宁在美国东岸并不愉快,她认为自己的艺术之根是在法国,美国文化的“平庸”和“粗鄙”也不接受她那“细致入微”的内心生活和“超现实的写作”,尤其主流商业出版社。虽然雨果为她提供了纽约城内的高级公寓和欧洲或墨西哥的假期,以及各种出入上层人物聚会沙龙的机会,她总是觉得自己在东岸不仅无根而且不被赏识。后来闯入她生活的一个普通男人鲁伯特(Rupert Pole)把她带到了西岸,在那里,安奈伊斯建立了另一个秘密的家庭生活和艺术圈子,使她体验了另一重自我。从一九四七年春天开始了她每年在东西两岸穿梭的双重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七年她去世。有趣的是,当时已经出名的她,在《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登的讣告都是两个版本,一个是G夫人,一个是P夫人。
可以说,安奈伊斯的生命是充满了漂泊、分裂和别离的一生。不仅在物质和处所,而且在文化、语言和精神层面。这种生命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代表了二十世纪个人生存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有在理解了这种极度紧张、分裂、游移、不安全和寻找归属的生命背景上,我们才能理解日记对女性生存的至关重要。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安奈伊斯的日记是她十一岁时开始的,就在被弃的母亲带着孩子从欧洲移居纽约的途中。她最初的日记是以信的形式出现,对象就是那个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却又移情别恋永远缺席的父亲。渐渐,正进入青春期的敏感的安奈伊斯几乎完全依赖日记来建立自我与外面世界游移不定的关系。据传记称,她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日记上,而写日记成了她少女时代与世隔绝的最好的借口。“我决心不在家人之外交朋友,也不再需要其他感情。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会在哪里待下去。而当离别的时候,分离的痛苦无法让人忍受。”日记为她屏蔽出一块自我的天地,在那里,她可以避开外部世界的干扰和威胁,同时可以随心所欲地建立一种想象但永远忠诚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安奈伊斯代表了现代人的最初生命体验,那么日记这种形式在她那里正是作为一种安全毯(Security Blanket)的形式给了现代自我以一种时间和地点的连续和归属感。
这里要加上几句关于安全毯的解释。我最初对安全毯的认识是通过一位好友的两岁的女儿。那年,她刚刚被人从国内的外公、外婆家带回到在加拿大的父母身边。可以看出,这个虽只有两岁的孩子,对陌生的环境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每次门开,她都要走过去看是不是外公、外婆。她小小的手中总是攥着一块小毛毯,无论走到哪里。小毯子已经在地上拖得很肮脏,可她的母亲怎么也无法说服她放弃这块毯子,甚至换下来洗一洗。那孩子是一睁眼就抓着它,晚上睡觉也不离手。
后来我看了儿童心理学的书才知道这其实是儿童成长时期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安全毯现象。在孩子早期的自我发展中,建立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一块长期陪伴她的毛毯或玩具就是小孩子能够认同的物质存在,可以随她移来移去而不变化,因而它为她制造了一种熟悉感和安全感。
当我们长大成人,好像是走出安全毯的阶段。但事实上,这种归属情结和在陌生中寻找熟悉的渴望将贯穿着我们的一生。不妨仔细观察和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安全毯情结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对家乡故乡的留恋,甚至在饮食习惯、文化语言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安全毯情结的痕迹。